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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李尔王悲剧根源和悲剧意识

2015-03-19廖金罗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5年3期
关键词:李尔李尔王身份

廖金罗

廖金罗/广东科技学院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广东东莞523083)。

在《李尔王》中,李尔王是高纳里尔和里根的生身之父,高纳里尔和里根也是李尔王的亲生女儿,李尔的“国王身份”和“父亲身份”不存在疑点。然而,“身份混淆”一直被认为是李尔悲剧根源。显然,“身份混淆”的表述存在问题,原因有三,第一、“父亲身份”是一辈子的,“国王身份”是有时效性的,一旦交出政权,“国王身份”就终结,李尔王就不是李尔王,而是李尔。李尔悲剧发生在其完全交出政权以及国王身份终止之后。也就是说,悲剧发生时,李尔没有国王身份。第二、即使“父亲身份”和“国王身份”同时存在,他们也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兼容的。第三、李尔和女儿们的矛盾焦点不是女儿们该不该赡养作为普通老人的父亲,而是李尔在退位之后该不该像国王一样地生活。

一、身份和自我

身份是“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之间被意识到的联系”。身份认同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与种族、阶层、等级制度、性别和权利等因素紧密相连接的身份及身份认同问题通常指在传统文化受到新兴文化以及本地文化受到外来文化挑战之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和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人不仅产生身份迷失感,而且为自己文化和精神家园的崩溃感到痛苦和沮丧。在《李尔王》中,“身份混淆”指李尔在退位之后混淆其作为“父亲”和作为“国王”的行为分际,从而,引起一系列行为错乱,并导致自身悲剧。“自我”是“一个变动不居的集合”,是“一个身份累加”,是“隐藏在身份背后的意识”,是生命个体根据生活方式以及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转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需要在心理建构的社会建构物,是人作为生命存在、经济存在和语言存在的被组合物的经验体验。在《李尔王》中,李尔“自我”指发出李尔作为国王和作为父亲行动指令的社会建构物。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没有感觉到人和人之间存在身份差异。在《李尔王》中,李尔没有感觉到他应该区分作为国王和作为父亲之间的行为规范。欧洲人也没有意识到人和物之间存在差异,没有意识到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存在着“自我”和“自我意识”的概念。人是生活方式的媒介,是实现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转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需要的工具。人是生命存在、经济存在和语言存在的被组合物的经验体验。欧洲人的“自我”也是一种被组合物,是在欧洲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宗教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媒介,是实现在封建宗教自然经济生活方式之中相互转化的自然经济、贵族政治和基督教文化的内在需要的一种工具。显然,李尔已经完全混淆“自我”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差异。正如基本上和威廉·莎士比亚同时代的笛卡尔和后来的康德等西方理性主义思想家所揭示的那样:以基督教为特征的西方文明预设一个以“上帝”为代表的先验的、普遍的和人性的人的存在。在《李尔王》中,那个以“上帝”为代表的先验的、普遍的和人性的人就是李尔的“自我”。

人之所以是生活方式的媒质,之所以是实现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转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需要的工具,是因为生活方式以及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转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需要塑造个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等主体性特征。封建宗教自然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在封建宗教自然经济生活方式之中相互转化的自然经济、贵族政治和基督教文化的内在需要影响李尔的主体性建构。例如,李尔认同个人命运是上帝预定的。当然,资本主义工商业生活方式以及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生活方式之中相互转化的工商业经济、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塑造高纳里尔和里根的主体性特征。她们不在意别人的想法,不在意来生来世,明确地意识到自身的生物存在,更多地在乎今生今世的生物欲望的实现、本能的满足。在她们看来,表面认同父亲自我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她们企图反抗父辈的束缚,夺取父辈的财产。爱德蒙信中写道:“这一种尊敬老年人的政策,使我们在年轻时候不能享受生命的欢乐;我们的财产不能由我们自己处分,等到年纪老了,这些财产对我们也失去了用处。我开始觉得老年人的专利,实在是一种荒谬愚蠢的束缚;他们没有权力压迫我们,是我们自己容忍他们的压迫。”显然,这些话语是她们“自我”的体现。

二、话语差异和自我争夺

话语乍看上去好像空无一物——话语与禁令交锋的地方恰恰说明了它与欲望和权力的联系。米歇尔·福柯话语理论显示在巨大的话语差异后面隐藏着话语主体价值取向的尖锐对立,思维方式的矛盾,认知方式的差异和行为模式的对抗;隐藏着主体的心理结构差异;隐藏着话语主体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话语争夺表明话语主体争夺自身代表的生活方式的主导地位,争夺自己价值取向的合理性,争夺自身思维方式的普遍性,争夺自身认知方式的正确性,争夺自身行为模式的体面性以及争夺自身主体性需要的合理性。

