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勇，耿　密

(西南大学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利益依归：九一八事变后，英国远东政策演变(1931
—1933)——以英国内阁文件为中心的分析

周勇，耿密

(西南大学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在外交上选择诉诸国联。作为国联领袖的英国不愿认真履行《国联盟约》义务。英国以利益为取向，在远东政策上采取了选择性的应对策略：与己利益相关则积极干预，否则就消极推诿，甚至有时表现出纵容、支持日本侵华。不过，英国的这种反应并非纯粹的袒护日本或纯粹的依据九一八事变的事实支持中国，而是以其根本利益为着力点，不断转换。通过对英国内阁文件的解读，来观察英国政府决策层在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初对日本侵华的应对举措及其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

九一八事变；英国；远东政策；英国内阁文件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肆意对中国侵略。国民政府选择诉诸国联，希望国际公理能制裁日本。当时，英国是国联领袖，在远东也有重要利益，英国的态度对能否抑制日本侵略具有特殊意义。但英国的反应是复杂的：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入侵，英国从维护殖民利益角度出发，不时表现出给日本予支持的态度；对于日本在上海的军事行动，因危及其在华核心利益则表现强硬。

关于九一八之后，英国的远东政策，不少学者均有所述及*徐蓝：《英国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洪邮生：《英国与“九一八事变”》，《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张北根：《英国对国联会议审议李顿报告书的态度》，《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王宇博：《英国、国联与“九·一八”事变——兼评<李顿调查报告>》，《历史档案》，2002年第2期；李世安等著：《战时英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蓉霞著：《英国和日本在华关系 1925-1931》，东方出版中心，2011版，等。，但在材料上一般较少涉及英国内阁文件。本文则着重以英国内阁文件(Cabinet Papers)为分析材料*本文所用的英国内阁文件(Cabinet Papers)来自英国国家档案馆网站公布的纸质档案扫描件，详见：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cabinetpapers/.，尝试从另一视角观察英国在九一八之后的远东政策变化。

一、英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决定诉诸国联，请求国联主持公道。不过，作为国联领袖的英国不仅无视日本的侵略行径，反而认为是中国排斥日本利益的行为引起了日本的报复。

英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最初反应是，认为日本在奉天的军事行动并未得到日本军方的授权，明显日本政府并不了解此事。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抵制日本实业的不良影响导致日本太急于寻求顾及民族尊严的解决方案[1]。也就是说，根据英国的这一观点，作为加害方的日本不仅不受谴责，反而是受害方中国咎由自取。

舆论方面，一些英国报纸与英国官方相似，也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损害了日本在东北的条约权益，因而招致了日本的报复。《星期时报》9月20日的报道，其观点颇为离奇，认为是南京国民政府称霸中国全境导致了事件的发生。《伦敦时报》9月21日的报道更为夸张，认为事变的爆发是由于日本数次忍受中国的侮辱，终于忍无可忍了。《孟却斯德导报》9月21日的报道认为事变的发生与中国政府无力保证外国侨民有密切关联。《泰晤士报》10月2日的报道认为，应该对日本在南满的利益给以承认，中国自造铁路违反了中日条约精神等[2]。

不过，时任英国外交大臣雷丁(Reading)根据英国国联代表塞西尔(Cecil)的建议，在9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主张中日两国军队后撤到一定的分界线，在此基础上订立协定，然后派一些军事观察员前往监督协定执行。对于雷丁的建议，英国内阁表示，“注意到了这一陈述”[3]，但再无下文，也就是说，中日问题并未引起英国内阁的重视。

在9月22日内阁会议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英内阁未再对中日问题做讨论，而是交由英国外交部将其放在国联中处理。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尽管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侵略不断加剧，但中日问题已不再进入英国内阁的议事范畴。

根据中国的申诉，国联曾在9月30日和10月24日两次做出了督促日本撤军的决议。其中，后者特别规定了日军撤军的期限——11月16日[4]。对于这两个决议，日本以各种理由抵制，拒不撤军。中方不断敦促国联对日采取制裁措施。如果11月16日后，日本仍不撤军，国联就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鉴于此，中日问题再次摆上了英国内阁的议事日程。

