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孔漫春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关于《公冶长》篇“道行,乘垺于海”章的记载与传世文献存在着差异。根据写本的作者情况,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的记载，结合孔子和子路的对话背景，可以推定：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中关于《公冶长》篇“道行,乘垺于海”章的记载是有讹误的。

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传世文献；“道行”章

一、问题的提出

自西汉以后，《论语》即成为中国传统读书人必读之书。《论语》一书中所蕴含的思想、主张，薪火相继，代代传承，长久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李泽厚先生曾这样指出：“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1]前言《论语》一书，集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今人研究孔子以及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依据。准确地把握《论语》文本的章节字句，是学习、领会《论语》思想的逻辑前提。

1969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三六三号墓的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亦即著名的卜天寿写本(以下均简称“写本”)，具有多方面的价值，“现存《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以及《为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十五行”， “其年代早于有明确纪年的敦煌写本《郑氏注》一百八十年，并且这几篇都是过去未曾发现或未曾完整发现的”。[2]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曾“在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一阵研究热潮”，郭沫若等一批学者从文学、书法、音韵等方面对此卷作了研究[3] 前言。需要指出，写本的《论语》本文，与通行传世本，亦即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其中，《公冶长》篇“道不行”章，写本作：

子曰：“道行，乘垺於海。从我者，其由也与？”子路文之喜。子曰：“由也好勇□我，无所取材之。”[3]P42

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作：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4]P2473

不难看出，写本与阮刻本之间存在5处差异，其中，“道行”或“道不行”这一处差异，对于本章含义的理解具有直接影响，并且这一问题已经受到有关学者的关注。周远斌先生在《吐鲁番唐写孔氏本〈论语〉“道行，乘垺於海”句浅证》一文中认为：“道行，乘垺於海”为正句，反映了“孔子人生追求的另一个层面”，即“乘道尽性，逍遥乎河海，去累远忧”。[5]本文拟对写本与传世本关于《公冶长》篇“道行”章记载的这一差异作进一步考辨。

二、关于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道行，乘垺於海”章的断定

(一)基本观点

综合多方面的理由，可以认为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关于“道行，乘垺於海”章的记载存在着讹误之处，传世通行本，亦即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的有关记载是比较可靠的。具体而言，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

(二)断定的理由

1.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的作者

对于唐景龙四年《论语郑氏注》这一写本，郭沫若先生曾经有文字论及。他说：“卜天寿所写的《论语郑氏注》抄本，……原卷抄写了《论语》的前五篇——《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特别可贵的是，在《公冶长》篇之后写了一行年月日和写者的姓名：‘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写]’。 景龙四年是唐中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当公元七一○年。……卜天寿于时仅十二岁，下面另有一行籍贯，注明了年岁。”[6]P1

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在文献学上的价值，以及该写本的长处和不足之处，《考古》杂志1972年第2期所发表的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编写的《〈论语郑氏注〉残卷说明》和《校勘记》，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卜天寿抄写《论语郑氏注》时的身份是一名十二岁的学童，这种特殊的抄写者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抄本本身的质量，包括内在质量和外在质量。所谓内在质量，是指抄本本身的内容和原本内容之间的一致性和吻合性；所谓外在质量，包括抄本字体的美观程度、工整状况以及清晰状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学童卜天寿在抄写《论语郑氏注》的过程中，抄本本身的精审程度恐难以令人深信不疑，在具体句子的写作过程中出现增减讹误乃至彼此窜夺等现象，也恐在所难免。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文物出版社在《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一文中一方面肯定了该写本“保存了‘郑注本’的面目”，另一方面，它也同时指出：“古代书籍只凭传抄，字句随时有增减歧互的可能。何况这卷写本，是出于一个十二岁小学生的手笔，错误和遗漏更是不免的。”[7]根据《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校勘记》，写卷中除了“道不行”章外，在其他篇章脱误的现象也时有存在。 如《里仁第四》“父母在”章，“游必有”下脱“方”字；“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句，“於”下脱“父”字。《公冶长第五》“颜渊季路侍”章，“与朋友”下脱“共”字；“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句，“见”下脱“能见”二字，末无“也”字 。除了脱字之外，写本还有衍文、误字的情况。如，《公冶长第五》“宁武子”章，“其知可及也”句，“其”上衍“小”字，末无“也”字；“子在陈曰”章，“陈”下衍“及”字。误字的情况更为普遍。如“孰”误为“熟”；“美”误为“未”；“夏”误为“下”；“既”误为“溉”；“臣”误为“辰”等。[8]

