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云春，李　卓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另两个》中爱丽丝被“误读”的无奈

蓝云春，李卓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另两个》是伊迪丝·华顿最优秀短篇之一。短篇中爱丽丝在文本内外均被误读。文本内，尽管爱丽丝并未改变，但在只懂男权话语和金融话语的丈夫的“误读”下，她的形象却经历了由美丽的“天使”到可鄙的“破鞋”这一转变过程，备受侮辱；文本外，丈夫的不可靠视角被部分评论家“合法化”，因此，她遭遇了被冠以“无情”、“肤浅”、“工于心计”的“戏子”的悲惨命运。爱丽丝在文学作品中的边缘地位体现了当时女性“他者”地位和身份缺失这一生存状况。依据接受理论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分析爱丽丝被评论界进一步误读的原因，认为这一定程度上是男权思想层层积淀和内化的体现。

关键词：伊迪丝·华顿；《另两个》；爱丽丝·韦森；误读

美国著名作家伊迪丝·华顿(1862-1937)“从未销声匿迹”，却“多次被重新发现”[1]。她不是“简单的女性主义者”[2]，拒绝简单定义，但作为女性主义先知，她是女性觉醒潮流的重要代表。短篇小说是“另一座她创作中的重镇”[3]ii，得到的关注却远远少于她的著名长篇[4]。其88个短篇中不乏上乘之作，《另两个》是作者“最优秀的短篇之一”[5]。作家对爱丽丝的模糊塑造赋予了作品丰富内涵，颇值得研读。国内鲜有评论解读该短篇，国外少量评论对爱丽丝则充满偏见。

一、文本内：被男性视角“妖魔化”

《另两个》是华顿短篇小说形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基本上没有情节和刻意安排的事件。作家的创作原则——“揭示出某种生活情境下的一切可能性”[6]13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前夫们同处纽约市，爱丽丝及现任丈夫婚后与他们相遇是“可能”的，尤其因为第一任是女儿父亲，第二任和现任同处一个社交圈子。爱丽丝的第三任丈夫韦森对此却没有思想准备。他是全文的中心，小说以其意识塑造人物、以其行动推动故事发展。文本内，韦森的局限视角对爱丽丝进行恣意“误读”，使她的形象经历巨变。

故事开始，妻子爱丽丝是韦森眼中的美丽“天使”。这对新婚夫妇蜜月中途被召回，因为爱丽丝之女莉莉患了伤寒。韦森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妻子的脚步声，感觉房间里的一切都无比“可爱、温馨”，他像个少年郎般心花怒放，因为家里终于有了一位美丽“天使”。妻子的各种美德让他无比骄傲和欣慰。她社交能力强、“无比沉稳”；精力充沛、魅力四射；“从不为于事无补的担忧空耗经历”，没有那个女人比得上[3]77。他自己本性多愁善感，过去生活黯淡无光，而她则热情、温暖，给他的生活带来奇妙的变化，对此他心怀感激。

可是，妻子手持的一封信却给了他当头一棒。莉莉爸爸，即爱丽丝的第一任丈夫海斯凯特写信要求探望莉莉。想到那个陌生男人将要踏进家门，韦森产生了“心理上的厌恶”[3]85。

敏感多疑的韦森对妻子的猜疑和丑化始于在家里第一次见到海斯凯特之时。那个在他眼里像个“多面手修理工”的人竟然是妻子的首任丈夫，他对此颇为震惊，情不自禁地在头脑中“虚构出了一副她荒唐的画像”[3]79：原来，她和这个猥琐、粗俗的人才是来自某个落后地方的同类；她现在的美丽可人、温婉典雅都只是虚张声势、装模作样而已。为了谴责妻子、进一步把她推上道德法庭，他甚至滋生了对海斯凯特的好感。光凭他爱女儿的“那股韧劲儿”，韦森对他刮目相看[3]105，并揣摩起爱丽丝在首次婚姻中可能存在的不光彩隐情，与其之前对妻子离婚深表同情的态度迥异。