在国联开会的前几天，11月11日，英国内阁会议讨论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间的相关问题。在会上，新任外交大臣西蒙(Simon)谈了他关于中日问题的看法。西蒙强调南满铁路是日本的资产，对日本具有重要意义。然后，西蒙向内阁汇报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双方的外交主张，以及国联、美国的应对情况。西蒙特别指出，中国代表依据《国联盟约》第11条和16条，正在呼吁国联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西蒙认为，如果这种制裁措施得以实施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样做不明智[5]1-3。经过讨论，内阁形成了几点外交方针用于指导在即将召开的国联会议上英国该如何应对。其要点如下：

1.国联应该得到支持。但在这起事件中，不适合采用制裁措施。为了国联的利益，应尽力避免中国将申诉要求从盟约的11条转到第16条。在必要时，应加深中国代表的这种认识：应协助国联而不是把责任抛给国联理事会的其他成员。2.根据当前的形势，英国的这一政策应保持一段时间。3.基于已有的商业利益因素，应注意不给敌视英国的日本媒体以任何借口以激起日本国内对英国的憎恨[5]3-4。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事变已发生一个多月后，英国仍对日本侵华的诸多事实不仅故意视而不见，反而准备向中方施压，防止中国提出制裁要求，进而伤害到英国利益。

11月23日，西蒙又向内阁提交了一份题名为《满洲》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对九一八以来的中日问题从英国的角度作了更为细致的梳理与归纳。关于事变起因，备忘录认为，问题的源头来自20年前：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接收了俄国在满洲的权益，但中国从来不愿接受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中国从过去消极被动的抵抗已经转变成具有积极对抗特征的行动，频繁有大的摩擦和事件发生，终于在9月18日达到了顶点。关于事件的性质，备忘录认为，日本是违反了《国联盟约》的原则，但日本对中国的确有满腹的不满。事件的性质是复杂的，不是一起他国军队跨越边境侵入到另一国的事件。因为南满铁路属于日本，日本有权在铁路沿线驻兵保障铁路的通行。关于接下来英国在国联中的方针，备忘录给出的建议是：如果国联针对日本拒不撤军不能做出一项足够强硬的声明，英国也绝不能带这个头，因为这会开罪日本[6]。

从这份备忘录可以看出，英国外交高层为避免在国联中与日交恶，即使日本违背了《国联盟约》的相关条款，英国也拒绝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是侵略，反而片面强调日本在满洲享有条约权益的正当性。而且，英国认为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日本的行为也算是事出有因。

11月25日，英国内阁开会讨论西蒙的这份备忘录，接受了西蒙在备忘录中的建议，形成的决议是：要求英国代表绝不能采取单独特别的态度，而是让国联对日本做出声明[7]。英国的目的是避免在对日问题上突显自己的责任，而藏于国联背后，刻意保持低调。

英国为了避免得罪日本，还拒绝配合美国提出“不承认”照会。

美国鉴于日本在华侵略持续扩大，尤其是日本攻占锦州后，决定向中日双方提交一份以“不承认”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外交照会。即，不承认日本通过军事手段取得各种在华权益，也不承认中国与日本签订有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任何协定[8]。与英国相比，美国的“不承认”主义，虽不能在遏制日军侵华问题上产生多大实际效果，但至少是对日本非法行为的一种否定。

美国在提出“不承认”照会之前，曾试图说服英、法等国也采取相似的外交行动从而形成外交合力共同对日施压，以遏制其在华军事扩张。1月7日，美国发出“不承认”照会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Stimson)就将此情况通报给了英、法等国使节，希望这些国家能够支持[9]10-11。

不过，英国最终却并未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英国给出的理由是，1931年12月28日，日本首相已表示遵守门户开放政策，并欢迎各国参加和协助在满洲的各项事业[9]19。为此，英国外交大臣西蒙表示，应相信日本首相的这一表态，因而不愿与美采取相似的外交行动[9]23。其实，英国的这一说辞实则暴露了英国决策层在看待九一八事变上的真实想法。如果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后，仍欢迎其他列强前去投资兴业、开展各项经贸活动，那么，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英国决策层看来是可以接受的。至于中国依据《国联盟约》提出的各项合理、合法主张则根本不在英国决策层的考虑范围之内。

