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言胜，杨玉晨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受众的动态特征与修辞哲学基础

姜言胜，杨玉晨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修辞学视阈下的受众具有显著的动态特征，而这一特征既体现在受众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起起伏伏，又体现在受众的真实性、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受众与言说者间的关系等三方面。同时，受众动态特征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其修辞哲学基础，即对真理的不同见解之上。

受众；动态特征；修辞哲学

一、引　言

在我国，有关受众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大众传播学与新闻学研究领域内，而在修辞学范围内的受众研究却很少有人问津。事实上，作为迄今为止业已存在近2500余年的古典修辞学的三大要素之一，受众不仅对修辞学研究，而且对论辩、写作、演讲术、篇章学以及对比修辞学等等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受众是西方修辞学领域的传统课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受众研究历来为修辞学家所关注，是修辞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1]然而在我国修辞学研究中受众却一直被忽视，国内学者在修辞学视域下所做的有关受众的研究极为有限，而这种忽视极有可能产生较为严重的后果。Ede认为，“虽然受众在现代修辞学研究中的地位已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在具体的英语写作教学实践中，受众的中心地位往往被英语写作教师所忽视。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师作为题目的选择者与作文质量的评估者，对修辞情境造成了消极影响，教学重点不可避免地落到措辞层面上而非对受众的考虑之上。”[2]我国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以英语写作为例，被广泛诟病的英语议论文写作常常被业内人士批评为在结构上过于机械、呆板；内容上过于教条，缺乏新意；语言上文体过于单调，一味崇尚学术文体；在表达上缺少说服力；在认识上过于狭隘；就习作者而言，主观能动性几乎没有得到调动，缺少创作动力，缺乏激情。而这一缺陷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对受众与情境的忽视。就受众与情境的关系而言，笔者认为，不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受众都必然是在一定具体语言情境下的受众；而将受众抛之于外的情境也必定是不完整的且缺乏生命力的情境。对两者关系的不正确认识以及不适当把握必将对修辞学的研究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修辞受众发展轨迹的历史回顾

