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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长江师范学院 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试析思南明代文人文学的发生机制

彭福荣1，王秀青2

(1、2 长江师范学院 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思南明代的独特人文时空为文人文学的孕育和发展营造了背景，形成独特的发生机制：文教发展孕育了文人文学，山水风情引发文人书写，故迹时政引起文人叹录，师友交游促成唱和酬答。思南明代文人个案表明：中国文人文学的区域性发展与文化教育水平、历史人文底蕴、社会时政状貌和作者雅集交游等密切相关，是文人学者在具体自然人文时空的产物，中国文学的地域研究或文化研究或是可以采取的路径之一。

思南；明代；文人；文学

贵州思南位于乌江之畔，与印江、石阡、凤冈、德江等毗邻，是汉族、土家族等多民族杂居之地，历史人文底蕴深厚，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在历史演进中，元明两朝的土司制度和思南的土司政治兴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的同时，独特的人文时空为文人文学营造了背景。根据作品内容可知，思南明代文人文学是指思南本土的文人学者和客籍的文士官员关涉思南的诗文创作。奇山秀水使文人学者讴歌山川景致，名胜古迹引发文人感叹历史时政，友朋交游唱和使文人逞才使气，都有其具体的发生发展方式，从中或能窥及中国古代文人文学的区域性发展与具体人文生态的辩证关系和基本规律。因此，笔者拟就有关思南明代的地域文化与文人文学的关系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教发展孕育文人文学

尽管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舍人、盛览和尹珍等“汉三贤”为贵州古代文化教育作出贡献，思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却十分迟缓。乾隆《贵州通志·学校志》记载：今贵州沿河、明思南府辖境内的南宋銮堂书院、竹溪书院等是贵州最早的书院。元明以前，思南的文化教育因王朝国家土司制度规约、地方官员振兴和本土文人推毂而渐有发展，为文人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唐冉克昌卜筑思州并授义军兵马使以来，思州进入土官土司时代，田氏鼎盛而世有其土，于宋、元、明等朝皆内附王朝国家，即使永乐改流、宣慰嫡嗣远谪，也还有随府办事司、蛮夷长官司、沿河祐溪长官司、沿河祐溪副长官司、郎溪长官司、郎溪副长官司及安化县属之土县丞、土主簿、土巡检及印江县土县丞等土司。[1](卷5《秩官门·土司》)。元、明等朝在“大一统”历史框架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下，在西南、中南和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在推进土司政治过程中强化中原文化传播和振兴学校教育以革俗化民，官学、书院、社学等教育教学机构逐渐增多，有力地推动了文人文学的发展。

(一)文化教育发展培养封建文人

思南境内的南宋銮堂书院是贵州古代最早的书院，元朝要求设立府学、社学等而载记不明，土司族裔因明朝崇儒兴学的土司文教制度而入宣慰司学读书，因声教未通而传人寥寥。明代宣慰司学改成思南府儒学后，极大地推动了思南的学校教育，所属婺川县学、印江县学等得以渐次兴立，中和书院、为仁书院、文明会馆、斗坤书院等私学机构亦成教课生童之所。《明史·奸臣传》记载：“赵纬”曾“坐罪谪思南宣慰司教授，永乐七年，复原官”。[2](卷308)对此，《贵州通志·思仁道属·思南府》“学校”记载：思南明代“儒学”在“府治北，即宣慰田氏故宅。永乐十三年(1415)自河东宣慰学迁此。成化间，知府王南重建。嘉靖元年，知府李文敏尽撤而新之。”[3](卷16《思南府志》)因此，明田秋《思南府儒学记》亦云：“思南黔地，旧为宣慰司学，在河东。永乐中，宣慰田氏以不法废，遂及司治为府，而宅以为学宫，大成殿仍其厅。事虽规制弗称，而材瓦最为精美，故百余年得不废。”[4](卷9《艺文门·记》)根据《思南府续志·人物门》统计，明代思南府科举登榜者有进士申祐、田秋等等10人，举人周冕、勾天禄等100余人，副榜敖鸣雷1人，拔贡田兴吴、田育渭等8人，岁贡李浚、文献等200余人，其中颇有能文善诗者。在思南明代“乡贤”中，安康“放情林壑，有《青鸾集》”；安孝忠“性颖敏好学，工诗文”，有文集；田秋奏议疏请，著《西麓奏议》；另邹孟哲著有《实政录》，唐瑞著有《贤关启鈅》。在思南明代“隐逸”中，李明荣好读书，隐东溪；王蕃自号一瓢斋为诗清逸，著有《一瓢斋集》，《黔诗纪略》录其二诗；田惟安笃志好学，游于李渭之门。李渭是明代著名理学家，辞官还乡，在中和山、点易洞等处讲授《易经》，学者慕名云集，著述有《先行录》、《大儒治规》、《简记》二卷、《杂著》一卷、《诗文》三卷、《家乘》十二卷。孙顺号茜溪，明永历亡后，隐居著述以终，《黔诗纪略》录其诗一首。余中瑞字静斋，精于医，博学能诗。敖荣继宅心仁恕，《黔诗纪略》录其诗一首。敖宗庆天资聪颖，以文章与李渭齐名，曾著《梅坡集》。正是由于上述文化教育成就的取得，思南明代文人文学具有较好的艺文氛围，也在培养封建人才的同时提升了科举文人的艺文水平，为文人文学培养了为数可观的作者。