二、英国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应对

日本为掩护在东北的侵略，加紧策划建立伪“满洲国”。为转移国际视线，日本在上海蓄意制造各种事端，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挑起战事，酿成“一二八”事变。

对于上海爆发的一二八事变，英国的反应非常迅捷，且对日态度十分强硬。

英国的态度之所以有此变化，原因在于英国认为满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在那里英国没有重要利益，但上海则完全不同。据估计，英国在上海地区至少有2.5亿英镑的经济利益[10]。因此，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对上海的局势感到异常焦虑[11]232。英国曾在1月初的时候，不愿配合美国，与其发表相似的“不承认”照会，但当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英国则积极谋求与美国等相关国家合作，共同对日施压。

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1月29日，英国驻美大使向美国通报，英国已向日本发出了一份照会。这份照会表达了英国对日本利用公共租界发动军事进攻的不满[9]93。同日，英国又向美国抄送了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当天发给英国驻日大使的电报。在电报中，西蒙要求英国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日本的军事行动将危及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管控军队，并尽早将上海的情况恢复正常[9]100。英国此举是想在对日施压问题上获得美国的配合与支持。美国积极响应了英国的这一外交行动。1月31日，美国大使与英国大使先后相继拜访了日本外相，都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抗议书[12]。

此后，英国对美国提出的停战“五点建议”也给予充分的支持与配合。1月30日，2月1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MacDonald)进行了两次通话。双方就提出停战建议达成了共识，决定同时各自发出内容相同的外交照会以督促中日双方停止敌对行动[9]124-128，不过，英国对于“五点建议”中的各项主张是否也包括处理满洲问题十分关切。2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又专门与史汀生对此问题进行了沟通。西蒙认为，“五点建议”应仅限于解决上海问题不包括解决满洲问题。史汀生在口头上对此表示赞同[9]160。英、美又与法国、意大利沟通，争取到两国对这项外交联合行动的支持。2月2日，英、美大使一起拜访了日本外相，向日本政府提出停战的“五点建议”[9]175。随后，法国和意大利也采取了相似的外交行动。

不过，由于“五点建议”的第五点在措辞上有“解决一切悬案之争议”(Settle all outstanding controversie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的词句[9]174，似乎模糊的隐含有解决包括东北问题在内的一切中日争端之意。日本担心东北问题也纳入到美、英等列强的干预范围，故仅赞成前四点而拒绝接受第五点[9]175。最终，“五点建议”因日本的反对未能取得实际效果。不过，“五点建议”的提出即表明英、美等西方列强不会任由日本在上海肆意妄为，必然会做出进一步干预。

在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的同时，英国与美国都决定向上海增兵。英国在上海拥有巨大经济利益，但军事力量不足。当时在上海，英军有步兵两营，约2 000余人(当时英军建制1营约1 000人)，海军仅有1艘巡洋舰[13]17。但日本有1 700余名正规部队和不下3 000人的志愿战斗人员，在沪日本海军则拥有包括3艘巡洋舰、1艘航母在内的各类舰船20余艘[9]108。在1月29日的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向内阁报告，鉴于上海兵力不足，应增派一个营。海军方面，英国第一海军主管向内阁建议从香港调派军舰北上增援[13]17。英国内阁同意了陆海军增兵上海的建议。2月1日至5日间，英国步兵、炮兵及数艘大型军舰前往上海，其中包括康特号、康华尔号两艘重型巡洋舰。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克莱(Kelly)也随舰前往上海坐镇指挥[14]。

