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在艳，聂和平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

情结与指向：郁达夫小说的现代性内蕴

邓在艳，聂和平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

孤独的漂泊是郁达夫的行者姿态，同时也将这种姿态赋予其作品中的主人公。《沉论》中“他”“伊人”“丫君”的东洋之行正与这种郁式特有的行者姿态紧密相连。在其作品的情绪基调中，郁达夫式的民族梦想和衡量女性的尺度作为引子缀起了其作品主人公的生存之境——飘零与孤独共生、游移与渴望并存。文章将以郁达夫的部分作品来探视郁达式的飘零与归宿、寄情与游移，从而分析、探讨并彰显其现代性内蕴。

飘零；归宿；寄情；游移

郁达夫是“五四”浪潮中的作家，“郁达夫热”一直在影响着后世，就如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后的“维特热”一样具有永久的生命力。郁达夫的作品探讨的不仅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所以他的影响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笔者主要以《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等作品为例，探查郁达夫小说主人公的现代性情绪基调：飘零与归宿、寄情与游移。可以说，郁达夫式的不满涵括了现代人最为普遍的在世状态；其作品主人公的不满，说穿了是一种对现实的恐惧，他们无时无刻地感觉到，烦闷的现在正通过不断的重复将其青春的躯体不断地吞噬，而他们试图借助未来逃离现在的希望每每落空，于是生命变成了“当下”的机械空转。[1] 224

一、飘零与归宿

郁达夫作品中的男性心理情结：对希冀祖国的强大和对女人的渴求就从来没有遮蔽过，郁达夫本人也从来不回避这个问题，足见“五四”的时代之声一直影响着郁达夫。回首“五四”文学思潮，我们对于“人的解放”和“为艺术而艺术”是无法越过的,郁达夫也本着这两个原则来塑造他作品中的人物，不偏不倚，真实得光怪陆离，正是这样的新意赋予了郁达夫光环。

而笔者在《沉沦》和《南迁》中所触及的男性，他们虽远在日本，心却永远跟随着支离破碎的祖国而律动。《沉沦》中的“他”在日记中的复仇火焰“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下去了”[2] 7笔间所露；《南迁》的“伊人”支支吾吾终于还是吐出了府上是“东京”这样的字眼。不管是“他”，还是“伊人”均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华留学生，同样深刻地表现了郁达夫内心深处的苦闷，祖国不强大，自己就是大海中的一片飘零的孤帆，永远没归宿，唯有孤寂。

郁达夫有别于同时期的鲁迅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深刻挖掘国民灵魂的劣根性，笔触也不如鲁迅那样犀利，表现方式也大相径庭。郁达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并不回避时代的主题，而是以细腻的画笔呈现了人物的心之所向，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零距离接触，并不像鲁迅那样将自己同胞的丑陋暴露出来。同时，郁达夫并不歧视他作品中的人物，而是予以深刻的同情，同情他们的遭际，感同身受。小说《沉沦》中写到“他”无路可走，将要自杀之时说了几句话：“可怜你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虽然被人家欺辱，可我不该累你也瘦弱到这种地步。影子呀影子，你饶了我吧。”[2] 27作家以极其凄苦的心境关怀着他笔下的人物，与主人公共同呼吸着死亡前的空气，舒张着自己渴望祖国富强的呼喊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也俨然有别于张爱玲揭露丑恶的大悲悯情怀。郁达夫作品的美，美在凄苦和飘零中久久不能排遣的郁闷。

同样，郁达夫作品也有别于萧红《生死场》的文本断裂，萧红以生老病死去揭示时代之悲、国家之殇，而郁达夫却借萦绕在青年留学生之心头愁苦来表达挥之不去的祖国情。“萧红很自然地参加到了抗战时代氛围、时代潮流之中，转变写作观念，扭转写作思路，导致她对自己的作品的扭曲、歪曲和误解。”[3]但是郁达夫却没有像萧红那样牺牲自己文本的三分之一去写抗战的大环境，依然选择以侧面去反映时代情怀。如以青年学生那种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华留学生”的心理，将时代主题表现得真切万分——“白天倒还可以支吾过去，一到了晚上……明灭无常，森然有些鬼气”[2] 13，《沉沦》中的这一句话就将时代之思紧紧凸显。

