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君秋　石微

[摘 要] 满汉合璧的《清文启蒙》是清代的满语教材，反映了清代前期满族旗人使用汉语的情况。从书中的汉语释义来看，雍正时期，满族人已进入使用满汉双语阶段，其作者是一个精通满语和汉语的双语人，普通的满族旗人也已经具有一定的汉语水平。但这一时期双语旗人的汉语水平并不能超越其母语，满族人所使用的汉语带有鲜明的满语特征，同时有些满语成分也被汉语所接纳，经过汉语内部语言规则的打磨，这些满语成分成为了汉语家族的新成员。

[关键词] 《清文启蒙》；满语；汉语；母语干扰；满式汉语

[中图分类号] H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1-0041-05

[收稿日期] 2014-10-20

[作者简介] 1.赵君秋，女，北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 2.石微，女，北华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吉林 132013）

一、引言

清初，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满族统治者非常重视学习汉文化并广设官学，鼓励满族人学习汉语， 因此《清文启蒙》一书应运而生。《清文启蒙》是清代满族人自己编写的满语教材，刊刻于雍正八年（1730），此书用汉语注解满文，“所注皆系俚言鄙语，粗俗不文”。[1]（卷一2b）而据季永海（1993）研究，满族人转用汉语历时300年，经历了民族母语、满汉双语、汉语单语三个阶段。入关前后操满语；康熙后期，即1720年前后，由满语单语过渡到满汉双语，历时约80年；到了咸丰年间，即19世纪后半叶，由满汉双语过渡到汉语单语。[2]（ 38～46）由此可以推断，《清文启蒙》成书年代正值满族人由满语单语向满汉双语过渡的时期，这为我们研究清代语言转用初期满族旗人汉语状况提供了可贵的研究资料。

《清文启蒙》全书四卷，全部用汉语注释、注音、讲解。第一卷为满语的字、音及书写，其中“满洲十二字头单字联字指南”共收十二字头及字头内音节（字头）1411个，配有汉字注音及例词，并对一些特殊的音作了解释说明；“满洲外联字”收满语词33个，均有汉字注音及词义；“异施清字”收词、词组350多个，其注音有别于十二字头，为当时的口语音。第二卷为满汉对照口语会话。第三卷用汉语讲解满语语法。第四卷用汉语解释满语中音近而义不同、义近而形不同的词语。从《清文启蒙》的汉语注音、注释、讲解可以看出，作者舞格寿平是一个精通满语和汉语的双语人，这也说明，雍正时期普通的满族旗人已经具有一定的汉语水平。但这一时期，双语旗人的汉语水平并不能超越其母语，旗人汉语中带有鲜明的满语特征。

二、满语的形态标记对旗人汉语的影响 民族的接触首先是语言的接触，陈保亚（1996）在研究汉越（侗台）语源关系时指出：傣语与汉语接触会产生傣汉语和汉傣语两种语言变体。傣汉语是傣族人讲的汉语，是汉语被傣族人作为第二语言使用时形成的语言变体。[3]（137） 同样，满汉两种语言接触会产生满汉语和汉满语两种语言变体，满式汉语为满族人转用汉语过程中使用的语言变体。这种语言变体是语言转用时期满族人使用的介于满语和汉语之间的语言系统，它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既不同于满族人的母语，也不同于目标语汉语，而是一种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步向目标语汉语靠拢的动态语言系统。