除此而外，英内阁高层也在思索针对日本的其他应对之策。

2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向内阁提交了两份备忘录。其中一份题名为《当前的中国危机与英日关系》的备忘录认为，上海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与东北问题有关，中国在东北建设与南满铁路相竞争的铁路引起了日本的不满，是导致危机爆发的症结所在。在这份备忘录中流露出严重的种族主义思想，认为中日两国都具有东方国家的欺诈、野蛮等特征。所不同的是，日本比中国发展更好，日本已经是世界强国之一。英国的外交政策应立足于现实利益。备忘录还指出，当前英日贸易额和英中贸易额大致相等，英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应立足于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均保持平衡，但是由于中国太弱，英国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更符合英国的经济利益。备忘录认为，在东北地区，如果是在日本的控制下，日本反而能更好地执行“门户开放”政策，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商机。日本在东北的行动或许能为英国赢得更多的条约权益。但在上海，日军的行为已危及英国利益。备忘录因此建议英国政府应充分考虑与美国的对日政策保持一致。如果美国采取禁运政策，英国也应在大英帝国整体范围内对日实行禁运政策[15]。

随着事态的发展，英国还开始评估在经济上制裁日本和在军事上对抗日本存在的可能性与风险。

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指示战时贸易问题咨询委员会(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rade Questions in Time of War)就对日采取制裁措施作分析评估。1932年3月9日，战时贸易问题咨询委员向英帝国国防委员会提交了这份绝密报告。报告主要审视了在缺乏美国和苏俄的全力合作的情况下，英国对日制裁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报告在分析了日本对外经贸结构后认为，对日制裁必须得到美国以及苏俄的全力合作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尤其是美国的合作，是制裁取得成效的关键。否则，非但不能取得经济制裁的效果，反而会给参与国特别是英联邦造成严重后果。该报告认为，制裁有可能激起日本对制裁参与国发动战争[16]。

另一份绝密报告来自军方。这份由英帝国防委员会下属的参谋长小组委员会(the chiefs of staff sub-committee)于3月17日提交的报告详细分析了远东的军事形势，以及英国如果与日本发生战争，各战略要地的防守以及舰队和空军的调度情况，评估了与日本发生战争的各种利弊因素。最后的结论是：1.新加坡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应得到加强；2.战争爆发后，应迅速动用各种海军设施和启动国家军事动员程序；3.在国际上，获得美国和法国的参战援助十分重要；4.还可以考虑通过派出军官的形式与中国军队合作来抗击日本，等等[17]。

两份报告表明，日本在上海的军事行动引起了英国的极大不满，英国决策层甚至开始考虑采取经济和军事等强硬手段来应对日本的军事扩张。虽然这两份报告在结论上都认为要审慎，但就两份报告得以出炉的本身即说明了一则客观事实：当日本危及英国在远东的核心利益时，英国必然不会像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相对超然的态度，而在思谋更为积极的应对之策。

当然，在英国看来，采取经济制裁和军事对抗毕竟存在较大风险，如果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上海问题，更符合英国的根本利益。为此，英国在调停中日上海危机上不遗余力，忙前忙后。最终，在英国公使蓝浦生等人的反复调解下，形成了调解方案，并提交国联，得到了国联的认可，征得中日双方同意，并以此为蓝本开始中日谈判[18]。在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随后，日本开始从上海撤军。

日本之所以最终接受调停和撤军，是因为日本国内的统治阶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随着英、美等列强的不断施压，让日本十分担心与英、美交恶从而危及自身利益，因而接受英、美的调停建议并签订停战协定[19]。

在上海危机的解决过程中，英国内阁给予了高度关注。自一二八事件爆发起，至5月5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止，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英国在内阁会议中讨论上海问题9次，提交相关备忘录4份。

当上海危机过去后，尽管中国一再指出上海问题只是中日问题的一部分，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是更为要紧和严重的问题，要求列强继续干预，但英国等大国此时对中日的冲突已再无兴趣[11]239。因为涉及他们重要利益的危机已经得到解决，东北问题毕竟与他们的利益关联度不大，已无必要再为中国强出头，只需静待国联处理。在上海危机解决过程中，日本利用国际视野集中于上海的契机，于1932年3月1日组织成立伪“满洲国”，达到了其发动一二八事变的目的。

三、英国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回应

国联曾在1931年12月10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案，组织调查团对九一八事变的相关问题进行调查。1932年1月12日，调查团正式组建，3月开始到中国进行调查[20]。

