作为符号的仪式与节庆：文化史家的跨学科研究路径

2015-03-28张炜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6期

关键词：文化史跨学科仪式

张　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作为符号的仪式与节庆：文化史家的跨学科研究路径

张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要：仪式和节庆是人类生活中较为正式的行为方式和习俗。欧美文化史家充分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重视仪式、节庆活动的符号学意义，是对实证主义历史研究的有益补充。时至今日，仪式和节庆已经成为史学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该项研究也堪称跨学科研究的典型一例。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在于从各个历史时期的仪式与节庆活动中找出“变与不变”的要素，借以分析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文化的演进与发展。这是历史学者从事该项研究的主要学术意义。

关键词：符号；仪式；节庆；文化史；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K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6-0041-07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6.006

Abstract:Rituals and festivals are often treated as formal ways of behavior and customs in the human life. Cultural historians fully borrow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theoretical methods of anthropology, sociology, folklore and other disciplines,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emiotic meaning of rituals and festivals, which functions as a useful complement to positivist historiography. Rituals and festivals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part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by now. This kind of study also is one of the typical case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istorians’ main task is to find the elements of change and status quo from ceremonial and festival activities in specific periods, so a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is the key point of its academic significance.

收稿日期：2015-05-18

作者简介：杨宏芹(1972-)，女，湖北宜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德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仪式(Ritual)和节庆(Festival)指代人类生活中较为正式的行为方式和习俗，两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相比而言，仪式更具宗教性，而节庆活动则具有较多世俗性。例如，《牛津词典》把“仪式”定义为：(一)在宗教或其他庄严庆典中的正式程序或行动；(二)一国、某阶级的人普遍或常见的习俗、习惯或行动，现在专指宗教或崇拜行为。而节庆则被一些学者看做是“一种表达某种感情的、精密的传统形式，不限于宗教场合”。[1]自19世纪以来，仪式与节庆活动从鲜有历史学家问津，到被逐步纳入正规的历史写作，并在最近数十年间愈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这一学术发展历程中，欧美文化史家的努力不容忽视。他们不仅将研究目光最早聚焦于此，而且在研究中紧跟19世纪以来各种相关学科的发展脚步，借鉴其有益的视角与理论，深入挖掘人类不同历史时期仪式与节庆活动的意义和作用，为更加全面地理解各时代的特性及重要人物、事件做出了卓越贡献。近年来我国有学者已注意到了欧美史学界有关仪式问题研究的学术史①参见吴晓群《仪式的史学解读》，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从跨学科的视角进一步梳理这一学术史的发展脉络，评述各阶段代表性成果的研究特点、价值及引发的论争，展现文化史学者百年来在仪式与节庆研究方面做出的功绩。通过这种梳理，以期加深我们对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的跨学科研究的理解，并对我们重新看待文化的功用和地位有所助益。

一、经典文化史中的仪式与节庆

自1800年至1950年这一时期，可以称作文化史的“经典”时代。[2](P.7)在此期间涌现的一批著作，铸就了文化史上“伟大的传统”。此时的文化史学家们关注的是经典作品——也就是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学科中杰出作品的“典范”——的历史。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堪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化史学家。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通过对各种艺术、习俗和文学作品特点及其联系的分析描述，力图把握某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Zeitgeist)。[2](PP.7-8)

19世纪早期，文化史是一个公认的学术领域，并被视为政治史的补充。[3](P.95)到19世纪中叶，政治史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追随者将文化史斥之为末流或业余爱好，因为文化史所依据的不是档案馆里保存的国家文件，它也无助于完成建立民族国家的重任。[4]尽管如此，文化史仍是一个虽小但被承认的特殊领域。[3](P.54)布克哈特于1860年首次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CivilizationoftheRenaissanceinItaly)即体现了19世纪最初几十年与“文化史”这一术语相关的观念。[3](P.69)该书对政治事件的历史关注不多，而将主要的篇幅用于唤回过往的文化，重点放在他所说的在这一过程中“反复的、经常出现的、典型的”因素上。[2](P.9)其中，就有对节庆活动的高度关注。

