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渝

（西南石油大学，四川 成都 400715）

《译员》是韩裔美国作家金苏琪的处女作，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金苏琪以鲜明的族裔色彩和社会批判力度，揭示了多元社会难以避免的身份属性区分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主体政治归属性的自我暗示，无异于现实美国社会政治的寓意化写照。阿尔都塞曾经指出，阶级斗争的目标是争夺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的使用权，国家权力是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机器发挥作用的：一是镇压型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它以暴力和镇压的方式执行职能；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指以专门机构的形式进行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法律、信息、工会、家庭和各个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1]。列斐伏尔也指出整个国家都是由警察控制的空间，它充斥着各种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网络，承载着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权力意志[2]。本文试图借助阿尔都塞有关国家机器理论和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理论，通过分析小说《译员》文本中国家机器的空间政治运作方式，试图掀开美国国家机器在后殖民时期的美国社会空间中如何维护种族主义保证殖民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秘密。

一

镇压性国家机器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提供政治必要条件，它不仅仅大力加强自身作为政治专制组织的再生产，而且通过镇压、粗野的暴力、行政命令、禁令、公开的或暗中的检查制度来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行动提供政治保障条件[3]。在殖民统治中，镇压性国家机器通过强制手段为殖民关系的再生产提供必要政治条件。而美国社会残存的种族主义实际就是后殖民主义。小说《译员》深刻地解构了移民局、法院、警察局作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权力空间，通过暴力利用国家权力维护种族统治的运作方式。

移民局作为美国政府的前哨，把持着出入美国的门户。号称自由的美国并不像镌刻在自由女神像底座上的献词所标榜的，“欢迎所有到达美国海岸的人”，美国的大门并不是那么友好地对所有人开放，“移民归化局，美国的大门，守门员站在门里，不确信是否让你进去”①。美国有成套的移民法则，时刻警惕着非法移民的进入，凡是跟美国移民局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程序的烦琐，都深受移民局的刁难，不得不忍受移民局官员居高临下的态度和语气，层层盘查、审讯，无限期的折磨、等候……为追寻所谓的美国梦，许多人热情拥向美国，排着长队卑微地乞求美国的接纳，却被美国移民局冷冷地拒之门外。移民局作为白人政府的权力空间机构，通过排斥、压制、审查等空间实践，抽象、掩饰、隐藏种族空间表征，本质上是排他主义的一种表现。“美国排他主义核心内容为清教徒的期望，他们期望美国是恩许之地，而自己则是上帝的选民”[4]，“排他主义要求构建次等公民，要求压迫他们或者暴力驱逐他们”[5]。白人自诩为上帝的选民霸占美洲，然后站在墙内以自己惯有的文化代码为标准，以上帝的身份限制选拔其他移民，“那些自诩有能力自我设计、自我谋划、自我约束的人则得到了支配空间、资源和他者的权力，成为世界的主人”[6]。白人政权借助移民局这一国家机器对外强制性排斥驱逐；而对内，他们随时监控着移民的一举一动，并抛出诱饵引诱非法移民相互监视。《译员》中像苏西父母以及金勇苏这类不合规定而被拒的非法移民，随时面临着被移民局发现并被驱逐出境的困境，只好东躲西藏，居无定所。要想得到山姆大叔这张准入“门票”，只能在移民局的教唆利诱下，违背良心替其卖命，即监视并告发其他非法移民。白人政府通过政治挑拨离间，利诱所谓的非法移民内斗、互相监视以清理管制其他非标准选民，从而达到坐收渔翁之利、维护现有社会空间秩序的目的。所以苏西的父母表面上死于同胞之手，但真正的罪祸魁首却是白人政治。

