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飞镝 谢建辉

（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408100）

由于特殊的地形，自古以来，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在中国西南地区胶结冲突、分化繁衍，形成了各族既聚居又杂居的局面，尤以云南为甚。其名号繁杂，《新唐书·两爨蛮传》称之“群蛮种类，多不可记”。初唐前，大理洱海一带，曾分布着众多的乌蛮、白蛮部落，即后世彝族和白族的先民。其中，蒙舍、蒙巂、越析、浪穹、施浪、邓赕最强，史称“六诏”（诏即王之意）。蒙舍诏由于居地最南，故称“南诏”。

南诏是唐朝时期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在内，在今云南、贵州一带建立的地方政权，其王为乌蛮蒙氏。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臣属唐朝，成为了唐经略西南、牵制吐蕃等一系列策略中的重要一环。武则天时，细奴逻子逻盛亲身入唐朝贡。唐玄宗开元年间，五诏衰微，逻盛之孙皮逻阁借唐之力，统一了滇西，并渐次扩张，破吐蕃，和诸爨，统一了云南。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表面上，南诏与唐王朝继续修好，但“日益骄大”的南诏意在扩张，必然与唐发生冲突，其尾大不掉之势已成。同时唐王朝采取“以夷攻夷”的政策，认为“蛮夷相攻，中国大利，自古如此”。不断挑起各少数民族矛盾，让其互相攻杀，培植南诏的对立势力，抑制阁罗凤统一云南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任何民族的形成，都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密切相关，身处其中的个体，因与之相关的利益而争取和奋斗。[1]这个古代的所有民族之间的争斗，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唐朝初年，由剑南节度使统管云南地区的有关事务。按当时的体制，南诏还接受唐王朝设置的节度使、都督等各级派出机构的管辖。南诏王定期前往阐鄯（今昆明），拜访朝廷任命的“剑南节度使留后”兼云南都督。天宝年间，杨国忠任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越嶲太守张虔陀改任姚州（今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一带）都督，对南诏进行监视和钳制。这些封疆大吏假朝廷之命，肆意干涉南诏的事务，蛇蝎为心，顾盼自雄，对南诏横征暴敛，挑拨离间，恣意制造事端。天宝七年（748）南诏王皮逻阁去世，姚州都督张虔陀以阁罗凤是皮逻阁的继子为由，企图让皮逻阁的嫡子诚节取代阁罗凤为王位继承人，但没有成功，阁罗凤袭云南王位。张虔陀十分恼怒，寻找机会对南诏用兵。天宝九年（750），阁罗凤率爱妃元贞夫人等一行前往昆明，途中歇宿于姚州官邸。姚州都督张虔陀竟然色胆包天，趁机调戏元贞夫人。阁罗凤发觉后愤然率领人马返回大理，具文书向朝廷控告张虔陀，不料文书被朝廷边官扣留。张虔陀还反诬南诏谋反，捏造事实，向朝廷“阴表其罪”。阁罗凤怒火中烧，恨不得食肉寝皮。事后，冷静下来的阁罗凤感慨“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遂派军将杨罗颠为专使，远赴长安向唐玄宗控诉张虔陀的罪行。孰料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对此事不置可否。阁罗凤拍案而起，率兵反唐，亲率大军攻打姚州，攻入姚州都督府，走投无路的张虔陀“饮鸩死”，姚州城被捣毁。阁罗凤乘势举兵北上，占据了越嶲三十余个州县与部落。南诏在此区域设置“弄栋节度”，成为南诏“六节度”之一。

