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文颖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北承德067000）

地域文化与族群性格——解读何申“热河系列”小说

石文颖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北承德067000）

承德作家何申的“热河系列”小说蕴含了鲜活生动的承德地域文化，即郭秋良先生所主张的“大避暑山庄文化”，或者说是“亚宫廷文化”。作为“亚宫廷文化”这一文化模式的文学表达，何申在小说中塑造了热河人直爽宽厚、从容中庸的典型性格，并对热河人在特定时代的群体命运给予深切关注。热河人直爽、从容的族群性格，也影响到“热河系列”小说的审美风貌，使之呈现出一种淳朴浑厚、幽默诙谐的风格特点。

热河系列；大避暑山庄文化；文化模式；族群性格

以《年前年后》《信访办主任》《多彩的乡村》等中、长篇小说蜚声文坛的承德作家何申，在本世纪初开始将创作的笔触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接连写出《热河傻妞》《热河官僚》《热河会首》《热河鸟人》《热河春梦》《热河残梦》等“热河系列”小说，并以《热河傻妞》为名于2003年结集出版。作为河北作家“三驾马车”之一，何申这一创作题材上的转移，可谓一次富有深意的“寻根”之旅：驰骋向前的马车，回归于作家生活多年的承德这座文化名城。国内多位学者都关注到何申这一创作上的变化，并试图从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的角度予以解说，但“热河系列”小说究竟蕴含了怎样的承德地域文化，又表现出热河人怎样的群体性格及特殊命运，仍然是个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课题。

一

何申的“热河系列”小说蕴含了怎样的地域文化？其精神实质如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以避暑山庄为依托的承德古城在文化上予以界定，而承德作家郭秋良提出的“大避暑山庄文化”之说，可以说在学界已成定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郭秋良先生撰文指出，“对承德地域文化（或滦河流域文化），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说法——它的称谓可以叫做‘大避暑山庄文化’。其性质不是如同‘慷慨悲歌’那样的平民文化，而是因康熙皇帝对这块地域文化生态系统的巨大影响而形成的宫廷文化。为了与北京的宫廷文化区别，我们可以称之为‘亚宫廷文化’。”［1］在新世纪，郭秋良先生对之继续撰文进行阐发：“再次明确：大避暑山庄文化是以避暑山庄文化为核心，以现今承德范围内的八县三区文化为外围，包括木兰围场、雾灵山、金山岭长城、白云古洞、辽河源文化等在内的承德地域文化。大避暑山庄文化主要形成在清代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地，其性质是亚宫廷文化。”［2］而“大避暑山庄文化”的主导精神和特色，郭秋良先生认为“是明显带有清代前期康乾盛世时期影响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开拓、进取、吸纳、开放精神”，“主要构成呈现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主，儒释道三家文化合流的特色。”［2］

对于上述承德地域文化的论断，何申是高度认同的。他说：“如今不论是谁，都会非常肯定地说，承德的灵魂，就是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而由此产生一些理论探讨，也就变得极为正常了。”［3］“‘大避暑山庄文化’的论说，对承德很重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一独属承德特有的‘文化’，是承德强健的根脉所在。”［3］

何申的“热河系列”小说，就是对“大避暑山庄文化”极好的文学诠释。对此何申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他说：“至于我的热河系列小说，不论从每篇的名字看，还是从其内容看，都明明白白地在围绕着一种文化而行动。……透过热河美女、热河大兵、热河平民这些可爱人物行为的背后，显而易见，让读者最终要看到的，则是一种内容丰富多彩的文化，即大避暑山庄文化。”［4］169

