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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德化碑》的民族融合思想及其影响

2015-03-22李婵玲

大理大学学报 2015年1期
关键词:民族融合南诏民族

李婵玲,丁 科

(1.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2.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素质教育学院,昆明 650217)

《南诏德化碑》的民族融合思想及其影响

李婵玲1,丁 科2

(1.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2.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素质教育学院,昆明 650217)

《南诏德化碑》是研究南诏时期民族关系的重要唐碑,碑文内容反映出南诏民族期望统一于中华大家庭的“民族融合”思想,通过探究这一思想的缘由、对后世的影响及意义,提出应继续加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鼓励和扩大各民族的交融,以推动民族地区和谐发展。

南诏;德化碑;民族融合;影响;和谐

南诏作为唐朝西南边疆的地方民族政权,曾与唐王朝共存了160余年。南诏不仅在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唐朝的政治与社会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巩固和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立于公元766年的《南诏德化碑》,是研究南诏社会历史及其与唐朝、吐蕃关系等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正确诠释《南诏德化碑》,对于唐代民族关系史的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研究现状述评

目前,研究《南诏德化碑》的著作不下五种,相关论文数十篇。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南诏史的研究,使南诏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一些论著从《南诏德化碑》的碑文中分析南诏兼容并蓄的特点,如成瑶的《从碑刻铭文看南诏大理国文化的兼容性与和谐性》〔1〕、马曜的《民族团结的颂歌——电视剧〈德化碑〉序》〔2〕、廖德广的《南诏德化碑研究》〔3〕、黄敏的《南诏〈德化碑〉文化内涵探究》〔4〕、伍雄武的《从南诏〈德化碑〉看我国古代各族的精神纽带》〔5〕等;还有一些论文通过《南诏德化碑》研究南诏与唐廷的关系,如庞亮的《从〈南诏德化碑〉看唐与南诏的关系》〔6〕、崔明德的《南诏民族关系思想初探》〔7〕等。

从这些先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通过《南诏德化碑》来分析当时的各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入。民族问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政治统治中的重要课题,我国的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民族主义浪潮方兴未艾,“藏独”“疆独”皆是十分棘手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远离中原,26个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虽各不相同甚至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各民族却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已然成为祖国坚实的西南边疆之屏。这种内聚力和认同感在南诏时期的《德化碑》便有所体现,“民族融合”思想在云南各族人民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和升华。笔者在前人关于《南诏德化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并挖掘碑文中的“民族融合”思想进行分析和诠释,以探究南诏德化碑中“民族融合”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

二、《南诏德化碑》反映的民族融合思想及其由来

(一)碑文中所反映的民族融合思想

《南诏德化碑》意在说明,南诏的守土拓疆之举,有功于“天下”统一和大西南的团结稳定、繁荣发展,目的是“取乱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弱侮亡,册汉帝而继好”,字里行间的隐意是:之所以“取乱攻昧”“兼弱侮亡”,这一切都为“册汉帝而继好”!这是南诏国深藏不变的赤诚心愿和希望各民族“融合”的思想。南诏国虽然“不得已而叛”唐,内心却坚定地,与汉之天下“继好”。碑文中“册汉帝而继好”表明:剥白辩解“不得已而叛”,立此肝胆存照而公开昭示世人,是立碑的最主要的目的。“册汉帝而继好”是真诚而强烈的心愿,是立碑的原始动因,最根本用意。“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气概,扑面而来,震人心魄。《南诏德化碑》使用“息民”与“继好”之典,意在说明南诏国确实明“退”实不叛,道义明、礼数清、衷心鉴。不避吐蕃的不快与猜疑,赫然写上“册汉帝而继好”六个大字,是撰、写、刻、立《南诏德化碑》要说而最难说,是要写而最不好写的一句话。而有关说法,则既隐晦,又明确:南诏国之所以“取乱攻昧”,作用是“定京邑以息民”;“兼弱侮亡”,目的为“册汉帝而继好”,一切都出于为“汉”天下的一统,一切都为与中原民族的交融统一。蒙阁罗凤这种“民族融合”的理念,“册汉帝而继好”的明确追求,决定了他确实是一位不凡的“西南酋杰”,是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确实是“性业合道,智睹未萌,随世运机,观宜抚众,退不负德,进不惭容者也”。

《德化碑》表达了南诏对中原汉族强烈的认同感,不论是“乌蛮”统治者,还是“白蛮”群臣,始终都坚持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正是南诏君臣们所特有的“民族融合”观念,是维系祖国统一、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指向。

