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艳

（山东大学法学院，济南250100）

唐君毅眼中的中西社会人文与民主精神

梁艳

（山东大学法学院，济南250100）

唐君毅是20世纪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其学术思想涉及教育、儒学、宗教、人文等诸多方面。作为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代表之一，唐君毅先生的人文思想带有深刻的儒家思想的烙印。唐先生在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之后发现人文和民主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概念，人文精神孕育民主精神。而具体到中西社会，人文和民主的精神又有着不同的产生背景和价值内涵。

人文；人文精神；民主精神

提及民主一词,人们总会联想到实现民主不可或缺的概念:人权保障、选举权的存在、机会平等、权力监督等，将此种概念受到关注视为西方之所以存在民主精神之依据，并因中国传统社会并无此民主实现之必备概念视为中国社会无民主精神。然而唐君毅先生经过深刻的探讨之后发现，中国社会并非无民主精神，而是因为中西人文精神产生的思想积淀不同，导致中西社会的人文精神不同，从而人文精神又孕育了不同的民主精神。在对中西人文与民主精神的深入比较中，唐君毅先生为我们探索中国未能建立像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原因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一、中西社会人文精神产生的思想积淀

一谈及“人文主义”，人们往往会联想起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但是唐君毅著述中的“人文主义”及“人文”的概念远远超过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外延。他在《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一书开篇就明确指出：“从一切方面说，一切学术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讨论任何学术之思想，都是讨论一种人文之思想。但是，这样说，则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一名之含义，无所对照，而彰显不出。”[1]1唐君毅对人文思想做了这样的定义：“所谓人文的思想，即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价值，愿意全部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决不加以抹杀曲解，以免人不同于人以外、人之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1]5

中国人文精神酝酿的初始阶段是孔子至秦的这一时期，此时的中国文化精神表现于具体的文化之中，虽然这一时期并无多少人文思想，但是人文精神的根源形态已经在这一时期确定。这种根源形态即是“人文中心”的文化。周代的衰败和蛮夷力量的兴起导致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被破坏了的以“人文中心”的文化，在孔子看来，“人”比“文”更加重要，因为他要求人首先要在内心形成德性，“礼乐之文”才可后续形成。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所在。孔子发现的“人之德性世界”被孟子发展成为“人之心性世界”，后由荀子将先秦儒家人文思想由人道发展到以通天道。

尽管先秦儒家的人文思想因为法家构建的反人文思想极权统治而断裂，但其在社会底层形成生根发芽且在不同的时代阶段形成了不同形态：如汉代之“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精神；魏晋之“隐逸情怀”的自然精神；唐代之“富才情”的浪漫精神；宋明之“立人极”的哲学精神；清代之“顾念人之日常生活”的世俗精神。这些形态各异的人文情怀，互为思想积淀的推动着中国数千年人文思想向前发展。

唐君毅认为，中国自古重农业，求定著而安居，自然促进广大人民爱好和平的精神（中国历史上虽有战争，但大多为内乱；中国虽有商业，但也为内地之商业而非海外之商业）。故“西方文化之形成为多元，其所历之文化冲突多，而中国文化之形成，几可谓一元，其所历之文化冲突少”[2]158。

溯及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徐复观与牟宗三认为应自罗马的西塞罗开始讲起，因为人性和文化的概念是由西塞罗首先提出的；但唐君毅认为西方人文精神的根源应追溯至希腊，希腊学者普洛太格拉斯说“人为万事万物之权衡”，苏格拉底继承普氏的思想，“我的兴趣不在于林野而在于人”。希腊土地贫瘠，商业的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农业，且商业以海外商业为主，形成了多种来源的文化相互冲突又彼此交融的殖民地文化，哲学科学的闪光也是自殖民地时期开始。苏格拉底之死便是多种文化冲突刺激之下的产物，富超越精神的柏拉图哲学将苏格拉底重人生文化价值的概念，如美善等，升华为一种灵魂的依附。罗马虽然征服了希腊，但是其文化却偏向了希腊化。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宗教势力超过政治势力而成为主宰，人文主义的发展受到遏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促生文学艺术之研究，英国的产业革命促生了革命商业势力的膨胀，德国黑格尔哲学促生了“大我主义”与超越精神，人文思想的概念逐渐重新萌芽，并以个人自我中心意识、民主自由思想为中心被赋予了近代意蕴。

