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勇，　胡步芬

(东华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



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红星照耀中国》的译创解读

陈勇，胡步芬

(东华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

摘要：《红星照耀中国》是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教科书，也是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权威著作,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在《红星照耀中国》的译创过程中，埃德加·斯诺充分利用了其英语母语并懂中文的优势，对红色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进行了独特的解读，从而为欧美读者所接受。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过程，翻译的过程就是在译语中寻求功能对等的过程，在意义上则尽量忠实于原语。文章借助于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阐释《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译创过程中意义的选择，结果表明译者深刻地领悟了原语语言文化，成功地在译文中转换传递了其言内、指称和语用意义。

关键词：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社会符号学翻译法；译创

陈勇，胡步芬.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红星照耀中国》的译创解读[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4(4)：339-342.

Chen Yong,Hu Bu-fen.A study of Trans-writing in red star over China: A sociosemiotic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5，34(4)：339-342.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西行漫记》以下简称《红星》)一书，是第一本由外国记者用地道的英文撰写的、最早将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说明的重要著作。该书英文版分别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1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和美国兰登书屋出版发行，后又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至今仍然是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教科书，是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权威著作。斯蒂尔曾评论说，正如《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认识普通中国人一样，《红星》使西方人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1]19。

斯诺是如何描述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又为何能为欧美读者所接受呢？除了独特的传播途径的贡献外，斯诺强烈的读者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读者意识的体现又离不开作者独特的创作手法。从本质上讲，《红星》一书是一部译创作品。斯诺在作品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事件的叙述者，又是事件的参与者；贯穿全书的又有两条线：一是斯诺在苏区的“冒险”，另一个是红军战士的冒险。作为冒险者进入陕北苏区，斯诺的描述是一种创作，本身具有吸引读者的一面；而在描述红军战士与苏区生活时，主要是译作，即在陪同翻译的帮助下，将采访对象的话译成英文，经过斯诺本人的理解，最后成书。作品中的两条主线与斯诺的双重身份使该书融翻译与创作于一体，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有翻译，两者难解难分。斯诺的非凡成就固然与其英文母语和中西文化背景有关，但其强烈的读者意识同样功不可没，而在译创过程中意义的选择则是读者意识的充分体现。本文将运用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从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等方面对《红星》一书译创过程中意义的选择进行分析。

1翻译的社会符号学向度

社会符号学研究所有人类的符号体系，作为一种固有的社会现象，它同社会意义有关，而社会意义是通过整个系列的符号形式、符号文本和符号实践，在人类历史所有阶段的所有社会中建构起来的[2]261。社会符号学以符号学为基础，研究符号的社会功能和语用功能，研究符号系统与社会与人类的关系，因此，也可以说它是符号学理论的一个分支。

社会符号学从符号学发展而来，而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又是在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20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 S. Pierce)创立的。索绪尔认为，符号的意义是由能指和所指结合而产生的，并指出“语言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就是它的一个内在特征”[3]77。索绪尔虽然提出了符号的社会性，但他的研究“过于强调结构和代码，忽视了符号系统的功能和社会用途，……强调系统与成果，而不强调符号活动的参与者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情景中以多种方式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2]1。而皮尔士则把符号界定为“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并指出每一个符指过程(semiosis)都体现了符号(sign)、符号所指的客体(referent)与解释体(interpretant)之间的关系[4]227，相对于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结构，“解释体”的提出使得意义的形成由一种三角关系决定，虽然解释体并非解释者，但其思想仍为符号学，尤其是社会符号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美国哲学家、行为语义学家莫里斯(C. W. Morris)发展了他的符号学理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实体：一是符号载体(a sign vehicle)，二是符号所指(a represent of the sign)，三是符号解释体(an interpretant)，即符号对符号接受者(解释者)产生的效果，这三部分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符号学的完整意义：(1)形式意义，即符号与其它符号的关系；(2)存在意义，即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3)实用意义，即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5]58-59。这种概念运用于语言研究，使语言意义也有了相应的三个方面：言内意义、指称意义、语用意义。莫里斯的研究解决了符号学与人的关系，促成了社会符号学的发展，在语言与翻译研究上有重大意义。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社会符号学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在他的社会符号学理论中，有六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语篇(text)、情景(situation)、语域(register)、语码(code)、系统(system)和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6]119-124。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理论联系了社会环境的需要，并通过这样的途径进一步联系到活的语言结构，强调语言、语境和社会结构的统一，在语言研究领域引入了社会—人际视角，对语言研究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A. Nida)创造性地将社会符号学应用于翻译研究，认为任何文字符号的意义只能借助于与其有关的符号才能得到解释，社会符号学翻译法有助于人们对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的理解，翻译的实质是符号之间的转化活动，翻译的过程就是寻求功能对等的的过程[7]126。陈宏薇认为，翻译即翻译意义，社会符号学翻译法以再现语言的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与功能(信息功能、表情功能、祈使功能、美感功能、酬应功能、元语言功能)为目的，探索翻译的规律[8]2。因此，从总体上说，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的交际活动，在从原语向译语的转换过程中要考虑到语言符号的三种意义，在具体的语境中，可同时具备上述三种意义，也可只具备一种或任两种意义，但须尽量降低信息的丢失，在意义和功能上尽量做到忠实于原语。