一般而言，母语与目标语的差异越大，母语干扰越大。汉语与满语是两个不同系属的语言。汉语属汉藏语系，是典型的孤立语；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是满—通古斯语族的一种黏着语，通过在名词和动词等的词尾附加一些成分来实现其语法功能，两个语系在语音、语法方面差异很大。因此，满族人在转用汉语的初期不能充分掌握汉语的语言规则，受母语迁移的影响，出现了用满语语言规则套用汉语的现象。在《清文启蒙》（雍正八年）得以出版的时期，满族人已开始进入满汉双语阶段，汉语逐渐成为满族人生活中的首选语言。满族人汉语有了长足的进步，满族转用汉语时，母语干扰主要出现在清军入关后的七八十年间。此时，清统治者大力提倡学习汉语和汉文化，在康熙的倡议和指导下，编制了一部满语词典《御制清文鉴》（康熙四十七年），后经李延基按音序排列整理，编成《清文汇书》，于雍正二年出版。从《清文汇书》中的汉语释义看，当时满族人的汉语水平十分有限，用满语的语言习惯来套用汉语的情况非常严重，因而文理不通，晦涩难懂。如，“ai ɡajiha”的汉语释义为“乃不如我的人招惹我，我不干预他。”汉语为“这样的人我理他干什么。”“anɡɡalambi”的汉语释义为“凡有为上进行走处告着要去。”汉语为“遇见便宜就争着要”、“见利就上”。详见爱新觉罗·瀛生：《满语杂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988页。但是从《清文启蒙》第二卷“兼汉满洲套话”的汉语释义来看，母语干扰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满语的形态变化非常丰富。名词有数、格的范畴，动词有式、时态、语态的变化。每种形态都有与之相对应的附加成分做标记。“清文之难，纯在虚文，而不在实字。起合之准绳，非虚文无以达其意；贯穿之脉络，非虚文无克传其神。”[4]（序）而汉语却是最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语法关系是由虚词和语序表现的，缺少严格意义上表示形态变化的标记。因此，满族人在学习汉语时，会不适应汉语的表达方式，于是他们将自己母语中的标记语言迁移到汉语之中。

（一）满语格标记对满族人汉语的影响

满语名词有主格、生格、对格、位格等八格，每种格都有与之对应的格助词，如，be、de、i、ni、ci。满语的格助词除了是一种标记形式，同时也表达某些语法或语义上的意义，一般是不可以省略的。满族人在学习汉语时，格助词在汉语中找不到其相应的匹配，于是就将这种语言规则迁移到汉语中，形成对汉语的干扰。

例1 ：gūwa emu baita de geniki seci.别的一宗事情上要去。（5b）

例2： wei niru debi. cang？eo niru debi.在谁牛录上，在常寿牛录上。（32b）

例3 ：bithe de antaka？书上头如何？（34b）

例4： bi generakū ohode. tere mimbe jabcarakūn.我若不去了的时候，他不埋怨我么？（40a）

以上语料中的“事情上”、“什么上头”、“书上头”、“的时候”是与满语的格助词de相对应的。这里，de是满语位格格助词，表示行为、动作、人物所处的空间和时间， [5]（767）常用作状语，回答“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上头”等问题。例1表示行为、动作发生的场所，例2表示人物存在的场所，例3是动作进行的场所，例4是人物所处的时间。

例5： terebe gaifi gene.将他领了去。（卷三6a）

例6： si tere baita be majige fa？？acina. 你把那个事巴结巴结是呢。（19a）

例7： ere emu baita jai baire turgun be suwaliyame gemu tede ？anggabume gisurefi jihengge kai.把这一件事并连恳求的缘故都合他说完毕了来的啊。（3a）

例8 ：dere be hūwa de guribufi teki.将桌子挪到院子里坐着罢。（42b）

以上语料中的“将”、“把”是与满语格助词be对应的，be是满语对格（宾格）的格助词，表示行为、动作的直接承受者，用在名词、代词、动名词和名词性词组后面，是宾动结构中间的语法标志，例5中，be表示tere是动词gene的直接承受者。因为满语中的“格助词是表示语法关系的必不可缺的要素”[5]（66），所以在转译汉语时，习惯将其译作“把”、“将”、“用”、“以”等。例如，《清文启蒙》卷三中的一些例子： mimbe ：把我、教我，membe ：将我们、令我们 ；suwembe： 把你们、教你们；qembe ：将他们，使他们。

（二）满语时体标记对旗人汉语的影响

动词词缀是表现时态、语态等语法形式的重要手段，其主要特点是用词缀变化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如arambi（写），词干为ara，接不同词缀构成各种语态和时态，表达不同意义，如araha（写了）、arafi（已经写了）、arara（将要写）、arakini（但愿他写了）、arahabi（已写完）等。汉语的动词没有形态变化，语法关系是由虚词和语序表示的。满族人在学习汉语之初，没有很好地掌握汉语的语法特点，将满语动词的词缀直接转译到汉语之中，从而导致满族人汉语带有明显的满语动词的变化特征。

