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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乡村文化生活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以枞阳县与颖上县的村落调查为基础

2015-03-28丁成际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1期
关键词:乡民生活建设

丁成际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230039)

安徽乡村文化生活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以枞阳县与颖上县的村落调查为基础

丁成际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230039)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目前安徽乡村文化生活在省民生工程的支持之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基层文化馆站等纷纷展开,农村数字化电影放映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建设项目在逐步进展之中,文化基础设施局部得到明显地改善,但文化投入不足、文化设施利用率不高、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广泛存在,农村文化事业队伍与管理体制不健全,乡村常住人员日益减少,传统乡村文化面临着无人传承的困局;从文化建设立场上来说,要在以尊重乡村为主体的基础上并以借鉴与汲取其他优秀文化成果来进行,新农村文化生活建设的主力军应该是农民,要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与主体性来进行乡村文化生活的建设;从国家管理者来说,管理者要做到整合、协调乡村文化生活资源,充分发挥乡民创造与享受文化生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安徽;乡村文化;现状;调查

建设美丽乡村,这是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的要求。乡村之美不仅在于其自然风光,更在于乡民丰富、充实的精神文化生活。新形势之下加强建设乡村文化,是实现“三农”(“农民、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构成部分。作为农业与文化资源大省的安徽来说,乡村文化是整个省文化重要的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建设安徽乡村文化,需要对其现状进行调查。为此,笔者在2014年3月到9月间主要通过调查问卷与访谈的形式乡对安徽省40个乡村的文化生活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本调查报告选取安徽省的阜阳地区的颖上县与安庆地区的枞阳县为代表地点,发放问卷400多份,有效收回问卷300多份,并记有部分的访谈材料。颖上县是安徽省位置偏北的、农民工输出较多的地方,农村与农村的文化生活变化相对比较突出,在安徽省北方比较有代表性。枞阳县位于安徽省长江一带,是桐城文化的发源地,黄梅戏的故乡,文化底蕴深厚,与徽州文化有紧密的渊源关系,在南方比较具有代表性。此二处乡村的文化生活的变化较能反映出安徽省乡村文化生活面貌的变化与发展。

一、安徽乡村文化生活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对于乡村文化生活现状的调查:一是乡村文化生活的外在推动者,即国家其所起的作用及存在问题;二是乡村文化生活主体,即乡民自身的文化生活的现状。通过调查,发现与总结出乡村文化生活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国家的管理层面上来说,存在的问题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普遍展开,但文化投入不足、文化利用率不高、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广泛存在。据调查,在省民生工程的支持之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基层文化馆站等纷纷展开,农村数字化电影放映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建设项目在逐步地进展之中,文化基础设施局部得到明显地改善。但相对于安徽省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基层乡村来说,文化经费投入增长不能得到有效保证,许多农村文化站的活动经费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基本文化资料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得以更新了。尽管有上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的经费支持,但难以彻底改变困扰文化生活事业发展的经费不足现象。这种状况早已存在,安徽农村文化惠民工程实施效益的调查中已指出日常运营与开展活动经费不足的情况,许多活动无法有效地展开。①疏仁华,胡松年:《安徽农村居民文化生活调查与建设问题研究》,《理论建设》2007年第3期,这篇文章中,指出在2007年安徽省民营文艺团体的数量。由于财力有限,不少乡镇文化站的建筑面积、活动厅室、必要设备等均存在着设施面积不足、设备陈旧老化、条件简陋,有的文化站只有一块牌子、一张办公桌,甚至有被挤占、挪用和变卖的现象。调查发现,从乡村集体来说,拥有有文化室不到35%,设有文化站也达不到60%,有个体文化室与老年活动室的则更少,不到8%。现有文化活动场所利用率不高,建设有余而使用不足的情况比较普遍存在。一些乡村的基本设施(图书室、文化站、文化室、老年活动室等)是存在的,但缺乏相应的管理人员与软件设施,部分文化场所的大门常常锁着,更不用说有相应的制度管理了,甚至于少数村民不知道有文化活动场所的存在,这表明某些文化活动场所在一定时期内名存实亡,说明国家所花费的资金建设的文化活动场所处于一种闲置的状态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文化项目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乡村文化建设的不平衡状态也普遍存在。调查发现,乡村文化的建设与乡村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经济落后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经济发达的乡村。同时在乡村现代化建设方面,如信息资料与信息资源的共享方面,落后的乡村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从调查的整体状况的结果来看,不到40%的人认为乡村文化设施“基本可以”,一半以上的人则对之不满意。