王素先生在《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校读劄记》一文中谈到“注文末‘也’字的增省原因”这一问题时，曾经指出：“敦煌、吐鲁番所出唐写本《郑注》，也多为学童手书的作业。……老师要求学童抄写端正整齐，学童希望尽快完成作业回家玩耍，产生了矛盾。卜天寿写本卷末所附十二岁学童卜天寿的题诗：‘今日写书了，先生莫嫌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从某一方面反映了这种矛盾。”[3]P254由于先生和学童之间这种矛盾的存在，学童匆匆忙忙地完成抄写任务，其结果，脱误便会时有发生。事实上，非独《论语郑氏注》的写本如此，在敦煌所出《论语集解》中也存在此种情况。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古籍叙录》中曾经指出：“敦煌所出《论语集解》无虑六七十卷，概皆恶札，差讹百出。概因为童蒙必读之书，尽出学童之手也。”[9]P69项楚先生也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敦煌写本的抄写质量是不一致的，即便是最好的本子，也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由于抄写卷子的人文化水平低，原卷子错讹脱漏严重。”[10]序

2.其他出土文献

如果说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的作者之学童身份，只是为本文的基本断定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那么，有关《论语》的其他出土文献，包括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以及敦煌有关出土文献中关于该章的记载情况，则为本文的断定提供了同类文献的相反证据。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相关记载。定州汉墓竹简《论语》1973年出土于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它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论语》抄本。“它的特异之处，是研究《论语》的新材料。”[11]P1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所存有关本章的内容如下：

子曰：“道不行，乘泡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11]P17

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除了残阙一个“闻”字外，仅“泡”字异于今本“桴”字。孙钦善先生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校勘指瑕》一文中指出：“‘泡’恰恰保存了古体。泡、桴古音近(泡，古音滂母幽部；桴，古音并母幽部；邻母，叠韵)，可通假。”[12]如此，则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有关“道不行”章的记载(指“道不行”还是“道行”)和通行本《论语》的记载是相同的。

敦煌出土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在敦煌出土文献《论语注》、白文《论语》和皇侃《论语疏》中，均缺失“道不行”章，但是，在伯三六四三号《论语集解》中，却保存有该章的内容。伯三六四三号《论语集解》中，此章亦作“道不行”，具体为，“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从我者，其由也(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10]P1588

3.传世文献

除了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在其他有关《论语》的传世文献中，大凡涉及到《公冶长》篇“道不行”章的，记载均和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不同。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有关记载。许慎的《说文解字》在“羌”字条目下引用了“道不行”章的有关内容，具体的引文是“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13]P78和通行本《论语》相比较，许慎《说文解字》本所引文字比通行本多出“欲之九夷”和“有以也”两句，而“道不行”和“乘桴浮于海”却与通行本相同。《说文解字》所引《论语》是许慎当时所见到的古文版本，正如许慎所言：“《论语》、《孝经》皆古文也。”[13]P316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14]P146中以及今人汤可敬在《说文解字今释》[15]P511中，对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引上述“道不行”章的有关内容并未提出疑议。

《汉书·地理志》在记述玄菟、乐浪郡时，叙述了箕子对居住在朝鲜的东夷族人，进行了效果显著的礼义教化，正是因为“其国有仁贤之化”[16]P1659，“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16]P1658。此处对孔子的记载，虽不是《公冶长》篇“道不行”章的原句，但所表达的意思有相同之处。由此可见，《汉书·地理志》所依据的版本也是“道不行”。另外，颜师古在注文中引用的《论语》原文也作“道不行”，具体为，“《论语》称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也与！’言欲乘桴筏而适东夷”。[16]P1659

皇侃《论语义疏》记载的“道不行”章的一种注释云：“孔子为道不行，为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于巨海，终无济理也。”由注文推测，注释者所见的《论语》经文当是“道不行”。[17]P188