布克哈特指出，他转向研究民间节日庆典当中的游行和演出情况，并不是任意决定的。因为在意大利，一种全民族共有的艺术和文化赋予这些表演以一种更高的和更普遍的特点。[5](P.397)他特别强调，节日演出的充分发展是与近代精神在15世纪获得决定性胜利相联系的。[5](PP.398-399)布克哈特通过描述节日期间食物的准备、人们在家里和在隆重场合的着装，以及宗教仪式、洗礼、婚礼和游行等内容，意在捕捉这一时期首先在意大利出现的人类个性的新意识以及新社会价值观的发展。[3](P.78)

赫伊津哈则宣称，文化史家的主要目标是描绘文化模式。换言之，就是要描述一个时代具有特征性的思想与情感，以及它们在艺术和文学作品中的表达与体现。[2](P.9)他在1919年首版的《中世纪的秋天》(TheAutumnoftheMiddleAge)一书中实践了自己的想法，把形式或行为规范放在中心位置上。根据赫伊津哈的看法，“一个时代的热烈、狂放的精神”需要一个形式化的框架。[2](P.10)据此，节庆被看做是表现欢乐的最佳手段。他认为，民俗节日和教会节日分离，民俗节日在15世纪确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教会节日由于其仪式气派庄重，宫廷节日由于骑士精神而气势恢宏，街头表演由于其异教色彩而狂放色情。[6](P.8)有趣的是，虽然赫伊津哈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与布克哈特有相当多的趋同之处，但其立场与观点却与布克哈特恰恰相反。该书“不是把这个时期当作宣告文艺复兴来临的时期，而是把它当作中世纪思想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当作一株硕果满枝、充分成熟、发育完全的果树”。[6][PP.25-28]他进而指出，新兴的人文主义和垂暮的中世纪精神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6](P.348)

值得一提的是，赫伊津哈已经对日常生活的符号问题给予了关注。他为了写作这本杰作而专门学习了人类学。他在一篇自传性的论文里写道，他早年阅读过泰勒(Edward Taylor)的著作《原始文化》(PrimitiveCulture,1871)，那本书“拓宽了我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此以后，它不断地给我以灵感”。[2](P.46)

二、德、法文化史研究中的仪式与节庆

尽管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秋天》是荷兰学者在文化史研究上的扛鼎之作，但对其重要意义的承认首先并不是来自他的荷兰同事，而是来自德国人的评论。[6](P.1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德国已经形成了较为浓郁的文化史研究传统。而且，在此领域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很多是来自大学历史系以外的学者。[2](P.10)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出版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italism,1904)分析了他所说的“流行于西欧和美国的那种经济体系”的文化根基。在韦伯之后，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研究成果《文明的进程》(TheCivilizingProcess,1939)实质上也是一本文化史著作。埃利亚斯以赫伊津哈关于“时代的热烈、狂放的精神”的研究为基础，集中研究了餐桌礼仪的历史。他通过考察中世纪以来欧洲人就餐行为的变迁，分析了其为个性深化塑造(即心理机制的发展)以至国家的形成所创造的前提条件。[7](PP.566-570)这部书系统地揭示了西欧宫廷内自我控制或情绪控制的渐次发展过程，把15世纪至18世纪间“对于自我控制的社会压力”与政府的集权化和军事贵族的驯服或驯化联系起来。[2](P.11)在追踪不同社会用以表达自我的那些概念的变化轨迹时，在对“文明”追根溯源它的古代形式“礼仪”时，“我们发现我们突然置身文明进程的轨道之中，置身发生在西方的行为方式的变化之中”。[8](P.76)另外，文化史学家在传统上一直比较重视思想，而对物质文化注意不够，遂将物质的研究领域让给了经济史学家。埃利亚斯的著作着力讨论餐刀、餐叉乃至餐巾的历史，提醒人们更加关注饮食、服饰和建筑的符号性意义。[2](P.79)