的确，在《热河傻妞》《热河大兵》《热河残梦》等多篇小说中，作家何申每每落笔于离宫的湖光山色，落笔于山庄的历史典故，落笔于古城的人文风情，深刻表现出承德地域文化的独特：这里普通市民的繁衍栖息，与宫墙内和庙宇里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小说《热河傻妞》中，作者开篇就说：“热河城里的大妞儿长得俊。热河妞儿长得俊不是空穴来风，溯源追根大有出处。”［5］1怎样的源头、哪里的出处呢？作者为大家讲了一段故事：当年康熙皇帝在承德建立了避暑山庄（又称离宫），把全国各地有名的景色全揽了进来，可惜的是到近代不少建筑都被毁了。1945年冬八路军接收热河，骑兵驻扎在离宫德汇门内大戏楼。晚上不知哪位战士烘火取暖，不小心引燃马草，整个戏楼都烧着，红光满天，香气满城——大戏楼是用上好的木头建造的。家住御道街二道牌楼的姜家老太太在家中自言自语说，大戏楼没了。家人皆惊，说老太太未卜先知，要成仙了。老太太解释道：她年轻时在离宫当丫鬟，就在大戏楼里当差，那楼里有股子特殊的味道，住在这热河城里的许多姐妹都能闻见。故事讲到这儿，作者也就为大家揭开了谜底：“得，老太太一下子把话点明了，热河城里的妞儿长得俊，是祖传，按科学的话讲，是遗传，是宫中千挑万选的美女散落于民间的结果。”［5］2再比如《热河大兵》的开篇，作者饶有趣味地写道：“热河城内有座皇家宫苑避暑山庄，避暑山庄里有条河，名曰热河。……热河虽短，名气甚大，当年皇上把避暑山庄建在这里，便是明证。民间传说就更神了，先是说英武之气稍弱的皇帝在此都难以存活，有清一代中的嘉庆和咸丰两朝天子均殁于此。为嘛？皇上属‘龙’的，龙入‘热’水河，焉能不亡！再有就是‘热’水融‘冰’（兵），此地不动刀枪。……这两条说明什么？简单说就是热河地脉气力壮，上敢抗天子，下敢拦刀枪。”［5］153不用多举例，在何申“热河系列”小说中，类似的文字比比皆是，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大避暑山庄文化”的特色。

当然，尽管何申强调“围绕一种文化而行动”，但作家创作小说毕竟不同于学者的理论概括。文学就是人学，文学表现的核心是人，是群体或个体的人，是鲜活生动的人的思想、行为和命运。而任何一种存活于世的文化，也都是由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喜怒哀乐来承担、来表现的。所以，何申的“热河系列”小说，也并非对“开拓、进取、吸纳、开放精神”“以儒家文化为主，儒释道三家文化合流的特色”等抽象理论的图解，而首先是塑造和展现特定文化模式中的族群性格。

二

“文化模式”这一术语来自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行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但是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样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社会价值取向。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致在社会交往领域里演变成各种风俗、礼仪，从而结合成某种特定的文化模式。不同的文化模式，塑造着各自所辖的那些个体，并形成主导和支配某个族群的典型性格：“文化似乎是按照它自身的传统模式……把大多数个体铸出来。”［6］152比如，本尼迪克特研究表明，北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群体性格是日神阿波罗式的，平和、乐观，循规蹈矩，奉行中庸之道；而美洲西海岸的克瓦基特尔人则有着典型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性格，忧患、悲观，不拘礼法，感情冲动且富有冒险精神。

那么，在“热河系列”小说中，作家何申为我们描绘、展现了哪些鲜明、生动的典型性格？或者说，“亚宫廷文化”模式的文学表达，塑造了热河人怎样的族群性格？国内学者杨立元先生撰文说，“热河为塞外古城，这种独特的地域色彩也孕育了热河人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城市精神和风格。……他们既有北方山区和游牧民族的豪爽、坦荡、淳朴的优秀品质，又有京城古都人的大度、纯正的大家之气。这种独特的心理结构也就成了热河人性格的总体特征。”［7］这样的概括很有道理，但还稍嫌笼统。依笔者所见，何申笔下的热河人物，其最主要的性格特点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直爽宽厚，二是从容中庸。