南诏的张大，杀死朝廷命官，侵占唐朝的本土，唐朝廷如骨鲠于喉，遂发兵大加挞伐。天宝十年（751），朝廷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大军八万剑指南诏。唐军抵曲靖，不愿与唐翻脸的阁罗凤遣使求和谢罪，表示：双方兵戎相见实乃张虔陀一手造成，南诏实出于无奈；事已至此，南诏愿意赔偿一切损失，复置姚州城；并且陈述利害，柔中有刚地说：如今吐蕃正在浪穹相机而动，并以兵威相加，如果不许讲和，南诏只得归附吐蕃以求自保，此后云南就与唐没有关系了。但刚愎自用、不顾大局的鲜于仲通高视自己，自恃武力，“唯言杀戮”，扣留南诏使臣，旋即派大将王天运带兵绕道点苍山后，企图腹背夹击，一举歼灭南诏主力。恶劣的形势逼得阁罗凤下决心向吐蕃求援，对南诏久存觊觎之心的吐蕃正中下怀，遂派出精锐援助南诏。阁罗凤以长子凤迦异和大将军段金葛率部分兵力袭击唐将王天运，王被凤迦异斩首。阁罗凤率主力出击，与吐蕃兵夹击唐军，唐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鲜于仲通“仅以身免”，带少数亲随弃军而逃，又遭南诏军半路截杀。唐与南诏第一次天宝战争结束后，南诏倒向了吐蕃。公元752年，吐蕃册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吐蕃称王为赞普，钟是弟弟之意）、南国大诏”，“赐为兄弟之国”，阁逻凤自立国号为大蒙。唐王朝失去了在云南经营一百多年的成果，南诏割据局面也自此形成。

唐军征南诏惨遭败绩，宰相杨国忠文过饰非，忽悠唐明皇，居然说是打了胜仗，奏请任命只身逃回的鲜于仲通为京兆尹（首都行政长官），并煞有介事地庆祝胜利。同时又偷派军队，任命将军贾瓘为姚州都督，率兵再占姚州。南诏决心解除心腹之患，派兵断绝姚州粮道，仅两日大败唐军，再克姚州，活捉贾瓘，取得了第二次天宝战争的胜利。

唐军两次败北，杨国忠之流依然不吸取教训，反而“耻云南无功”，决定派兵20万，由云南郡都督李宓、广府节度使何履光统领，于天宝十三年，发起第三次天宝战争，再攻南诏。唐军抵洱海后，主力部署在洱海东岸一带，以一部兵力驻漾濞，一部兵力驻邓川，一部兵力驻龙尾关南，企图水陆并进，对南诏形成合围。南诏经过分析，认为唐军人马虽众，然士卒厌战，水土不服，后方遥远，粮草难继，实不足为惧。果然，唐军不耐久战，人困马乏，粮草将尽。阁罗凤方令水军轻舟夜袭唐军船队，以火烧之。李宓只好下令出击，南诏军却闭关不出。时值盛夏，瘴气蒸腾，唐军连战数日，师老兵疲。南诏王阁逻凤见势，便发兵与来援的吐蕃军会合，痛击唐军。此役致唐军“血流成河，积尸雍水”（《南诏德化碑》），李宓三个儿子死于乱军之中，李宓坠西洱河而亡，仅何履光只身逃走。唐与南诏间的天宝战争历时近5年，至此方才画上句号。唐军前后死亡约二十万人，元气大伤，“天下骚然，人民的赋税兵役负担愈重，唐朝的国力日益虚耗”[2]对于日后平息安史之乱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当然，天宝战争双方损失都很严重，尤其百姓身受荼毒，哀鸿遍野。李白在《古风（三十四）羽檄如流星》写出了惨状：

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

南诏治下的曲、靖二州以下东爨居地悉为唐兵破坏。战争造成白蛮、乌蛮大迁徙，只剩下一部分乌蛮还向唐朝进贡。而人们的心理尤遭重创，大诗人白居易借新丰折臂翁之口，叙述当时人们对战争的恐惧，诗云：“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人们竟将云南视为畏途：“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天宝战争，虽然南诏取胜，但阁逻凤仍顾念南诏与唐朝的臣属关系。于是战后，他派人“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旧恩”。并刻碑勒石，题为“大唐天宝战士冢”，后民间习称“万人冢”或“千人冢”。大碑落成之日，阁罗凤率军民前往祭奠，亲自致悼词曰：“君不正而朝纲乱，奸佞起而害忠良。生乃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呜呼悲哉！唐师阵亡兄弟！”词情凄惨，催人泪下。