(二)文化教育发展激发文学创作

思南明代的文化教育不惟在崇儒兴学和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进步，而且推动中原文化传播和完备政治教化设施也成触发文人学者创作诗文的契机。为振兴思南文教和贵州开科取士，田秋四处奔走，有《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思南府儒学记》和《请建婺川、印江学疏》等文，李渭有《修思南府学碑记》、《思南府学射圃记》、《婺川县迁学记》等文和《中和山》、《普济亭》等诗，另有郑逢元《重建婺川学碑记》，任思永《印江文庙碑记》，田仰《重修文庙碑记》，萧重望《请设安化县学疏》、《请设印江县学疏》和郭子章《参政李渭传》、《题中和山寺壁》等诗文，亦关涉或歌咏思南明代文化教育的事件和人物。

二、山水风情引发文人书写

思南地处武陵山腹地，乌江干流纵贯县境，分割武陵山脉与大娄山脉，多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山川秀丽而风景迷人，峰丛山地、缓丘谷地、河谷石林等令人称奇，是为思南明代文人文学得以发生的自然人文环境，山水风情成为文人墨客讴歌题咏的对象。

(一)山川风情成为文人文学题材

随改土归流、文教振兴和科举发展，明代渐多文人在诗文写及思南的山川风物，灵山秀水成为文人舞文题咏的对象，表现作者的热爱自然、恬然山水的情怀。《思南府续志·地理门》“山川”条记载：思南“郡城处万山中，层冈复岭，求十里平原不可得。曰坡、曰屯、曰峰、曰岩、曰坳、曰岭，皆山也。曰溪、曰沟、曰滩、曰泉、曰濑、曰塘，皆水也。幅员六百余里，山足为经，水堪作注，可胜纪乎？然而梵净突兀甲于黔，德江深广亦甲于黔。其他儿孙罗列，襟带曲盘，例得附焉。”[5](卷2《地理门》)思南境内溪涧盘纡而江如练泄，峰峦合沓又山若屏还，地势有封守扼要之固，山水有重复难逾之险，被文人视为十景八景之形胜。明钱溥《思南十景诗序》因安康“山取石柱、万圣、石马，峡取鲇鱼，洞取狮吼，泉取马家，滩取香炉，潭取石牛，州取白鹭，溪取青鸾”作《思南十咏》而序之，称“经因人而遂显，诗因景而可传”。对此，思南明冉宗圣《思南十八景诗序》称有泮桂先香，杏坛灵实，天柱晴峰，石洞朝阳，圣屏面榜，德川腰玉，白鹭嬉游，赤壁钓艇，群剎疏钟，江州晚笛，三台晴雨，四角文峦，飞泉绝顶，冲仙炉鼎，岩关天堑，近廓花村，南野农歌，东皋牧唱等十八景被诗咏，所称“触物而动者，景也；因景而会者，心也”点明了文人题咏与山川景致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山川风情凸显文人文学地域色彩

思南明代文人文学是具体历史人文时空的产物，必然受其文学生态的深刻影响并反映出地域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山川名物、民俗风情入于诗文。