毋庸置疑，古希腊哲辩师是重视受众的。Barrett认为，“古希腊哲辩师最早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3]在不同的修辞历史情境下，sophist一词蕴含着不同意义。最初，其用来指称乐师、诗人、智者、哲学家以及其他在社会上广受尊重的成功人士。后来由于他们对或然性的信奉和对以柏拉图为首的古希腊哲学家所倡导的知识先验论的质疑以及对门徒收取费用，sophist一词逐渐被贬义化。抨击与谴责哲辩师的始作俑者非柏拉图莫属。在柏拉图看来，古希腊哲辩师就是进行商品交换的商人，只不过他们销售的是劝说的艺术。他们可以在无知的状态下，罔顾事实真相，凭借着自己巧舌如簧，可以为了达到自我目的，不惜利用一切劝说手段，包括那些欺骗性的手段。他们就是弄虚作假的冒牌哲学家；他们名誉扫地，支持的只不过是对事物的看法与观点，欺骗就是他们的艺术，他们所关注的只不过是事物的表象而非本质。事实上，通过阅读第一代以及第二代古希腊哲辩师如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普罗迪科斯、希庇亚斯以及伊索克拉底等人的相关文献，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对古希腊哲辩师的非难是有些言过其实的。柏拉图将自己的学说禁锢在冰冷且超脱的理念世界及知识先验论的框架里，故而大力排斥充满人文气息的哲辩师的修辞理论。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评判世界万物的终极标准，他用发展的、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他确信德行是可以传授的，同时人们可以通过受教育改善生活境况，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应该得到社会的尊敬与回报的。与柏拉图对真理的定义迥然不同，普罗泰戈拉认为真理并不是超验的，相反，其是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上的，只有被受众所接受的观点才可能成为真理。普罗泰戈拉所倡导的对言理论作为其相对论的产物充分阐释了上述论断，同时高度强调了作为劝说对象的受众在修辞情境中的作用。除了普罗泰戈拉，古希腊哲辩师的另一位杰出代表高尔吉亚以其在文体方面的突出造诣而闻名。他曾被誉为“即兴发言的发明者”。他所发表的演讲表现出对语境和受众的具体性和特殊性的高度敏感，对受众有很大的动员和说服能力[4]。一方面，他认为修辞的本质就是劝说；另一方面，他将修辞即劝说界定为一种力量，一种摧枯拉朽、臣服一切的力量。修辞学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能够赋予言说者相较某一特定领域内的专家而言更有信服力的能力。我们认为，高尔吉亚之所以如此看重修辞的力量固然离不开其对知识是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之上这一论断的信奉，更离不开的是其对受众的顶礼膜拜。换言之，修辞的力量来源于其对受众的影响与作用。没有受众，修辞的力量也将消弭于无形。总言之，古希腊哲辩师的修辞理论以人为本，以特定的修辞情境下的修辞对象即受众为中心。修辞劝说是以受众的兴趣与愿望为基本出发点，以受众对劝说的接受为终极目标而展开的。换言之，受众作为修辞三要素，对古希腊哲辩师而言，是劝说直接面对的对象，也是劝说的主体，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修辞劝说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与哲辩师对受众看法相近，亚里士多德也极为强调受众在修辞过程中的作用。受众意识与修辞学学科本身一样古老。关于如何使演说适应受众的需求，亚里士多德为演说者提供了极为具体的意见。为了确保劝说的成功，演说者必须意识到受众的情感与信念。他同时指出：修辞应面向受众，关注那些与受众紧密相关的话题，为了增加劝说成功的可能性，应以公众的一般见识作为劝说的出发点，劝说所使用的证明和道理都应立足于一般人普遍接受的各种原则。亚里士多德同时劝告演说者应竭尽所能力图将自己的修辞构思及修辞手段掩盖起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受众是在对演说者所采用的修辞技巧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接受了演说者的观点甚至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亚里士多德对受众的重视还可以从他对修辞三大诉诸的论述中得到证明。他认为：修辞三大诉诸的重要性根植于它们对受众的影响。同时，“人格诉诸应凌驾于其他两大诉诸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如果演说者得不到受众的信任，则不论他的话语听起来多么雄辩，都得不到重视，也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就情感诉诸而言，演说者应竭尽所能调控受众的情感，力图使之处于最利于说服的状态之下，从而大大提高劝说成功的可能性。”[5]与他的爱徒亚里士多德不同，柏拉图坚决反对古希腊哲辩师所倡导的修辞劝说。柏拉图认为超验真理是客观存在，人类通过后天努力是可以获得的。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世人排除世俗的羁绊，获得真理。然而这一任务的完成是离不开言语交流的，故而，虽然口头上强烈谴责古希腊哲辩师罔顾事实真相，操控语言，欺骗受众，其实柏拉图是认可且高度重视语言的修辞功能的。柏拉图自认为自己所倡导的修辞更具分析性、更加客观且辩证性更强，修辞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受众认识真理。在《费德鲁斯》中，柏拉图宣称：一个崇尚科学的修辞学家应该针对受众的具体特点，使自己的演说迎合受众的需求。他应该对文本、受众以及影响受众的方式加以分类，同时阐明原因，从而确保挑选出适合某一具体受众的演说[6]。对哲辩师大肆批驳同时又对他们倍加推崇的受众大加重视，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内心的矛盾以及他修辞批判的吊诡特征。为了自圆其说，在柏拉图这里才有了好坏修辞学之分。柏拉图本身就是其从根本上反对的对言理论的实践者。既然坚信知识的超验本性，又何须兼顾受众的意见及感受呢？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柏拉图对受众是认可的，他深深认识到没有受众认可的真理是毫无用武之地的。只不过与哲辩师甚至与自己的爱徒亚里士多德相比，这种认可更为间接、更加隐晦。我们认为，其中原因在于在柏拉图看来，知识的超验本性永远是第一位的。

