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焱

前两天，我去一所巴西当地学校采访，想顺便拍些学校孩子的画面，结果立即遭到了校长的阻止。校长解释说，按照巴西法律，未成年人的形象要出现在媒体上，必须要经过其监护人的同意;如果要拍摄，首先要向校方申请，再通过校方与孩子家长取得联系，家长签署了授权书后方可进行拍摄。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给你们学校拍个片子，相当于免费宣传了，竟然还要这么麻烦？但仔细想一下，校长的解释确实也有道理——虽然我们是可信任的外国官方媒体，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里约这样一个高犯罪率的城市，学校更有义务对自己的学生进行严谨的保护。想明白道理后，我对巴西未成年人保护的措施肃然起敬。

再说一个例子：去年是世界杯年，由于担心世界杯期间未成年人卖淫或被迫卖淫现象蔓延，巴西总统府人权特别秘书处和联合国儿童署5月份联合在世界杯前推出了一款智能手机APP，让公众可以随时报告看到的未成年人被迫卖淫行为。这款手机应用与巴西全国多家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相连，在接到报告后，相关机构可以及时进行干预，巴西人、外国球迷或者游客都可以轻松使用。政府还充分利用电视广告、出租车、旅馆、航空公司等公共载体进行宣传，并通过体育明星和学校来推广、宣传这款APP。在世界杯开赛前，这款APP的下载量就已经超过4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巴西的代表加里·施塔尔说，巴西是世界上首个提供智能手机报告未成年人受到侵犯APP的国家，现在，这一应用已经被推广到哥斯达黎加、牙买加、多米尼加和伊朗等国。世界杯结束后，在里约2016年奥运会期间，这款APP还将继续发挥作用。有关专家还希望，这款APP能够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等大型国际赛事期间，也得到广泛使用。

其实，巴西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的先进经验，也是多年来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结果。在上世纪20年代，很多刚刚出生的婴儿被遗弃，有些被收养，有些只能流浪，弃儿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他们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可能性也很大，这促成了1924年成立的未成年人法庭，为18岁以下的公民提供法律帮助。

1927年，巴西颁布的未成年人法是第一部官方的、以司法形式干预未成年人生活的法律文书;1941年，巴西司法部成立了未成年人帮助机构。此后还成立了许多机构、颁布了许多相关法律，但主要功能都是幫助遭受不正常对待的未成年人，而并非对他们自身的权益提前进行保护。

二战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成立对巴西未成年人保护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88年，巴西宪法中加入了相关条款，要求绝对优先保证未成年人生活、卫生、饮食、教育、娱乐、就业、文化、自尊、自由、家庭和社区和谐相处，规定远离任何形式的忽略、歧视、剥削、暴力、压力等行为都是家庭、社会和政府的责任。1990年，巴西出台了更为具体的《儿童和青少年章程》，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确定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标准，这一章程也在国际上被认作未成年人立法的典范。

当然，仅仅纸上谈兵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相应的体系来保证这些权益，这包括权益的推广、权益的捍卫和社会监督。2006年，总统府人权特别秘书处成立了全国儿童和青少年权益委员会，并在2007年制定了青少年社会教育体系建设草案，列出了一系列司法、政治、教育、金融、管理方面的规则。2012年1月，罗塞夫总统正式签署法律，巴西各州开始建设这一体系，并着手培训执行这套新规则的人员。

在政府和社会多年的努力下，巴西儿童死亡率降低、青少年营养不良的状况也有明显改善，使用童工的现象也大幅减少。不过，这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未成年人犯罪现象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有专家指出，保证青少年权益，除了法律保障、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更重要的是保证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

目前，巴西正在推进全面的幼儿教育，创造更多的基础教育机会，因为从源头遏制青少年犯罪，才是从长远角度保护这一人群利益的关键。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编辑：郭裕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