《译员》中作为国家机器的警察，同样以暴力维护着白人的种族统治。坐落在41辖区较好区域的警察局，是一个让人敬畏的权威空间。“整个建筑紧紧编织，没有声音，没有子弹，没有逃跑的空间。”①整个纽约乃至整个国家无不在警察的治理监控之下，但不像警车身上涂写的大字“谦逊、专业、尊重”所宣传的那样，打着为民保驾护航的幌子，其实维护的只是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移民生存则置若罔闻、甚至草菅人命。这一切不公正是因为肤色政治。非白性意味着没有话语权，警察戴着有色眼镜对移民进行他者凝视，注视着任何破坏种族空间秩序的行为，对移民的任何逾越空间的行为进行惩罚。“如果你在门口没被打击毒贩警察搜身你就算幸运的了。”①苏西的父母一直为美国政府卖命，警察局清楚地掌握着这一秘密，而且还和移民局一起联手，设法从苏西父母口中套出违背“劳动法”的一个个雇主的名字。因此，调查清楚告密者死亡的原因应该是警察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警察却匆匆得出结论说是移民间的偶然行为，企图以此来掩盖其肮脏交易背后的真相，进一步勾起族裔人群内斗以达到治理的目的。死人是韩裔们自己的事，跟白人和白人政权无关，“一群无用的暴徒进行的无用的谋杀”①，探长莱斯特如是说。苏西父母被杀的事实充分揭露美国梦传说、民权话语宣扬或许诺的理想所具有的欺骗性。

法院被誉为美国荣誉和公正的象征，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译员，往往是法律公司聘请的，本是证人的对立面，却为证人作证时翻译，虽然译员被要求“不可见”，但真正的公正却难以保证。律师在审讯过程中要不像小孩玩过山车一样飞速翻转舌头进行恐吓敲诈，要不像小孩在监督下极不情愿地完成家庭作业，乏味阴沉。正如书中所说：“在这里等级是显而易见的，白人原告，韩裔店主以及西班牙裔工人。”①在布朗克斯刑事法庭里，律师通常不是黑人，法官里几乎没有黑人，法官、律师有单独的入口进入法院，而作为被法庭雇用的译员苏西，也不能享有此特权，“通过安检就是一个巨大的麻烦，肌肉发达的保安堵住大门，每个人必须排队等候，衣袋清空，包被仔细检查，身体被摸过来摸过去，想要挤过去完全没用”①。空间的隔离体现社会结构的空间分隔，“权力结构相当清楚，铐人还是被铐完全是皮肤颜色的问题，没有中间路可走”①。由此可以看出美国表面上的司法公正，不过是暗地里通过空间的隔离，仍然维护种族歧视。正如法庭表面看起来，一如美国所有市政机构一样简朴，却让人感觉像监狱，“空洞荒芜，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①。

美国民主标榜三权分立，法院掌控司法，是美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人数不菲的非法移民这特殊群体②，却没有任何法律保护。小说《译员》同以往许多族裔小说不同，作者把目光聚集在了一群比普通移民境况更悲惨的非法移民身上。非法移民是一群没有公民身份不受到任何法律保护的人，“公民身份不仅仅是平等原则的体现，还是对主权国家成员的确认，而只有获得公民身份，你才能获得权利，因此身体和权利的联系通途必须有一个公民身份为中介”[7]。小说中金勇苏夫妇在美国辛苦打拼多年，好不容易攒够钱准备买下一家小店，但是由于没有取得公民那一纸证书，无权购买，只好央求已取得公民身份的苏西父母合作购买，却被苏西父母非法夺取，导致金勇苏妻子悲愤地死于异乡。非法移民没有权利和身份，他们的生命是赤裸的，没有得到任何历史语境保护，而被视为单纯生物性事实，他们被美国和它的政治法律秩序所驱逐和排斥。这些赤裸生命的死亡，“除了人道主义的感叹外，既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也不会受到政治追究”①。所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句空话。这些非法移民没有失业救助金，更不会有医疗福利，他们是最廉价的劳动力，甚至连出卖劳动力都是禁止的。他们从事美国人不愿干的低薪酬、高强度的甚至危险的劳动，工作环境恶劣。没有公民身份就没有最根本的话语权，对不公平待遇只能忍气吞声而无权申述，更无法表达自己的见解。他们被放逐到沉默的边缘，完全被噤声，遇事只能向帮会寻求帮助。他们是“法律面前最廉价的目标”①。所谓神圣不可剥夺的人权，当他们不再具有属于一个国家的公民的权利形式时，就表现出自己缺乏任何保护的现实性[7]。