“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观兵寻传,举国来宾”。南诏国蒙阁罗凤“西开寻传”,不仅巩固了自汉朝以来的永昌地区,而且将永昌之西、之南和东南广大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纳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这是又一促进“民族融合”的实践。

(二)碑文中民族融合思想的历史渊源

由德化碑表现出来的南诏彝族、白族的“民族融合”观念,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和久远的思想渊源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中之所以会出现汉族传统思想文化中大一统的“民族融合”思想观念,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各民族交融一体是各个民族普遍认可和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夏、商、周,开启了“天下协和万邦”,“五服之内皆中国”的国家理念及管理制度,并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及滋润于各民族心中。大一统的“民族融合”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萌芽。《春秋公羊传》记载,孟子指出天下只有统一才能安定。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基业,从此以后,天下一统的思想成为了历代君王们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唐太宗李世民明确提出汉族与夷狄等各少数民族“民族平等”的卓越思想,这对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和形成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纵观历史,大理、云南、大西南,早在夏、商、周时代,就与当时的“神州”“中国”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已属夏禹治水、更制九州,列天下为甸、侯、绥、要、荒的“五服”之地。同为黄帝的子孙的南诏民族身上都有汉族文化的基因,受“五服之内都是中国疆域,五服之地都要服侍天子”这一传统中华“天下观”(世界观)的影响很早、很深〔7〕。

其二,南诏统治者比较重视学习和吸收汉族的思想文化,少数民族在与汉族长期交往中深受汉族思想文化的影响。

《南诏德化碑》中就反映出南诏统治者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如一是君王“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可见中华文化已深深植根于南诏统治阶级的心中,南诏自附唐以来,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天宝战争后也未中断;二是“官设百司”“修文习武”“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努力学习汉文化。南诏政权与唐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制度与文化方面又深受内地的影响〔8〕。

其三,汉族人成为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人物,对南诏统治者的影响颇深。

南诏的第一清平官郑回,原本是唐朝县令,后来被阁罗凤所俘。阁罗凤非常看重郑回学识渊博,便请他做王室子弟的老师,这就使幼年的继承者从小培养了亲唐的心理。郑回在朝政上也深得南诏王的器重,被封为官位最高的第一清平官,他凭着自己深厚的儒学功底和准确的分析能力,不仅改善着南诏与唐朝的关系,而且把传统的汉文化传播到了南诏之中,使南诏浸染着汉族的思想文化。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成为了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内在动力〔9〕。郑回还从唐朝崇尚礼义、有惠泽、无赋役等三个方面,说动了异牟寻归唐。

三、南诏民族融合思想之影响

(一)移民方面

南诏立国后采取一些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移民政策,移民有以下的几种情况:

南诏移民的一种情况是南诏把战败的部落大量迁走,寓使之脱离本土不易反抗,以及充实经济发达地区或军事要地的双重目的。异牟寻归唐后,从吐蕃夺取洱海以北的铁桥等地,随后把当地居民迁往他地,这是南诏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移民。爨氏白蛮被打败后,南诏把爨地白蛮的大部分人口强迁至滇西,这一部分白蛮以后与滇西白蛮相融合。经南诏的积极经营,滇西白蛮的人口大为增加,该地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10〕。还有贞元十年南诏攻破吐蕃铁桥节度城,获“裳人”数千户,遂迁云南东北部诸川。

南诏大规模移民的第二种情况,是将边疆地区的一些本地民族部落,迁于经济较先进的地区以支援当地的建设。南诏的统治打破了这些少数民族封闭隔绝的状态,对民族的发展客观上具有积极意义。

南诏移民的第三种情况,是出兵征讨境外地区,掠夺其人口带回。南诏注意吸收汉人进入统治上层,同时通过交流、战争、掠夺等方式大量获取汉族人口,以充实劳动力队伍〔10〕。

南诏移民的第四种情况,是南诏境内还有一些迁居数代的汉族百姓,南诏统治者对之怀有防范之心,强迫迁往他处。南诏攻下曾被唐朝控制的城镇,亦将当地汉民迁往他处,这种迁徙则具有瓦解和防范的性质。

南诏移民还有一种情形,即派遣一些乌蛮、白蛮贵族镇守境内要隘或城镇,日久这些人口落籍当地也成为移民。

由此看来,南诏进行的各种类型的移民,无论出自巩固统治和易于控制等政治目的,还是通过移民以增加劳动人口,或充实开发地区,作为移民的出发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云南民族分布的格局,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相互融合,对古代民族大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10〕。

