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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朗王肃的儒家思想

2015-03-27梁满仓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5年7期
关键词:五帝郑玄儒学

梁满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王朗王肃父子相比,王肃的儒学地位以及影响都远远超过其父亲,但说到王肃的儒家思想,不能不提及他的父亲王朗,这是因为第一,王肃的儒学修养有其家学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受其父亲的影响。第二,两个人的儒学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与现实紧密结合。

一、王朗的儒家思想

王朗字景兴,东海郯县人。史载他“以通经,拜郎中,除菑丘长”。他是太尉杨赐的学生,杨赐家世传《尚书》,在东汉末曾因与党人关系密切被免官,又借灾异批评朝廷“内多嬖幸,外任小臣”,“妾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1]《杨震传附杨赐传》,因而得罪了宦官。作为杨赐的学生,王朗也继承了其师的学术风格,即士大夫儒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他任会稽太守时,发现那里有祭祀秦始皇的习俗,把秦始皇的木像放到夏禹庙中同祭。王朗认为秦始皇为无德之君,不应该被祭祀,便下令除之,可见他崇尚儒家的德政[2]《王朗传》裴注引《朗家传》。建安初王朗受曹操征召入朝任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少府、奉常、大理等职。文帝曹丕时,任御史大夫、司空,明帝曹叡时任司徒,在曹魏政权中有较高的地位。他所著《易传》《春秋传》《孝经传》《周官传》,反映了他的儒学造诣;他的“高才博雅、恭俭节约”反映了儒者风度。[2]《王朗传》裴注引《魏书》作为曹魏政权中的高官,其儒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治国方面。

1.详刑慎罚

三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并不排斥刑法,王朗慎法狱的主张也体现了这个特点。他说:“《易》称敕法,《书》著详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慎法狱之谓也”。法要用,但不可滥用,要慎用,要使“治狱者得其情”。

2.养民育民

他在给曹丕的上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养民育民的主张:使劳动力和土地结合,发展农业使民众不受饥馑之苦;使丧失劳动能力的病残老弱得到国家的救济,使野外没有餧饿之殍;让百姓按婚龄嫁娶,以保证人口繁衍;让孕妇受到保护,免除孕者自伤之哀;免除添丁家庭的赋役,使婴儿得到良好的养育;使儿童长成壮年后再服劳役,使幼者无离家之思;免除老人徭役,使老者无顿伏之患。总之,对百姓“医药以疗其疾,宽繇以乐其业,威罚以抑其强,恩仁以济其弱,赈贷以赡其乏”。

3.重礼崇乐

曹魏初建,王朗立即向文帝上奏:“明堂所以祀上帝,灵台所以观天文,辟雍所以脩礼乐,太学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时务,扬教化。稽古先民,开诞庆祚,旧时皆在国之阳,并高栋夏屋,足以肄飨射,望云物。七郊虽尊祀尚质,犹皆有门宇便坐,足以避风雨。可须军罢年丰,以渐脩治。”这是在主张节省的奏疏中提出来的,尽管当时需要实行“割奢务俭之政,除繁崇省之令”,但是像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宗庙、祭坛的礼仪场所应该尽快加以修治,表明了他对礼乐教化的重视。

4.重农蓄粮

与修建礼仪场所同时,王朗还提出了让军队亦兵亦农的主张。他说:“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虽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繇,赡其衣食。《易》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今之谓矣。粮畜于食,勇畜于势,虽坐曜烈威而众未动,画外之蛮,必复稽颡以求改往而效用矣。”军队进行农业生产,可以保证军粮的供应,使军队既蓄粮又蓄勇;可以减轻农民负担,使百姓心情愉悦,望劳望死地为国家效力。

5.缓不急之务

魏明帝即位后,大修宫室,王朗上书说:“臣顷奉使北行,往反道路,闻众徭役,其可得蠲除省减者甚多。愿陛下重留日昃之听,以计制寇。”他认为现存的建始殿足够举行朝会,崇华殿足够序内官,华林苑、天渊池足以供游宴之用,宫殿前的广场足可以排列远人之朝贡者,所修建的城池足以“绝逾越,成国险”,其他的一切可以往后放放,等财力足之后再说[2]《王朗传》及裴注引《魏名臣奏》。

二、王肃的儒家思想

王朗上述思想具有浓厚的儒家特征。诚然,所有这些思想和主张不可能被朝廷全部采纳,但其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也不可否认。王朗作为朝廷大臣,其思想影响到国家政治,作为父亲,也影响到他的儿子王肃。王肃自幼受家庭儒学思想熏陶,十八岁时又师从荆州学派的领袖人物宋忠。无论是王朗还是宋忠,他们的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与现实紧密结合,为现实服务。这对王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史载他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春秋左传》作解,又整理了其父王朗所作的《易传》,“皆列于学官”[2]《王朗传附王肃传》,显然是继承了师与父的儒学思想特点。王肃的儒学思想主要有几个方面:

1.减轻徭役

魏明帝景初年间,征发三四万人大建宫室。王肃建议明帝“深愍役夫之疲劳,厚矜兆民之不赡”,留下一万丁壮,一年一轮换。一年三百六十五万个工,“当一岁成者,听且三年”。这样做的好处是,从事徭役的人劳作一年可以休息,就会“劳而不怨”。

2.重视农业

让减下来的服役者回去进行农业生产,以求国家“仓有溢粟,民有余力”。还认为豢养鸟兽等无用之物,白白的浪费了粮食和人力,建议蠲除此类无用之物。

3.取信于民

明帝外出巡幸,征发百姓兴建行营,说好了建成之后立即遣散民工。然而行营建好后,又“利其功力”,不按时遣散。王肃说:“信之于民,国之大宝”,建议明帝“自今以后,倘复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如果后面还有工程需要人力,宁可再次征发,也不要失信。

4.天子慎刑

王朗曾主张详刑慎罚,王肃把这主张更进一步:天子更要慎重刑法。他说:“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不但圣贤重之,天子也应重之,并引用了汉代张释之的例子。对于惊扰了汉文帝马车的人,廷尉张释之只判以罚金,文帝责备张释之处罚得太轻了,张释之说:“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之,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王肃认为张释之说的不是忠臣所该说的话,因为廷尉是天子手下的吏,天子之吏都不能失去公平,天子怎么能执法不平呢?这是重于己而轻于君,不忠之甚也。廷尉应该慎刑罚,天子更应该如此。

5.加强儒学的地位

汉末三国,各种思想十分活跃,如何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儒学的地位,是儒学士大夫乃至各国家政权都关心的问题。王肃虽然没有关于加强儒学地位的言论,但考察他的学术和政治实践,处处能体现这个意图。加强儒学的地位包括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二者不是互相独立而是有着紧密的联系。

先看学术地位。东汉末期,古文经学家郑玄注释儒家经典,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当时有北有北海郑玄,南有南阳宋忠之说[2]《虞翻传》裴注引《翻别传》。而王肃在学术上成熟时,郑玄、宋忠已经去世,王肃接过其师宋忠的大旗,继续与郑玄抗衡。王肃有意攻击郑玄,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当为目的之一。为达此目的,甚至伪造儒家经典,把今古文别一不同之处任意牵合。当然,并不是说王肃只是靠这个手段来提高学术地位,他在批评郑玄时也有合理的地方。如在考证历史事实时,郑玄以为禹治水事毕,乃流放四凶。王肃就指出,如果是在禹治水功成以后,舜因为鲧治水无功而杀之,就是说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说明禹之勤劳正好使其父遭杀身之祸。这样说是陷舜为不义,陷禹为不孝的没有根据的解释[3]《舜典》孔颖达疏。王肃自己说,自幼学郑氏学,发现郑学“义理不安,违错者多”,便对他进行纠正。然而世人不理解他的真情,说他“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4],即借攻击郑学突出自己,可见当时已有人对王肃攻击郑学的目的持有异议。不管人们是否误解了王肃,王肃批评郑玄从而树立了自己的地位则成为事实。魏晋之际正是朝廷准备建立五礼制度的关键时期,朝廷乃至官员的礼仪制度,无不咨询王肃,可以说他是当时的礼学权威。

再看政治地位。王肃在政治上与司马氏是同一立场,他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昭为妻,在毌丘俭起兵时,司马师曾向王肃问计。王肃献计说:“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于汉滨,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2]《王朗传附王肃传》可见王肃在当时政治分野中的态度和立场。王肃的许多礼学理论都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的,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汉魏之际,郑玄考证认为明堂祭祀的五帝就是天帝,五帝即天。而到了曹魏时,王肃则进一步提出“五帝非天”的理论。他认为天只有昊天上帝一个,所谓五帝是由太昊、炎帝、黄帝、少皞、颛顼的人帝发展而来,所以五帝并非天帝[5]《郊特牲》孔颖达疏。王肃的这个理论,到了晋魏禅代之际变成了西晋武帝制定明堂祭祀制度的实践。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群臣上议认为:“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6]《礼志三》群臣所议,完全是曹魏时王肃的理论。西晋人挚虞说“晋初始从异议。《庚午诏书》,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礼奉而用之。”[7]《礼志上》这说明,西晋建立之后,不但实行了王肃的主张,而且还把它作为五礼制度的内容规定下来。王肃的理论被西晋初的统治者所实践,是因为这个理论适应了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魏晋禅代之际,忠于曹魏政权反对司马氏专权的大有人在。从曹魏嘉平三年(251年)到甘露二年(257年),短短七年内,先后爆发了王凌反对司马懿、毌丘俭反对司马师、诸葛诞反对司马昭三次武装活动。在士人阶层内,也有像阮籍、嵇康那样的拒绝与司马氏合作者。因此,天只有昊天上帝一个的理论,是其集中司马氏权力,使之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政治态度在礼仪制度主张上的表现。

[1] 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陈 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王 肃.孔子家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 孔颖达.礼记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沈 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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