天宝之战后，阁逻凤统一了整个云南，南诏逐渐成为世人瞩目的政权。阁逻凤企冀独霸一方，但也不是存心要摆脱唐朝，因为唐地大物博，势力强盛，与唐往来，利多弊少。地处西南一隅的南诏为在夹缝中求生存，既被唐逼迫，只好归附吐蕃。吐蕃对南诏早已垂涎，现收南诏为附庸，当然觉得志得意满，渐渐露出征服者的嘴脸，对南诏颐气指使，咄咄逼人。南诏君臣极为不满，益发离心离德。阁逻凤不愧为雄才大略的一代南诏王，他有一种预感，托庇于吐蕃必难长久，终有一天还得回归大唐。于是他于公元766年下令修建一座巨碑，名曰《南诏德化碑》，立于太和城王宫门外（位于下关以北7公里处）。此碑高3.98米，宽2.27米，厚0.6米，被称为“云南第一大碑”。正面碑文共40行，凡3800余字，为行书。阴面碑文共41行，有1300多字，正书，有南诏清平官、大将军等职衔和姓名等。《南诏德化碑》碑阳主要包括正文和颂词12章。碑文作者署名蛮盛。经史家考证，所谓蛮盛就是南诏清平宫（宰相）郑回。郑回相州人，玄宗天宝中举明经，天宝年间为西泸（今四川省西昌市）县令。公元757年，南诏攻陷巂州，郑回被掳。其德才为南诏君臣敬重，遂委以要职，南诏王子孙四代皆对他执弟子礼。让郑回执笔撰写碑文，可谓正得其人，他对大唐故土依然眷恋，又能理解阁逻凤的处境，因而所作准确地体现了阁逻凤的意图。在南诏、吐蕃、唐朝的复杂关系中，郑回凭着远见卓识，巧妙地处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郑回也用如椽巨笔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南诏灭亡后，这块名碑曾被长期湮灭，倒卧荒野，乏人知晓。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王昶任云南布政使时，方使之重新面世。王昶作了考释后，将之载入《金石萃编》中，以后桂馥等学者亦对之作了研究。由于沧桑变化和风雨剥蚀，以及人为的原因（当地人传说：以碑字入药，可治眼疾），《南诏德化碑》上的字能辨认的越来越少，现在能读出的已不及十分之一。好在碑文于明朝万历年间为白族学者李元阳录入了《云南通志》，阮福《滇南古金石录》等又在校勘、补阙节录碑阳的碑文等方面着力不少，吾辈幸甚，今日才能得窥其全貌。

南诏德化碑是唐碑中的精品，其碑文颇有先秦散文之风，叙事周详，记述流畅，陈说慷慨激昂，表功煌煌赫赫。说理严密，反复剖析，有理有据，文中把“不得已”与唐冲突，“不得已”叛唐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碑文抒情有如行云流水，气势雄浑。碑文精心结撰，结构严整，婉转曲折，夸耀之辞，洋溢其间。碑文文辞典雅，句式寓骈于散，灵活自如，警句时见。碑文辞令工巧，文字典雅，跌宕生姿，文采斐然，即使置于唐文名篇中亦无愧色。故其文学价值很高，历来博得称誉，评为“唐代滇文之杰作”。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认为：此碑文章，胎息左氏，其辞令之工巧，文体之高洁，俱臻上乘。三千余言，一气呵成，名章隽句，处处有之，在有唐大家中，亦不多见。可谓的评。