“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它的不同部分受一个统一体的集中指挥，这个统一体就是拥有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政治代表所推行的阶级斗争政治。”[1]作为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移民局、警察局、法院，三者合力，利用国家权力，强调主体与他者以及主体空间与他者空间之对立，规定社会空间等级秩序，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维护白人与对立种族的空间表征，强化种族话语，规训社会成员的空间实践，限制成员的空间逾越。充当秩序维护者的政府职能部门配合强权势力的话语权，少数族裔想要获得超越种族身份的社会公正和平等权利，只能是现代美国社会的一个幻想。对于没有民权的亚洲模范族裔，勤奋和努力并不能帮助他们实现经济独立和主体构建，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就没有基本的人格尊严，更别说经济自由。试图摆脱贫困、实现美国梦的任何努力都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二

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白人政府除了利用国家机器直接进行种族统治，更隐蔽地利用学校、教会等阿尔都塞所说的柔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用说服力替代强制力宣传推销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不掌握意识形态并在其中行使领导权，就不能长期掌握政权”[1]，因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和形式。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是在镇压性国家机器提供的庇护下保证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现代资产阶级所建立的首要的、主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机器[1]。学校作为白人政治意识形态机构，通过所谓的正规教育，给儿童灌输大量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包裹着的基础知识（比如算术、自然史、科学、文学等）或者是纯粹状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伦理学、哲学等），在潜移默化中将绝大部分独立的主体，改变成为心甘情愿地接受社会现实的被动的主体。学校并不是一种清除了意识形态的中性环境。

小说中，虽然苏西接受的中心城市公立学校教育远不如郊区精英教育，但绝对是输入白人意识的前沿阵地。苏西姐妹俩从小生长在美国，长期接受白人教育，从小浸润在西方的文化、语言和意识中，逐渐内化为主流价值体系，排斥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她们背着父母拒绝说韩语。众所周知，语言与民族性不可分割，拒绝自己母语切断的不仅仅是语言的脐带，还有母语所承载的文化。俄国文学家巴赫金就曾指出：“语言是一个意识竞争的领域，没有任何语言不卷入一定的社会关系。”[8]中学里老师从不回答学生质疑种族身份的问题，姐姐格雷斯在斯密斯学院学习过程中受影响皈依了白人基督教，妹妹苏西所接受的大学教育与自己所看到、所经历的完全不同。作为殖民文化重要载体的西方文学经典在苏西大学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就指出文学与帝国主义具有共谋关系。所有这些事实表明美国的教育机构通过春风化雨般慢慢灌输，培养接受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又易于驾驭的所谓“主体”，这种教育的规训力量侵蚀到苏西姐妹的思想、行为及言语的各个方面[9]。种族主义话语逐渐内化成了她们的价值体系，白人性成为一种价值代码，被构建为体面、道德、正直的标准，她们成了美国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学校教育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描述一样：知识变成了一种权力工具，一种权力话语[10]。

宗教机器通过布道及其他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的重大仪式，宣讲掌握权力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教会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宣讲场所，同学校一样书写和传播统治阶级空间表征[11]。在教会话语的宣传攻势之下，教堂成为姐姐格雷斯的神圣空间，成为她脱离韩裔身份进入主流社会的庇护空间。成绩优异且美丽的格雷斯早早进入成人社会，小小年纪就承担起父母与白人打交道时的翻译，成为父母背叛族人的帮凶。姐姐过早看透成人社会的肮脏，道德的折磨、良心的谴责、认同的焦虑，导致其自我迷失和分裂，迫使格雷斯选择白人宗教以寻求解脱。格雷斯希望通过虔诚祈祷和忏悔，洗刷自己和父母对同胞犯下的罪行，通过信仰耶稣，摆脱苦痛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格雷斯构建自己社会空间的策略——基督教教义并不能拯救她于苦海中。宗教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是作为韩裔，不管她多虔诚信奉耶稣，多努力把新喜悦团契教堂建设成了新泽西州最大的韩人教堂，她依然无法看到天堂的希望，现世的她仍然备受煎熬。一方面她憎恨自己的父母，既憎恨他们让自己成了帮凶，也憎恨自己在父母向警察局和移民局告发族裔同胞时，不得不给不懂英语的父母充当翻译。另一方面当她的父母因自己的缘故而被其男朋友所杀害时，她又面临失去父母、失去家人的哀伤，最后格雷斯亲手淹死深爱自己的男朋友为父母报了仇，却依然得不到解脱而不得不藏匿起来。格雷斯的白人宗教无法解救她的灵魂，无法救赎她的精神，无法让她享受像白人那样幸福的家庭生活。基督教所允许的身后天堂只是虚幻，并不能真正拯救她于苦难中，一如苏西父亲所说“耶稣不属于韩国人”①。