从古希腊哲辩师到亚里士多德再到柏拉图，受众在修辞劝说活动中的地位逐渐被弱化。然而与拉莫斯对修辞学的重新划分和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盛行时修辞学所遭受的待遇相比，这一弱化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在拉米斯对修辞学进行重新划分之时，不仅仅是受众，就连作为受众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的修辞艺术本身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责难。他强烈指责西方古典修辞学传统的三大权威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昆提利安将修辞学与辩证学混为一谈。他明确指出：修辞学与话语中意义的产生与构筑毫不相干，其功能主要在于润饰继而表达意义。在此认识基础上，拉米斯将一直以来隶属于修辞学的罗马五艺中的觅材取材与布局谋篇划归辩证学，而残留下的仅仅是与主导修辞活动的觅材取材及布局谋篇相较形同鸡肋的文体风格与表达。除此之外，拉米斯强烈反对古希腊哲辩师推崇的或然性、具体性等论断，提倡用确定性、普世性等话语分析原则取而代之。与此同时，他对修辞三大诉诸中的情感诉诸及人格诉诸持反对意见，要求将理性和心智定为思想的唯一源泉和诉求的唯一对象。如上所述，修辞劝说是以真理是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之上这一论断为根本出发点，以言说者的人格为倚仗，以受众的情感为诉诸对象的一门艺术活动。拉米斯一方面否定真理的或然性本质，另一方面排斥情感诉诸与人格诉诸，对于修辞学来说近乎灭顶之灾，这一灾难必定殃及作为其三要素之一的受众，故此，受众地位的降低及其命运的沉沦注定成为必然。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拉米斯对修辞学的打压是在为17世纪始在欧洲盛行的科学与理性主义的脱颖而出创造丰实的条件。人们对唯理论以及风行于20世纪初叶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信奉进一步挤压了修辞学的生存空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唯理论的奠基者，他主张人心灵中有一种天赋观念;依靠理性方能认识事物和辨别真伪。唯理论与经验论相对立，它认为一切具有普遍性的必然的知识，不可能来自经验，而只能从先验的、与生俱来的不证自明的真理、知识出发，经过缜密的逻辑推理加以获得，唯有经由此途径而获得的知识才可被誉为理性认识，才是真实可靠的。笛卡尔认为，理性科学与根植于或然性的意见是格格不入的，它自成系统，系统内包含不证自明的命题，而就这些命题而言，任何具有理性思维的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质疑；人们针对命题的见解也必定是一致的，因为真理是唯一的，是理性思维的结果，经得起逻辑的推敲。在如此的社会历史情境下，修辞学被打入冷宫也自然成为情理之中的事了，与此同时，将修辞学视为生存土壤的修辞三要素之一的受众自然也脱离了公众的视野，沉滞于底谷。

然而，科学与理性在解释以及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方面并不是万能的。例如，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然而不论是科学抑或是理性都无法诠释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下的社会成员相互影响的方式、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动机以及价值观、权力意识等因素的形成与演变。以理查德·罗蒂和斯坦利费希为代表的当代反基础主义思想家也对唯理论以及唯实论进行了强有力的攻击。他们主要攻击的对象为唯理论者所深信不疑的观念及预设。他们尖锐地提出，这些不证自明的预设并非基于缜密的逻辑推理以及论证，而是通过一种强行施加的类似“信仰的跃升”加以实现的。罗蒂甚至将唯实论者所倡导的与人类需求和兴趣无涉的客观现实抨击为上帝的代名词。与此同时，与古希腊哲辩师保持一致，他们将语言看作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而这一摧枯拉朽的力量产生的前提则是词语必须由单纯的语言层面跃升至修辞层面，同时要与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等语境产生关联。对语言的修辞力量的认可必然离不开对或然性的信奉。因为一旦脱离了唯理论者所倡导的先验知识的禁锢与制约，被修辞学敬奉为座上宾的或然性再一次焕发青春，作为劝说对象的受众自然而然地又一次得到学术界的垂青。