(二)经济方面

南诏少数民族政权通过各种政策促进了民族和地域间的经济交流,与中原王朝保持着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双方都有数量众多的人员在经济方面进行频繁的接触或交往,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

南诏十分重视发展辖地的交通。南诏通行的多条道路从腹地通往内地或邻邦,对打开偏僻地区和边疆闭塞的状态,密切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速民族的接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南诏在辖地还建置了100余处城镇。从布局来看,上述城镇绝大部分在交通沿线和交通线附近,对促进城镇所在地区各民族的发展,其积极作用不容低估。通过发达的交通和遍布各地的城镇,南诏积极发展内外商业贸易,鼓励“互市”。南诏国内盛行“以缯帛及贝市易”,唐代内地流行以绢帛为贸易中介物,南诏所行可能是受唐朝影响。南诏还与境内和周边的少数民族直接贸易。如永昌和边疆诸山产麝香,西羌、铁桥接吐蕃地界产大羊,南诏均与之交易;一些贸易的规模相当大,如南诏向西羌、铁桥接吐蕃地界的少数民族购取大羊,一次交易达大羊二三千头〔10〕。

(三)文化方面

由“乌蛮”“白蛮”首领建立的南诏多民族政权颇具开放性,不仅促进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还促进了南诏与中原地区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南诏的各族人民表现出强烈的趋同意识〔11〕75。

南诏王室与多由白蛮充任的清平官、大军将等朝夕相处,深受白蛮语言与风俗习惯的影响,遂出现乌蛮王室“白蛮化”的倾向。《云南志蛮夷风俗》说:“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反映了蒙舍诏与白蛮在语言方面接近的情况〔10〕。为了便于与中原更好的交流,南诏政权还推行使用汉文,《南诏德化碑》的碑文全为汉文,就有力说明了汉文在南诏使用的普遍性〔1〕。

南诏将阶下囚西泸县令郑回,聘为王子王孙的教师、国家的清平官(宰相);将手下唐朝败亡之将李宓等,奉为本主(本境护卫之主);为“天宝之战”唐朝阵亡将士修万人冢、千人堆,至今祭奠,等等。无不是南诏国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胸襟博大等“德化精神”的生动体现,是“天下一家”的“民族融合”理念及实践,是优化和谐社会关系的政治智慧、文化硕果。

云南自古就有各民族团结统一、热爱祖国、矢志维护祖国统一、开放兼容、重教崇文的博大民族情怀及精神,堪称民族平等、团结的光辉典范。“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义”。南诏国所辖疆域内,自古部落众多,民族众多,但不论“数十百部落不相役属”的时期,还是蒙舍诏、大蒙国,以及南诏国开疆拓土的时期,各民族间均无殊死征战,大抵平等,友好往来,民族团结,和睦相处,共存共荣,从而共同发展。在历史如此悠久,民族如此众多的西南地区,实在难能可贵。南诏国的军政大臣、各级官吏,不仅有王室“乌蛮别种”,“白蛮”,汉人;不仅有本地的,外来迁入的,甚至还有俘虏,总之,南诏国的官、民,各民族、各地方、各背景的都有。南诏人民的婚姻没有族间禁忌,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形成民族团结、和睦相处、友好共事的良好政局。

南诏宗教可谓集各种宗教之大成,形成了兼容并包、宽容而创新的“多元信奉文化”。概括起来有巫教、本主崇拜以及佛教、道教,另外,还涵摄了大量的汉文化,儒家思想也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始于南诏的本主崇拜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道德教化的方式,歌颂本主的爱国爱乡、英勇仁慈、忠于爱情、乐于为人等优良品行,能在信徒中起到确认同样做人准则的作用。这对南诏政权的巩固是非常明显的,同样也能培养人们对中原王朝的亲和感和认同感〔11〕89。这就为南诏异牟寻的归唐、以至到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奠定了稳固的疆域、政治以及和谐文化基础。

四、南诏“民族融合”思想之意义

(一)对我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意义

《南诏德化碑》是当时南诏统治者明其不得已而叛唐心迹的体现,是其归属唐朝、永为西南藩屏的力证,雄辩地证明了云南为祖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完整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言信,行果,于立碑(公元766年)后的第28年,继位者蒙异牟寻终于实现了《南诏德化碑》中“册汉帝而继好”的心愿,回归了汉唐“天下”,融汇到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12〕。

