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娜

背景：2014年，美国发生的几起白人警察枪杀黑人的事件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而一名患有哮喘病的黑人埃里克·加纳被警察“锁喉”致死，但该警察被判无罪的事件将愤怒推向了高潮。加纳在死前不断大喊“我无法呼吸”，这不仅仅是他被锁喉时的感受，更是有色人种、少数族裔不堪忍受种族歧视的真实写照。

NBA赛场上，球星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声援加纳，他们在赛前训练时穿上印有“我无法呼吸”字样的T恤。这一行动的发起人是公牛队的罗斯，后来詹姆斯、欧文、科比、加内特等球星纷纷响应。相比这些大牌球星，罗伊斯·怀特肯定是个无名小卒，但作为一名患有焦虑症的黑人，他的感受或许更加真实而深刻。而当怀特站出来以自身的经历高呼“我无法呼吸”时，还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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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爱荷华州大打球时，我觉得篮球只是一项工作，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艾姆斯（爱荷华州大所在地）的环境，也不是说打球只是应付了事，实际上完全相反。我喜欢校园生活，我觉得其他学生和球迷都很亲切，而且直到今天，霍伊伯格教练和队友们对我仍然有着持久并深刻的影响。

对于NCAA联盟的球员来说，每周付出时间和努力的东西，都相当于在课业上又多了一份全职工作。在这个环境下，教练及其教练组成员就像雇主一样，要想取得长期成功，他们不仅要说服并激励一群人向同一个目标努力，还要为他们创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而在爱荷华州大，从我走进校门那一刻起就感受到了大家的支持。无论再小的暗示、承认和理解，对于一个遭受心理疾病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球员得到的支持和信任越多，他就越有勇气向教练们敞开心扉。

因为焦虑症，比赛前我从不吃东西，因为我的胃会很难受。球队经常聚在一起吃早饭，而那种看着大家吃饭的感觉真的很奇怪。霍伊伯格教练发现了这点，他的做法很简单，允许我不吃早饭，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建立了我们之间的信任，并且让我在别的问题上也能够表露心声。

爱荷华州大在处理我的任何问题时都表现得很灵活且富有想法，这让我从来没有因为焦虑症而产生被别人判定或扣上智障帽子的感觉。在我的第一场比赛中，面对堪萨斯主场咄咄逼人的观众，我感觉到了焦虑，但那是和队友们一样的正常反应，而不是因为我自身的焦虑症所致。因为在爱荷华州大感受到的尊重、信任和理解，我才能在得分、助攻、篮板、盖帽和抢断上都领先全队（全美惟一做到这点的球员），才能全票入选大12区第一阵容，才能进入全美最佳阵容的提名名单。

当然，我为我在场上的表现感到自信，但真相是，如果没有爱荷华州大的支持，我不会有如此出色的表现。放大一点说，心理健康应该是任何一个社会部门都应该首要关注的问题，因为更健康的劳动者才是更高效的。对于一个经历过社会不公现象的职业工作人员，事前疏导和定期心理辅导是相当必要的，只有承认焦虑和恐惧，才能保证理智和效率。

当NFL深陷家暴丑闻时，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呼吁心理健康的基本保护措施是多么必要。不难发现，NFL在场上凶悍的文化、过度使用处方药和家庭暴力，这些都是有联系的。我还得知，“多个研究发现，和警察有某种关系的人遭受家暴的比例比一般人大得多。”对此我毫不惊讶，就像NFL一样，警察也非常需要精神疏导，这样他们才会在见惯了黑暗面之后保持健康的心理。

我在NBA曾发起过关于心理疾病的公开讨论，这段经历让我相信，NBA执掌大权的人更关心的是底线，而不是他们的员工的心理健康，哪怕像恐惧和焦虑这种生活中常见的词汇也成了禁词。后果就是，恐惧在光鲜的表面下变质腐烂，结果通常也成了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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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心理学家，我只是一个呼吁心理健康的人，我的经历给我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关注度，或者说是仇恨度，这取决于你问的是哪个NBA高管，但作为一个每天都在和焦虑做斗争的人，我知道恐慌发作和不能呼吸的感觉。作为一名黑人男性，我非常理解那种窒息的感受——非裔美国人仍然得不到巨大的国家资源中应得的部分，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我们不值得用最基本的礼仪对待。

在NBA，我曾为了建立明确的心理健康保护措施而奋斗，最后却给我贴上了各种不良标签，以至于让我这样一个首轮秀上了联盟的黑名单。从这面方来看，我还真的能作为代表参与一下社会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讨论：大权在握的人不会去解决问题，而是无视问题，直到它们自然消失。但关键是，问题是不会自然消失的。

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球队老板或总经理，当我们谈到心理疾病和心理健康的问题时——不管是最贫穷、最受伤的群体，或者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部门——对恐惧、焦虑、压力和抑郁的讨论仍被视为洪水猛兽。他们的态度是，明知道问题存在，却刻意忽略或掩饰。

为什么呢？因为心理健康这个问题，它要求并且强调的是我们对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感。这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我们的真实面目，但我们却在不断逃离我们的真面目。

我们可以讨论起因和结果，但真相只有一个：最受摧残的群体被固定在了社会失调的轮回，警察在和这些群体交流时用的方式是野蛮的，而且有时是致命的，在讨论哪个人或者哪件事是对还是错的时候，最关键的部分往往被无视了。我们的文化给我们太多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疾病，然后又忽略了这些疾病，带来的后果我们已经承受不起了。