调查团经过数月的调研，然后酝酿和起草报告。10月2日，报告公布。报告分10章，共10余万言，既有反映客观事实支持中国的内容，又有照顾日本利益的观点，是一种矛盾和妥协的混合产物。报告认为，满洲始终是中国完整的一部分，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不能认为是合法自卫之手段”。关于“满洲国”，报告认为，一般中国人均不赞成，所谓“满洲国政府”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只不过是日本人的之工具而已。另外，报告又认为应充分考虑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利益，中日之间的争端是由中方的铁路建设、土地纠纷等利益竞争所致。对于如何解决中日争端，报告采取既不支持中方也不支持日方的“折中”方案，认为恢复原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维持“满洲国”也不适当。报告主张在符合中国主权及行政完整的范围内，东三省高度自治，但又要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在涉及东北自治政府方面，报告认为应由国联指派外籍顾问参与管理。外籍顾问中，日本人要占有一定重要的比例[21]39-76，110，128-135。

随后，调查团报告提交到国联。11月21日至11月28日，国联行政院经过一系列会议讨论后，决定将报告书提交给国联大会。12月6日，国联特别大会召开。一些小国在会上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提出了批评。爱尔兰、捷克、瑞典、挪威四国在发言中认为，日本主导建立“满洲国”违背了《国联盟约》，国联成员国应不予承认。日本在满洲和上海的行动都不能视为一种合法的自卫行动[22]393-394。但英、法、德、意等大国则着重强调日本满洲军事行动的特殊性以及问题的复杂性。

英国在会上对中国的态度尤其不友好。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在发言中，详细引述调查团报告中不利于中国的部分，对日不利部分则避而不谈。西蒙首先引用国联报告第九章关于满洲问题性质判断的语句：此次中日冲突异常复杂，但并非一国对他国的宣战，也不是一国对其邻国边界的武力侵犯。随后，西蒙又引用报告第一章关于中国排外的描述：中国的排外宣传以及利用经济抵制酿成了现在冲突的形势。此后，西蒙又引用报告关于问题解决办法的叙述片断，仅提到报告中所说的“恢复原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等语句，而绝口不提报告中所说的“维持和承认满洲之现时组织(‘满洲国’)也同样不适当的”的观点。最后，西蒙给出的解决办法是调解[23]。西蒙的这一发言明显带有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倾向。第二天，英联邦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代表也在发言中附和西蒙，加拿大代表甚至攻击中国是否有资格作为国联的会员国[24]92。

对于西蒙的所作所为，中国代表团十分愤慨，并在事后当面质问西蒙。西蒙则辩解道，英国在远东拥有巨大利益，因此对双方均表同情。西蒙还以英国在上海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来证明英国对华是友好的。西蒙表示，他这样做是为了推动日本接受调解。显然，这一说法不能令人信服。事后，中国代表顾维钧据可靠消息得知：英国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对日友好，反对不承认“满洲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是受了英国的唆使[24]92-94。

英国有此表现，与其长期以来的对日政策有关。英国国内始终存在着一股很强大的对日友好势力，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与日友好的外交关系有助于维护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利益。

自从上海一二八事变得到解决后，英国军政高层不少人就认为重新保持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十分重要。1932年10月28日，英国陆军部向内阁提交了一份当前形势下的军事评估报告。这份由英帝国总参谋长署名的报告认为，日本占据满洲地区有助于抵消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这对英国是一种利好。并且，报告还认为一个友好的日本对英国很重要，与日本修好符合英国的利益[25]。

关于国联调查团报告，西蒙仔细审读后，于11月19日向英国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认为，“满洲国”是日本策划的。国联有可能会接受这份报告。调查团认定的事实如被接受，日本似乎应该为他无视《九国公约》的相关条款而负责。国联很可能会宣布谴责日本。然而，这可能会产生日本退出国联这样尴尬而危险的结果。备忘录给出的建议是：英国应该既作为国联的忠实成员又尽可能避免提出带有单独或者突出个体行为色彩的对日谴责。在中日问题上，尽力使中日双方都感到公平，但又要避免卷入到与日本的纠纷中。11月23日，英国内阁开会研究西蒙提交的这份备忘录。英国内阁认为备忘录建议的最后一句“英国不可卷入与日本的纠纷中”尤为重要。经过讨论，英国内阁接受了这份备忘录[26]。