在此期间，对于受众理论的发展做出最突出贡献的学者非比利时哲学家、法学家以及修辞学家佩雷尔曼莫属。佩雷尔曼反对逻辑学家以及唯理论者对先验知识的推崇和其推理证明的方式与手段。在他看来，其中最大的弊端在于对受众的忽略。与此同时，他秉承了自现代主义推理论证方式盛行以来即坠入冰窟的、业已荒废了300余年的西方古典修辞学传统，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提出了自己的“新修辞”理论。“新修辞”理论的核心部分就是赢得受众的信奉。佩雷尔曼是迄今为止第一位全面、系统地对受众加以阐述的修辞学者。在他看来，古典修辞学中的三大演说语篇的划分也是以劝说对象为标准的。具体说来，由于受众可划分为聆听宣政的受众、进行抉择判断的受众以及仅仅关注演说者言辞而无需做出决定的受众，故而依次产生了宣政语篇、庭辩语篇以及仪式语篇三大演说语篇。他认为，“受众决定论辩的质量以及言说者的行为，任何言说者为了赢得受众的信奉都必须考虑受众，而就言说者与受众孰重孰轻这一问题而言，受众是起决定作用的。佩雷尔曼还提出，在真实的论辩中，在符合现实情况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地预估有关受众的具体情形。反之，如若对受众预估不足，不论是出于无知还是对具体情形有失觉察，都将会产生极为不幸的后果。同时，言说者所面对的受众往往是多元的，他们可能在性格、信仰、爱好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一个伟大的言说者必须考虑到受众的多元性特征。即使言说者面对仅仅一名受众，然而这名受众可能隶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7]通过对说服(persuading)以及信服(conviction)的区分，佩雷尔曼推出了普世受众(universal audience)与特殊受众(particular audience)这一对概念。为了赢得普世受众的信奉，所采纳的理据必须具备强制性的特性，且不证自明，同时具有绝对的、无时间维度的效性，且不受历史因素的制约。总言之，佩雷尔曼认为受众是论辩者的心智构筑，并强调论辩必须是面向受众的话语实践，言说者与受众间必定产生智力接触，论辩者的基本任务是使自己所讲的道理与受众的兴趣和愿望相适配。在佩雷尔曼这里，受众的修辞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受众理论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发展。

三、修辞受众的动态特征探究

就受众是作者头脑中的真实映像还是作者根据具体的情境杜撰虚构出来的问题，如果认为受众是真实的，所关注的必将是受众的物理特征等显性特征，如受众的年龄、职业、性别、爱好、生活习惯、社会地位及教育背景等等。Long认为，“侧重受众的物质特性植根于以下前提：受众所具备的那些可观察得到的物质的或者职业特性能为洞察受众的态度与情感提供准确的指引与帮助。他继而指出了这一前提的两大问题。第一，受众的解读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导致受众理解过于单一化以及典型化；其次，过于强调受众的物质特性必将想当然地将受众与作者的关系理解成敌对的关系。一方面，作者竭尽所能实施劝说行为；另一方面，受众作为劝说对象，抵制劝说。”[8]也就是说，作者对劝说语境下的对手的喜恶、性情、优缺点等了解得愈加深刻，其劝说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同时，在这一理解下，受众应该被界定为一种客观存在，一种不受作者制约的客观存在。换言之，对于作者而言，他所面对的受众在成为他的受众之前业已存在。这一认识源自于西方古典修辞学，在修辞学领域并没有达到共识，尤其在西方修辞哲学兴起后，受到了强烈的质疑与挑战。

Walter.J.Ong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作者是在写作，而非言说，并没有即席的受众在现场倾听，受众更不可能做出即席的反馈。在此情况下，作者如何发现受众？在Ong看来，面对如此窘境，对于作者而言，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作者必须根据自己的修辞意图去杜撰受众，去虚构受众。接下来在谈到受众在文本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时，Ong阐述了受众作为虚构的映像的具体意义。他认为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方面，作者必须在其想象中，不管是清晰地抑或是模糊地构筑具备一定角色的受众；另一方面，受众针对作者所做的修辞努力，必须做出回应，对自我进行虚构。换言之，受众必须接受且完成作者为其所构筑的角色，而这一角色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角色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出入。”[9]Park指出，“分析受众不应仅仅考虑外部受众。”[10]Carol Berkenkotter也认为，“作者如何在自己的头脑中勾画受众是写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1]。Stanley Fish & Wolfgang Iser也曾指出，正是由于文本与受众的交汇，文学作品才得以生成，而这一交汇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真实的呈现，相反，它永远是虚构的，这是因为文本与受众的交汇不论是与文本的真实性抑或是受众的性情都很难保持同一。