爱丽丝被韦森瞬间“妖魔化”是因为她为了减少尴尬和瓦里克交谈了几句。此事发生在纽约上层社会的某个舞会上。韦森自己为了商业利益可以毫无顾忌地和瓦里克在生意上保持颇为“亲密”的关系，舞会上“瓦里克和他妻子坐在一起”闲聊了几句却让他“神经质地猛然爆发”[3]105，在回家的马车上劈头盖脸地质问爱丽丝为何胆敢和瓦里克说话。爱丽丝被惊吓得声音“发颤”，诚惶诚恐地解释“我只是觉得碰面的时候和他说说话会减少几分尴尬”，低声下气地讨好丈夫 “我全照你的意思办”[3]105。可是，无论她表现得如何逆来顺受，也只是让他“难受”并不惜以最恶劣的方式对她进行侮辱和蔑视：“她就像‘一只旧鞋子一样舒适’——一只被许多只脚穿过的鞋子”[3]107。因此，原本在他眼里是优点的那些品质，如镇定、无比沉稳、“能对种种情况应付自如”[3]79等，却都成了她“唯独”不能被原谅的缺点，家庭“天使”瞬间堕落成“妖魔”。

伍尔夫认为“小说、戏剧里的女性性质都是特别的，不是美到极点就是丑得要命，不是好到无以复加就是堕落不堪”[7]。在一篇不到20页的小说里，爱丽丝的遭遇甚至更为悲惨。她的性格和品质始终未变，在丈夫眼里却经历了由可爱的“天使”到可鄙的“破鞋”这一巨大转变。

正是爱丽丝的附属物地位导致了她被“主人”丈夫恣意“误读”的命运。正如女性“被剥夺了说话、解释和述说自己故事的权利”， 男性人物却“总是在观察、审判女性，甚至替她们发言”[8]10。此境况由女性的生存境遇决定。曾深入分析过华顿时代有闲阶级的托斯丁·韦布伦[9]认为女性是丈夫的“资产”，是高级商品，在婚姻市场上被贩卖成丈夫的附属物。为了将自己抛售出去，她们“连睡着了都得做出迷人的姿态”[10]。婚后，丈夫是女性唯一的经济来源，女性须仰人鼻息地生活；作为客厅的美容师，起着“迎宾送客、装饰点缀”的作用[11]。爱丽丝离婚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必须要为自己选择最好的归宿”[12]。但她作为附属物，只能被评判，无论丈夫多刻薄尖酸，遭受再大的屈辱也必须含羞忍辱。作为“主人”的韦森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对妻子进行“误读”，爱丽丝对此连辩解的机会都不会有。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边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这无疑也是当时女性社会地位边缘化的最佳注脚。

更可悲的是，韦森可以随心所欲地“误读”爱丽丝，他的视角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离开男性视角，爱丽丝的形象似乎无法言说和定义。作者通过男性视角塑造人物更好地体现了女性主义观点[6]26：作为男性附属物，女性的存在意义和身份地位只能依靠男性来界定。因此，甚至在韦森侮辱爱丽丝为“破鞋”的那一段，也只有韦森的意识，作者没有给她安排任何辩解的机会，第三人称叙述此时也静默了。

