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光羲五古诗在盛唐诗坛的回归及其创作缘由

2015-03-19唐欢欢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5年9期

唐欢欢

（新疆警察学院基础教研部，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储光羲是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之一，《全唐诗》收录储光羲诗歌共计二百二十八首。在这些诗作中诗人多以五言古体摹山水、写田园，他的这类五言古诗，不仅写得多，而且写得好。据《四库全书》中《储光羲集》的编排统计，储诗中五古为一百四十九首，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不难窥见储光羲对五言古诗的钟爱。这些五古诗不仅数量多，艺术价值也很高。明清两代曾有唐无五古之说，而反对者在列举证据时，往往以储光羲为代表。清代学者王夫之云：“盛唐之储太祝，中唐之韦苏州，于五言已入圣证。唐无五言古诗，岂可为两公道哉！乃其昭质敷问之妙，俱自西京十九首来，是以绝伦。俗目以其多闲逸之旨，遂概以陶拟之。二公自有闳博深远于陶者，固难以古今分等也。”认为储光羲的五言古诗可以代表五古的水平，赞誉颇高。也正是因为其五古诗所天仙出来的古朴风格，前人每每论及储诗，多以此为重点。如贺贻孙在《诗筏》中云：“储光羲五言古诗，虽与摩诘五言古同调，但储韵远而王韵隽，储气恬而王气洁，储于朴中藏秀，而王于秀中藏朴，储于厚中有细，而王于细中有存，储于远中含淡，而王于淡中含远。与王着着敌手，而储似争得一先，观《偶然作》便知之。然王所以独称大家者，王之诸体悉妙，而储独以五言古胜场耳”。可见，储光羲有意识地将五言古诗回归盛唐诗坛，具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储光羲为什么不象其他盛唐诗人那样，致力于七言歌行或近体诗的创作，而要把自己的才华和精力投入到古朴的五言诗创作中去呢？本文试作以下分析：

一盛唐诗坛五古回归的潮流倾向

纵观唐代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复古”这条线，从初唐时期开始，有些诗人已经意识到五言古诗受到近体诗的显著影响，并尝试加以拨正和仿古，有意识地模仿汉魏古诗，如王绩、初唐四杰等。而这种意识和心理在陈子昂的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并以其任侠使气的豪侠性格和风流倜傥的纵横习气举起了初唐复古的旗帜。他强调要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反对齐梁以来的宫廷诗风，认为五言古诗应该具有深沉的感慨、刚健的气调以及朴实的语言，初步确立了唐代五言古诗发展方向之一，而其《感遇》诗亦是初唐复古实践的最高代表和杰出成就。直至盛唐时期，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诗坛上贯穿着复古求新的精神。五言古诗越来越受到诗坛的重视，从《全唐诗》来看，五言古诗在初唐并不是很多，而到了储光羲时代，数量则剧增。在当时诗坛掀起了一股五言古诗的复古潮流。顾况在《储光羲集序》说道：“圣人贤人，皆钟运而生，述圣贤之意，亦钟运盛衰矣。开元十四年，严黄门知考功，鲁国诸公进士高第，与崔国辅员外、綦毋潜著作同时。其明年，擢常建少府、王龙标昌龄，此数人者，皆当时之秀。”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汉魏旧体经历了南朝和初唐的冷寂，到盛唐开始全面复兴。储光羲就是在这股复古潮流的推动和影响下，在诗歌中有意识地避免入律并“运古于律”，把古诗擅长的叙事、议论引入近体，吸收古诗起承转合的优点，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种反律为古的现象，如《铜雀妓》，在初唐时期是五律，高适则作五言六句古体；《妾薄命》本为杜审言作的五律，而武平一却改为五古。又如《长安道》、《王昭君》，到沈佺期那里变为五律，崔颢、刘长卿又分别改为古体。不难窥见，创作五言古诗成为当时诗坛的一种风尚和潮流。