加冕礼作为欧洲王室的重要政治和宗教仪式，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德国学者的关注，其中首推P.E.施拉姆(Percy Ernst Schramm)所著《英国加冕礼史》(AHistoryoftheEnglishCoronation)。*P.E.Schramm,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oronation, Translated by L.G.Wickham Leg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7. 为了迎接英王乔治五世登基，该书于德文版问世后不久，即被翻译为英语在英国出版。该书堪称第一部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英格兰加冕礼问题进行全面论述的通史性著述。施拉姆秉承了对加冕礼问题素有研究的哥廷根学派传统，*这一学派由乔治·魏茨(Georg Waitz)于1873年开创。在王权的象征体系这一大的语境中对中世纪加冕礼问题进行考察。[9]他从中世纪英格兰国王实行加冕礼的欧洲大陆起源谈起，分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固有传统，在论述爱德华二世以来加冕礼的扩展变化时，特别展现了古典传统与中世纪添加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10](PP.74-95)此外，施拉姆在加冕礼研究史上的地位还在于其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从三个重要角度出发，对通过涂油礼展现的国王与教士的关系、通过推举仪式展现的国王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加冕誓词所体现的国王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10](PP.115-227)

法国的文化史研究传统很特别，研究者一般都避免使用“文化”一词，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文明、集体心态和社会集体想象物。与《年鉴》(Annales)杂志有关的一些历史学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2](P.4)就仪式问题而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1924年首版的《国王神迹》(Lesroisthaumaturges)。它关注的是一个从中世纪到18世纪流行于英国与法国的信仰：国王借助触摸之力，通过为此举行的触摸病人的仪式治愈淋巴结核，亦即所谓“国王之恶”的皮肤病。这是以小见大的个案研究。[11](PP.11-12)作者指出，从“政治”这个词真正的、宽泛的意义上说，该书对欧洲政治史有所贡献，因为它关注的是王权观念，即“王室的奇迹首先表现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的一种独特概念”。[11](P.12)

德裔学者坎托洛维茨(Ernst H.Kantorowicz)除了与施拉姆一样非常重视与英国加冕礼有关的文本研究，如《不可让与性：13世纪的教规实践与英格兰加冕礼誓言札记》外，[12]他与布洛赫的问题意识更相近，更加关注“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以及对中世纪国家的总体看法。这在其名著《国王的双身：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TheKing’sTwoBodies:AStudyinMediaevalPoliticalTheology)中得以充分体现。[13]这项符号历史学的研究也为我们理解欧洲文化史研究传统在美国的传播与改造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史中的仪式与节庆

马克思主义者把经典的文化研究方式批评为“空中楼阁”，谓之缺乏与经济基础或社会基础的联系。[5](PP.11-13)正如布克哈特后来承认的，他基本没有论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赫伊津哈在描述中世纪末的道德意识时实际上完全忽视了“黑死病”。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文化史学家提出的另一个批评，是指责他们过高估计了文化的同质性而罔顾文化冲突。如在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论文中即可找到这样的犀利批评。[2](P.26)但是，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文化史学家，汤普森与经典文化史家一样极为重视文化的力量。汤普森认为，“文化霸权”的思想提供了一种比“上层建筑”更好的表达方式以说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他在《辉格派与狩猎者》(WhigsandHunters)中写道：“18世纪乡绅与贵族的霸权既不表现为武力，也不表现为把牧师的布道或者报刊神秘化，甚至不表现为经济的强制，而是表现在治安法官的就职仪式上。”[2](P.28)

其实早在1963年出版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中，汤普森便着力考察了大众文化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该书的内容包含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工匠的入帮仪式、集市在“穷人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而且还集中讨论了食物的符号意义和骚动的标志。汤普森认为，“卫斯理宗”牧师的布道、信徒的祈祷风格、信徒对赞美诗的想象以及圣餐仪式中的狂热，都使工人们重新焕发了“情感与精神活力”。[14](PP.440-445)所有这些，都包括在他的“工人阶级的经历”中，而正是这些经历最终使“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从而“形成”了阶级。[14](P.997)这便是汤普森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突破。他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的某种东西。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也就是说，阶级的“存在”和“阶级”觉悟是同一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觉悟”，觉悟本身就是“存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14](P.995)

汤普森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并将自己的课题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复原，代言了马克思的一些“沉默”思考，特别是马克思在“文化和道德调解”问题上的沉默。[15](P.49)但是，这本著作刚一出版即遭到一些同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将它称作“文化主义”，批评该书没有把重点放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实实在在的现实上，反而去强调经验和观念。汤普森做出的反应是反批评，将他的批评者斥责为“经济主义”。文化主义与经济主义之间的这一紧张关系从内部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的批评，即对经济和社会“基础”(base)与文化的“上层建筑”等概念的批评。[2](P.27)这一争论在随后兴起的新文化史学那里得以延续。