有关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也存在着质疑的声音。Peter Elbow在“言说时闭上双眼：为忽略受众而立论”一文中指出，“正是由于他认识到了受众的影响在篇章中无处不在，他才要为忽略受众而立论。”[12]他罗列了受众的不同种类，具体包括文本所针对的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受众、作者脑海中受众的映像、文本所暗指的受众、文本所指向的社团及体裁以及作者潜意识中所逢迎的幻象。从作者对受众类别的表述来看，受众如若适应题旨情境，将大大有助于作者修辞意图的实现；反之，如若受制于受众的影响，无疑将阻碍作者修辞意图的实现。就忽略受众的益处而言，作者提出了两大主张：其一为弱势主张，其二为强势主张。弱势主张认为，虽然忽略受众会造成文本过于以作者为中心，导致文本质量低下，但是就终极文本而言，文本质量却要优于自初就考虑受众所产生的文本。强势主张认为，以作者为中心的文本有时要优于以受众为中心的文本。Elbow建议，当作者发现对受众的考虑困扰或阻碍其创作思路，或可完全不必考虑受众或可在头脑中杜撰出有助于拓展思路的受众，例如可将受众想象成最值得信赖的朋友。Elbow继而指出，由于对受众的考虑与意义的生成存在矛盾，忽视受众并非不重视受众。恰恰相反，正是由于重视受众才要忽视受众。如此做法的优势在于帮助作者拓展思路以及发掘新的思想。

就作者与受众间的关系而言，如上所述，古典修辞学一直以来将两者视为敌对的关系。随着“新修辞学”以及修辞哲学的崛起，人们对于两者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新修辞学”汲取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主张人就其本质来说是修辞的动物，修辞是人类生存的方式；语言是价值的体现，是象征性的；修辞者与受众之间是合作的关系。作为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伯克认为：语言是象征行为，其本质是修辞性的、劝说性的。人若要生存就必须调节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与他人合作。修辞的基本功能就在于通过修辞话语，诱发同一及促进合作。这一理论虽与“新修辞学”的另一领军人物理查兹所倡导的修辞的使命在于消除误解以及促进理解虽有诸多不同，但就其根本而言，两者皆重视促进修辞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增进两者间的和谐，皆影射着两者间的合作关系。

Wayne C.Booth所提出的倾听修辞(listening rhetoric)也对修辞者与受众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解读。鉴于修辞者所持有的不同的修辞动机与修辞意图，布斯将修辞学分为3大类，进而又将其分为10小类。这3大类修辞学包括“输赢修辞学”(win-rhetoric)“协商修辞学”(bargain rhetoric)以及“倾听修辞学”(listening rhetoric)。“输赢修辞学”的修辞目的极为明显，就是通过运用修辞技能战胜对方，不管代价为何以及行径是否正当。“协商修辞学”就是通过修辞外交以及协商达成和解，也就是通过话语双方的对话，避免暴力与冲突，达成妥协。“倾听修辞学”则是布斯修辞学理论的核心部分，它主张：“话语双方在修辞活动中的修辞意图并不仅仅是促成和解，而是透过双方差异的表象去寻求真理。为了实现这一修辞意图，修辞者与受众自身都应认真倾听对方的话语，同时应竭尽所能促使对方认真倾听自己的话语”[13]。

四、修辞受众的修辞哲学基础解读

笔者认为，受众的动态特征有着其深层的修辞哲学基础。具体说来，主要在于对于真理抑或知识这一概念的识解与把握之上。在逻辑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盛行之时，莫说是受众，就连作为受众赖以生存的土壤的修辞学都难登大雅之堂，不管真理被视作是先验、超验的知识，抑或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其产生过程与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之上的修辞学毫不相干。几乎每位哲学家都有将自己的哲学理论升华为对真理的原始冲动。为了使自己的理论等同于真理，哲学家们一方面不得不使自己高高在上，享有先知般的权威；另一方面迫使自己及受众承认其哲学理论不仅超验且不证自明。事实上，他们的哲学理论却无法规避被质疑的命运。这是因为哲学家们并非先知，自然他们的理论并不具有超验的特性，所谓的超验特性是哲学家们经过自我欺骗强行施加或赋予的。在这一情况下，哲学家们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哲学家缺乏证明自己理论超验特性的特定标准；另一方面却要确立能够证明自己理论超验特性的特定标准。与此同时，哲学理论的超验标准一旦确定下来，哲学理论就等同于真理，哲学家的好奇心就会被自己所设置的牢笼禁锢起来，对真理的求知欲也会消散于无形。如果我们像帕雷尔曼那样质疑哲学理论所谓的超验依据，我们不难发现重新审视修辞与哲学二者关系的必要性。