西方人文世界形成了向上而向外超越、追求客观理性活动、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以及学术文化分途多端发展的四种特殊精神。此正是中国文化精神所缺失的。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一直以来未脱离此四种特殊精神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了中西人文世界文化精神的不同发展轨迹。

二、中西社会之人文与民主精神

提及民主政治，人们总会联想到个人在政治机会中的平等，政治权力受客观限制，个人自由及人权的保障以及议会与政府反对党的存在等，这些是民主政治实现之必须且充足条件；并以中国传统社会未重视此观念视为中国无民主精神之证据。而唐君毅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个人自由、人权、国家、政党等观念都应该是位于人文概念之下的第二位的概念，任何政治精神的产生都依赖于社会各团体之并行不悖的发展、社会各种人生文化价值的全面追求，这才是民主精神出现的实效条件。而西方社会民主精神的本源，应当溯之于西方社会多端并行而敌对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文化精神，并非是多端敌对并行发展的人文精神，而是儒家充实圆满、大一统的人文精神，其中也蕴含着民主精神，只是未表现为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

（一）西方社会民主精神产生的人文背景

个人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理想或口号，但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文化背景去理解这些口号的内涵，也不能仅从此理想的表面去看待西方民主精神。唐君毅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产生民主政治，与其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及西方个人自由精神有深刻的关联。

“西方近代人之特别觉个人自由之重要性，并特尊个人权利之故，全在西方社会早有一社会文化之多端发展。且其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之力量，恒并峙而相互冲突。”[3]330由于社会文化的多端发展，西方近代更重视个人自由、个人尊严、个人权利等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又隶属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团体，各种文化冲突及碰撞在所难免，此即西方社会民主精神产生的根源。唐君毅认为希腊即为典型，希腊传承爱琴文化、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的多端文化来源，各城市相互独立又有海外殖民，商人力量、贵族力量、学术力量并行闯入希腊社会，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分立，于是政治上的竞争随之出现以及希腊式直接民主；后罗马在政治上统治了希腊，罗马的法律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的色彩。

中世纪结束后，近代的西方社会同样多种社会文化力量并存：一是寄托于新旧教会的宗教力量；二是由于希腊罗马学术精神的复兴，中世纪形成的根植于社会而非根植于政治的大学力量；三是近代国家的形成聚合了君主和封建贵族的力量；四是由于海外通商殖民和工业革命而生的商人和冒险家等社会经济力量。各种社会力量，教会、学校以及贵族主持的上议院都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治，君主很难进行独裁统治，于是西方社会只有一步步迈向民主。

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使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规模达到最大化。英国早有海外殖民及产业革命之积淀，它首开资产阶级革命之先河，确立君主立宪制，逐步扩充选举权。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肯定个人自由及权利的价值，并以公民财产资格作为参政权的限定标准。发展至美国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最为完备，美国人最初本就多清教徒、探险家、流放者等，他们的兴趣在于财富及冒险，鲜少关注政治。直至今日，美国人也更注重对政治以外人生价值的关注，社会力量远大于政府力量，地方力量远大于政府力量；美国的大学也多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学术力量，一般为私立或者州立。故英法美均由于经济、文化、学术力量的多端发展而影响了社会权力结构，进而影响了政治的运行模式，这也成为西方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理想条件。