在研究方法上，虽然汤普森对人类学的态度比较含糊，但还是肯定了人类学对诸如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所著《宗教与巫术的衰落》(ReligionandDeclineofMagic)的影响。[15](P.52)他曾宣称：“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人类学的脉动，不在于它的模式构建，而在于找出新问题，使用新方法看待老问题，强调常态或价值体系及仪式，关注暴动和骚乱之形式的表达功能，以及权威、支配和霸权的象征性表达。”[15](PP.51-52)不仅如此，有学者甚而认为，汤普森的作品在技术和内容上与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深描”*关于“深描”，参见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42页。有相似之处。[15](P.53)此外，著名史学理论家林恩·亨特(Lynn Hunt)在其最新研究中也指出，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对卫斯理派信徒在宗教仪式中的狂热举动的描述运用了心理学的类型分析法。[16]

四、新文化史中的仪式与节庆

20世纪后期的一些文化史学家，如法国的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和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美国的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和林恩·亨特，意大利的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德国的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最初都自称为社会史学家和马克思的崇拜者。譬如在戴维斯的青年时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曾吸引了她，像她所说的，它们“提供了某些将过去组织起来的宏大方式”。[17](PP.54,63)而对大众文化的兴趣的产生，使历史学家认识到人类学与他们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因为人类学家提出的关于文化的概念，*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给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或文明，从广义人种学的角度来看”，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和接受的其他所有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人类学关注日常生活，关注劳动分工相对不发达的社会，从而推动了“文化”一词的广义用法。参见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页。把研究艺术和文学的学者们从事的符号学研究与社会史学家们正在探索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了。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这些历史学家纷纷转向了人类学，试图寻找另一种方法把文化与社会联系起来。这种方法不是把文化简化为对社会的反映或上层建筑。[2](P.46)[15](P.48)他们也因其鲜明的学术特色而被称为“新文化史家”。

受汤普森等人的启迪，戴维斯特别强调文化权力的重要性，更加关注群众行动中的仪式化和戏剧化面相。[15](P.47)她在考察青年修道会(youth abbeys)和胡闹仪式(charivaris)时，将农村村落共同体结构与手工业、居民街区和职业构成的更复杂的城市世界相对比，揭示这些不同的情境如何影响了不同环境中青年群体的组织、构造、角色和功能。[18](PP.129-152)在其极具开拓性的论文《暴力的仪式：16世纪法国的宗教暴动》(“The Rites of Violence: Religious Rio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中，戴维斯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解读为一种仪式，从而加深了人们对作为一种群体骚动形式的宗教暴动的理解。作者发现，多数宗教暴动是在举行仪式时发生的，而且看起来就像是仪式的一个奇怪的延续。[18](P.227)这些“暴力仪式”完成了将“邪恶的神父或可恨的异端”非人化的过程，从而使杀人者不把被害者当做人来看，展示了暴力仪式的基本功能。[18](P.236)由此，戴维斯认为16世纪法国的群众暴力与通常认为的因谷物价格上涨等而引发的经济社会矛盾没有必然的关联，人们最应反省的则是宗教本身的中心价值。[18](PP.226,241)戴维斯的研究是在广义的大众行为中考察共同体价值和仪式，把通常认为的暴力行为也归入某种特殊的“仪式”中，从而极大地扩展了该词的内涵与外延。