例1： si uthai tede bucina.你就给他是呢！（10b）

例2： aiseme ek？embio，joocina.何必忙，罢是呢！（4a）

“是呢”源自满语的动词祈使式词缀cinɑ，表示希望、愿望。[5]（992）《清文启蒙》第三卷：“v+cinɑ，是呢字，罢字，在字尾联用。”如bicina，存着是呢；secina，说是呢，可说是呢；jecina吃是呢，genecina去是呢。“乃使令他人之词，此字向尊长言说不得。”[1]（卷三，31a）

例3： si unenggi sarangge getuken oci.你若是果然知道的明白。（3b）

例4 ：erei adali jaka unqarangge inu bikai.似这样的东西卖的也有啊。（卷三10a）

例5： tere baita holbobuhangge ujen amba.那个事情关系的重大。（19a）

“知道的”、“卖的”、“关系的”是一种满语动词名词化的形式，满语中将动词词尾加上“nɡɡe”表示“……的”。[6]（30）

例6： bimbihebi.原有了来着（卷三22a）

例7： bi jing age be tuwanjiki sembihe. 我原正要瞧阿哥来着。（40b）

例8 ：sain ba akū bihe bici. we jifi hersembini. 若是没有好处来着，谁肯来理呢。（17b）

例9： bi tade henduhebi. ini hendurengge. emu niyalma baita oci. kemuni ja bihe.我已是合他说了，他说的话，若是一个人的事，还容易来着。（6a）

例10： neneme donjiha gisun. hono buru bara bihe. 先听见的话，还恍恍惚惚的来着。（17a）

以上句中的“来着”源自满语bihe和bihebi，满语动词过去完成进行时态，表示动作和状态过去如此，现在仍如此。[5]（796）《清文启蒙》卷三：“bihe，有来着字，在来着字，原曾字，乃追述语。”“bihebi，有了来着字，在了来着字，原曾字，乃追述往事，煞尾之语。”[1]（卷三，19～21）陈前瑞（2006）将《清文启蒙》中“来着”的用法分为五种类型：“来着”与“了”连用，与“着、正、正要”配用，用于否定句，用于假设过去发生的情况，“来着”句中的谓词可以是状态动词或形容词。认为这五种用法是现代汉语中所没有的，陈文从语言接触与语言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清文启蒙》中“来着”语法性质的变化过程，指出清初旗人汉语中的“来着”应该是“受满语影响的一种表示过去时间的完成体标记”。[7]（22～27）这种时体标记后来被汉语所接纳，经过汉语内部系统对异质成分的加工改造，逐渐向表情态方向发展。

三、满语的语序对满人汉语的影响

满语不仅有丰富的词形变化，语序也与汉语有很大不同。汉语句子的语序是SVO；满语句子的语序则是SOV，即形容词、分词、代词等修饰成分都放在名词前面，谓语在句子末尾，宾语在谓语前面。

例1： damu yabuhai age de eimebure inenggi bikai.教阿哥厌烦的日子有啊！（2a）

例2 ：ere gese angga uba？akū niyalma geli bini.这样口嘴反复的人也有呢！（7a）

例3： 甲：yaya bithe be si gemu giyangname mutembio. 不拘什么书你都能讲的来么？

乙：mutere ba inu bi. muterakū ba inu bi. 能讲的去处也有，不能讲的去处也有。（34a）

例4 ：sini boode feliyerakū mujanggao.果然不往你家行走的么？ （2a）

例5： bi udu debtelin bithe be baifi sinde doolaburakū sere doro bio.我连几本书不寻给你抄的理有么？（39b）

例6 ：morin dahalara urse de nure omibu buda ulebu.给跟马的人们酒呵饭吃。（49b）

现对以上例句进行分析、归纳如下：

1.例1、2、3“……有啊（……bikai）”、“……有呢（……bini）”、“……有（……bi）”是比较典型的谓语在句末的满式汉语句子，按照汉语的语法习惯应该说成“有……啊”、“有……呢”、“有……”。