唐君毅认为，西方的个人自由与民主思想根本上来源于中世纪宗教思想，个体之所以有尊严，乃是由于个体灵魂直接由上帝创造。“西方近代讲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之思想者，多祖述斯多噶，或祖述基督教之原人之灵魂是平等为上帝造，人原有自由意志之义。”[3]330自由平等思想是超政治的精神，最初重视自由平等的人多为从事经济、思想、学术等脱离政治环境的人，他们追求的也不过是政治以外的自由平等。人们对经济及学术等人生文化价值的追求逐渐建树起各种社会文化力量，并开始影响政治，这种脱离政治的自由平等精神也开始影响政治，逼使政治去迁就超政治的不同社会文化。为求得政治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保护，人们开始争取民主立法、争取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以得人权、平等自由理想在政治领域的实现。进而逼使现代政治不停滞于君主专制，发展为近代民主国家，使个人成为政治上的主体。故西方民主精神的本源，即是各文化领域去实现超政治的人生文化价值的精神。

（二）中国人文精神中的民主精神

西方社会民主精神及民主制度的产生根植于其深刻的社会人文背景，中国过去的政治制度中未出现民主制度，也与中国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唐君毅认为，近代中国未建立民主制度，也无西方式人权观念、个人自由观念，但中国文化价值中依然存在中国式民主精神，中国的民主精神蕴含在人文精神中。

唐君毅从中国儒家精神中找到了民主精神之根，即“尊重整全之人格，视人格为宇宙中至尊至贵而与天合德之儒家精神”[3]340。中国古代文化之路，大体一脉相承，一泻千里，除了改朝换代时的混乱，是以和融贯通、充实圆满的人文精神缓步前进的。而儒家思想作为统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数千年的主导思想，它奉承以实现古代文化精神之整体为己任。儒家所认为的理想圣人，便是仁义为本、并以肯定一切文化价值之实现为目标之人；儒家所赏识的人性，也是创发一切人生文化价值之实现的人性。故儒家反对道家、墨家及法家的思想，在于它们或重视个人忽视社会或重视社会而忽视个人，抑或重视政府忽视个人和社会，均未将个人、社会、政府三者加以有效的平衡[4]226。另外儒家主张不抹杀任何方面的人生文化价值，而要保护一切有价值的文化形态，因此儒家主张儒法并施、儒墨并施、儒道并施。它以仁存心，对宗教、教育、科学、哲学、艺术等不同的人生文化价值皆加以肯定，因此它认为诗人、实业家、政治家、文学家在社会中应皆有其地位；儒家主张任何人皆可为圣，只要将行动践行于世界人文之全体，便是一种为仁由己精神的体现，此为儒家精神中的大平等精神。

我们说西方民主精神，其根源亦无外乎人格平等、人格尊严，唐君毅认为儒家大平等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精神。而且儒家人文精神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开始就着眼于人类文化全体，并对人及人创造的一切文化形态均给予肯定，儒家精神中的人文世界、人性、人格等都是比政治上的民主、科学、宗教等更上一位的概念。

中国儒家的民主精神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是我们应当借鉴和学习的，但是不能仅以科学和民主来衡量中西文化的优劣，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文化精神中的道德精神、哲学精神、艺术精神的闪光。学习西方民主精神与认识中国人文精神的独特价值，对于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和创造，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儒家未能建立民主制度的原因及中西政治思想之不同

中西人文精神的不同不但塑造了政治制度的不同形态，而且根植于中西社会的政治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从人文及政治思想的差异中我们也可以寻见中国儒家未能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之原因。唐君毅站在一名近代新儒家思想者的角度上，着眼于中西人文社会，对其政治思想进行了探究，并对中西政治精神的融通和中国应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态度进行了清醒的定位，在其撰写的《论接受中西文化思想之态度》、《中国儒家未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之原因与中西政治之不同》及《中国人文精神中之民主精神》等文中均有所体现。