有评论认为华顿写作时几乎没有对笔下的受害者流露出丝毫怜悯之心[6]30。似乎，她对人物的冷酷无情在爱丽丝身上得到了印证。其实，她的“冷酷”另有隐情。

首先，华顿“富有同情心和值得信赖”[13]，强调人与人之间应“相互理解和包容”[14]。如此友善之人对自己笔下人物的遭遇岂会无动于衷？

其次，华顿作为女性主义先知，深谙同时代女性所遭受的歧视，并敢于对不公命运说“不”。华顿曾说美国妇女不同于法国妇女，她们被鼓励像幼稚园孩子般简单、单纯，不能与男性进行平等对话、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文化修养[15]。作为一名有深刻思想和丰富内涵的女作家，她对此深恶痛绝。华顿甚至拒绝接受“女性作家”这一称谓[8]10。因为她深知“女性”意味着低人一等。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是男性意识的主导导致了女性“内在性”的形成[16]。华顿属于少数能够自觉意识到这一点的作家。她的作品是20世纪“所有小说中对‘女性’的建构所做的最深刻，也是情感最为强烈的妇女主义分析”[3]i。敏锐的洞察力使她能够深谙美国妇女的境遇。华顿对自己不幸婚姻的抗拒，最后敢于选择离婚；为了排解婚姻造成的紧张和压力重新写作[17]，并在创作的道路上收获了累累硕果，是她敢于抗争、努力为自己赢得尊重、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

然而，能如她般幸运的女性寥寥无几。对于那些无力抗拒的女性同胞所遭受的命运，她必定心有戚戚焉。可是，作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她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冷静客观地揭示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命运，这何尝不是更有力的控诉？对人物无情的不是作者，而是赋予韦森权利可以对爱丽丝恣意“误读”的男权社会。

二、文本外：被评论界“丑化”

如前所述，作者主要通过韦森的视角和意识来塑造爱丽丝。可是，就像作者在其它小说中常让叙述者暴露自己的不足一样，韦森的视角暴露出他“只会说男权话语”和“金融话语”[6]17。他的视角具有危险性和异化的特征。可是，他的不可靠视角被部分评论家“合法化”，爱丽丝因此被进一步“误读”成了“无情”、“肤浅”和“工于心计”的“戏子”形象，其中以斯威尼和因韦尔索最具代表性。

斯威尼认为爱丽丝的肤浅和无情主要表现在她对女儿缺乏足够的关爱。她对女儿的病情漠不关心，只关心前夫来访能否得到韦森许可，因为小说中除了开头，从未出现她讨论女儿病情的话题[18]。可是，只要对文本稍加细读我们就能发现该指控经不起推敲。

首先，爱丽丝深爱女儿[3]77，对女儿呵护有加。作为20世纪初离婚的女士多么不易，她克服重重障碍方取得女儿的监护权，自然是因为爱女心切。斯威尼认为在韦森同意莉莉爸爸探访的那一刻，爱丽丝马上释然，证明她在乎韦森多于女儿[18]。事实上，蜜月中途被紧急召回后，得知莉莉的病情“很轻微”[3]77，而且刚去看过女儿，她应该可以松口气了。莉莉每次见爸爸时都“满面红光、笑颜逐开”[3]81，知女莫如母，一向体贴入微的爱丽丝自然明白莉莉生病时多希望父亲能够来探望。可是要为他争取到进入韦森家的通行证并非易事。只是，为了女儿，再大的困难也必须去攻克。因此，她在乎韦森对此事的反应也是情理之中，不能据此指控她冷血无情。

小说中确实没有爱丽丝和韦森讨论莉莉病情的情节，但韦森有一天回家时从仆人处得知她情况很好[3]89。第三人称叙述同样说过“莉莉的病情很平稳”[3]93。爱丽丝没有和丈夫谈论此事是因为故事通过韦森意识来推动。那段时间，给他们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是两位前夫，与他们相关的内容最容易进入韦森的意识中心。前夫一再出现，造成韦森夫妇矛盾不断升级。整个过程，爱丽丝的附属地位决定了她根本没有立场和勇气主动去和丈夫谈论自己和前夫所生的女儿。每次面对丈夫，她要做的事情就是察言观色，对其脆弱、敏感的神经进行安抚，否则只能遭来被训斥的下场。