其二,乡村文化管理体制与文化队伍建设不合理。就体制方面来说,乡村文化管理职能不清晰,乡村文化专门管理部门与乡镇府之间的职能定位不明确,县文化局人员管不了乡村文化人员,乡村文化人员听从乡镇府的安排来从事活动。伴随的现象是乡村文化部门存在着多头管理的现象,不能主动积极有效地把乡村文化站、广播电视站及农技站等部门协调统一起来进行文化活动及建设。从乡村文化人员本身的构成来看,工作人员偏少,通常一个文化站只有1人,甚至是无人,多数由村干部工作人员兼任。②庆跃先,张东明,陶武,吴勇,李博洋:《安徽农村文化惠民工程实施效益研究——以凤阳为例》,《江淮论坛》2011年第1期。乡村文化工作人员一般年龄偏大、缺乏必备的现代的知识与技能,工作积级性也不高,有时他们还被政府部门安排从事其他活动。这样乡村文化部门能自觉地组织群众文化活动很少,即使组织文化活动,通常只注重形式,而且内容较陈旧,没能很好地反映现实生活,其结果难以达到文化建设的效果。乡村民营文艺活动群体在减少,从调查与比较中了解到,文艺团体由过去全省2007年的1300多个减少到不足600个,这是由于农民务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长年外出,文艺团体缺少相应的艺人与观众。对于乡村现有的所开展的文化活动,调查显示:群众不满意的居多,有达60%的人选择了“不满意”、“基本满意”与“满意”的不到40%。

从乡民自身的文化生活方面来说,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比较贫乏。这是通过对50多位村民所做的调查问卷和实地访谈,以及通过对一百多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在“您所最欢的业务活动”的多项调查选择中,文化活动选择按由少到多顺序为:上网的不到10%,读书看报的也不到10%,看电视与打麻将、打牌的占为业务活动的主体,分别约为50%与30%。看电影、下棋、打球、看戏等则很少见。调查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乡村区别于城市的重要的一个方面,串门聊天被90%以上的乡民所热爱,对乡民来说,拉拉家常,说说新鲜事也是乐趣多多,而且有利于加深邻居之间的关爱和熟悉度。我们也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户人均收入的增加,赌博在农村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地位,并且在农民的生活里,串门聊天很多时候会和赌博一起发生。就文化设施被利用程度的调查来看,不到7%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会经常利用农闲、庙会集市以及节假日等来组织文化娱乐活动,34%的表示只是偶尔,而有59%的表示根本没有。从这些数字中,我们看出当前乡村乡民有组织性自觉地参加文化活动的时间比较少。虽然乡民业余的文化生活比较缺乏,但农民也有着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样化需求,调查显示30%的农民希望使用电脑,但大部分人并不了解电脑,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电脑的使用在农村也有所增加,人们希望学习电脑知识,尝试使用电脑,跟随时代的步伐。希望能多参加些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也希望能常常能参加由集体组织一些集体有益的活动。伴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出了一种新的情形:乡村常住人员减少,个别乡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村庄原住民流失,传统乡村文化面临着无人传承的困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原有村落老年人相继离世,这种空心化的村落会越来越多。此种现象在全国比较具有普遍性,已有不少调查者提及到,有些有识之士提出保护古村落的重要性,并对具有典型的文化古村落的消失表达深深的担忧。①李佳霖:《传统村落空心化与过度商业化困局》,《中国文化报》2013年3月28日。这篇文章指出中国每天传统村落消失100个。冯骥才在2014年3月9日的全国政协的答记者问中也提出了传统村落的严重“空心化”现象,并呼吁全国行动起来积极保护村落的古文化遗产,参见http://news.eastday.com/c/ 2014lh/u1a7969319.html.