在这种诗坛的五古潮流趋势下，储光羲不可避免深受其影响。就连一向标榜诗歌应声律与风骨兼具的殷璠，也选入很多储光羲的古体诗，他认为储光羲是当时诗坛的杰出代表。并在《河岳英灵集》中称储光羲“实可谓经国之大才”，称其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当然复古的潮流不仅表现在储光羲诗歌的文体上，还表现在诗歌艺术的风格上。“五言质，七言文；五言亲，七言尊。几见田家诗而多作七言者乎？”“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诵？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挥霍。”所以，储光羲对五言古诗的选择从诗歌发展的自律角度来说，是符合形式与内容相互统一的要求的。

二陶渊明及东南诗人群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第一次大量地写过五言田园诗，唐代的许多诗人，特别是山水田园诗派深受其影响，储光羲就是其中之一。储光羲最受人称道的便是他的田园诗，事实上他的田园诗基本上也都是五言古诗。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受拙归原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最能代表储光羲田园诗的作品，如《田家杂兴》其八：

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宾友。

夏来菰米饭，秋志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趋走。

日暮闲园里，团团荫榆柳。酩酊乘夜归，凉风吹户牖。

清浅望河汉，俯仰看北斗。数瓮犹未开，明朝能饮否。

比较二人的诗作，都是五古田园诗。陶诗表现诗人归田后无比愉悦的心情，储诗中也是感受深切，语言真朴，字字含情。储光羲那种热衷于农家生活的切身体会与独特感受，与陶渊明的诗作中所表现的崇尚自然的情韵又是那么的相似，可见，储光羲受陶渊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再者，从文体自身来说，五言古诗节奏较为平稳缓慢，风格也质朴平实，比较适宜表现山水田园题材。

此外，储光羲还受到当时东南诗人群体的影响。据史料考证，储光羲的家乡在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属于东南地区。盛唐时期，这一带的诗歌相当繁荣。尚永亮在《唐五代诗作之地域分布与南北变化的定量分析》中统计：唐代时期，诗人的数量占全国前十的省份中，东南地区占四个；诗作数量占前十的省份中，东南地区的占五个。《旧唐书》中也有记载：“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可见，盛唐时期，东南地区尤其是江苏，诗人及诗作数量都呈快速发展的高峰阶段，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宇文索安先生认为：在唐代，存在一个与宫廷诗歌相对立的东南诗人模式，这个模式包含了丰富多样的主题、题材及情调。而这些东南诗人群的整体创作模式，必定在主题、题材及情调上与宫廷诗有明显的区别。如：崔国辅，山阴人（今浙江）；綦毋潜，荆南人（今湖北），他们和储光羲都来自东南地区。由于地域因素，吴越方言与京城方言南辕北辙，东南地方的诗人对音律不太擅长。储光羲也不例外，因此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古体诗歌。开元十年（722），储光羲怀踌躇满志离开东南，开始游历长安、洛阳。然而东南方言与京城声律之间却存在不可调和的巨大差异。宇文索安先生认为，“东南地方诗人不能自如地运用律诗，因为这一诗体主要是一种京城上流的现象（可能与较难学会辨别京城方言的声调和谐相关。在京城的作诗场合里，普遍要求严格遵循声调格律，而生长于东南地区的诗人练习格律体并被评判的机会较少），也或者是由于东南主题及整个东南模式与非格律形式的联系。”因此，东南本地诗人往往更有能力写“古体诗”，而储光羲正是从这里找到了适宜的风格。再者，从汉代到唐代，五古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在诸多文人心目中五古具有深刻而极高的地位，而且适合抒发诗人的真挚感情和哲理沉思，因此受到文人的青睐。而储光羲则很好地利用五古的创作，融入到京城诗人圈中，并与这些文人产生共鸣。