自古典修辞学以降，一直到修辞哲学的兴起，两者虽谈不上水火不相容，但至少也是敌对的。相当数量的哲学家将修辞学的目的认定为劝说，认为修辞学侧重于文辞的粉饰以及词语的劝说效果，为了使受众信服，可以罔顾事实真相。而哲学的目的在于探求真理。笔者认为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柏拉图在《费德鲁斯》篇以及《高尔吉亚》篇中对修辞学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其中的变化并不是柏拉图对待修辞学的态度的转变。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提出了好修辞必备的三大要素：天赋、知识以及实践。三大要素缺一不可，而且只有在以哲学为根基的前提下才会产生最佳效果。从中不难看出，柏拉图并不认为修辞学与哲学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实则相通、相融的。修辞学植根于或然性，没有确定的先验标准，以劝说为目的，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强调人的因素，正如伯克所言，修辞是人的修辞，人是修辞的动物，修辞学用来达成同一，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挖掘真理。

事实上，在哲学家内部有关真理的定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在对待真理方面，大致有三种哲学观，即逻辑实证主义、阐释主义以及建构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真理是恒定的、先验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阐释主义认为真理源于人的大脑且依赖于人而存在；建构主义认为真理非内、外在之产物，它存在且产生于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修辞学的知识观则是建构主义。传统真理论的颠覆，及人们不再认为知识抑或真理是对客观世界的镜像反映时，无疑为修辞介入知识与真理的生成过程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没有经过确证且没有赢得受众的信念的知识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修辞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传递真理的手段，修辞的过程即是主体(说话者)与客体(受众)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知识创造的过程。Shai Frogel认为，“哲学具有两大特征，其一为哲学的修辞特征，其二为哲学以追寻真理为终极目的”[14]。当真理由一元转为多元，同时追求真理的方式不再是单一与恒定，哲学的修辞属性以及人文特征便会被无限放大，修辞受众的动态特征的哲学基础便会得到丰实的诠释。

[1] 温科学.当代西方修辞受众研究[J].修辞学习，2007(5)：18-20.

[2] Lisa，S.Ede.On Audience and Composition [J].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1979(3)：291-295

[3] Barrett，Harold.The Sophists [M].Novato：Chandler & Sharp Publishers，1987：3.

[4] 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32.

[5] Aristotle.Aristotle on Rhetoric：a Theory of Civic Discourse [M].Trans.George A.Kennedy.New York：Oxford Up，1991：38-40.

[6] Kennedy，George A.Trans.“Phaedrus”[A].The Rhetorical Tradition：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C].Eds.Bizzell Patricia&Herzberg Bruce.Boston：Bedford Books of ST.Martin’s Press，1990：113-143.

[7] Chaim，Perelman&Olbrechts-Tyteca.The New Rhetoric[M].Trans.John Wilkinson& Purcell Weaver.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9：20-35.

[8] Long，Russell.Writer-Audience Relationships：Analysis or Invention? [J].CCC，1980(32)：221-226.

[9] Walter，J.Ong.The Writer’s Audience Is Always a Fiction[J].PMLA，1975，(1)：9-21.

[10] Park，B.Douglas.The Meanings of Audience [J].CE，1982，(44) 247-257

[11] Berkenkotter，Carol.Understanding a Writer’s Awareness of Audience[J].CCC，1981(32)：388-399

[12] Elbow，Peter.Closing My Eyes as I speak：An Argument for Ignoring Audience.College English，1987，49：50-69.

[13] Wayne，Booth.The Rhetoric of Rhetoric[M].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4：45-46.

[14] Frogel，Shai.The Rhetoric of Philosophy[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5：1-9.

Dynamic Features of Audience and Its Rhetoric Philosophy Basis

JIANG Yan-sheng，YANG Yu-c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udience in the domain of rhetoric is characterized with distinctive dynamic features.These features manifest themselves not only in the falls and rises of audience in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but also in the authenticity of audience，the role played by aud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hetor and the audience.In addition，the emergence of the dynamic features of audience is not a coincidence；rather，it is planted in the rhetoric philosophy basis of audience，i.e.the divergent interpretations of truth.

Audience；Dynamic Features；Rhetoric Philosophy

2014-11-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10BYY006)。

姜言胜(1977- )，男，吉林松原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杨玉晨(1954-)，女，吉林磐石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H05

A

1001-6201(2015)01-0197-06

[责任编辑：张树武]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1.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