2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的《红星》译创分析

如前所述，《红星》一书本质上是一部“译创”作品。作者斯诺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新闻记者，熟知当时中国的状况，也十分了解欧美读者的心理及诉求，因此在成书过程中，他用西方文明来解读红色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用欧美读者熟悉的语言文化来描述其所见所闻，同时也尽可能地保留汉语的原汁原味，保留异国风情。下面就斯诺译创范例，用社会符号学理论进行剖析。

(1)a. Their Robin Hood policies were noised ahead of them, and often the oppressed peasantry sent groups to urge them to detour and liberate their districts.

b. Liu was a modern Robin Hood, with the mountaineer’s hatred of rich men.

c. So off they had gone to become red, red Robin Hood.

斯诺在书中三次用到了“罗宾汉”这一典故。罗宾汉本指英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人物，据说生活在查理一世(Richard I, 1189—1199)统治时期，住在诺丁汉附近的舍伍德森林中，和同伴们以反抗外来强权、劫富济贫而闻名[9]1324。没有证据显示罗宾汉确有其人，但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甚至传奇，且流传甚广。从社会符号学角度来看，罗宾汉是一人名，指代一人物，但这一人物在英国历史文化中相当有名，并代表了正面形象，其指称意义明显，用他来指红军将士们，斯诺译出了其语用意义，即这一符号对英语文化使用者的影响所产生的联想意义，取得了很好的情感意义转换效果。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没收”地主、官吏、豪绅的财物并分配给穷人的事迹，与罗宾汉传奇故事产生了相同的意义，斯诺用欧美读者熟悉的人物形象成功地刻画了为穷人而战斗的红军战士形象，既纠正了外界对红军的歪曲报道，也为读者扫清了认知上的障碍。

(2)A gaunt, rather Lincolnesque figure, above average height for a Chinese…

这是斯诺初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时的印象：“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借用林肯这一人物形象，斯诺将其指称与言内意义都给明确表达出来了。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受爱戴的总统之一，林肯永远为世人铭记，因此在美国人心目中具有高大的形象，并转化成了一个符号。作为一个符号，林肯又具有丰富的语用意义：当欧美读者读到毛泽东，又联想到自己的伟大总统，再联想到总统为世人铭记的原因时，对毛泽东的认知就水到渠成了。索绪尔曾说过，“语言是一个社会事实”，当我们分析语言时，就是在分析社会事实，语言符号的社会性就体现出来了。符号因此不仅仅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它还必须是语言使用者对特定的话语情境做出的具体解释。

(3)Hannibal’s march over the Alps looked like a holiday excursion beside it.

斯诺在叙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时，使用了这一对比修辞。对于欧美读者来说，红军长征闻所未闻，但却真实发生过，如何让他们读懂呢？斯诺巧妙地借用了汉尼拔远征这一符号，以及这一符号所蕴含的意义。公元前218年汉尼拔远征军为征战意大利而跨越阿尔卑斯山，在欧美历史上，这已经是最了不起的征途了，但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相比，不过是一场假日远足，以此形容红军长征的英勇艰巨与举世无双。斯诺借用汉尼拔远征来描述红军长征，指称意义明确，即两者都是远征，而汉尼拔远征在欧美历史文化体系中是英雄的象征，是英勇的表现，坚忍不拔的表现，这与长征中的红军事迹是吻合的，其语用意义，即这一符号给欧美读者的影响所产生的联想意义得到了很好的表达，时任太平洋关系学会秘书长的爱德华·C·卡特曾在《太平洋事务》上撰文评论：“(斯诺)对长征的描述使(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笔下的英雄形同巧克力士兵”[10]111。

(4)Genesis of a Communist

这是毛泽东传记部分的大标题，谈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Genesis在英语中意为“起源、开端”，也指《旧约》首篇的标题——《创世记》，记载的是神的创造和人的由来，所指意义明确。在基督教中，Genesis意义重大，这与毛泽东从一个农家小孩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带领工农群众为实现民族解放、人民当家作主而斗争的重大意义是叠合的，此外，《创世记》讲述了神的救赎计划，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在埃及的以色列结尾，接下来就是《出埃及记》，而在《红星》一书中，“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也一直讲到毛泽东带领众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磨难，胜利到达陕北，重新建立根据地，两者的经历何其相似，从社会符号学角度来看，Genesis的语用意义也在此得到了近乎完整的表达。在《红星》一书中，斯诺多次借用《圣经》符号来描述红军，请看下例：

(5)a. When the Reds arrived in his district, he had dropped bellows, pans, and apprenticeship, … hurried off to enlist.

b. And yet he still gave the impression of a peasant youth, who had but recently stepped out of the rice fields, rolled down his trouser legs, and joined a passing “free company of warriors”.