“《南诏德化碑》继承先秦刻石素有颂诗美德、勒锦计功的传统”[4]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具有高度的原始凭证性，具体地反映了南诏的历史活动，是研究南诏政权历史、政治、经济的第一手材料，也对研究唐朝、吐蕃历史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佐证，在很多方面弥补了新旧《唐书》之不足。上世纪，国外“南诏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亚洲大国”的谰言曾喧嚣一时，特别60年代，W.C.Dodd 在其《泰族——中国人的兄长》一书中认为，泰族曾是南诏这块土地的主人，在受到忽必烈军队的压迫后才南迁至暹罗，而中国人是后来者。[5]这样的观点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支持，泰国教育部门在修订中小学历史教材时，甚至把南诏纳入视野，将之视为泰国古代史的组成部分之一。[6]而南诏德化碑为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阁逻凤及其后继者异牟寻一直想改善与唐朝的关系。安史之乱后，唐朝也重新调整对南诏的政策。在郑回的斡旋下，唐派使者崔佐时来大理，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下，叛唐40余年的南诏又与唐重新握手言欢。唐贞元十年（794年），德宗派袁滋为册南诏使，于该年六月从长安出发，沿五尺道出川入滇前往南诏，同年九月二十日，抵今云南省盐津县石门关，在路侧的山壁上留下了120 字的摩崖石刻：

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

袁滋题袁滋题名摩崖是云南在千多年前即已纳入中国版图的重要证据，更是中原民族和边疆兄弟民族友好的象征。而促进唐与南诏和解的郑回，终于在耄耋之年看到了“苍山会盟”，南诏和大唐又重归于好了。白族人民没有忘记郑回，把他立为本主，世世供奉着。

要有高度的国家认同感，要在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建立团结和维持社会稳定，必须把国家建立在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上。[7]南诏附唐后，吐蕃的力量更加分散，唐遵守盟誓，不再对南诏用兵，云南进入一个短时的和平期。但常年的战争还是给几方都带来重创，外部环境的和好不能改变内部的颓势，就连唐诏之间商议好的和亲也没有真正的施行。[8]吐蕃在多方势力的夹击下，内部大乱，逐步失去了向外扩张的能力，唐则在安史之乱的打击中走上了下坡路。至晚唐，南诏武人势力大长，把持朝政，恣意废立；并乘唐朝衰弱，擅开边衅，蒙氏王朝也就走向了灭亡。随后，历大长和、大天兴和大义宁三个短期政权，大理国建立。

有唐一代，与吐蕃的战争关系贯穿始终。从唐的角度来看，南诏无疑是完成对吐蕃武力包围的最后一块拼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南诏便成了能对唐蕃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胜负手，南诏联合唐，则吐蕃只能“盛屯昆明、神川、纳川自守”（《新唐书》卷222上《南蛮传上·南诏传》）；南诏倒向吐蕃，则唐“蜀兵折刃吞镞，不能毙一戎”（《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

南诏德化碑立于南诏弃唐投蕃期间，记述了天宝战争的起因和经过，并表达了对撕毁和唐盟约的不得已，显示出边疆少数民族将自己默认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对中华正朔文化的心理认同。碑文谴责和批判了唐的边吏，将唐诏关系恶化的原因归结为“汉不务德”（《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骠传》），但仍“归唐之志益坚”，这对于我们今天尊重兄弟民族的利益，互惠互利，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9]的主张，无疑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69．

[2]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8．

[3]王付欣，易连云．论民族认同与爱国主义的契合[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1，(1)：27.

[4]朱安女．《南诏德化碑》与先秦经典文学[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1)：144.

[5]素集·翁贴，简佑嘉．泰人不是从何处来的[J]．东南亚，1985，(03)：60.

[6]陈吕范．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C]．杨政业主编．大理文化论．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27-28.

[7]张文静．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及其意义[J]．陇东学院学报，2011，(1)：15.

[8]张丽剑．天宝战争及其影响[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6)：84.

[9]崔明德．南诏民族关系思想初探[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