自从普希金刻画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广为流传，以及莱蒙托夫的“毕巧林”等多余人形象依次出现。这些“多余人”形象，在社会中遭受失败，不管是爱情还是社会地位，而郁达夫的创作与之恰有异曲同工之妙。《沉沦》中的“他”欲与同学交流，却觉得同学们会嘲笑他，至于爱情，他只能奢想而不敢去触碰，因为他害怕——最后被这个世界遗弃，走向黄泉成了他唯一的归去之地。祖国，他再也回不去 。《南迁》中的“伊人”开始觉得“money, love and fame”[2] 49全都有了，被M夫人抛弃之后，只得扼腕哭喊“名誉，金钱，妇女，我如今还有一点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我只有我这一个将死的身体”[2] 52。凄凉的哀号里流露出了作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零落之情，“O呀O，你是我的天使，你还该来救救我”[2] 53这样渴望救赎的心也落空了，因为“O”得了热病活不久了。他的希望最后也化为泡影，一无所有的伊人也生病了，就如我们的民族一般垂危。郁达夫正是以“多余人”形象深刻地勾勒出我们的民族正和这些留日的青年学生一样，还没有寻找到出路，他们依旧像“毕巧林”那样只有死亡这一种归途，将民族情抒得一览无余，以细微之处洞悉民族问题的时代特质。

文学的“无用而用”之美，在郁达夫作品中的民族心理也无意间流露出来，郁达夫正是运用文学来表达了他的民族情结。其作品在有些方面尽管流于情色，可也像《红楼梦》一样有着鞭挞社会的功用。《沉沦》中的“他”高唱“‘醉拍阑干酒意寒’，‘剧中鹦鹉中州骨’”[2] 25，正是借着辛弃疾的“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和契丹诗人元好问“中州万古英雄气”的豪气来表达渴望国家和民族富强以及祖国摆脱内外交困局面的强烈愿望。可见郁达夫苦于自己的心意没有人明白才唱出这样的凄凉之声，期望有人能够意会自己的“登临意”和一身豪迈的“英雄气”。郁达夫正是用这样的话语来表达自身的渴求，痛陈社会之弊，蕴藉企望改造社会的豪气。

郁达夫作品中的人物总是以孤独者的形象存在，《沉沦》的“他”、《南迁》的“伊人”、《银灰色的死》的“Y君”，总是一个人在路上品尝着孤独、歧视、死亡的气息。而郁达夫的这种一个人在路上的孤独者形象就如一入佛门就用终身守住清规戒律的李叔同一般，总是活在自己的心理世界之中直到死亡，即使是死也死得异常孤寂，就如《银灰色的死》中Y君“‘横倒在地上了’……‘四边寂静得很。银灰色的月光，洒满了那一块空地，把世界的物体都净化了”[2] 73。与此同时，郁达夫的生存境界又与苏曼殊这个飘零四海的孤独僧人有着细微的差别，郁达夫只把自己控制在自身的心理世界之内，而苏曼殊却总是想要去突破那个独立的空间却没有成功，贪恋生死，死后民国主席汪精卫还为其出殡。厦门大学的周宁教授说了这样一句话：“苏曼殊作了一生的参与者与局外人，是不折不扣的感性天才、短命天才。”这恰与郁达夫作品中的“他”“伊人”“Y君”等人物形象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又为郁达夫的孤独飘零人生观做了一种生存体验的注译。《沉沦》中“他的几个中国朋友，因此都说他是染了神经病了。他听了这话之后，对了那几个中国同学，也同对日本学生一样，起了一种复仇心”[2] 15。“他”以这种孤独的姿态游离于人世间，处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郁达夫正是以这种玩世不恭、敏感、郁闷的方式将人物赤裸裸地展现于读者的眼前，与读者零距离地交流。