2.例4、5“……行走的么（……mujanggao）”、“……有么（……bio）”是满语的反问句形式在旗人汉语中的反映，满语中动词上加个字母“o”，表示反问。[6]（30）

3.例5中“理”前面一长串的定语“连几本书不寻给你抄的”是满语的语言习惯。[5]（993）满语的句子成分虽然与汉语基本相同，定语也位于被修饰、限定的词语之前，但是使用习惯却不尽相同。

4.例6“酒呵饭吃”即“呵酒吃饭”，汉语为动宾结构，而满语却是宾动结构。

通常，学习者在语言交流时由于缺乏足够的目标语知识，会借助于母语来填补空缺，但随着学习的深入，会逐渐趋向于目标语的正确形式。因此，母语干扰在第二语言学习的早期比在中后期明显。有数据表明（冷小利等，2008），在中介语的初级阶段，母语干扰导致的错误占40%，中级阶段则下降到25%。[8]（25）《清文启蒙》中的满式汉语句反映了满族人在转用汉语初期使用汉语的实际情况。

四、满语边、颤辅音l、r对旗人汉语的影响 儿化是北京音系重要的特征之一，北京话中大量的儿化音与满语有密切的关系。从汉语史来看，儿缀在唐代就已经产生。随着儿缀的虚化与泛化，“儿”从名词（N）后缀扩展为用于数词（S）、副词（F）、形容词（A）、动词（V）、短语中做后缀。儿缀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语义上的虚化，导致语音的弱化。儿缀语音弱化之后，慢慢与前面音节合成一个音节，形成儿化音。

对于儿化产生的时间，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关于儿化产生的年代学术界有三种观点：李思敬为代表的明代中期说、李立成为代表的元末明初说、季永海为代表的宋代说。但清代之前就已经有儿化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明末儿化音虽已成熟，但“比起清末的儿化音来，其数量要少得多”。其实，早在清初的满人汉语中就已经出现大量的儿化词，并且运用十分娴熟。

《清文启蒙》第二卷“兼汉满洲套话”的汉语释义约2万字，有儿尾词55个，其构成如下：

N+儿：我总连影儿也没有听见。（4b）

倘若望着他商量一件心腹事儿，只是浮面皮儿答应。（5a）

若像那样的有什么趣儿。（5a）

况且我身子整日甲应答差事不得闲儿。（6a）

N+N+儿：料理的事事儿疾快。（16b）

V+儿：倘若说一定打噔儿。（27a）

没法儿紧着强扎挣着刚刚的好了。（28a）

V+V+儿：我们也略坐坐儿罢。（29b）

F+儿：我然尽着量儿巴结。（8b）

会着我一齐儿走。（14a）

险些儿没有撩倒来着。（28a）

我去尽量儿说着瞧。（31a）

F+ F+儿：前日将将儿的事情才完了。（40b）

S+儿：总没见你一遭儿真去。（2b）

行走没有遍数儿来着的啊。（36b）

送小些儿的来。（54b）

S+S+儿：遭遭儿来了嘴里瓜答的乱说。（56a）

上述《清文启蒙》中的儿尾词是自成音节的儿缀，还是不自成音节的儿化词？从文中出现的“儿“自由省略现象看，应该是儿化。

送大些的去，你又说大了，送小些儿的来，你又说太小了。（54b）

遭遭儿来了嘴里瓜答的乱说。（56a）

遭遭提起来我愧而且恨。（24a）

也往我们家里走一遭儿是呢。（43a）

你一遭提起来。（51a）

谁没一个冗杂的事儿呢？（5b）

这样无礼的事也有呢。（3a）

“大些”和“小些儿”、“遭遭”和“遭遭儿”、“一遭”和“一遭儿”、“事”和“事儿”，在这些句子中是表达同一概念或指称同一事物，有时带“儿”，有时不带“儿”，说明当时满族旗人汉语中儿化音已很普遍，运用十分娴熟，出现了自由省略的现象。又如baiti在“套话”的不同句子中被译为“事情”、“事儿”、“事”，其中“事儿”、“事”在口语中应该是儿化音，所以在书写中有时就将“儿”省略了。类似的情况还有：“真真的我感之不尽”，“只给个实在信，也还好些。”“真真”、“信”也应该是省略了“儿”的儿化音。