清代学者钱坫《论语后录》谓：“《尔雅·释水》：‘庶人乘泭。’夫子言道不行，以庶人自处”[18]P300。由此则材料可以推断，清人钱坫所见的《论语》版本也是“道不行”，而不是“道行”。

除了上述所引传世文献，《论语》“道不行”章在其他传世文献中也有记载。何晏的《论语集解》[4]P2473皇侃的《论语义疏》[17]P188朱熹 的《论语集注》[19]P77、明张居正讲评《论语》皇家读本[20]P58、清代学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21]P170以及近人杨树达的《论语疏证》[22]P118、钱穆的《论语新解》[23]P113、杨伯峻的《论语译注》[24]P43、李泽厚的《论语今读》[1]P136,等等，这些文献中所引用的“道不行”章均和十三经注疏本《论语》相同，均没有缺少“不”字。

4.对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道行”章的已有考校

关于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中“道行”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校勘记》一文中认为，“道行，乘垺於海。”这两句“有脱误”[8]。王素先生也认为，此章“道行”间脱一“不”字，“乘桴”后脱一“浮”字。[3]P48

5.孔子和子路的对话背景及其真实语旨

《论语》《公冶长》篇“道不行”章记载了孔子和弟子的一次对话。关于孔子和子路的这一次对话，清代学者刘宝楠认为当“在周游之后”，他指出：“夫子本欲行道于鲁，鲁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国，最后乃至楚。则以楚虽蛮夷，而与中国通已久，其时昭王又贤，叶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则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见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记·孔子世家》虽未载‘浮海’及‘居九夷’二语，为在周游之后，然以意测之当是也。”[21]P171孔子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积极宣扬儒家的政治主张，迫切希望能够找到一片适宜的国土，在那里可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14年间，孔子和他的众弟子先后游历了卫、宋、陈、郑、蔡、楚等不同诸侯国，结果，他们非但没有能够得到诸侯国君的重用，反而历尽艰难困苦，甚至于曾经陷入绝境。在此种境况之下，孔子对自己的政治主张难免发生过怀疑，反思自己为什么会栖栖惶惶，“累累若丧家之狗?” (《史记·孔子世家》)但是，孔子在追求政治理想的现实实践中，在和弟子的对话中，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不愿选择退避隐居的隐士生活。他曾经这样对子路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当时的人们对孔子抱持着这样一种评价——“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孔子不可能真正选择“乘桴浮于海”的隐退生活。在《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之所以对子路讲了上述的一番话，只是其激愤之语、泄愤之辞而已。透过此类激愤之语，折射出的倒是孔子对自己信仰的坚贞和执着——他相信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够在现实中实现。但是，作为弟子，子路并不能完全洞彻先生孔子言说此番话语的良苦用心和真实心境，反而囿于言辞而不能了悟，诚如汉儒郑玄所言，子路“不解微言”[4]P2473，信以为真，于是“喜与己俱行”[4]P2473孔安国注.。无奈何之下的孔子，只有“戏之”[4]P2473郑玄注.曰：“仲由啊，你的勇敢确实胜过我(敢于不畏艰险，乘桴浮于海)，可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找到制造所乘之桴的木材啊！”根据孔子对子路的答语不难推测，孔子的本意并非真的是要“乘桴浮于海”。这种推测，这种隐存于语言层面之下的真实思想意图，以及师徒二人的往返过招，使得“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章极具耐人寻味之魅力。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一书中谈到该章时，曾经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此章辞旨深隐，寄慨遥深。嬉笑婉转，极文章之妙趣。两千五百年圣门师弟子之心胸音貌，如在人耳目前。至情至文，在《论语》中别成一格调，读者当视为一首散文诗玩味之。”[23]P114诗以言志，这是古人对诗歌的一种功能性定位；进而，作为“一首散文诗”，《论语》《公冶长》篇“道不行”章所寄予的孔子之志也就极为耐人寻味——自信孔门学说必将道行天下，而不是相反，被世人束之高阁、淡出人世。汉代以后儒学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可以视为历史的长河对发生在孔子与弟子子路之间的那一次对话的回响。