虽然西蒙在11月19日的备忘录中也提到了反对中国会给英国贸易带来严重后果，但在11月30日的内阁会议上，西蒙却又建议，英国应承认“满洲国”。西蒙指出，承认“满洲国”，将使英国及英国人都受益。西蒙强调，英国商人正在给他施加压力以推动承认“满洲国”。西蒙还表示，如果在国联中有人建议不承认“满洲国”，他将尽力表示反对。鉴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中最后部分拟推动国际合作，西蒙建议推动美国、苏联等《九国公约》签字国来参与此事[27]。由于美国是《九国公约》的发起国，西蒙此举的目的在于将解决中日问题的责任推向美国。英国内阁最终批准了西蒙的建议。

由于英国国内有这样强大的对日友好势力，西蒙在国联特别大会上做出支持日本的发言，也就顺理成章。不过，西蒙的发言必然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中国对此向英国提出抗议[24]96。中国外交部还将一些中国报纸对西蒙发言的批评言论摘编汇集后转发给美国，以便美国了解中国舆论的态度[22]411-412。美国对西蒙12月7日在国联大会上的发言十分不满。史汀生本人就对西蒙的发言感到恼怒[28]。为此，史汀生于12月9日指示戴维斯向英国表达美国对西蒙发言的不满之意[21]405-406。

英国政府在美国及中国的批评以及英国国内一些官员的警告下，态度逐渐有所改变[29]。英国虽然不主张通过包含制裁内容的方案，但在不承认“满洲国”方面有所松动，并最终转变为配合国联推动不承认“满洲国”。2月24日国联召开特别大会最终通过了含有拒绝承认“满洲国”内容的决议案[24]178-181。日本随后宣布退出国联。

四、余　论

纵观英国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侵华不同阶段的反应，可知当时国际道义和国际法理皆为空谈，利益才是根本。英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无论是表现为纵容还是表现为强硬，其根本都是以自身国家利益为依归。在远东，不同的地区，英国的利益构成又不同。在东北，英国利益较少且认为东北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尊重日本的权益有助于英商在此牟利[30]。上海则是英国利益的核心所在，当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时，英国必然做出强烈反弹。

从英国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在当时，一些标榜和平、公正的道义原则虽已写入一些国际公约，但其实质仍然是维护和协调列强的利益[31]。对于这些公约义务，大国是严格履行还是选择性履行，抑或是根本不履行，衡量的尺度都是以各自的利益为准则。与己有利，大国就强调国际公约的正义性，于己不利则千方百计掣肘，让国际公约成为具文。英国的种种表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假如英国充分履行国联义务，并与其他成员充分合作，再唤起美国的支持，从而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对日施压，那么，抑制日本侵略并非没有希望。因为至少在当时，日本对其在远东的军事冒险其实一样存在担心。一二八事变的最终解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种假设不可能成立，因为在英国等列强看来，冠冕堂皇的国际公理，毕竟没有实际利益来得实惠，如仅仅因为空泛的国际道义就为中国出头，不符合列强的思维逻辑。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在九一八之后的远东政策，一步步壮大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最后让英国自己也不能幸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遭到日军铁蹄的扫荡，在1942年的滇缅战场，英军最终是依靠中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才侥幸逃生。可见，贻误他人，最终害人也害己。

另外也应看到，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趋利避害，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根本。国民政府对内不思尽力团结民众坚决抵抗，寄希望西方大国制止日本侵略，实质上难以取得实效。随着日军侵华的加剧，中国惟有奋勇抵抗，不仅能最大程度维护国家利益，同时由于坚决抵抗与英美维护远东利益的国家需求契合，最终使得英美不得不与中国结盟，携手抗日。

[1] FRUS，1931.Vol.Ⅲ [Z].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6：29.