直爽，是说一个人性子豪爽，认直理儿，不耍心眼儿；宽厚，就是做人厚道，宽容他人的过失，不记仇。“热河系列”小说里的主人公，大多都是这样直爽宽厚的人。比如“热河傻妞”姜婉婷，“心太直，口太快，不会耍小心眼儿，有时叫人算计了，自己还不知道。遇到难事，遇到别人有困难，又心太软，太热情，帮这帮那，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5］3她天生丽质，纯洁无瑕，在爱情上屡受挫折。先是不知道情为何物，后来明白了，又对所爱的人甘愿奉献一切，无怨无悔。有时尽管自己受委屈，也要成全他人。她在两位追求者丁大明和邢晓阳之间，总是选择更弱势、更需要安慰和帮助的人。特别是她在与丁大明离婚的情况下，还不计前嫌，照料摔断了腿的丁母，更让人为她的高尚品德而感动。还有“何大官僚”何天宏就认直理儿——老百姓喜欢的、群众满意的就是对的。为此，他不惮违背上级意志，自觉抵制特殊年代的“左”倾共产风，解散了鞋匠集体劳作的修鞋铺，在热河城闹“小自由”。这件事自然让他在“反右”和“文革”中“没得过好”，但他却出于本性的善良，保护被打击、被整治的知识分子冯大光，结果又被停职检查。改革开放后他“重新出山”，但只是勤勤恳恳地做事，不懂巴结奉承上级，不理会官场潜规则，“上任以后埋头抓工作，不大理会上面的权力斗争”［5］82。所以，这位“何大官僚”官位几十年未变，始终是个科级。退休以后，何天宏还积极筹办学校，救助贫困失学儿童，一心为社会做好事，让人由衷地赞美和敬佩。

从容，这里是指人性格沉稳，遇事不失气节，不急不躁，超然淡定；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顺时就势，持重守礼，不走极端。在何申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有这种从容、中庸的性格。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小说里“我二爷”热河会首何报国。何报国作为热河商会会长兼热河花会会首，在1933年初日本人侵占热河兵临城下、国军统帅汤玉麟弃城逃跑、儿子家羽被挟持为人质的情况下，坚持举办正月十五的花会（这是春节里民间的高跷、旱船、舞狮、背戈儿、武会等多种表演形式的总称），并且带领花会队伍把一队从御道上侵入热河城的日本骑兵顶出城外。“二爷心里总是觉得闹花会那天，没准迎面就遇见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倘若走了顺道，岂不是给他们开路，那肯定是奇耻大辱，千载骂名，而只有迎头顶上，又把他们顶出去，才是真正的热河儿郎。”［5］113虽然并没有与日本人动刀动枪，但也展现了一位民间花会首领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那样才叫够道。”［5］125正是拥有这样的个性品格，才成就了主人公一段有着特殊意味的“报国”之举。还有“热河鸟人”钮太平，作为一个破落的八旗子弟，他在历史的风浪中与世沉浮，有些玩世不恭。他先是靠养鸟为生，改革开放后做买卖，玩股票，搞旅游，“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时而西服革履，时而破大衣裹身，高级饭店里能喝洋酒，路边小摊也吃混沌”。［5］205但即便如此，他也做了很多积德行善的事，在男女关系上也不乱来。他喜欢模样俊俏、又堪称患难知己的小姨子小五，但是“见好就收，退一步正人君子”，最后帮助小五远嫁海南富商。“发乎情，止乎礼义”，鸟人钮太平在这一点上还真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总之，“飞在天上，志在高远，囚在笼中，不急不躁，两鸟相逢，同曲唱和，孤独一隅，自傲不卑。”［5］191作者生动地刻画出鸟人钮太平的个性特征，使之成为众多热河儿郎的一个典型。

三

性格就是命运。不管是对一个人来讲，还是对一个群体来讲，这句话都是成立的。直爽宽厚、从容中庸的族群性格，决定着大多数热河人的特殊命运。这一点我们在何申的“热河系列”小说里看得很清楚。老实人在社会上难免吃亏，特别是在过去的特殊年代，如“热河傻妞”姜婉婷在婚恋上受挫折，“何大官僚”何天宏在官场上不如意，都跟他们的直爽性格有关。但另一方面，将心比心，宽厚之人遇到难处，也容易得到他人同情和帮助。所以，尽管世界不够美好，生活不尽如意，但何申笔下的热河人“悠闲自得可着自己的性情活着”，人生命运也差不到哪里去。同样，从容中庸、不走极端，也让“热河会首”何报国、“热河鸟人”钮太平这些人避免了人生中的大起大落、情感上的大悲大喜。特别是何报国，面对骄矜的日本侵略者，既表现出不可辱的民族气节，同时又没有导致血流满地的严重后果。