我非常同情警察，他们的工作很危险，还经常得不到赞扬。他们中的很多人超负荷工作，为我们的社区做出做出了贡献，但是得不到应有的报酬。他们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容易受到压力、恐惧和其他心理问题的感染。他们的工作既危险又容易出错，我很难理解竟然还没有为警察测量心理健康的国际标准。这说明我们的文化是多么触目惊心，我们宁可给警察配备射程更大、更好用的武器，也不愿在保障警察及其服务人群的健康方面迈出一小步。

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了恐惧而非理解，选择了对抗而非同情，选择了武力而非人性，而这些选择带来了恐怖的后果。显然，我们的某些警察将他们自己看作士兵，而不是和平卫士，这种观点把社区变成了战场，让警察的使命变成了“不顾一切后果保护自己”，而不是平息事态。其危险之处在于，它让警察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和交流不断破灭，双方在对方眼里都成了不良分子，这种关系下是不可能存在任何友好和进步的对话的。解决犯罪、文化差异、贫富差距、警察暴力没有捷径可走，但如果不能承认并正确对待心理疾病，那么我们的进步将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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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发生的几起警察执法致死的案件令人恐惧而费解——一个有心理疾病的男子被警察从远处开了14枪，有几枪还是打在了背后；一个12岁的孩子在警察到达现场后几秒就被开枪打死，而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没有人去帮助；一个无辜的男人在楼梯上被打死，开枪的警察先给他的工会代表发短信，然后才叫救护车；一名男性被警察“锁喉”致死，而他曾不断说着他不能呼吸。

无法理解的是，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仍然没有清楚地看见前方是什么，我们只会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只会通过偏见和种族主义的透视镜看到我们预先准备好看到的。正是因为这种被扭曲的视角，人们才会看到，达伦·威尔森只有一处划伤，但还是被下了定论，认为他的生命安全遭到威胁，所以他朝着迈克尔·布朗开枪也是合理的。同时还是这群人，他们看到被蒙上眼睛、堵上嘴巴的公民被打倒，却没有丝豪同情。

警察也看不到他们的前方是什么。在泰米尔·赖斯枪击案之后，报案的那名警察将赖斯描述为一个20岁的黑人男性，但实际上赖斯只有12岁。而在“弗格森事件”中，开枪的警察达伦·威尔森1.93米，体重95.3公斤，但在其陪审团证词上却将迈克尔·布朗说成了“无敌浩克”和“大脚怪”合体物。被开了14枪的汉密尔顿被警察说成“全身肌肉”、“力量比任何一名警察都要大”，但实际上，他只有1.70米，体重略有一点超重而已。

警察内心看到的和真实情况差距如此之大，虽然我们很容易将其归因为种族主义，而且这样的确可以把复杂的东西简化为一个标签，不过在任何情况下，种族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心理疾病——或者就像托妮·莫里森（惟一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说的，“一种位于深处，没有人能检查出真相的神经机能病。”

多个研究指出，一般群众和警察都会无视前科、年龄和体型，将黑人男性视为危险群体。准确来说，一项最近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协会个人及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白人男性警察对监禁中的黑人儿童动用暴力的记录和“毫无人性的偏见”之间是有关联的。这份研究还发现，白人女性大学生更倾向于认为10岁以上的黑人年轻人比同龄白人“不纯洁得多”。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将大个子年轻黑人视为比同毫无用处白人更不纯洁、危害更大的存在。警察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就出现了暴力，并且可能导致死亡。

作为一个身高2.03米，体重122.5公斤，并且患有焦虑症的年轻黑人，这种偏见让我有足够的理由去关注。虽然有警察在身边时我很少感到害怕，但他们无视我的纯洁和意向而先入为主，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害怕，这让我备受打击。警察们要清楚地看到我究竟是谁，我也得尽我所能去看清他们。如果不这么做，就会有太多东西陷入危机。

2014年发生的事情并非偶然，而是人们数十年来刻意忽略的某些问题的集中反应。我们知道警察局里存在着个人和集体式种族主义，我们强烈怀疑，很多警察因为他们在工作上的经历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而最贫穷的群体也经常深陷失调的轮回，这种轮回有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复杂原因，并且产生了不计其数的心理疾病。警察和最贫穷的群体都受到了创伤，而且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治疗。这是一种混合毒气，并且会继续制造危害。

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一样，都是真实、可以治疗，并且普遍存在的。如果继续视而不见，心理疾病永远不会解决。而我们无视其重要性，那么只能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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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痛苦地回忆起——实际上我犹豫了好几次才决定把这些细节写下来——我有两个朋友死于一起他杀事件后的自杀。虽然我没有亲眼目睹悲剧的发生，但我也深切感受到了失落。几个月后，我做了一场噩梦，梦里我看到了真相，然后瞬间惊醒，感到震惊、不解、备受打击。

如果一个人哪怕是二手的创伤都能如此深切，那么可以想想，一个警察执勤时亲眼看到他的同伴开枪会是什么感受？看到同伴被人拿着指望又是什么感受？或者就像平时办案时赶到犯罪现场，看到血泊是什么感受？我们不应该指望警察在没有持续心理疏导的情况下控制住这种极端的创伤。

现在再想想，像迈克尔·布朗、埃里克·加纳等不计其数的过度暴力受害者们，他们的创伤也是这么深切，而在他们已经没有机会抚平创伤的情况下，又引发了新的创伤——警察还有他们工作的失调社区被锁在了一个由心理疾病组成的恐怖舞池，但他们却无法逃出。布朗和加纳的死令人失望，但更令人失望的是，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人走上同样的路，因为无视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了我们系统和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仍无法看清楚，其他人又不能呼吸，那么又有谁有勇气站出来，为了我们大家变得更好而指出并且治疗这些痛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