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研究

张云生

（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安徽马鞍山243000）

摘要：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中国本年经济增长为7.5%左右，让经济在合理的区间内运行。这意味着中国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开始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因为支撑中国三十多年的人口、制度、净出口和投资的红利在慢慢在消失，但是中国才刚刚达到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如何防止陷入到拉美的“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寻求到新的“增长红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调整好产业、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结构，汲取“结构红利”，转变“人口红利”为“人力资本红利”。

关键词：人口红利；结构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增长红利；研究

一、传统“增长红利”面临衰竭，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一）老龄化比例提高，“人口红利”渐渐消失

“人口红利”指社会抚养比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一方面表现为老人抚养比即老龄化程度低；另一方面表现为儿童抚养比也较低。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不仅遇到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好时代，同时客观上也存在着发展经济所必要的大量劳动力要素，因为60年代的生育高峰期和80年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好孕育出中国式的“人口红利”。在这个时期里个人、家庭、企业、社会以及政府都呈低消费、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发展模式。[1]在经历了三十多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人口红利”被生育高峰期人的老龄化慢慢挤占了，每年新增劳动人口自2012年呈下降趋势，“人口红利”拐点已经提前到来。2013年末，中国老龄人口达2.0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4.8%。[2]“人口红利”衰竭并由正转负在经济上的含义是：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的下降。

（二）世界经济失衡，“净出口红利”有待升级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全球化红利为中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及外汇收入，并于2013年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此轮全球化中国获取最大利益。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了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表现为以美国首的西方国家高消费、高进口与中国为首的新型国家高投资、高出口的互补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下出现失衡、难以为继。这表明全球化进程不能以每个经济体经济结构失衡为代价，特别是经济的大国，必须小心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经济增长的均衡。外需不能再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长期对外贸易的顺差使中国成为拥有近4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一大国际储备国，这么大的国际储备资产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负担”。一方面反映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另一方面大量的出口带来的外汇在国际市场上使人民币升值，同时又通过外汇占款的传导使国内货币贬值，这都不易于一国长期稳定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中国靠大量低端商品的出口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贸易结构有待提高。

（三）价格长期被扭曲，“制度红利”面临瓶颈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要素，通过制度的完善与创新激活各生产要素的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的效率，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条件让市场成为对资源决定性的配置。在过去经济体制改革上，通过放权、“自下而上”的制度的创新，创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混合所有制等制度，同时，设立经济特区，各地出台吸引外资政策，加上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都在一定时期内激活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近几年制度改革放慢了脚步，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进程面临瓶颈。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素价格长期管制，其市场化进程未能适时推进。表现为土地价格受政府控制，政府以较低的补偿获取农民的土地，然后以数以百倍的价格市场化的“拍”和转给商业使用，但在鼓励发展工业的指引下部分土地又以较低价格流向工业使用，再加上劳动力、能源、矿产资源（税）成本被长期低估，从而形成了财富向政府、和资本所有者倾斜可能，这样就会诱发投资、生产的非正常扩张，生产扩张所带来的产能不能被低报酬劳动者的购买力所消化，就会产生生产过剩，并引发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

（四）消费疲软，“投资红利”难以为继

一直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国只使用了两架即投资和“净出口”。过去政府、国企和外资的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是化解经济增长下滑的最好方法，当然这得力于当时“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制度红利”突出，资本要素稀缺的情况下产生。在当前“净出口红利”受阻的条件下，尽管中国具有体制上的投资冲动，在短期可以拉动经济快速发展，但长期受消费疲软的影响更多的投资产出不能被消化，低水平、盲目投资导致经济转型成本加大，资源浪费严重。

很显然，推动中国过去三十五年平均增长速度达9.7%的“人口红利”、“净出口红利”、“制度红利”和“投资红利”在慢慢的消失，但是中国才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如果不能寻找到新的“增长红利”，在面临着产能过剩、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和经济结构失衡等情况可能会掉入到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

二、寻求新的“增长红利”，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一）催生新一轮“改革红利”

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同时改革要做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确定改革方向，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使改革成果惠及到更多的人。

1.打破“双轨制”，走出制度的“路径依赖”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双轨制”存在有其合理性，对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改革的顺利推进起到积极作用。但市场经济下的“双轨制”势必会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利益分割，政府、国企及资本所有者通过体制内对资源占有和分配获取较高的利益，利益获得者所组成的利益集团再利用权力不断强化；而体制外的人员只能凭借不完善的市场进行资源的配置，获取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利益，却承担体制内外运行的成本。这种体制如果再不断强化，就违背了改革的初衷，“双轨制”本身就是一种过渡，现在已经到了并轨的最佳时期，打破利益的藩篱，走出制度的“路径依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政府行政机构的“减政放权”使国企和民企享受同等权利；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使农民享受财产性收入；通过养老金改革使所有人在同一个制度下公平地获取养老保障。