三、结束语

出土文献的发现对于学术研究具有重大意义。1925年，王国维曾这样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25] P33事实也确实如此。自汉武帝末年孔子壁中书发现以来，中国历代卓有成就的学者，实际上都在利用着出土文献。“我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法律史、科技史、社会史、民俗史、宗教史、艺术史、学术史等等的研究， 亦会随着对出土文献认识的深入， 取得重大的突破。”[26]赵敏俐先生在《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一文中，曾从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20世纪出土文献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一批早已佚失的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改变了人们以往对文学史的一些认识。其次，大批与文学相关的出土文献，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各个方面深化并扩展着人们的文学研究，比如，甲骨文可以印证先秦文学中所记述的生活状况。第三，20世纪的出土文献，还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27]关于上述第三个方面，涉及到王国维在1926年所提出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在《古史新证》中这样说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故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5]P2总之，“出土文献不仅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而且启示我们在研究方法上的重新思考。它可以使我们的思维更为细密，考虑的问题更加全面，也可以扩大我们的学术视野。”[27]

关于出土文献在学术研究的许多重要进展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姚小鸥先生也曾撰文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论述。“比如王国维在20世纪初，利用当时新发现的甲骨卜辞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证明《史记》所述商史基本正确，并由此可推断‘夏后氏世系之确实’。这一论断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年，如对照疑古学派‘东周以上无史’的错误结论，则使中国历史向前延伸了近两千年之久，其学术价值可知。一些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往往也由于出土文献作出了权威的裁定。如《孙膑兵法》的存在曾长期受到怀疑。山东银雀山汉墓《吴孙子》(即《孙子兵法》与《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同时出土，使这一问题不辨自明。”[28]P1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出土文献与21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这篇文章中，姚小鸥先生还指出了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待出土文献的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即“企图将出土文献当作文学研究中的百宝灵丹，希望能够利用新发现的某件出土文献轻而易举地解决学术史上长期没有能够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28]P1的确,如何正确对待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当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有关文记载发生冲突、出现不一致的时候，该如何取舍？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忽视、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问题。

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中关于《公冶长》篇“道行,乘垺于海”章和传世文献的不同记载，从一个侧面给我们如下启示：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出土文献固然重要，甚至有时会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可以为人们理解一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帮助；但是，研究者也不可囿于一端，偏执于出土文献,尤其是当两类文献,即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发生冲突、出现彼此不一致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坚持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彼此印证、相互补充，这也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谓的“二重证据法”的实质所在。

[1]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4.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说明[J].考古，1972，(2).

[3]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4]阮刻《十三经注疏》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周远斌.吐鲁番唐写孔氏本〈论语〉“道行，乘垺於海”句浅证[J].岱宗学刊，2006，(1).

[6]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7]文物出版社.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J].文物，1972，(2).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校勘记[J].考古，1972，(2).

[9]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介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12]孙钦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校勘指瑕[J].文献，2007，(2).

[13][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4][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5]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7.

[16]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M].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8]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9][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陈生玺.张居正讲评〈论语〉皇家读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1][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2]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3]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5]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文集[M].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6]玉海.中国出土文献的忧与乐[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11-15.

[27]赵敏俐.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J].文学前沿，2000，(1).

[28]姚小鸥.出土文献与21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A]//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C].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杜国景

OntheChapterof“Daoxing”in“TheAnalects:AnnotatedbyZheng”Writteninthe4thYearofJinglongEraoftheTangDynasty

KONG Manchun

The recordings made in the “Daoxing” chapter of “The Analects: Annotated by Zheng” written in the 4thYear of Jinglong Era of the Tang Dynasty are different from inherited documents. By means of an analysis of the author and documents about him as well as the background for dialogue between Confucius and Zi Lu, we can presume that the chapter of “Daoxing” in “The Analects: Annotated by Zheng” written in the 4thYear of Jinglong Era of the Tang Dynasty is faulty in recordings.

written in the 4thYear of Jinglong Era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Analects: Annotated by Zheng”; inherited document; chapter of “Daoxing”

I206

A

1003-6644(2015)05-0056-06

2015-08-20

河南大学教学改革项目“论语出土文献课程建设研究”[项目编号：HDXJJG2014-137]；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规划项目(2015)“《孝经》普及读本”[项目编号： 114]。

孔漫春，女，汉族，河南洛阳人，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