她的这一研究路径激励了很多研究大众文化和一般共同体历史的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其著《屠猫记》(TheGreatCatMassare)里，他想让大家看到，为什么在1730年的巴黎，一帮印刷作坊的学徒工人会觉得郑重其事地杀死几只猫特别带劲。他想通过此事来了解当时的工匠文化，并弄懂文化史中象征符号究竟是怎么发生作用的。[19](P.291)达恩顿将这个事件置于一系列背景之中，从劳工关系到大众仪式，从对待猫的态度到对待暴力的看法等来进行讨论。[2](P.43)他发现，猫在这件事中具有仪式性的价值。在猫的身上，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和工人生活之间的对立。[19](P.306)他又注意到，杀猫的行动不是乱来的，而是严格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步骤执行的，这些步骤综合了很多仪式因素：先把灭猫行动变成清剿女巫的行动，再把这个行动变成一次盛大狂欢，再把狂欢变成公审，最后又以街头活报剧的形式加以演出。[19](PP.307-309)达恩顿由此指出了这一事件更宏大的社会意义，即学徒工们想通过把猫绞死来恢复被颠倒的等级秩序，而且，“这件发生在一个印刷作坊里的‘家庭纠纷’因为跟当时的劳资关系挂上了钩而具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19](P.311)

戴维斯和达恩顿与人类学的渊源颇为深厚。戴维斯认为，人类学能帮助历史学家深刻感受人类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且提供了考察“能够表达(社会结构中)重要的联结和冲突的非正式、小范围互动”的方法。[20]她在使用人类学方法时，接受了功能主义的假设，认为如暴动、节庆或胡闹音乐等各种文化事件或习俗对于参与者和共同体具有某种特定的功能和意义。[15](P.51)达恩顿仿照人类学家的榜样，把文化史学家的任务限定为“捕捉他者”，认为“我们也能够解读仪式或城市”。[2](P.43)但是，戴维斯和达恩顿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批评。有学者指出，人类学充实和激发了戴维斯，但也制约了她的问题意识。[15](P.61)我们不仅要问暴力如何反映了共同体既有的观念，还要问暴力如何通过赋予某些成员以新的角色、权力或地位而改变了共同体。另外，用“仪式”这个词描述暴力模式的做法非常符合将文化视为一种审美和统一的力量的人类学观点，不过，仪式与暴力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能建立起来的。[15](PP.64-65)对“屠猫”事件的解读也受到了诘难，最为明显的是罗歇·夏蒂埃在其书评中，对达恩顿书中有关象征符号的理解提出了质疑，[20](P.292)并且尤其反对达恩顿关于“法国性”(Frenchness)的概念。[2](P.44)也就是说，可否允许历史学家从某个微小的事件中得出有关整个民族特性的结论？[2](P.137)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五、文化史家关于仪式与节庆研究的新进展

“新文化史”一词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被使用，到现在几乎成为文化史实践的主要形式。[2](P.57)从90年代以来，学者们沿着这条路径又开创了关于仪式和节庆研究的新局面。就笔者目力所及，这些进展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强调仪式和节庆的作用。这种趋向与后现代思潮不无关联。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一种表达“建构主义”立场的公式。他将“话语”定义为实践，即“他们谈论的对象的系统建构(forment)”，[21]从而肯定了语言/话语在文化形成中的作用。[22]这一理论的开创性意义在于，那些原来被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现在具有了灵活性和流动性。譬如，研究印度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不再把“种姓”这一范畴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相反，他们把“种姓”看作是随着历史，即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政治史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建构。[2](P.95)循此思路，人们在探讨共同体、君主制的建构途径时，仪式和节庆活动作为某种“权力话语”自然就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出版的三本关于俄罗斯、日本和英国君主制的著作即是典型代表。一是理查德·沃特曼(Richard Wortman)的著作《权力的场景》(ScenariosofPower)，研究了神话和仪式在俄国沙皇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该书以戏剧场景观念为中心展开论述，其中包括诸如加冕、婚礼、葬礼、宗教游行和军队队列等场景，都被看作是对权力的确认以及对国家团结的展示。二是藤谷隆志(Takashi Fujitani)的《辉煌的王朝：现代日本的权力和庆典》(SplendidMonarchy:PowerandPageantryinModernJapan)，考察了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传统的发明。作者指出，那个时代“日本的统治精英以空前的活力创造、复兴、操纵和鼓励了民族仪式”，把这作为让普通民众加入“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政策之一。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利用天皇登基、婚庆、葬礼以及巡行各县举行庆典和游行活动这些机会，使得“仅仅凭借它们的盛况和辉煌场面就可以产生出权力”。[2](PP.100-101)三是罗伊·斯特隆(Roy Strong)的《加冕礼：王权与不列颠君主制史》(AHistoryofKingshipandtheBritishMonarchy)，这部著作将加冕礼置于其政治、宗教和文化的语境中展开叙述，也关注了为礼仪而创作的优秀诗作及音乐作品。另外，由于作者在园艺学和建筑学方面具有很高造诣，因此对举行加冕礼的场地，如威斯敏斯特教堂等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建筑学分析。斯特隆认为，王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民众对传统的固守，但对君主政治的观念则是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加冕礼都要不断地进行修补以应对新情况，因此，加冕礼是在不断被嫁接或砍去很多内容，将宗教、历史、怀旧、军事等因素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混合物。[23]