1.山川。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思南的灵山秀水被明代文人学者反复提及，是思南明代文人文学地域特征的重要体现。思南青鸾溪曾被名为黑鹅溪，明安康将其视为“青鸾瑞迹”并作《青鸾诗并引》以纪此山川名胜。根据《思南府志·山川志》所载，万圣山四面陡绝而顶可艺禾，系元末避兵之所。除安康《万圣山》诗外，田秋亦诗称其昔日“青崖陡绝”而“邦人捍大灾”，今日承平陇亩以致可见东面看见千家楼台。天马山以山形似马而名之，安孝忠也以“房星下照驻南颠，屹立骅骝势自然”诗句称之。三台山巅上三峰“奇秀可爱”，分别有明巡按御史张淳、王杏等人诗歌咏叹，而田秋“芙蓉三朵插天青”和安孝忠“夜深天上接三台”则是本土文人的题咏。崖门山险峻，系思南门户而设永胜和武胜等关隘，故田秋《登崖门行》等诗歌以“鸟道困人行”、“万里云山在两眸”和“平看飞身俯琳宫”等诗句点明其险要高耸。石马山峦峰耸拔而独冠诸山，有石马践食庄稼的传说，安康《石马山》以“石马名山接上台，郁葱运气近蓬莱”等诗句咏叹之。郎溪司琴德林木幽郁，被本土田庆远用“树合重阴昼不开”诗句点明其特点。思南山多峰雄而甚为险峻，婺川知县陈祖藩以“天尽青山不尽头，万峰日落海云浮。险过武陵争十倍，避秦人未到思州”等诗句记其险要。

2.民风。思南东有佛教圣地铜仁梵净山，西有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的遵义，北沿乌江达重庆涪陵并入长江水道，是黔东北地区的水陆要点，有汉、土家、仡佬、蒙古等民族生息繁衍，人文底蕴十分深厚。地域文化多元是促进思南明代文人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明代文人墨客笔下的表现对象，是为其文学地域特征的重要标志。

乌江中下游地区自古富产丹砂，贵州婺川也是明代思南开采丹砂的要地，采炼丹砂成为人们赖以存活的手段，故被文人学者加以载记。《贵州图经新志·思南府志》记载:思南府婺川板场、木悠、岩前等处的“土产”有丹砂、水银和银硃等，矿床“其深十五六里，土人以皮为帽，悬灯于额，入坑采砂，经宿方出”，人们以“采砂为业”。[6](卷4《思南府志》)对此，《思南府志·地理志》“风俗”亦载婺川采炼丹砂事，称“砂烧水银，可为银砂，居人以为生计。岁额水银一百六十斤入贡，而民间贸易往往用之，比于钱钞焉”。[7](卷1)因此，明婺川知县陈祖藩以“山腹长丹砂，源头迷紫累，桃红春又来，甲子都不纪”及“地满云连树，山空洞出砂”等诗句以纪其事。思南境内山雄水险，明工部侍郎刘昺以采木经思南城西川崖，有“诛芽伐石路新成”和“不知曾见几人行”诗句写及山高路险行人少，而“矮屋如窑似碧城，草庐龙卧笑潜身”诗句生动恰切地提及思南明代的村寨状貌。思南是舟楫往来、商贾云集之地，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自古频繁而语言各异。王朝国家推进中原文化传播、汉族人口移民，思南明代“在官应役者为汉语”，至明嘉靖时人们交接“言语俱类中州”，故除信巫祭鬼之俗外，儒、释、道等宗教在明代思南亦有流传，诗文亦可见人们宗教信仰状况，如郭内儒《重建川神祠并后楼碑记》、李渭《修观音阁碑记》、萧重望《重修思南府城隍庙记》、田仰《重修文庙碑记》、敖宗庆《建文昌祠记》等文及王泽《题圆通寺》、王藩《金仙寺》和任思永《西禅晚钟》等诗歌，作者或为客籍官员，也有本土文人，显示了文人墨客对思南明代风土的关注。

三、故迹时政引起文人叹录

思南在明代经历了巨大改变，政治上表现为改土归流的实现和政教设施之营建，经济上表现为封建地主经济制度的确立，文化上表现为中原文化传播的深入和学校教育的发展，社会变迁加快，与外界联系更加紧密。因此，文人墨客对思南明代的变迁作出了直接反映，通过诗文来感叹人事变迁，载录古人故迹和时政社会是促进文人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显示了文学对时政社会的反映和干预能力，属“文以载道”文艺观的产物。