二、安徽乡村文化生活之建设

乡村文化生活之建设,一是需要有正确的文化立场,二是要解决乡民现实中存在的具体文化生活问题。

从文化建设立场上来说,要尊重乡村为主体的文化地位,在此基础上汲取有益于乡村文化建设的优秀文化成果。从现代化与城乡文化比较的视角来看,当前对乡村文化生活建设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回归说”(“复兴论”)、“替代说”(“进化论”)、“同化说”(“并行论”)。“回归说”是从乡村本位的思想角度出发的,认为乡村文化应回归到乡村传统的固有的文化生活中去;“替代说”主张将乡村文化及其建设放置于城市(镇)化的背景之下来考察,认为乡村文化将被城市文化所取代;“同化说”认为乡村文化生活与都市文化生活可以共存共融、相互发展。乡村文化生活是继承的又是生成的,具有双重的属性,这需要我们综合创新。在新农村文化与美丽乡村的建设实践中,我们不能单纯地复制都市文化或者保护乡村传统文化,从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上来说,往往不能把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强行植入他种文化生活之中,这样会造成对文化生活的和谐共生与发展的破坏,对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造成很大的危害。文化发展史上也有类似的惨痛教训。如果简单地守护传统文化,也不能丰富与促进乡村文化生活。②丁成际:《当代乡村文化生活现状及建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8期。

从国家管理者来说,管理者要做到整合、协调乡村文化生活资源,充分发挥乡民创造与享受文化生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一方面,要把乡村文化生活的建设置于“和谐社会、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中进行整体规划设计,要把“政治文化”、“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三者有效地结合起来,要加大改善文化设施,同时也要注重文化软环境的投入。由于乡村的发展水平状况有异,在整体推进乡民文化生活水平同时,应根据不同区域的文化特点及发展水平的差异,有针对性区别地对待。另一方面,要统合乡村现有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协调好各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以达合综合有机的利用。要建设成综合性文化站,将乡村文化教育与培训、文化图书阅读、科技科普推广、广播影视与文化体育娱乐等活动融和于一体。

从乡村文化生活建设的主体上来看,其主力军应该是农民,美丽乡村的实现的主体也是农民,乡村文化的建设应以乡民为主体,调动农民参与和建设乡村文化生活的积极性,使乡民真正感受到文化建设的所带来的实惠。与城市居民的比较来看,乡民的生活相对朴素些,他们需要有看得见的现实的文化生活的好处,否则他们会成文化建设的局外人。从文化的根源上来看,乡民保留了传统优秀文化的基因,一些传统的优秀文化要让乡民在文化建设中释放出来,这需要国家与社会的正确引导与激发,充分尊重乡民的主体性,让乡民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从而推动乡村文化事业的发展。要充分发挥农民“艺人”和业余农民剧团等文化能人与团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这就需要充分发掘与利用现有的民间优秀的文化资源。广大乡村中有着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鲜活的文化资源生存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如农村的集市、修谱祭祖、庙会仪式与红白喜事等,同时还有许多有益的文化活动如放孔明灯、听采茶戏、舞狮子等,这些不同的文化活动都是乡民精神释放、精神愉悦的风俗习惯,需要我们要以乡民喜欢接受的方式重新建设,充分发挥乡民在文化建设的主体地位及作用,从而推进整个乡村文化的建设。

A surve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of Anhui Province and reflections

DING Chengji

The survey shows supported by the people's livelihood project of Anhui Province,the cultural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has made the following progress:radios and televisions are available in all villages,bookstores for farmers and grassroots cultural stations are also set up.However,culture is insufficiently invested,cultural facilities are poorly used,and culture is developed unequally.In term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new countrysid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ught to respect the countryside,learn from other excellent cultural achievements,take the farmers as the core power,and fully mobilize people's enthusiasm and their consciousness of being the main body.The governors must integrate,coordinate the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countryside,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villagers to create and enjoy their cultural life.

cultural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of Anhui Province;current situation;construction

C912.82

A

1009-9530(2015)01-0031-03

2014-11-23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地课题“安徽乡村文化生活现状及发展研究”(SK2014A012);安徽大学首批骨干青年教师与国家教育部留学基委公派出国资助

丁成际(1975-),男,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研究员、牛津大学访问学者,致力于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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