2.积极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帝格利茨最近发表言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一是美国的技术创新，二是中国的新城镇化建设。中国虽然走过一个快速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但目前城镇化率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就以常驻人口统计截止到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才53.7%，[3]这与我们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一致。去年国家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了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不是让外来人员居住在城镇而是让他变为市民。为此，新型城镇化是要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半市民化问题，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居民，转移的成本各地不一，以安徽来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在10万元左右，个人成本超过1.5万元，不含购房成本，这既是一个庞大的成本基金压力，但体制运行的好更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市场前景。

3.积极探索新的行政层级管理，进一步优化行政区域

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层级分为五层即中央、省、市、县和镇，不同层级的政府掌握的资源和分配的权利不同，公共产品分配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现在很多的镇经济体量很大，常驻人口也较多，但还是按照镇级别给予公共资源分配。因此可以进行“镇改市”或“市直管镇”模式试点。这样可以很好地利用小城镇的发展平衡经济发展布局，减少大城市的负担，为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增长极。同时需要进一步优化行政区域，原有的区域布局与现有的产业布局和发展空间不一致，需要重新调整，加强整体布局，发挥区位优势，体现规模效应。比如2011年安徽省撤销原巢湖市，一分为三给合肥、芜湖和马鞍山，经过三年实践，不仅原巢湖地区发展速度提升，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更为“合肥经济圈”、“芜马一体化”形成与发展提供空间，资源得到了很好整合。

（二）汲取投资、消费和全球化的“结构红利”

1.调整投资结构，延伸“投资红利”

在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发展战略要从投资向消费转变，这本身没有错，但在目前中国的发展水平投资不可以不作为的，主要是如何投资，由谁投资，向哪投资，投资要兼顾当前和长远利益。第一，必须要打破由政府和国企为主体的投资，要激励更多的民间投资，增加民间投资渠道和收益水平，要从体制上破解“国进民退”。第二，要用战略的眼光积极引导投资主体向战略新型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为真正的转型升级做出部署。第三，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降低投资成本，增加投资收益，要使投资平均收益率不低于银行贷款利率。

2.提高居民收入，释放“消费红利”

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软肋，这既有历史的、观念的原因，但根本的还是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问题。因此，要释放“消费红利”就必须一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收入占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进而来提高GDP的含金量；二是纠正政府长期以来二次分配的“逆向选择”问题，政府要体现公平、公正性，而非效率第一；三是通过产权的明晰多渠道的增长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比如农民土地承包权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市同价”的确立给农民带来是收益；四是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让不同的消费群体都能获得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消费，减少“消费红利外流”，增强居民对国内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信心，避免出现中国“黄金周”，世界得“黄金”现象。

3.优化出口结构，打造“中国创造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外资日益增强，生产能力得到空前提高，对外贸易增长迅速，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的名片。但现在“中国制造红利”已随世界经济的失衡而流失，打造“中国创造红利”成为必然选择。第一，强有力地打造中国高铁，使中国高铁成为中国未来的新名片，成为“中国创造”的代言。第二，加大技术研发，培养更多国际知名品牌，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不能以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换取产品出口带来的外汇；更不能以压低出口行业劳动力待遇去赢得产品国际竞争力，长期以往会出现“贫困式增长”。第三，要加大对外投资，扩大投资影响，提升投资效率，变中国人为世界打工为世界人为中国打工。

（三）变“人口红利”为“人力资本红利”

1.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做大人力资本存量

虽然人力资本存量是不包括在GDP之内，但是它确实一国家核心竞争力之一。尽管中国现在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国内人力资本存量不如日本。人力资本存量是人口数量和人均文化技术水平的乘积，两个相乘才构成人力资本的存量。为此第一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有其要发挥民间的积极性，要让个人、家庭、企业和社会机构与政府一起成为教育的投入主体。第二充分调动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要形成机制让积极性能够发挥出来，要尊重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创新精神和他们的辛勤劳动；要对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减少行政干预，落实“去行政化”。

2.调整中高等教育结构，服务产业发展

如果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有问题的话，更多是表现为学习任务重，学习压力与教育者所属年龄不符，但知识掌握是扎实

的。而我们的中高教育学习者压力下，学习内容教条，学习目标不明确，研究性专业知识不牢，技术性能力不强，出现毕业即失业与“民工荒”现象并存。为此，一要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学校的定位要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相结合；教育专业设置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课程的设置要与师资水平相结合。二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发挥科研优势，为中高端人才的培养做出贡献。三要弱化学历教育，强化职业培训，培养终身教育理念。四要职业指导，防止人力资源浪费,欧元之父-蒙代尔来中国就指出为什么中国大量年轻的精英选择做公务员。

3.变人力资本净流出为人力资本净流入

根据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统计，1978～2013年中国共有305万出国留学深造人员，增长速度呈递减趋势，但绝对值较大，2013年为41万，相当于1983年高考人数。尽管现在出现“海归”变“海待”现象，但对于中国人才缺乏及“人口红利”渐渐消失来说如何让更多的“海归”回国，如何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就业，使中国成为人力资源净流出国变为净流入国，化解本国人力资源不足及流失问题。一要提升中国的文化吸引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二是为“海归”提供更多的就业创业平台。

参考文献：

[1]李扬，殷剑峰，陈洪波.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J].财贸经济2007，（1）.

[2]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J].经济学动态，2011，（6）.

[3]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D].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