这样的族群性格，或许让热河人很难一飞冲天，显赫一时；但在过去一些艰苦、荒诞的岁月里，热河人也不会犯很大的错、受太多的罪。何申在小说里写道：“……热河省五六年给撤了，归到现在这个省里来，各方面工作总落在后面，人称塞外一枝花，不是老九就是老八，说的是全省九个专区，排名总是倒数一二的。时间长了，省里说热河这太右，热河这觉得省里左，虽然省里官大，但热河也有倔人，硬是创造性地干事，有不少资料表明，热河这儿是当初最早闹‘小自由’的地方。”［5］72“更有一件奇事，就是此地不动刀枪不开兵见仗，靠的是‘热河’化‘兵’。……‘文革’时期咋样？旁的地方打得硝烟蔽日，热河城里站派坐派也互相咬牙切齿，恨不得把谁一口嚼成猪头肉，再打二两薯干酒就着喝了，可楼里楼外一动真格的，最多燎几个草垫子扔几块砖头。”［5］191热河人就是凭着自己的直爽、从容（何申称之为“倔”“悠闲”）抵制上级的左倾路线，在文革中不搞武斗，避免了重大的历史性错误和代价。

这样的族群性格，也影响到“热河系列”小说的审美风貌。“风格即人”，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的体现，是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相契合的产物。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何申在行文中难掩对笔下人物的敬爱之情和欣赏之意，并由此形成小说淳朴浑厚、幽默诙谐的风格。比如，同样是以“抗日”为历史背景的故事，《热河会首》既没有河南作家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中那样饿殍遍野、惨绝人寰的震撼场面，也没有山东作家莫言的《红高粱》所渲染的让人血脉喷张、惊心动魄的蛮野力量，但却有着独树一帜的大度从容、自信乐观的气象。“需要再交待一点，即我虽然口口声声说热河城，但热河并没有‘城’。原因在于当年康熙主张不再修长城，他认为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土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5］149作家何申的这个交待，清楚地表明了这种从容、乐观气象的历史文化渊源。

总之，何申的“热河系列”小说，用文学表达的方式展现了承德地域的“大避暑山庄文化”，并揭示出在这样一种“亚宫廷文化”模式下的热河人的典型性格及其特殊命运。当然，我们在小说幽默、乐观的总体格调之外，也能觉察到作者对于热河这块土地在新时期商品大潮冲击下的命运的担忧。在小说《热河鸟人》中，作者借叙事者“我”之口感叹：“亲情友情都被金钱冲击得变了样，不加小心不行啦。”［5］206而对鸟人钮太平这个能折腾的人物，作家何申在访谈中表示，“实际上他体现了（热河）古城在新时期的焦躁和不安。”［8］99露丝·本尼迪克特强调，特定族群的文化模式并非一成不变，总有一些新的、外来因素使之发生某些变化；但我们希望的是，某种文化模式的优点，即对于人类世界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会经受历史长河的淘洗，永久存活下去。

［1］郭秋良.大避暑山庄文化刍议［J］.河北学刊,1996，(2).

［2］郭秋良.再说“大避暑山庄文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8(1).

［3］何申.关于“大避暑山庄文化”的思考［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3).

［4］何申.大避暑山庄文化与《山庄颂》系列歌词［A］.大避暑山庄文化论说［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5］何申.热河傻妞［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6］(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杨立元.由乡村到城市：何申的审美转移——何申“热河系列”小说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4).

［8］胡区区、王玉祥.从“乡镇干部系列”到“热河系列”——何申访谈［A］.大避暑山庄文化论说［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Regional Culture and Ethnic Group Character-on novels of“Rehe Series”by He Shen

SHI Wen-ying
(Chinese Department,Hebei No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es,Chengde,Hebei 067000,China)

“Rehe series”Novels by He Shen contain Chengde regional culture,the“Culture of Grand Mountain Resort”or“Sub-court culture”advocated by Guo qiu-liang.These novels show Chengde people's character and expressed a concern for the fate of Chengde people in specific times.Chengde people's character also affected the aesthetic style of the novels,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simple and honest,and humorous as well.

“Rehe series”；“Culture of Grand Mountain Resort”；patterns of culture；ethnic group character

G127

A

2095-3763（2015）03-0021-04

2015-04-21

石文颖（1975-），男，河北保定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院级课题，京、承地区现当代满族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