清代早期旗人汉语中出现的大量儿化音，“有汉语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外来影响的原因。”[9]（19～30）满语的影响和满汉民族接触、杂居、融合是北京话儿化音多的重要原因之一。赵杰（1995）认为，满语的边、颤辅音l、r在满式汉语中转为发[]的轻音节，而在轻音音节中舌尖后声母的浊化和元音的央中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音，从而导致“北京话的儿化数量的突然翻番”。[10]（248～250）从《清文启蒙》中的汉语注音来看，第一字头下，r组字注音与l组基本一致，只在r组字音节下标注“滚舌念”以示区别，如le标注为“勒”，re标注为“勒，滚舌念”。在第十一字头（l在音节末）中，l注音为“勒”，如al标注为“阿勒”，el标注为“额勒”，il标注为“伊勒”，ul标注为“乌勒”。由于“容易与le（埒、勒）造成混乱，所以在实际对音中，l多译为‘尔。满语中，l念l念[]均可。”[10]（29）在“异施清字”中，l在词尾音节末的汉字注音为“儿”，如，el念“儿”，ul念“五儿”，bal念“八儿”，sal念“三儿”，jul念“住儿”，piyal念“偏儿”，siowel念“雪儿”。l在词首音节末注音为“二”，如，elsose念“二小子”，eldase念“二达子”，elyatu念“二丫头”，elhei念“二黑”。在第三字头（r在音节末）中，r注音为“滚舌嘟噜尔音，读法只将a、e、i头，每个字下添一嘟噜尔，紧紧连念，即是。”如，ar为“阿尔”，er为“额尔”。

从以上注音情况看，满语边、颤辅音l、r多对音为汉语的“儿”系列字，为儿化的发生提供了充分条件。再加上轻声的条件做“催化剂”，于是在清代初期的旗人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儿化音。

五、结语

满人入关不久，出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巩固统治和仕进等方面的需要，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掀起了学习汉语、汉文化的热潮。

甲：（师傅）每日来了都教给你们些什么话？

乙：我们这个师傅教的都是眼面前说的寻常话，再回答的粗话，并没有另样的难话。

甲：阿哥你们这学的狠不是道理了，为什么不叫他讲四书，不学繙绎？……（26a）

总之，清朝前期，在学校受过正规汉语教育的八旗子弟毕竟占少数，大多数满族人则是在与汉族人的接触交往中学习汉语的，以能够交流为目的，没有受过正规学校的教育，因此，满语母语干扰的情况非常严重。随着官学、义学、家学的不断增加，以及北京内城市场经济繁荣所带来的语言接触的深入，满人汉语中母语的干扰现象逐渐减少，不断向目标语汉语靠拢。其中有些满语成分被汉语接纳，经过汉语内部语言规则的打磨，成为汉语家族的新成员。《清文启蒙》一书正是反映了清代前期满族旗人使用汉语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1]长白舞格寿平：《清文启蒙》，北京：三槐堂序刊本，雍正八年（1730年）。

[2] 季永海：《满族转用汉语的历程与特点》，《民族语文》，1993年第6期。

[3] 陈保亚：《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

[4]蒙古万福厚田：《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北京：京都隆福寺聚珍堂书坊刻本，光绪二十年（1894年）。

[5] 爱新觉罗·瀛生：《满语杂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

[6] 赵志忠：《从<清文启蒙>看清代前期满族人的双语使用》，《满语研究》，2000年第1期。

[7] 陈前瑞：《“来着”补论》，《汉语学习》，2006年第1期。

[8] 冷小利、宋春梅：《中介语研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中国校外教育》，2008年第12期。

[9] 季永海：《汉语儿化音的发生与发展》，《民族语文》，1999年第5期。

[10] 周燕：《北大博士对双语语音实验研究的新突破》，《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 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