仔细品读储光羲的作品，不难发现，诗人许多诗作很接近于民歌的风格，也许是有意识地以民歌为师。这当然与东南地区的民歌传统有关，早在南北朝时期，民歌就在东南地区这片沃土上不断发展，留下许多后人至今仍吟诵的美丽篇章。而储光羲作为在东南地区的著名诗人，及时发现了民歌的特点及文学功用并注意向民歌学习，将五言古诗与浓厚的民歌风味相结合。诸如：“山北饶朽木，山南多枯枝”（《樵父词》）“泽鱼好鸣水，溪鱼好上流”（《渔父词》）“不言牧田远，不道目波深”（《牧童词》）“浊水菱叶肥，清水菱叶鲜”（《采菱词》）“蒲叶日已长，杏花日已滋”（《田家即事》）等，语言平淡而又明白如话，深得民歌之神韵。因此，储光羲五古中表现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特色与东南地区的民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诗人自身因素的影响

储光羲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稍微沾染了一些道家和神仙家的意识。《游茅山五首》中的“世业传儒行，行成非不荣”一句，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年少时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储光羲受到“温柔敦厚”的儒家诗论的影响，喜爱用诗歌来表现论理教化和素雅的格调。而五古这种文体本身最适合表现穆雅的格调。殷璠在《河岳英灵集》的储诗小序云“璠尝睹公《正论》十五卷，《九经外义疏》二十卷，言博理当，实可谓经国之大才”储光羲的思想中还稍微沾染了些道家成分。通读储光羲的诗作，发现诗人一些五古诗作中有不少反映与道士往来的作品，如《题辛道士房》、《昭圣观》、《题辨觉精舍》等，这些作品多是诗人游历道观所作。原来储光羲年轻时受到道家的熏陶，和不少道士有所往来。受道家思想中的崇尚自然与反对人为的影响，储光羲作诗时也尤为钟爱“清”与“朴”，而五言古诗恰恰也适合表现这种“清”与“朴”，因此储光羲自觉选择了五古的创作。

当然，储光羲喜用五古作诗，还与他的个性品质有关。储光羲在少年时登临戏马台的时候，漫游长安道、洛阳道德时候，曾表现出年轻人的慷慨义气，然而他的本色却是一个谨诚朴实的儒者。“见人乃恭敬，曾不问贤愚。虽若不能言，中心亦难诬”（《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这是诗人初入仕途的形象。“静言念始终，安坐看沉浮”（《渔父词》），这种静观沉浮的形象应该是诗人的常态。如《咏山泉》中“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淡无人见，年年长自清。”这首诗表现了储光羲不求闻达、自甘淡泊的人格精神，也可以看作是诗人的自我写照。顾况在《储光羲集序》中说他“虽无云雷之会，意气相感，而扶危拯病，绰有贤达之风”，这个评价与储光羲本身儒雅的气质正好相吻合。而五古本身所具备的平淡、舒缓、简约的风格与储光羲喜好清朴的格调又最为适合。胡震亨云：“五言古……神动机变，一旦吮毫，天真自露。”意思就是若五古运用得好，诗歌自然会表现出天真自然质朴的特点。因此可以断定，储光羲自身的性格与朴忠的品质，自然以五言古诗为本色当行，从而创作出许多真诚、朴质、清新的作品。

当然，一味的创作五古，若处理不当，就会有生涩难懂及刻意重复之感。储光羲的作品也不例外。如《樵夫词》中的“荡漾与神游，莫知是与非”，《渔父词》中的“非为徇形役，所乐在行休”，《采莲词》中的“采采乘日暮，不思贤与愚”，《采菱词》中的“尽室相随从，所贵无忧患”等，反复出现的这些诗句，有陈旧刻意之感。事实上，历代很多诗人也存在这种辞调反复的问题。这可能也与诗人力求对齐梁诗风的逆向发展，出于矫枉过正的动机有关。

综上所述，储光羲是盛唐诗坛上认真复古并大量创作五古的诗人，而这种五古诗体在盛唐诗坛回归的现象，则与当时诗坛复古潮流的大背景、陶渊明及其他东南作家群、东南地区特有的民歌特色的影响及诗人自身品性和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储光羲大量创作的五言古诗在诗坛上也占据了一定的文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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