中国儒家中虽有民主精神的闪光，但这民主精神是唐君毅从儒家的道德精神之中发掘的，儒家一直将政治视为道德的直接延长，政治是人的道德价值实现的场合之一，此外并无更高的地位。因此儒家虽相信人人皆可为圣，可与天合德，但是并不指示一切人皆可成为王，也未在建立政治制度的原则上，确立一切人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国家权力及掌权者的监督和任免权，而是重在教化人们心性中长存圣人之性。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们，并未认识到自身有这些政治权利，而这种民主精神也未发展到政治领域。这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未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君毅认为中国儒家重道德轻政治，将中国的民主精神长久以来潜伏于道德精神之中，因而未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精神，亦无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是“天人合德，帝王直承天命”[3]345，并无君权神授、绝对主权等可催生民权意识的观念。中国的儒道墨思想视正心诚意功夫的道德修养为君主最重要的精神修养。中国儒家思想视君臣为社会人文中的一伦，只讲劳心、劳力，讲君统、家统及道统，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在其职，各行其道，各谋其位，而不能僭越。而中国超政治的人格精神表现为隐逸的仙道佛徒，成为游侠或僧侣，超脱俗世，求与现实政治的隔离且只在下层活动，而未像西方那样形成可与政治相对峙和抗衡的社会力量。西方社会与政治抗衡的社会意识起源于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之前的君主专制中所谓的君权观念来源于君权神授，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宇宙权力，教会作为神权的意志传达者，通过加冕皇帝的形式赋予皇帝处理俗世事务之权力。而宗教改革之后，个人直接接触上帝，主权移至人民，开始催生抑制君权的民主政治意识。

唐君毅认为中国近代未能建立民主制度还是因为中西文化精神不同。西方之所以能建立民主制度并不是根源于民主政治的口号，如天赋人权、个人自由等，而是西方社会各种人类文化的多种多样的发展，由此产生了诸多的冲突，使它们互相斗争，分途发展。这才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得以实现的历史文化背景。西方民主政治之所以强调个人自由与人权平等，是由于西方世界各种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与权利意志之间的斗争而逼出的。而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并行发展，它一直希求一种统一的文化形态，中国人也没有西方人那样争强好斗，而没有产生出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治。这是中西人文精神的不同之处，由此导致的结果。

中国社会讲封建，是为了固边和分散君主集权；讲井田和薄赋，是为了使人民经济平等，藏富于民；讲郡县和乡约，是为了回归地方自治。在唐君毅论看来，这都是重视社会人文全面发展的政治思想，从各方面规范限制政治权力并保障社会力量全面发展之路。儒家的理想，就是用和融贯通、充实圆满的人文精神感化、指导现实政治思想。中国文化是具有宽容精神的，中国过去对于政治人物滥用权力的防范，是借助于政府内部监察御史等制度，对君主的个人道德着重于正心诚意功夫；向社会接纳政治人物通过科举、荐举、征辟、察举等制度。占中国文化思想主导地位的儒家，并不喜讲权势，而是将政治道德观念放在权势观念之上，以避免掌权者滥用权力。这与西方用力图同现实政治抗争以抑制政治的社会力量逼出民主政治的状况显然不同，西方人并不相信君主的正心诚意修养，不重通过进谏和奏议以感化君主，亦不相信政府内部的制约监察机制，故人民开始要求获得对执政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社会监督权，对国家法律的立法权和司法权，此种种政权意识，成为催生民主政治制度的思想源泉。

唐君毅认为之所以中国有比西方更高的民主精神却未如西方有成功的民主政治实践，反而近代数次走向独裁统治，除上述所提原因外，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衰微也是一重要原因。

他对比了西方代议政治：西方代议制中的每一个议员或代表一个阶级，或代表一个职业，或代表一种宗教。社会原有不同阶级的对立、社会团体的抗衡、宗教势力的并立，使限制政治的社会力量互相制衡，他们建立法度、监督政治，通过选举组成政府，代表人民的要求[5]249。他们的知识分子来自教会、小资产阶级或者贵族地主。然而反观中国社会，汉以后的重农抑商政策下并未形成影响社会力量的商人阶级，中国僧侣亦从不接触政治。士农工商四阶层只有士人可以从政，但是他们大多来自于科举制度且未形成独立阶级，也并不代表可以牵制政府力量、监督政府的社会势力，其言行均遵守一定的矩度。虽然中国士人阶层有其弊端，但是过去知识分子仍有顶天立地的豪迈气概，以国家之为己任，但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只代表个人主义。