(一)故迹新营的咏叹载录

思南的人文历史变迁引起明代文人墨客的强烈关注，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教发生的巨大变化投射到文人文学之中。思南自宋元而明经历了漫长的土官土司政治，田氏等地方民族势力具有相当影响力，永乐改流的成功和地方社会的发展成为文人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思南沿河地界酉阳，曾遭势大力雄的冉氏土司侵夺，土司关系和地方情势较为复杂，这为文人文学所提及。沿河碑模崖高数十丈，有“仙书红字”和“古篆书”，在嘉靖十三年(1534)被四川酉阳宣抚司侵占且镌去字迹以杜口实。因此，沿河王藩以“谁向当年留翰墨，人从后代指仙踪。山灵珍重劳呵护，云气寻常为锁封。经此游人休顾问，已曾形胜咏观风”等诗句亦载其实，对研究酉阳土司与区域社会管控和酉阳土司政治兴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虽偏处一隅，思南在明代的改流建府先于贵州他郡，社会文教发展由迟而快，成就由小而大，故客籍官员和本土文人以其诗文载录其政教演化与成就。土司政治对思南影响甚大，土司制度废止与流官政治确立给明代文人墨客留下载记和咏叹的对象。改归流官治理后，思南宣慰司主导的土司政治至明永乐十一年(1413)基本结束，新设的思南府隶属贵州布政司，衙署、坛庙、学校等建置改设的人事故实成为文人载录咏叹对象。对公署等设施营建改设，有宛嘉祥《思南重修府署记》、陆从平《瞻言楼记》、史旌贤《思南府重建门坊碑记》、萧重望《修安化县治碑记》、帅机《重修印江县堂记》、《婺川县志记》等篇籍，显示了土司政治的裁革、流官政治的建立和公署机构的营建；对坛庙寺观置设，有郭内儒《重建川神祠并后楼碑记》、萧重望《重修思南府城隍庙记》与《李先生祠记》、任思永《印江文庙碑记》与《元天云径》、韩宗愈《装修十王堂碑记》、罗国贤《元天观记》、田仰《重修文庙碑记》等诗文。田秋曾官多职，为振兴乡邦文教而疏请贵州开科，除《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等外，还有《陈愚见以备遗策疏》等篇籍关乎时政，显示了强烈的乡梓之情和忧患意识。史料显示，思南明代文人文学部分诗文关涉故迹新营，作者或为客籍官员，或为本土文人，显示故实时政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

(二)前辈乡贤的纪实赞誉

思南历史悠久，历代仁人贤士共同促进了当地经济开发、政治演进、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其行为事迹和人文精神成为激励后世的力量，明代官员和本土文人于诗文纪其行事，赞其品质，也推进了思南文人文学的发展。

宋思州藩部长田祐恭于大观元年(1107)以地内附宋朝，其子嗣世有其官，对王朝国家经略思南和国家权力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下渗延伸具有重要意义，殁后有宋朝请郎于观《宋敕赠少师思国公田祐恭墓志铭》，于嘉靖十五年(1536)被明代思南知府洪价举入乡贤祠。申祐毅直敢言著称，又因土木堡之变而“以身代帝殉难”，于嘉靖十年(1531)被立祠奉祀，故有明礼部尚书程敏政《申侍御缺祀遗草》、萧重望《题奏缺漏申侍御土木堡忠臣庙名位疏》、田秋《侍御申公祐传》、敖宗庆《侍御忠节申公传》等篇籍和赵维垣《吊申侍御》诗歌载记歌咏，显其虎口救父之孝，记其敢毅救师之勇，彰其以身保驾之忠，吊其千古永存之魂。李渭以其宽平清慎和学问著述而影响不菲，于万历十七年(1589)被奉祀乡贤祠，故有郭子章《李渭传》与《题中和山寺壁·追怀李同野先生》、萧重望《李先生祠记》、耿定力《李同野先生墓志铭》等诗文，赞其忠义文章和经济理学。思南副长官李盘勇平“镇竿苗叛”而被执遇害，成为明代思南舍生取义的道德典范，亦被奉祀乡贤祠，故有敖宗庆《长官李盘死节传》、胡松《吊长官李盘》等诗文，纪其勇锐忠直。此外，思南明代女性的忠贞品行也被文人文学加以讴歌赞赏。思南水德司妇人李石氏以抚孤守节四十年而被旌表，其卒后田秋以“盛年夫丧洗红妆，白首同归志愿偿。双壁不殊龙剑合，贞松羞共野桃芳”等诗句哀悼之，敖宗庆亦有“耿耿孤灯清梦冷，潇潇白发赤子香。佇看五凤来旌诏，思郡山川赖有光”等诗句旌奖其节。此外，胡松《节妇传》以传其节操于后世。另外，明末钱邦芑《三节妇传》以纪邹先鲁妻妾三人无子苦贫、守节终身之贞烈，表现文人的伦理取向和审美情趣，成为影响后世的地域文化精神。