[2] 照藜辑.东北事变中之世界舆论(一)[J].读书杂志，1931(7-8)：34-37.

[3] Cabinet Conclusion：Minutes and Papers [Z].Cabinet Papers，CAB 23/68/15：4.

[4] 张研、孙燕京.民国史料丛刊(236)[Z].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5-7.

[5] Cabinet Conclusion：Minutes and Papers [Z].Cabinet Papers，CAB 23/69/4.

[6] Cabinet Memorandum：Manchuria [Z].Cabinet Papers，CAB 24/224/5：2-6.

[7] Cabinet Conclusion：Minutes and Papers [Z].Cabinet Papers，CAB 23/69/10：3.

[8] 吴景平，赵哲.评美国对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态度——兼析“史汀生主义”的提出及局限性[J].抗日战争研究，1993(3)：29-31.

[9] FRUS，1932.Vol.Ⅲ [Z].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8.

[10] Cabinet Memorandum：Anglo-Japanese Relations and the Present Crisis in China [Z].Cabinet Papers，CAB24/228/15：4.

[11] 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Z].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

[12] FRUS，Japan：1931—1941.Vol.Ⅰ，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65.

[13] Cabinet Conclusion：Minutes and Papers [Z].Cabinet Papers，CAB 23/70/10.

[14] Stephen George Walker.International Restraints and Foreign Policy Choices：Britain Faces the Dictators，1931—1941[D].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Florida，1971：56.

[15] Cabinet Memorandum：Anglo-Japanese Relations and the Present Crisis in China [Z].Cabinet Papers，CAB 24/228/15：2-6.

[16] Memorandum：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Japan [Z].Cabinet Papers，CAB 24/228/42：1-8.

[17] Memorandum：Reports by the Chiefs of Staff Sub-Committee [Z].Cabinet Papers，CAB 24/229/4：17-18.

[18] 一月来之外交与国际政治[J].外交评论，1932(1)：1-4.

[19]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570-571.

[20] 关于中日事件之重要文件[J].外交评论，1932(2)：1.

[21] 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编印.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及其批评 [Z].1932.

[22] FRUS，1932.Vol.Ⅳ [Z].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8.

[23]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Records of the Special Session of the Assembly，VolumeⅢ[Z].Geneva，1933：50-51.

[24]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Z].上海：中华书局，1983.

[25] Cabinet Memorandum：A Military Appreciation of the Present World Situation [Z].Cabinet Papers，CAB 24/234/12：5.

[26] Cabinet Conclusion：Minutes and Papers [Z].Cabinet Papers，CAB 23/73/2：4-5.

[27] Cabinet Conclusion：Minutes and Papers [Z].Cabinet Papers，CAB 23/73/4：6-7.

[28] 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2卷[Z].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706.

[29] 张北根.英国对国联会议审议李顿报告书的态度[J].抗日战争研究，2001(2)：91.

[30] 宗琹.英人目光中之中日事件[J].外交评论，1932(7)：98.

[31] 李广民.准战争状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

For the Interest: the Evolvement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Far East After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1931—1933)——The Analysis on the British Cabinet Papers

ZHOU Yong，GENG Mi

(The Chongqing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Are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fter the Manchurian Incident，China decided to rely on the League of Nations. But Britain which was the leader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didn’t fulfill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by the provision of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Britain took the selective strategy in its foreign policy of the Far East for its interest. Namely，when the situations of the Far East were related to its interest，Britain advocated intervention. Otherwise，Britain passed the buck. Sometimes Britain even connived at the Japan’s occupation of China. However，Britain did not merely shield Japan or support China on the fact of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e attitude of Britain was based on its own interest，and continuously changed its tune. This paper studied the strategies which the policymakers of the Britain government deal with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o the beginning of 1933 by decrypting the Cabinet Papers.

the Manchurian Incident；Britain；Foreign Policy in the Far East；Cabinet Papers

2014-09-23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委托项目(2013-ZDZX29)。

周勇(1951-)，男，重庆人，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耿密(1980-)，男，四川隆昌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K561.46；K264.3

A

1001-6201(2015)01-0164-07

[责任编辑：王亚范]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