因此唐君毅先生痛心的指出：“中国数十年来学西方民主政治而失败之关键，在从政之知识分子不代表社会本身之力量。”[3]215更关键的是，鸦片战争以来，面对中西文化的碰撞及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步步退让。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态度，而不知选择与舍取。他们并未看到中国文化的可取之处及西方文化的弊病，羡慕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却不知从民主制度建立的实效原因上学习，似东施效颦。在学习时亦带着一种怯弱感和卑屈感；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味加以否定，甚至转化为一种怨愤。

中国虽在民主政治制度之建设上未及西方，但唐君毅仍认为西方人有几点是需要向东方文化学习的：

第一点是西方人应当向东方文化学习“当下即是”的精神和“一切放下”的襟怀抱负。东方人放下的智慧表现于印度的哲学宗教和中国儒道禅宗人物的思想和风度中，这是一种运用智慧去看待生活中一切经验事物、理想事物的状态。

第二点是西方人应当向东方文化学习一种圆而神的智慧，圆而神的智慧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西方人应当向东方文化学习之第三点是，一种温润而悲悯的情怀，这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最深的爱与敬。

第四点西方应当向东方文化学习之处在于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我们之前说过，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化之一，悠久的文化是各民族生命力的体现。西方文化固然精彩，但历史上避免不了希腊罗马文化的衰亡。

西方人应当向东方文化学习的第五点是天下一家的情怀，唐君毅认为现代人除了要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之外，还要同时兼备天下一家的情怀，在这点上说，东方人更富有天下一家的情怀，中国人向来喜欢讲天下与天下国家，为养成此情怀，中国儒家、道家、墨家、佛家等思想皆有所贡献。如“墨家讲人要兼爱，道家讲人与人相忘，佛家讲求人要以慈悲为怀，对一切有情，儒家要人本其人仁心，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本仁心以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6]。

以上五点并不能完全涵盖西方人应当向东方文化学习之理由，西方文化要完成领导世界的目标，或者完善自身使其更加向上发展，需要向东方文化学习之处很多。

四、结语

中西人文与民主精神、政治思想等虽然不同，但各有其价值。唐君毅不止一次在其著作中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看待中国文化的态度进行探讨，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儒家未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也未必意味着其人文思想必然低于西方的民主科学精神，我们需要以平视或者超越的眼光看待西方文化，而不可以仅以民主政治作为评判中西文化先进落后的标准。只有克服怯弱、卑屈的心理，我们才能以开放和综摄古今的心态面对一切文化，并实现中西文化的融通，以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这也是唐君毅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最大希冀。

［1］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一兵，周宪.唐君毅新儒学论集·中西文化精神形成之外缘［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8.

［3］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26.

［5］唐君毅.中华文化与当今世界（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49.

［6］张一兵，周宪.唐君毅新儒学论集·中华文化与世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221.

［责任编辑：李 莹］

DF07

：A

：1008-7966（2015）01-0005-04

唐君毅先生的话即，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接收缺乏一种对西方文化思想加以“涵盖综摄”的气概及自主选择权。许多新思潮在中国的盛行足以说明这一点：中国鸦片战争败于英军，便去学习英国海军；甲午战争败于日本，便去日本学习陆军及法政；美国国际地位大增，五四运动介绍外国思想便以美为主。可见外域思想在中国的得势与失势，均以其在国际上的强弱衰兴所决定，中国谈不上自主选择与综摄。以这样的心态接受国外思想文化，难怪使唐君毅发出如此疑问：“不脱此眼此情，以领导文化思想，何能有真实力量与效果”[3]232？

2014-09-12

梁艳（1989-），女，山东德州人，2013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