其次，历史学家充分借鉴了人类学有关戏剧和表演的理论，用以透视仪式和节庆活动中的戏剧化成分。克利福德·格尔茨将巴厘岛斗鸡行为看作是“哲学的戏剧”，并指出这是理解巴厘人文化的关键。[24]而与格尔茨有相同思路的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提出的“社会戏剧”的观念产生于其在非洲从事的田野工作，经常被新文化史家引用。[2](P.42)此外，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著作《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ThePresentationofSelfinEverydayLife)也引起了历史学者的极大兴趣，特别是“戏剧类比”的手法被不断使用。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制造路易十四》(TheFabricationofLouisXIV)中即指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日常生活大部分被仪式化甚至被戏剧化了。[2](P.101)每当国王出现在王宫的“前台”，他总是站立在舞台上。而国王的书房或寝室可以被视为“后台”。[2](P.102)而爱丽斯·亨特(Alice Hunt)的《加冕礼戏剧：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中世纪礼仪》(TheDramaofCoronation:MedievalCeremonyinEarlyModernEngland)，则是直接将这一理论视角运用于英格兰加冕礼研究的力作。这部书考察了从1509年至1559年间英格兰举行的五次加冕礼，意在彰显这些神圣仪式及其相关的其他仪式庆典如何回应了这一时期君主政治和宗教的变化。与之前较为普遍的将皇家礼仪与政治宣传相等同的做法不同，作者试图在更深层次探寻仪式象征性的复杂情况。为了讨论其核心问题，即王权合法性和代表性如何展现，亨特对仪式与戏剧建立了多方面的有机联系，对了解那一时期的宗教改革文化至关重要。[25]

六、结语：价值与问题

百余年来欧美文化史学家的共同基础在于：他们关注符号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2](P.3)从此意义上说，仪式和节庆就是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不仅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范围、拓宽了史料的来源，而且在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对话中，形成了一套与传统政治史研究迥然有别的研究范式，堪称跨学科研究的典型一例。

文化史家注重对仪式和节庆活动所含有的各类符号性要素的解读。他们往往通过对日常生活史中微小个案的剖析，描摹出一副更加宏大的政治、文化框架。这种既立足于扎实的史料之上，又合理发挥历史想象力以寻求其中蕴含的多重意义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对实证主义研究法的有益补充。而通过聚焦仪式、节庆等活动的社会功能，文化史家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更加复杂的特性，这对于全面深入理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开拓意义的。

当然，学者在强调仪式、节庆等文化行为的意义和作用时，也难免会矫枉过正，过分忽视了导致诸多历史事件发生的社会经济因素；而且，这些文化史家大多采取以小见大的个案研究方式，其结论是否具有更大范围的普遍性？另外，新文化史家对仪式概念外延的扩展是否合理？暴力与仪式这两种本质并不相同的事物是否可以轻易画上等号？这些仍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百年来西方文化史家在仪式与节庆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为我们全方位理解人类历史进程和各阶段社会特点开辟了一个有益的门径，并使仪式和节庆日渐成为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考察对象。

同时，透过对百余年来欧美文化史学脉络中仪式与节庆研究历程的总结，我们深切感受到，历史学只有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进行不断的碰撞与融合，才能真正推动学术进步，跨学科研究是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在跨学科研究中如何体现史学研究的主体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笔者认为，历史学在时空坐标中具有更显著的时间延续的特点。因此，关于变化与延续的关系问题应是这一研究的主线，研究者需要从各个历史时期的仪式与节庆活动中找出“变与不变”的要素，借以分析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文化的演进特点。这是历史学者从事该项研究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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