南诏发展为强大的局部政权,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功地施行了民族“融合”的治策。南诏时期云南及其周边地区得到空前统一和发展,为以后我国西南部疆域的巩固和发展准备了有利的条件〔10〕。经过南诏历代统治者们的不懈努力,其疆域以洱海地区为中心,是今天云南面积的两倍,这一疆域后为大理国所继承,成为元代设立的云南行省的地域基础。这样,不同民族联合起来,从实现地域性的内部统一,逐步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可见,大理地区统一及其发展的这一过渡过程,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和意义〔13〕。

(二)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鉴古明今探究《南诏德化碑》所体现的“民族融合”思想,对祖国的各民族和谐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融合”思想,为构建大理古代社会的和谐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对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仍有很好的借鉴价值〔12〕。南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南诏对唐王朝的友好和归附,就是古代地方政权正确处理好与中央王朝关系,做到和谐的一个范例。研究好自古多民族共生、共存、共发展的历史文化,以指导民族地区今后的发展,意义是十分广远的〔3〕。

如今,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占全州总人口的五分之三〔14〕,其先民就是南诏的“白蛮”“洱海蛮”,他们与秦汉以后先后进入云南的汉族、彝族、阿昌族等融合而形成的。白族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多个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史,这种血缘上的多元性,决定了这个民族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兼容并包、不断融合、与时俱进的民族。在这种由内而外的“民族融合”思想的指引下,白族人民一直为“天下一家”的理念而不懈实践。这是优化社会关系和促进世界(天下)文明的政治智慧、文化硕果、思想火炬。这种精神对于推动民族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都有极大的社会意义。

五、小结

大理地区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着与中原地区频繁的交流,不断吸收中原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注重商品的交换和在生产生活多领域里的亲密合作、相互尊重和学习,重要的是这种交往增加了他们对中原的认同感和亲和感,甚至还有些对中原发达文化的仰慕之情。因而,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强烈的排外情绪,而浸染着和谐安宁的区域之风气,熔铸出宽容开放的民族气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国各民族正因为有《南诏德化碑》所体现出的“民族融合”思想,才形成了今天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多民族国家。正是在《德化碑》“民族融合”思想的指引下,大理地区各民族与中原地区民族不断交融,这不仅是中华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更是民族和谐发展的范例。因此,应继续鼓励和扩大各民族间的交往,贯彻开明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以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1〕成瑶,张锡禄,朱香,等.从碑刻铭文看南诏大理国文化的兼容性与和谐性〔J〕.大理学院学报,2012,11(11):10-14.

〔2〕马曜.民族团结的颂歌:电视剧《德化碑》序〔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1):25-33.

〔3〕廖德广.南诏德化碑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85-200.

〔4〕黄敏.南诏《德化碑》文化内涵探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2):31-35.

〔5〕伍雄武.从南诏《德化碑》看我国古代各族的精神纽带〔J〕.创造,1993(1):60-62.

〔6〕庞亮.从《南诏德化碑》看唐与南诏的关系〔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6):114-117.

〔7〕崔明德.南诏民族关系思想初探〔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2):72-75.

〔8〕崔明德.略谈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J〕.烟台大学学报,2010(1):2-9.

〔9〕谷跃娟.南诏史概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10〕方铁.论南诏的民族政策〔J〕.思想战线,2003(3):35-39.

〔11〕詹全友.南诏大理国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12〕施继生.浅析大理“德化精神”的现实意义〔J〕.大理学院学报,2005,4(4):29-31.

〔13〕王文光,翟国强.西南民族的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关系述论〔J〕.思想战线,2005(2):29-35.

〔14〕王文光.云南近现代民族发展史纲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37.

Study of the Thought of Ethnic Integration from Nanzhao Stele of Mor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Li Chanling1,Ding Ke2
(1.College of Marxism,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2.College of Quality Education,Yunnan Land and Resource Vocational College,Kunming 650217,China)

Nanzhao Stele of Mor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one of Tang Dynasty for the study of ethnic relations in Nanzhao period.The inscriptions of the stele shows the thought of"Ethnic Integration"of Nanzhao Kingdom which expected to unify in China.By studying on the reasons,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thought,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t's necessary to strength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nection and to encourage and broaden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which will be beneficial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areas.

Nanzhao;Stele of Moralization;ethnic integration;impact;harmony

K877

A

1672-2345(2015)01-0006-05

10.3969∕j.issn.1672-2345.2015.01.002

(责任编辑 张 成)

大理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KYQN20132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MZ010)

2014-09-30

2014-10-06

李婵玲,助教,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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