斯诺的这两处描述无疑让欧美读者想到《圣经》马太福音书中的一幕：As he walked by the Sea of Galilee, he saw two brothers, … And he said to them, ‘follow me, and I will make you fish for people’. Immediately they left their nets and followed him (from “Jesus Calls the First Disciples”)，本段中的模型“As he walked … they left their nets and followed him”被斯诺借用来描述普通老百姓是如何受红军的感召而果断加入红军队伍的：“When the Red arrived, … he had dropped bellows … hurried to enlist”；“Rolled down his trouser legs, and joined a free company of warriors”。《圣经》中的结构(模型)其实就是一个符号，且对仗工整，言内意义表达明确，并通过它使语篇与语境产生了相关性。斯诺借用这一模型，使用新的措辞(wording)，构建出新的语篇，从而让读者产生联想，语用意义得以体现。斯诺借用这一模型来描述红军，在欧美读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以至于美国中西部颇具影响力的《密尔沃基新闻报》曾刊载评论指出：“人们不难发现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朴实的基督徒的信仰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11]88。

(6)Yao-fang, or “cave houses”, as the Chinese call them, but they were no caves in the Western sense. Cool in summer, warm in winter, they were easily built and easily cleaned.

窑洞在陕北随处可见，多少世纪以来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习惯，典型的中国乡土文化，但与西方人所谓的“洞穴”并不是一回事，若直译为“cave house”则指称意义并不准确，因此作者又加以解释，补充了指称意义的缺失。而保留拼音形式，即音译，既保留了汉语的原汁原味，又满足了读者了解异国风情的需要。

(7)Only about 20 percent of the First Army Corps, I was told, was still hsia-tzu, or “blind man”, as the Chinese call total illiterate.

“瞎子”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表达，不仅可以指盲人，亦可以指眼睛能看见但不识字的人，即“文盲”。但英语中的“blind”并不具备汉语中“瞎子”这一延伸的指称意义，因此，作者在用直译的同时，加以解释，以弥补指称与语用意义的不足，实现了符号功能的对等，同时也用音译保留了汉语的特色。

(8)Later on I learned that the curriculum for partisans included this rehearsal of ancient Chinese war cries, just as in the days of feudal tourneys described in one of Mao Tse-tung’s favorite books, the Shui Hu Chuan (literally The Water Margin, a celebrated Chinese romanc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Pearl Buck has translated it under the title All Men Are Brothers).

斯诺在此采用了音译加直译的方式，实现了形式上的对等，但指称意义缺失，因此又通过加注的方式予以补偿，尤其是提到了赛珍珠译《水浒传》英文版。1931年《大地》在美国出版，一下成了当年全美畅销书，赛珍珠也一举成名，两年以后，赛珍珠译《水浒传》英文版在美出版发行，该书大受欢迎，一下子窜上了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排行榜。通过借用赛珍珠的译名“All Men Are Brothers”，译出了该词的语用意义，原语信息得到了传递，取得了较好的语境意义和情感意义转换效果。

3结语

总之，本文从社会符号学视角，依据《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的译创现状，对其中的文化负载词等进行了研究，从社会符号学意义三分法“言内意义、指称意义、语用意义”的框架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在原语与译语之间架起一座交际的桥梁，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翻译，理解不同的文化。当前的翻译研究愈加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愈加强调这种跨文化传播的最终效果，希望本文的社会符号学视角对上述问题有一定启示。

[参考文献]

[1] A. T. Steele.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M].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1966.

[2] Robert Hodge & Gunther Kress. Social Semiotic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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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arles 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C]. vol. II. Charles Hartshorne & Paul Weiss, e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5] 陈宏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6] 韩礼德.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语言与意义的社会诠释[M].苗兴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 Eugene A. Nida.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ng[M]. Nelson: Nashville, 1988.

[8] 陈宏薇.新实用汉译英教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9] Jonathan Crowther. 牛津英美文化词典[M]. 黄梅，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0] Edward C. Carter. Red Star over China by Edgar Snow [J].Pacific Affairs, 1938,11(1):110-113.

[11] John Maxwell Hamilton. Edgar Snow: A Biography [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

A Study of Trans-writing in Red Star over China: A Sociosemiotic Perspective

CHEN Yong,HU Bu-fen

(FacultyofForeignLanguages,EastChinaInstituteofTechnology,Nanchang330013,China)

Abstract:Red Star over China is a journalistic works with abundant cultural information, a fundamental textbook of China for Westerners and an authoritative work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ese revolution. Edgar Snow, the author,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his proficiency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makes a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Red culture, which is accepted by the western readers. Sociosemiotic translation approach emphasizes that translation is a cross-language, cross-society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ng is a process of seeking correspondence in meaning and similarity in function. In this essay, the concept of linguistic meaning, designative meaning, and pragmatic (associative) meaning in sociosemiotics will be used to analyze the transference of meanings in Red Star over China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terpreter has succeeded in transferring the three types of meaning on the basis of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source language and culture.

Key Words:Red Star over China; Edgar Snow; sociosemiotic approach translation; trans-writing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12(2015)04-0339-04

作者简介：陈勇(1977—)，男，重庆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美国研究。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红星照耀中国》与红色文化传播研究”(14WX319)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5-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