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中国哲学史的介入与启思

张涛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发端，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在这一发端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是缺席的。当时学人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来，形成了不少极富个性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书写模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初次结合。在从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独享”，这一时期的介入有利有弊。进入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现了新转向，恢复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生机。这一生机的回复，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远离，而是两者的相互辉映。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

在此篇文章的开始我们就提出所要讨论的问题，以便突出探讨的主题。问题是这样的：在新时期新一轮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还要不要谋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问题是简单的，又是深切的。简单是它的结论很容易下——答案肯定的；然而诚如黑格尔所言“熟知非真知”，对其表面上的概括并不立即就能使我们获得更多的东西。问题需要加以考量，才可下出踏实而非笼统的结论，作为接着研究的开端。

问题的特性要求考量的途径必须遵循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即从哲学自身和中国哲学史研究近百年的诠释史与它的遗产中反思。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开端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的形成初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就不是缺席的。中国哲学史的造成的确要归功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该书中胡适先生借鉴西方哲学的框架和方法梳理传统的义理之学，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新学科的发端。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虽然只有上卷，只写到先秦，但是由于他运用的新的研究方式从而“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蔡元培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言）胡适将从美国学到的实用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义理考据辞章之学相结合，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了改铸与诠释，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已经与传统的经典有了天壤之别，使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发生了创造性的转换，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胡适依据西方学者的学术分类思想进行划分，构筑了一个可以涵摄中国历史上义理学主要内容的理论框架。第二，直接援引西方哲学的观点梳和明晰义理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命题。如将孔子思想定为“仁”，以“道”来命老子要旨等。第三，基于自觉的问题意识，明确阐发了自己的哲学。他给哲学的定义是“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之学问，同时他认为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第四，将何谓哲学史、哲学史的目的、治哲学史的方法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然而这个发端不是仅此一力（胡适的研究模式可看作是“以西释中”），还有以中释中的研究模式、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的共同造就[1]。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主要表现为将初传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自觉地与传统义理之学相结合，其实若不是历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出来，这种研究也是以西释中。从学科自觉和理论系统性看代表性的著作是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和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早在1919年10月胡汉民就在《建设》杂志连载了四万余字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长文，开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途径，殊为可贵。参见李其驹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嵇文康、杜国庠等的著述。）

李石岑最早研究杜威、柏格森、尼采及罗素等哲学思想，1920年与同乡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讲学。然而这些思想没有给他带来希望，1928年他自费去欧洲考察，接触到工人革命运动，认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中国哲学十讲》（他1932年的讲稿，1935年出版）是其重要的代表作。

该书第一讲分为两节。第一节他从哲学史发展的过程考察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他认为它们都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成长期、嬗变期和发展期。他的大致思路是“每一时期举出几个哲学家的思想作为代表，同时把它们的社会背景加以简单的说明，然后寻出它们的异同，作我们研究的指针”[2]1。第二节是从形式的考察进到思想实质的考察，这种考察分为辩证法方面、唯物论方面和辩证法的唯物论方面。他不单是借辩证法和唯物论以考察，他还研究了其本身，他认为“辩证法的唯物论，绝不是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总和。就令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相加，也绝不能说便是唯物论的辩证法”[2]26，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极其正确而深刻的见解。后九讲选取了中国哲学史上九个哲学派别结合西方哲学史的相似观点进行讲述。但正因为其中贯穿的辨证唯物论为指导的思想和方法，使他发掘出了为当时胡适、冯友兰等所忽视的一些哲学家，比如王夫之。他说“船山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我看比朱晦庵、王阳明还要高……就清代哲学来说，我认为船山是第一人，只可惜很少有人研究他，或者进一步理解他”[2]262，这样他诠释出了船山哲学之“体用一源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结合作了更进一步的努力。

几乎与《中国哲学十讲》同时的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3年成稿，1936年出版）。该书一直从先秦“子学”讲到清代“经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的第一部中国哲学通史。他在前言说“查本书内容平平，但却与当时各家不同，主以唯物辩证法阐述我国历代各家之思想”[3]。在《绪论》里他介绍了“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则”、“社会形态推移的至要阶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理论。可见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法阐述中国哲学的努力。