四、师友交游促成唱和酬答

思南位于武陵山区腹地，明代则是黔蜀交界之地，有乌江水道进出内外，是人口迁入和文化汇融之地。根据《思南府志·拾遗志》所载：思南以明弘治年间为限，地广人稀、民风淳厚的自然人文状况逐渐演为民人众多、祸乱时有的格局。随永乐改流、丁口日繁和崇儒兴学的推进，明代思南的封闭状况更被改变，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程度日渐加深，交游雅集为地方官员与本土文人唱和酬答提供了重要机遇，也是促成文人文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思南虽僻处一隅，明代永乐改流拓展了客籍官员与本土文人交往的管径，这为思南明代文人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或能通过讲学论艺来提高文人的创作水平。嘉靖思南知府周举经常招聚生员讲论经艺而多所发明，杨煦于兵戈战火犹与生员讲学不辍，帅机亦是邃学问、善吟咏之人，陆从平文学优赡，江西万安赖嘉谟与李渭交游研学数年，徐云从亦负笈追随李渭。

在思南本土文人亦与内外官员或文人交游，通过文人雅集唱和促进诗文创作，是为文人呈才使气、展现情志友谊的的契机。李渭家学深厚，于嘉靖甲午得中举人，登门拜谒视学贵州的蒋信并得其教诲，故史称“渭之学基于庭训，切磨于武陵蒋信、黄耿定力。至滇，与南城罗汝芳同官，其学益进”。[8](卷7《人物门·乡贤》)李渭晚年卸职还乡，在中和山普济亭、小崖门点易洞、为仁堂等处讲学传道而门徒众多，与江西赖家谟、徐云从和本土冉宗孔、胡学礼、田唯安等相与研修，或多有登山临水，唱和酬答之作，其《嵇公泉》有“吾与二三子，览胜求前贤”等纪实诗句。另外，李氏还作《圣岭春耕》等事以“和李别驾郡城六首”。副长官李盘虽一介武夫，亦喜交厚衣冠之徒，与其侄甥申祐系“忘年之友”，以致于二人都以忠节亡故，均被思南明代文人纪而叹之。安康作《思南十景》诗而请江南钱溥为序，故钱氏有《思南十景诗序》以传其纪实景之诗。嘉靖思南知府宛嘉祥《思南重修府署记》记其与郡内文人交往事：“既而乡先生梅坡敖公，同野李公，古泉张公皆以升任过家，偕西麓田公相顾，语及宅之陋。”[4](卷9《艺文门·记》)王蕃为诗清逸，当时名流咸与之交游。敖鸣雷与黄安彭永祐、常时泰及知府等客籍官员交游，共作《与郡守登中和山，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分韵》组诗，其中各有揽胜唱酬之意。

结语

贵州思南僻在武陵山区腹地，在明代为黔蜀交界之地，有乌江水道进出内外，系汉、土家等多民族杂居之地，形成了自土司而流官的政治变革、封建领主制而地主制的经济变迁、中原文化深入传播与学校教育加快发展的特殊人文时空背景。是为思南明代文人文学发生发展的独特生态，其发生机制表现为文教发展的孕育、山水风情的引发、故迹时政的叹录和师友交游的唱酬。由思南明代文人文学的个案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区域性发展与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历史人文底蕴、社会时政状貌、作者雅集交游等密切相关，是作者在具体历史时空的产物。因此，观察和思考中国文学的发展，无法也不应该离开具体的文学生态，从地域角度或文化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或是一种可以选择的路径。

注释：

①(本文幸得彭福荣老师指导，特此致谢)

[1][4][5][8][清]夏修絮等.思南府续志[Z].贵州省图书馆据四川省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复制油印本，1996.

[2][清]张廷玉.明史(卷308)[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本，1986.

[3][明]江东之等.贵州通志(卷16)[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日本原刊万历二十五年(1597)刻本缩微胶卷影印本，1991.

[6][明]沈庠.贵州图经新志(卷4)[Z].贵州图书馆弘治刻本影写晒印本，2010.

[7][明]洪价等.思南府志(卷1)[Z].天一阁藏明地方志嘉靖十六年(1537)刻本影印本.

OntheFormationMechanismofLiteratureofMenofLettersinSinanCountyoftheMingDynasty

PENG Furong, WANG Xiuqing

The special social and educational circumstances of Sinan County in the Ming Dynasty were the background for the literature of men of letter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gave birth to the literature of men of letters, sceneries encouraged them to write, relics attracted them to write memoirs, and teachers and friends’ company gave rise to singing and query-answer. The case of Sinan County of the Ming Dynasty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iterature of men of letters in a reg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ircumstances, relic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writers’ contact. It can be argued that men of letters were set in a given natural and social context,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feasibl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egional or cultural featur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Sinan; Ming Dynasty; men of letters; literature

I2

A

1003-6644(2015)06-0025-07

2014-10-01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乌江流域历代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0XMZ013]。

1 彭福荣，男，汉族，重庆涪陵人，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教授； 2 王秀青，女，土家族，贵州思南人，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正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