此外，郁达夫笔下的每一个男人都是需要女人来照顾的，他们是一个需要母性关怀的团体，没有了母性的爱他们最终都是走向死亡和毁灭。透过郁达夫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郁达夫的女性需求观，甚至也可以探视到他也属于这个需要母性关怀的团体，与此同时，他还将多年漂泊不定、四海为家的深切体验根植于作品之中。作品中的主人公几乎均以死亡而告终，《春风沉醉的晚上》的“我”、《沉沦》的“他”、《银灰色的死》的“Y君”等等均没有好的结局。郁达夫以堕落、毁灭和死亡来反衬自己的希翼，足以表迹他的无奈和愤怒，同时也传达出了郁达夫的民族观——祖国不独立便无处栖身。郁达夫以赤裸裸的堕落、毁灭和死亡无情地揭露出祖国没有独立尊严，人便没有尊严、没有“诗意的栖居地”。他作品中的主人公生前支支吾吾不敢说是中华留学生，而郁达夫却要他们都脱下伪装，就如厦门大学周宁教授所说的“人的一生唯在死亡面前不存在表演”，在死亡面前人才是最真实的自己，郁达夫在其作品中通过主人公的死亡，意外地将自己的生死观从中表现出来。人为何而生，为何而死，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得以深刻挖掘。

二、寄情与游移

一谈到女人，我们几乎都会想到“红颜祸水、柔美、爱情”等词汇，女人好似天然具有这些特质似的。杨玉环、王昭君、赵飞燕等女性亦是古之女人，可她们依旧具有这些或好或坏的特点。郁达夫作品的女性亦是如此。郁达夫作品中女性大致分为三类：天真烂漫如《迟桂花》中的“莲”、《银灰色的死》中的“静儿”，不带任何功利性、任劳任怨，打破了郁达夫惯有的情感颓废表现方式，这一类女人是郁达夫心中的完美女人；温顺如《南迁》里的“M夫人”这一类妇女形象，对这类女人充满欲念，并且能够获得她们的青睐，但最终却又被抛弃，对她们既爱又恨，这类女人是郁达夫心目中的次完美女人；《沉沦》中的侍女似的妓女形象，这类女人在郁达夫的笔下属于女性的妖化抒写，渴望与她们有着身体上的亲密接触，但又觉得她们玷污了自己。

《迟桂花》的“莲”这一类女性形象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女性形象，代表着自然之美 ：天真烂漫，在郁达夫心目中是最完美的女性形象。“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的高贵冲淡了郁先生的情欲，纯洁了他的心灵，他们最终“永久地结作最亲爱最纯洁的兄妹”[2] 321。正是由于莲的纯洁高贵，男主人公最后选择了离去并留给莲美好的祝愿“莲！再见，再见！但愿得我们都是迟桂花”[2] 326，莲这样的女人永远活在了郁达夫的心中。这一类女性虽然也具有自然之美，但却完全有别于世界文学史上的“吉普赛少女”的野性美，如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爱斯梅拉达那种天真原始、不受约束的野性美，“那蜻蜓变成了黄蜂，她不想别的，只想螫人”[4] 88，就是西方文学史上的原始美的女性形象的完美展现。而郁达夫写的《迟桂花》中的“她”只能是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这类女人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的催生物，郁达夫的笔下自然不可能发生基因突变。再者就是郁达夫《银灰色的死》中的“静儿”，“容貌也平常，但是她那一双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种似的高鼻，不知是什么理由，使得见过她一面的人，总忘不了她”[2] 68。尽管静儿拥有某种气质让人难以忘怀，最终也只能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嫁人，螫伤了对她有好感的“伊人”。伊人被抛弃之后，死亡成了他最终的归宿。静儿在扮演传统女性“乖乖女”的同时也扮演着“红颜祸水”的角色将伊人送往万劫不复之境，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伊人死亡。静儿这样的女人也只能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自由恋爱之间游离，在郁达夫的笔下并没有让她冲出传统女性的藩篱。《迟桂花》中的莲和《银灰色的死》中的静儿这两个女人都兼具传统的自然美，在恋爱婚姻上不具有冲破现实的魄力，在郁达夫的笔下都是可爱又可恨的女人。