在此将在中国哲学史形成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突出出来，只是想表明这种努力是作为一种造成遗产的努力而值得继承的。中国哲学史形成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诸思潮中一种渐被接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解在当时还在发展之中，在它传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它的接受是从实学的层面理解唯物史观开始的，这其实在深层的哲学思维上受到进化论制约的。到了三十年代，尤其是经过大论战洗礼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理解逐步得到改观）。当时学人是自觉将它运用到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来，形成自己的极富个性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在肥沃的传统思想土地上，各家各借其枝，争相开放，在这所园中创造了蔚然生机。这里同样是一种源头，蕴育着创生的机缘。以二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虽然理论不免单浅、难免局限，却是在源头意义上值得我们频频回顾。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样本式”中国哲学史研究

至四十年代左右，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数十年代的实践和理论洗礼较初传时期已有质的推进，鲜明的中国性格已经显现。代表性的著作是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和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较成系统的著作还有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这也为后来“样本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基调。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从书名上看研究对象是中国政治思想，实际内容则是中国哲学史[4]。吕振羽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中国哲学及思想以中国社会变迁为基础而展开的，它有着自身的脉络，即使过时的思想也有合理内容，会成为新思想的资源。在书中他依据这一思路对中国思想通史中合理的因素进行了挖掘。他明显划分出两大哲学及其思想走向，一是统治阶级的的哲学和思想的展开，一是被统治阶级的哲学和思想的展开。在社会变迁和思想发展的主要时期都存在这两种走向，前者主要体现为唯心论，后者主要体现为唯物论。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的主旨是发掘中国思想史里唯物主义和反正统的异端思想的优良传统，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这些传统是可以结合的。在他以后主编的各卷中都是围绕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相结合这个主旨进行的。当然这种论证在实质上还是“以马释中”的模式。

他们的这种研究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基本上演变为范本。从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独享”。在这里可称之为“样本式”。代表性著作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这时的研究是以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为指导原则的，这个定义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芽、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的派别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5]。即众所周知的“两军对阵”的公式。这成了哲学史研究不可怀疑的经典和指导原则。在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下进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样有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即寻到思想发生的社会背景，在具体的哲学家那里做出阶级的分析和断定；其二是党性原则，即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军”的斗争史；其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内在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两军”斗争的规律，哲学史就是要揭示它[6]。

当然这种根据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指导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有益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但是，将这作为唯一的内容和模式就扼杀了个性，堵住了创造的源泉活眼。这种“样本式”研究前途是可危的。反过来说，这同时也刺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使之成为一种僵化，双双受缚。

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转向”

进入新时期，哲学得到了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开始摆脱束缚，突破和推进的进度逐渐加快。几乎同时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出现了研究的新转向、新趋向。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转向其实是研究多样性的一种寻找，而且一直没有停下来。

在整个八十年代大体上由“两军对阵”转向“认识史”，即“回到列宁”对哲学史的定义上去：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虽然这表明此时哲学史研究还未摆脱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求直接的确定答案来作为指导原则的模式，然而根据列宁关于认识史的三个观点的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在通史研究，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等等方面取得了新成果，现了新气象。在通史研究方面，强调哲学史是人类的认识史，因而力图勾勒中国哲学史所体现的认识发展规律，即认识的矛盾运动。在个案研究上突出哲学家和哲学体系作为人类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应批判的扬弃。在专题研究方面，侧重范畴、概念的研究，并且这一点成了热门话题[7]。这一时期新的研究成果说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完全可以有新的研究思路，新的思路会有新的境界。

若我们先依照这个思路走下去，那么我们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他关于哲学史的定义，然后来一番梳理。然而事实上，我们哲学史研究在接下来走上了另外的路。

在九十年代形成了与八十年代哲学史是“认识史”相衔接而又不同的一个新趋向——开始转向智慧层面的努力。这是对民族智慧的自觉反思，是推进哲学研究的一条正确道路。冯契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构建了一个“智慧说”体系。论证了知识层面向智慧层面转向的必要性，而且在将知识与智慧相统一上开出了一条新途径。作出了一种极富个性又与时代、传统紧密结合的新探索。

此时期第二个转向是从“认识史”转向生活世界。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侧重将哲学史研究的目光投向生活世界，寻求思想观念与生活世界的关联与互动[8]。这是对哲学智慧的反思，是推进哲学研究的又一条新道路。