正如阿尔都塞所强调的，意识形态把个人建构成为自由主体，目的是使主体能自由地顺从更大的主体，自由地接受不自由[12]。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接受学校、教会所宣扬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无法解脱姐妹的精神困苦，反而使她们迷失方向，陷入不能自拔的痛苦深渊。

由此可见，美国虽然号称是“色拉碗”，鼓吹多元主义文化，但种族和文化冲突并未完全消弭。较之民权运动前，有色人种的地位虽然有了极大改善，但直到20 世纪90年代，老布什、克林顿政府还是那么敌意地对待海外移民[13]。《新闻周刊》在克林顿时期的一项调查表明，“60%的美国人认为移民有害国家”，所以种族和文化冲突仍是长期的、潜在的、隐性的。“白色无处不在，但却很难看见……白色不必承认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组织性原则，白色的优越性地位依然毋庸置疑。”[12]正如金苏琪在一次采访中断言：移民社会绝不是“喜福会”。本文通过解构《译员》中国家机器在后殖民统治中作为监禁实施核心机构的实质，阐释了蕴含于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在权力关系宰制的少数种族空间社会中，韩裔无法摆脱经济上贫困、精神上虚无、身份上无依的樊笼，正如小说题目《译员》所隐喻，作为两种文化的中间人，译员翻译的不仅是两种文化、两种语言，更多的是阐释文化夹缝中移民主客体无法摆脱的贫困和苦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 世纪美国少数族裔小说的空间历史记忆与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1CWW022）］

注释：

①本文所引金苏琪小说《译员》中的汉语部分皆由本文作者译出，出处相同（The Interpreter，New York: Farra，Straus and Giroux，2003）。

②根据2000年美国人口调查，韩裔美国人有约130万人，非法移民840 万，到2007年非法移民达到1240万，非法滞留美国的仅韩国人就有25万。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对美国的经济的贡献是显著的，如农业工人中，80%的是移民，而其中60%以上是非法移民。随着非法移民数量的激增，非法移民是每届美国政府都不得不面对的头疼问题。http://baike.baidu.com/view/565788.htm？fr=aladdin。

[1]Althusser，Louis Pierre.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M].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8.

[2]亨利·列裴伏尔.空间与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尹树广.国家批判理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4]Dalsgard，Katrine.The One All-Black Town Worth the Pain:（African）American Exceptionalism，Historical Narration，and the Critique of Nationhood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J].African American Review，2001，（2）：233—248.

[5]Kim，Suki. The Interpreter[M]. New York: Douglas&McIntyre Ltd，2003.

[6]Romero，Channette. Creating the Beloved Community:Religion，Race，and Nation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J].African American Review ，2005，（3）：415—430.

[7]Lefebvre，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M]. Cambridge，Massachusetts: Basil Blackwell，1991.

[8]张德明.空间叙事、现代性主体与帝国政治：重读《鲁滨孙漂流记》[J].外国文学，2007，（3）：109—114.

[9]Lefebvre，Henri. Space and Politics[M]. 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 House，2008.

[10]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1]茨维坦·托多洛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2]Ma，Sheng-mei. Immigrant subjectivities: in Asian American and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M].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8.

[13]Yin，Shuguang.Critical Theory of State[M]. Harbin: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 House，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