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旭

(1.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2.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美国文学中残疾人形象之流变研究

陈彦旭1，2

(1.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2.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残疾”，在当代社会不再简单地被理解为肢体的残缺，而被认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文学文本通过塑造残疾人物的形象，参与了这一重要的建构过程。美国文学史上残疾人的形象经历了从19世纪起的“恶魔化”到战争期间的“英雄化”，直至当今的“正常人”的转变。这一变化体现出了残疾人在现实世界中日渐觉醒的权利意识与社会地位变化，而塑造不同时期残疾人物形象的美国文学作品则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见证”与“协调”的重要作用。

残疾文学；残疾人形象；美国文学

自发轫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残疾人权利运动兴起以来，关注弱势群体的残疾文学得到了国外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已经成为新世纪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热点。然而，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涉足较少，对其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缺乏深入的了解。本文结合国外最新的研究材料对以上问题作了简要的解答，并以美国文学为例，梳理了其各个时期描写的残疾人物形象的变迁，借以说明“残疾”何以能够成为多个特定历史阶段富有社会文化内涵的文学映像，并籍此阐明残疾文学研究意义之所在。

一、 “残疾”与“残疾文学”

“残疾”这一词的传统定义源于医学与病理学，如雷金纳德·琼斯(Reginald Jones)在《特殊教育与特殊教育的转变：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将残疾描述为“主要是指视觉可见的生理缺陷，如目盲、耳聋、肢体残缺、小儿麻痹与身体畸形等等。”[1]显然，以上的定义对残疾的理解较为肤浅，仅视其为某种生理缺陷。直到1983年， “残疾”这一词条才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与突破性的诠释：“残疾，不仅仅指生理上、心理上、解剖学结构上功能的缺失或畸形……，也指由生理伤残所导致的某个特定个体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结果……。这一个体将会面对来自文化的与社会的多重障碍，从而限制他们与社会其他成员平等相处的机会与权力”[2]。

以上这一定义指出，残疾本身并不产生意义，其意义实质上是由它所存在的社会文化所赋予的。残疾文学研究学者伦纳德·戴维斯(Lennard J.Davis)就曾提出，人类生活的世界是充满着不同的常态与“平均值”的，如智力、胆固醇水平、身高、体重等等。人们也习惯于用这些常态与平均值作为世界大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与他人。正是因为有这些社会大多数作为健康人的群体普遍认同的生理标准，“残疾”这一偏离常态的少数群体之特征的意义才会凸现出来[3]。在这个充斥着常态标准的社会里，残疾人由于显而易见的生理差异成为了被健全人所边缘化的“他者”。

究其原因，罗伯特·莫非(Robert Murphy)认为:“残疾人代表着一种‘可憎的可能性’(fearsome possibility)”[4]。沙德·吉尔曼(Sander Gilman) 也在《疾病和表征:从疯癫到艾滋的疾病意象》一书中做出了这样的阐释：“我们的文化是以崇尚力量、健康与美丽而闻名的……，因而十分惧怕对我们自身与所在社会造成威胁的不和谐因素，为了减轻或消除这种威胁带来的恐惧与不安，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另外的个体去替我们承受，残疾人由此便成了 ‘替罪羊’与‘他者’……他们被视作健全与健康的对立面，(从社会意义上来讲)他们实际上已经死亡了。”[5]

鉴于以上的背景，文学批评家开始重新审视经典作品中的残疾人物形象，致力于挖掘出这些人物形象背后的隐喻意义，从而带动了所谓“残疾文学研究”的发展。严格地从定义上来说，它是“以文学作品批评为基础，广泛结合其他众多社会人文学科如宗教、哲学、历史、政治、美学、认识学与伦理学等，对文学作品中残疾人物形象的研究。与此同时，此研究也着眼于作家自身的残疾对其作品主题内容的影响。”[6]

综上，残疾文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以作品为中心，研究重点在于作品中有关残疾的描写，透过表相挖掘该描写的深层次意义；另一个层面则以残疾作家与其创作的作品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即作家本人的残疾对于其作品艺术表现手法的影响。

对于前者而言，从古到今的经典英语文学作品中对于残疾人物的描写是大量存在的，譬如说荷马笔下的独眼巨人波呂斐摩斯、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所描写的跛脚且目盲的俄狄浦斯、莎士比亚作品中驼背的理查三世、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独眼耳聋的加西莫多、《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笔下的智力严重缺陷的班吉·康普生、托尼·莫里森在《秀拉》中描写的残疾母亲爱娃等等。

对于以上的文学形象，文学批评家习惯于挖掘这些残疾背后的隐喻意义。由于文学本身便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因而不难理解文学中的残疾人物往往成为影射社会顽疾的表征。文学批评家大卫·米切尔(David T. Mitchell)就提出过，在文学作品中，“目盲或许可以理解为人性对于未来的短视；瘸腿有可能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缺陷的反映；耳聋则暗示领导人对民众的建议充耳不闻等等”[7]。