明显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说明它不再依附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开始努力把握中国哲学自身的逻辑和理论特质，推进自身对哲学智慧本意的反思。它的研究模式也不再单一，有了更深刻的自觉，恢复了个性多元的面貌。

这种生机的恢复并不是抛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取得的（事实上也根本无法抛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辉映。

4　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展望前“思的事情”

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开展了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广泛思考，这其实是接着九十年代的两个趋向的更自觉更深入探究，它包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以往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方式的合法性和中国哲学新建的合法性三个主要问题。在这一时段的探究中，学者开始展望“中”“西”“马”对话会通。然而作为一种探究之中的东西，总不免常常又流于泛泛而谈。因此，欲寻到真切的对话，我们还是要深思一番。

在思之前我们已经明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生硬地搬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会使双方都受到戕害。这提醒我们在路上必须小心翼翼。

思从那里开始呢？

我们得从中国哲学史的造成处开始。在这里才能看到极其丰富的综合，这综合是关于哲学自身的事情。因为许许多多牵涉哲学自身的重大问题都在此处凝结，形成一个能够面向无限可能的域。中国哲学史自身的造就，明显处处是立足于“中西比较”、“中马比较”而得的初步成果。但在这个立足于比较而形成的开端中，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质并没有因为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入而完全被遮蔽。恰恰相反，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有近一百年的进展，正是说明其自身的理论特质一直是作为主线而得到贯通的。在中国哲学史的发端中，其自身的特质能通过比较更清楚地得到呈现。

思到这里，我们忽然发现我们问到哲学自身上来了，因为不问它，我们就不能获得这个发端的任何秘密。我们这样问:是谁让比较显现出来，成为可能的？

在传统西方哲学中它是把从事哲学这样的事情当做对普遍和绝对知识的把握，从而形成了它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传统哲学恰恰与它“异质”，不具有一种传统西方哲学所称的那样核心的本体论。这种异质性表现在哲学问题的指向、问题的表述和问题的解决方面是极其明显的[9]。中国传统哲学则是引导一种在实际行动中体验的智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彻底挖掉了形而上学及其产生的根源，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一次革命。因此，中国哲学史在开端之处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并且由于其介入而形成一门学科，是有内在根源的。

问到这里，我们发现使得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不同形态的原因，可以归结到它们各自对待哲学的这样一种态度。这种各自对待哲学的态度就是它们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这种态度可以让三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互补、互动、互进。一旦从人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从生活世界来考察哲学，考察中国哲学的时候，我们就把哲学智慧与现实行动结合在一起考虑了。而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刻就站到我们的面前了。我们不得不面对它，面对它对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考察，遭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与此同时，西方哲学的缺陷可以被克服，它未来的超越之路也能清晰地显现出来。

中国哲学对生活智慧的热爱与追寻、对每个人自由与发展的真切关怀，正是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和时代精神的把握有着相同的指向。这是一种更真意义上的“回到马克思”，在此时才会真正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局外人，恰恰是那个切身的鼓舞者和同路人。

参考文献：

[1]曹树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述论[J].中国哲学史,2007(2):5-13.

[2]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3:1.

[4]李维武.20世纪30年代-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形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2):10-20.

[5]日丹诺夫.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84.

[6]崔大华.20世纪中国哲学史诠释模式的变迁[J].文史哲，2004 (1)：82-86.

[7]臧宏.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转向”[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279-384.

[8]陈卫平.从突破“两军对阵”到关注“合法性”[J].学术月刊，2008(6):33-39.

[9]俞宣孟.中西传统哲学的不同超越与哲学观念的更新[J].学术月刊，2006(10):30-39.

[责任编辑：余义兵]

Introduc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o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ts Enlightenment

Zhang Tao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 discipline started in the 1920s and 1930s.The scholars consciously apply Marxist philosophy to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mod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with unique individuality. Marxist philosophy was initially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During ten years from 1949 to 1978, Marist philosophy dominat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new era,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hilosophy finds a new turn, merged with Marist philosophy.

Key Words: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Marist Philosophy; Philosophy

作者简介:张涛（1983-），男，安徽界首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哲学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收稿日期:2014-11-04

DOI:10.13420/j.cnki.jczu.2015.01.006

[文章编号]1674-1102(2015)01-0023-04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A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