在第一幕第一场中,李尔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李尔“真实自我”或者作为“被组合物”李尔的生物存在即将终结;另一方面,李尔“自我”既不会放弃维护自身生存的努力,也不会放弃维持自己作为被组合物的经济存在和语言存在。在话语争夺战中,社会异己力量联合话语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他者”形成颠覆主体自我的联盟。同样,社会中自我力量联合话语主体心理结构中的“自我”形成维护主体自我的联盟。也就是说,话语主体一方通过另一方在话语争夺战中对自己话语的认同或者否定可以判定话语另一方是否是赞成“自我”的力量同盟,还是否定话语主体“自我”的“他者”和社会异己力量同盟。一方对另一方话语的认同不仅表明其认同另一方通过话语表达的表层意思,而且表明其认同另一方的“自我”以及“自我”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说话时,高瑞纳尔极尽赞美之词:“父亲,我对您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我爱您胜过自己的眼睛、整个的空间和广大的自由;超越一切可以估价的贵重、稀有的事物;不亚于赋有淑德、健康、美貌和荣誉的生命。”里根说:“我跟姊姊具有同样的品质,您凭着她就可以判断我。在我的真心之中,我觉得她刚才所说的话,正是我爱您的实际的情形,可是她还不能充分说明我的心理:我厌弃一切凡是敏锐的知觉所能感受到的快乐,只有爱您才是我的无上的幸福。”一旦李尔相信二个女儿蓄意献媚的话语,认同她们的“自我”,并且认为她们代表的生活方式能够确保李尔“自我”代表的生活方式平稳传承,李尔就把他的“威力、特权和一切君主的尊荣一起给了你们。”“自己只保留一百名骑士,在你们两人的地方按月轮流居住,由你们负责供养。除了国王的名义和尊号以外,所有行政的大权、国库的收入和大小事务的处理,完全交在你们手里。”话语主体一方“自我”认同另一方的“自我”表明宰制“自我”的社会制度和塑造“自我”的生活方式的力量相同。李尔王之所以选择认同其话语的女儿,是因为他需要防止颠覆性的力量或者破坏性制度影响他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正如李尔和考狄莉亚之间的矛盾不是“父亲身份”和“女儿身份”之间的矛盾一样,李尔与高纳里尔和里根之间矛盾也不是“父亲身份”和“女儿身份”之间的矛盾,而是他们的“自我”之间存在的矛盾,而是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基督教自然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以及在封建基督教自然经济生活方式之中相互转化的自然经济、贵族政治和基督教文化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生活方式之中相互转化的工商业经济、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文化内在需要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的反映。话语争夺显示矛盾双方试图通过话语争夺获取主体“自我”的价值取向的合理性、思维方式的主导权、认知方式的优先性和行为模式的合法性。

生活方式是占据主导地位或者是处于被边缘地位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转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需要是否被认可以及意味着个体自我是否被认可。当一种生活方式由原来的占据统治地位转变为被边缘地位时,在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之中相互转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便慢慢地失去其合法性,作为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媒介的人的认知主体地位就受到挑战,被迫经历认知客体化过程。作为封建基督教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媒介,李尔的自然经济优势、贵族政治特权和基督教文化强势使他长期处于认知主体地位,普通百姓和一般官吏长期屈从于其统治,不能挑战他的认知主体地位,从而,成为其认知客体。在欧洲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宗教自然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在生活方式中相互转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需要使得李尔的价值取向过于单一,思维方式过于僵化,认知方式过于固化以及行为模式过于刻板化。然而,一旦失去经济优势、政治特权和文化强势,作为认知主体的李尔必然经历一个从认知主体到作为驯服的和沉默不语的认知客体的过程。一支百名骑士队是主体性认同需要。然而,父女之间关于李尔主体性认同需要的不同意见导致李尔在暴风雨之夜被赶出家门以及后来演变成一场战争。在暴风雨之夜,李尔被赶出女儿家门以及后来英法之间的战争的失败注定李尔自我之死的命运。在第三幕第六场,早已告别王位的李尔王自设公堂,命令埃德伽担任法官,弄人为官长,肯特当陪审官,行使所谓的“王权”,控诉他的女儿,“我当着尊严的堂上起誓,她曾经踢过她的可怜的父王。”显然,这是李尔“自我”在死亡之前的象征性实现。

三、悲剧意义

福柯认为人是一个被组合物,人的具体存在是由生命、劳动和语言构成,人通过他的有机体、产品和言词而获得认证,人不是自由意志的载体,而是理性社会规训宰制的产物。当然,无论是作为国王李尔,还是平民李尔,他只是一个生物学的、经济学的和语言学的被组合物,他的自我是生物存在、经济存在和语言存在被组合物的经验体验。因此,退位之后,这个被组合物必然开始其肉体和理性以及“真实自我”和“自我”分离过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认为“人受到自然规律制约的同时,也受到自身规律的制约”。有时候,人过多地注重“自我”建构,而忽视自然和其他社会成员,甚至于以自然和他人为代价建构“自我”。在暴风雨之夜,李尔“真实自我”经历着从王宫到暴风雨之中小栅栏的变化,身边的佣人也经历从朝廷大臣到乞丐和疯子的变化,内心深处更经历比一场暴风雨更加巨大的变化——自我之死。

文明社会以来,人的生命就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人的生命意义需要依托其他“自我”符号。在“自我”和“真实自我”的分离过程中,李尔认识到普通人需要面对真实的人生,不用过多关注政治的变化和无所谓的需要。“不,不,不,不!来,让我们到监牢里去。我们两人将要像笼中之鸟一般唱歌;当你求我为你祝福的时候,我要跪下来求你饶恕;我们就这样生活着,祈祷,唱歌,说些古老的故事,嘲笑那班像金翅蝴蝶般的廷臣,听听那些可怜的人们讲些宫廷里的消息;我们也要跟他们在一起谈话,谁失败,谁胜利,谁在朝,谁在野,用我们的意见解释各种事情的奥秘,就像我们是上帝的耳目一样;在囚牢的四壁之内,我们将要冷眼看那些朋比为奸的党徒随着月亮的圆缺而升沉”。

李尔与高纳里尔和里根因为矛盾的自我以及主体性需要导致战争和太多的死亡。在“自我”和“真实自我”的分离过程中,李尔认识生命的珍贵,发出人不值得为了“自我”牺牲自己生命的感叹:“我的可怜的傻瓜给他们缢死了!不,不,没有命了!为什么一条狗、一匹马、一只耗子,都有它们的生命,你却没有一丝呼吸?你是永不回来的了,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请你替我解开这个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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