郁达夫笔下的第二类女人是《南迁》中的“M夫人”这一类形象，这类女人凸显着郁达夫式爱憎观，较之于前一类女人，郁达夫有更加明确的态度，对她们既爱又恨,带有一种男性的复杂心理。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鲍赛昂夫人等女性形象，无疑都是爱慕虚荣、金钱、名誉而最后自食恶果的女人，但是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却没有揭示这类玩弄别人情感的妇人会有不理想的结局，作家正是以这样的女性形象来鞭挞社会的黑暗，指出生存的幻灭感不是源于肉体的死亡而是人情冷暖所致。即使最后伊人呼喊着“O呀O，你是我的天使，你还该来救救我”[2] 53，但“O”已经处于垂死的状态根本无暇顾及他，他只能想象“O”唱着《迷娘的歌》“你这可怜的孩子呀，他们欺负你了么？唉”这般的可怜他，将他从万丈深渊解救出来。但是，最终伊人加诸在“O”这个女人身上的幻想破灭了，毁灭将他带上了无望的归途。

郁达夫笔下的第三类女人是《沉沦》中侍女似的妓女，只要有钱，她们的原则无下限。对这类女人郁达夫的心理是颇为矛盾的，作品中的“他”既渴望与她们有肉体上的交欢，但激情退却之后又觉得这类女人欺辱了“他”的身体。侍女“口里的头上的面上的和身体的那一种香味，怎么也不容他的心思去想别的东西”[2] 23，但当侍女去为别的客人说笑的时候，他就发怒起来“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辱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世间哪里有真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负心东西，你竟敢把我丢了么”[2] 24，此时在“他”的眼里侍女的美全被抛诸脑后，剩下的只有内心深处的仇恨和遗弃。终于“他”也与侍女有了肉体的苟合，把身上的最后一块钱也给了侍女，“他摸摸身边看，乘电车的钱也没有了。想想白天的事情看，他又不得不痛骂自己”[2] 27，说是自己的身子“被人家欺辱”，把自己莫名地变为最下等人。这一类女人直接导致了《沉沦》中的“他”死亡，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颜祸水”。郁达夫对她们的态度如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既爱又恨，其实质同样是指向民族的“零余者”寻找不到出路，反映了这类人的死亡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郁达夫作品的女性形象是具有恒定性的，他正是以这种不变应万变的姿态将他作品中的女性与民族命运紧紧地关联在一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叙述了与作家血肉相连的民族魂灵。家国同构的理想在郁达夫的作品之中自然流露，没有国这种大环境的独立自强，个体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

三、结语

郁达夫的作品就如一首主题的变奏曲。主题就是希望民族富强、追问个体存在的意义，律动的音符与这两个主题共同建构于一体，和谐而具有张力，将郁达夫强烈的存在感蕴藏于每一部作品之中。郁达夫紧紧抓住爱和死这两个永恒的主题，将时代之思、民族存在跃然纸上，构筑成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民族梦。现今，民族的呼声、民族崛起依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过去，在日本不敢说出“我是中华留学生”，这时我们可坚定地道出“我是中国人”，今天的景状些许就是郁达夫多年前的预想。

［1］ 李茂增. 现代性与小说形式[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2］ 郁达夫.著. 乐齐.主编.伍思.选编. 郁达夫经典[M].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0.

［3］ 摩罗. 《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J]. 社会科学论坛，2003（10）：41-50.

［4］ [法]雨果.著. 巴黎圣母院[M]. 陈敬荣.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田景春）

Complex and Intention： Modern Connotations of Yu Dafu's Novels

DENG Zai-yan， NIE He-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99， China）

Lonely wandering is Yu Dafu's wanderer attitude and he also gives the same attitude to the heroes in his works. The journey of “He”， “She” and “Y man” to Japan in The Fall is jus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lonely wandering. In the emotion tone of his works， his national dream and yardstick of females as leads weave an existence land： co-living between wandering and loneliness， coexistence between soothing and vacillation. The paper studies Yu Dafu's wandering and end-result， soothing and vacillation through analyzing parts of his works to profi le their modern connotations.

wandering； end-result； soothing； vacillation

I207.42

A

1674-9200（2015）02-0083-04

2014 - 05 - 27

邓在艳，文山学院人文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