而作家本人的残疾对其作品艺术表现手法的影响，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叉学科(如心理学)的理论作为研究分析的基础。以亚历山大·蒲柏为例，他天生驼背，因此缺陷导致他一生中无数次地在不同的场合里被人嘲笑。有人曾恶毒地讥讽这一残疾是上帝与自然给蒲柏身上留下的烙印，警告人们蒲柏与普通人不属于“同一物种”，因此不可与他为伍。英国小说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曾与蒲柏有过口舌之争并在论辩中最终落于下风，于是她尖刻地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言辞：“在这个充满着均衡性与一致性的时代，某些人就显得面目可憎，这些人生来如此。”[8]

反观蒲伯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诗中往往带有一种美学上的对称性，且经常使用句式均衡、整齐的“英雄双韵体”。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蒲伯希望能够在艺术创作上达到的完美与对称来弥补他身体上的缺憾，而这一行为可在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补偿与认同”学说中找到依据。阿德勒认为，人的自卑感“使个人通过对自身劣势的认识而确定优势的目标，并追求此目标以克服种种想像的或真实的劣势与软弱，这就是所谓的‘补偿作用’”[9]。这种“补偿作用”又被阿德勒应用到了神经症心理学，他进一步指出，“心理补偿是人的自卑感以某种‘辅助性策略’来获得心理的平衡……病态的自卑感作为一种心理缺陷，正如人的生理缺陷一样，会自动地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起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通过‘导向虚构’，把自卑感转变为优越感，借以获得心理的平衡和补偿。”[10]由此可见，身体上的残缺在社会歧视性的注视之下，会转为主体精神上的创伤( trauma)。从而，残疾作为一种知识话语与批评范式可以与心理创伤理论、种族创伤理论、创伤文化理论紧密结合起来，进而生发出多种新的阐释的可能性。

二、美国文学残疾人形象之演变

自19世纪以来，美国文学文本中的残疾人物形象较为集中地、大量地、典型地涌现出来。这一原因主要是由于美国主要思潮的超验主义十分重视清教主义的教化功能，而宗教的教诲功能又常常是通过人们因触犯宗教禁忌而受到的惩罚而得以强化从而实现警示世人的作用。在圣经中，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部福音书中出现了大量受到身体上折磨的人物形象，大致上可分为：残疾人、病重者、恶魔附身者。“疾病”，在当今的残疾研究理论来看，当归为残疾的范畴之下，而被“恶魔附身”亦可被视为一种精神疾病。因而，这三种不幸均是某种意义上的“残疾”，其存在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彰显神迹：耶稣数次妙手回春，治愈了残疾人身上的顽疾，这种叙事情节后来在文学叙事学中被称为“治愈叙事”( healing narrative)；另一方面，通过将残疾赋予人类原罪的意义，这种书写也能起到具有强大威慑力的警告作用。如《新约》中就存在“残疾是神在人身上显出的作为”这一观点。耶稣的一位信徒曾经针对一个盲人的命运发问道：“到底是谁犯了罪行呢？是这个人，抑或是他的父母？以至于他生下就要遭受双目失明的厄运？”[11]

19世纪清教主义在美国文学中的复苏，使得以上这一观点更加深入人心。随着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飞速发展，世俗的个人主义的极度张扬与传统的清教伦理道德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成了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此语境下，以“残疾”作为警示，重新强调宗教中“罪与罚”的观点，正是对于当时社会道德每况愈下状况的一种矫枉过正。

而文学作品中的“残疾”作为一种“上世作恶，今世报应”的文化呈象，在文学作品中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具体来说，19世纪的美国文学作品表露出一种对于残疾人无端恐惧与极端歧视的倾向。文学中的残疾人形象有着被“恶魔化”的趋势：从外表来看，他们通常都是丑陋的、恶毒的、遭人厌恶的。同时，他们的残疾往往与其作恶或品行上的缺陷紧密联系，往往是因为作恶或具有品行上的缺陷而被神灵惩罚，最终导致残疾的后果，如麦尔维尔的《白鲸》中的装有假肢的亚伯船长、霍桑的《红字》中的驼背的齐灵沃斯、克莱恩的《野兽》中被火灾毁容的约翰逊、利帕德在《僧侣院里的和尚》中的身体畸形的戴沃巴格等等。

然而，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的冲击之下，清教主义开始走向衰落。同时，现实生活中残疾人群体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一战、二战与越南战争导致了大量美军士兵致残的后果，这使得作家在描写笔下的残疾士兵时满怀同情与怜悯之情。这种情绪在政府为了“打造英雄”，为战争寻找正义性动机的宣传下，最终转化成了小说中高大、正义、无私、爱国的残疾军人硬汉形象。如海明威《我们的时代里》的涅克与《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巴恩斯都是读者所熟悉的这类文学形象。

除了美化、理想化残疾人这一趋势之外，与19世纪相比较，这个时期的残疾文学作品风格的另外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向现实主义靠拢：在渲染士兵勇敢无畏精神的同时，作家也通过战争对他们在身体上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烙印来再现战争真实的残酷。如在提姆·奥布赖恩的《士兵的重负》中，斯特伦克在战役中被迫击炮击中，整条右腿在膝盖处断成两截。 “他躯干上剩下的那段残肢在阵阵痉挛着，灰白色的骨头清晰可见，血像被水泵抽出来一样汩汩地喷涌了出来。他弯下腰，伸出手，仿佛是去触摸那条已经不在的右腿。”[12]这样直白的、触目惊心的描写令人动容，使得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般感受到这种炼狱般的痛苦。

与此同时，这种现实主义写实的风格，还体现在士兵真实的内心描写上。托比·赫尔佐克在著作《越战故事：天真的失落》中将士兵的心路历程分为“天真”、“经历”与“反思”这三个阶段。朗·科维克的作品《生于七月四日》(BornontheFourthofJuly)便是上述观点的深刻反映。在小说中，主人公朗·科维克(Ron Kovic)出生于1956年7月4日，那天恰好是美国独立的180周年纪念日。在盲目的爱国主义驱使下，他报名参加了陆战队，远赴越南作战，结果在一场战役中受了重伤，胸部以下全部瘫痪。回到家乡后，他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但他内心已经对战争本身的意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痛定思痛，他决定放弃所谓“战争英雄”这一头衔，勇敢而坚决地加入了反战人群的行列。他以自身的残疾为例，现身说法，生动地道出了战争的残酷性与血腥性，从而帮助大众从狂热而盲目的爱国主义中清醒过来。

值得注意的是，朗·科维克本身便是一名退役的残疾士兵。他在小说中塑造的虚拟人物的遭遇与他本人有很大的相似性。作为残疾人作家，他的“现身说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即：残疾人不再只是文学作品中被书写、被边缘化的失语群体。以他为代表的愈来愈多的在战争中负伤甚至残疾的退伍军人开始将战争的亲身见闻与痛苦的个人经历诉诸笔端。并且，他们不仅仅注重战前的官方宣传、战时的血肉横飞，更重视“战后”士兵们的社会待遇。所描写的对象，也不仅仅限于肢体上的残缺，而进一步扩展到了“战后创伤应激症”(PTSD)等精神层面的创伤研究。这表达了以残疾军人为代表的残疾人群追求平等、渴望被社会倾听、重视的愿望，为下一阶段残疾文学的充分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下一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是另外一个我们必须着重关注的时间节点。正是从那时起，受女权运动与民权运动的影响，残疾人权利运动作为一种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残疾人不愿意继续成为被健全人作家观察、描述与评论的对象。因此，在文学领域，不仅仅是退役的军人，越来越多的普通残疾人也开始自己从事创作，用自己的视角来书写自己的故事。如珍·斯图尔特(Jean Stewart)在其自传体小说《身体的回忆》(TheBody’sMemory)中，通过主人公凯特这一人物诉说了自己截肢后的境遇与人生态度。她有一句名言：“我的身体是我最不需要去克服的苦难。”[13]短短的一句话将残疾人渴求自立、拒绝过分的怜悯与施舍、对自身充满希望与自信的人生态度表述得淋漓尽致。南希·梅尔斯(Nancy Mairs)、 格里·朱厄尔(Geri Jewell)、安德烈·杜柏思(Andre Dubus)、约翰·浩肯贝利(John Hockenberry)、谢利·日吉斯特( Cheri Register)、梅·萨藤(May Sarton)、毛利·哈斯凯尔(Molly Haskell)、安妮·费朗格(Anne Finger)、雷诺兹·普莱兹(Reynolds Price)、欧文·左拉(Irving Zola)、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等残疾人作家都写过类似的作品。这一阶段残疾文学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叙述的视角往往都是第一人称；二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作品从体裁上来讲都属于自传体文学(主要包括日记体与回忆录)。三是多数的作品都表达了残疾作家自身乐观向上的精神。第四点，也是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以上提及的这些残疾人作家绝大多数为女性，她们的性别劣势本身就受到男权意识形态对她们形成的控制，残疾使得她们受到了双重社会压迫，为了颠覆男性权威，树立自身的话语体系与书写空间，她们对自己的躯干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为当代“女性身体书写”、“女性身体叙事”、“文学身体学”以及“身体修辞学”等文学批评理论提供了切实的例子，并丰富了其理论基础。

残疾人物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变化，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原因。纵观其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其文学形象逐渐改善的趋势，而且残疾人也在逐渐改变自己作为描写对象的命运，开始了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因此美国残疾文学的发展与残疾人日渐觉醒的权利意识是分不开的。

三、残疾文学的发展前景

安·卡普兰(Ann Kaplan)认为，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残疾人形象对于社会现实起到了重要的见证(witness)与协调(negotiation)的作用。“见证”意味着现实主义式的记录书写，而“协调”则说明残疾文学的文本对社会现实有着反作用力，并在博弈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现实。同样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女性群体与少数族裔群体，正是通过多年来不懈地、顽强地书写自己的命运与生活，才通过文学作品改善了整个群体的现实境遇。这一策略也为长期以来被忽视、被蔑视的残疾人群体所采纳，并在现代逐渐成了气候，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对于残疾文学的关注，也就是对于这一弱势群体的现实关怀。从这一角度来说，残疾文学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具有道德意义。

伦纳德·戴维斯认为，作为正常人的我们，由于意外、疾病、衰老，以及身体机能的退化，总有一天都要面临带着某种残疾生活的命运：“白人不会变成黑人，一个正常性取向的人也不会变为同性恋者，但是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会变成残疾人。”[1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残疾以及残疾人的关注，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切身命运的关注，而文学中书写的残疾人形象正是帮助我们更透彻、更深刻、更生动地了解这一特殊人类群体生存状况的窗口。这一话题与各种文化、各个领域内的人群都息息相关，它的发展也依赖于其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基础与灵感养分。伦纳德·戴维斯还指出，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都将有助于残疾文学的建构与发展，如沙德·吉尔曼(Sander Gilman)在疾病方面的著作、大卫·罗斯曼(David Rothman)有关的疯人院的论著、艾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异化方面所做的研究、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ldler)对于畸形研究做出的贡献、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丑怪(grotesque)方面做出的研究突破以及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与苏珊·波尔多(Susan Bordo)在神经性厌食症方面所做的研究等等[3]。

因此，残疾文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以文本中残疾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采纳其他邻近学科的方法与视角，聚焦残疾的社会文化意义为中心的样态。目前，罗德斯(Rodas)关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作品中残疾书写的研究、凯拉瓦(Khailova)所研究的以福克纳为代表的20世纪美国南方小说家中有关“精神痴呆”(mental retardation)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弗拉格(Flaugh)在20世纪晚期纯正法语小说(Francophone novels)中挖掘的畸形人物形象的探索，都非常清晰地代表并指明了残疾文学发展的这一方向。

[1] Reginald L. Jones.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in Special Education：Theory and Practice[M]. Reston：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1986：184.

[2] U.N，Decade of Disabled Persons 1983—1992. 1983. World Programme of Action Concerning Disabled Persons. [M].New York：United Nations：7.

[3] Lennard J. Davis. “The Bell Curve，The Novel，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Disabled Bod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 in Lennard J. Davis，ed.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06：3.

[4] Robert Murphy. “Encounters：The Body Silent in America，Disability and Culture” [J]. in Benedicte Ingstad，ed.，Disability and Culture，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143.

[5] Sander L. Gilman. Disease and Representation：Images of illness from madness to AIDS[M].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3.

[6] Murfin，Ross & Ray，Supriya M. Bedford Glossary of Critical and Literary Terms[M]. Boston：Bedford/St. Martin’s，2009：114-115.

[7] Sharon L Snyder. Disability Studies，Enabling the Humanities [M].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2002：162.

[8] Felicity Nussbaum. The Limits of the Human：Fictions of Anomaly，Race and Gender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78.

[9] 石俊杰. 理论社会心理学[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159.

[10] 冯川. 文学与心理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153.

[11] Herbert Lockyer. All the Miracles of the Bible[M]. Michigan：Zondervan，1988：221.

[12] Tim O’Brien. The Things They Carried[M].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9：62.

[13] Jean Stewart. The Body’s Memory[M].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9：240.

[14] Lennard J. Davis. Bending Over Backwards：Disability，Dismodernism，and Other Difficult Positions[M]. New York：NYU Press，2002：4.

A Study of the Changes of the Images of the Disable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CHEN Yan-xu1，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The term disability is no longer simply understood as a physical defect. Instead, it has become a resul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literary text participates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by focusing on the images of the disabled.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the image of the disabled underwent from “the demon”, to the “hero”, and finally ended up to be “the normal” today. Such a transition indicat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disabled as well as their awakening consciousness, while the corresponding literary works were actually witnessing and negotiating these changes.

Literature of Disability; the Image of the Disabled; American Literature

2014-11-12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13YJA752027)；东北师范大学校内青年基金项目(08QN024)。

陈彦旭(1981-)，男，吉林通化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站博士后，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

I109

A

1001-6201(2015)01-0208-05

[责任编辑：张树武]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1.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