玛丽·因韦尔索的评论中的“戏子”、“变色龙”等字眼是对爱丽丝形象的贬损。该评论把爱丽丝比作舞台上的“戏子”，韦森则是她的观众。爱丽丝具有变色龙般的适应能力，善演各种角色以取悦观众。她演技纯熟，观众却认为她虚伪、狡猾。“舞台表演、令人捉摸不透”正是爱丽丝的本质特征[19]。该评论的角度确实能够吸引眼球，但强调的是爱丽丝的灵活多变，把她当成了肤浅、狡诈的女人。作者肯定了爱丽丝在舞台表演时展现出的惊人自制力，却忽略了她作为边缘人物所具有的潜力和才干。短篇中多处体现的男主角的缺陷，包括他的敏感多疑、利益至上等也基本被忽略。相反，作者认为韦森越来越对自己“来者不拒”的妻子痛恨不已，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个人空间被侵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韦森的同情。

这两篇评论分别发表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时代前进了近一个世纪，爱丽丝却依然无法逃脱被“误读”的命运。经典重读折射出的是现代读者的判断标准和意识形态，体现了男权思想下社会规范势力的强大和持久。

接受理论的“期待视野”告诉我们，读者对作品的某种“先入之见”决定了其阅读重点和对作品所持态度。这种“先入之见”与其所处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读者“长期形成的审美习惯使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接受屏障’”[20]，决定其审美价值取向， 决定作品“哪些可以被接受而产生共鸣”，“哪些被排斥在外而置之视而不见”[21]。

以上两位评论家在阅读《另两个》时的审美取向和评价立场正被其“期待视野”和“接受屏幕”所左右。爱丽丝并无过错。在20世纪初男权社会中，女性婚后只能依靠丈夫。可是爱丽丝的前两任丈夫都令人失望。海斯凯特无能、窝囊，瓦里克玩世不恭，无法承担家庭责任，他“最坚定的支持者”[3]79也这么认为。作为20世纪初的新女性，难能可贵的是爱丽丝的自我意识已开始萌芽，因此，她选择通过婚姻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她在社交方面表现出色则是她个人能力和涵养的体现，证明女性除了作为丈夫的“摆设”，有潜力从事更多有意义的工作；她还是一位能干主妇和伟大母亲。相反，韦森明显狭隘、敏感脆弱、重经济利益、且持双重道德标准。

尽管如此，上述两位评论家依然选择与韦森的意识“共鸣”，对爱丽丝进行谴责或批判，对韦森作为男权人物代表的种种缺陷却视而不见。我们因此可以推断她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她们长期形成的“审美习惯”依然刻有男尊女卑的烙印。那些建立在男权文化基础上的审美前提，早已成为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的一部分，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另两个》的接受和解读。一定程度上，这不能不说是女性“他者”地位的延续。尤其其中玛丽·因韦尔索从名字看来应该同为女性，但在解读爱丽丝这一形象时，对于她的遭遇却无动于衷。对小说中女性边缘化境遇熟视无睹，可看作是她对女性境遇潜意识的接受和对层层积淀的男权中心思想的内化。

三、结语

“阅读应该是和写作一样重要的创造活动”[22]，华顿笔下的故事和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读华顿短篇须谨记“通过人物视角反射出来的内容通常应该被质疑，表面文本越明显的东西，越应该被质疑”[6]18。作者对爱丽丝这一人物的塑造煞费苦心。韦森性格缺陷明显，他的视角不可靠。爱丽丝被韦森恣意“误读”是当时女性附属地位和身份缺失的真实体现。遗憾的是，并非所有读者都能够成为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不了解作者良苦用心的读者无法透过浅层文本读出深层文本中真实的爱丽丝，无奈，她被“误读”的命运只能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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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Alice’s Helplessness in Being Misread

LAN Yun-chun ，LI Zhuo

(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HangzhouDianzi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18，China)

Abstract:TheOtherTwois one of the best short stories by Edith Wharton. The female protagonist Alice in the story has been misread in and out of the text. In the text，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Alice has never changed， she is terribly humiliated under the “misreading” of her husband， who can only speak the language of patriarchy and Wall Street， her image is transformed from a beautiful “Angel” to a contemptible “worn-out shoe”. Out of the text， the husband’s unreliable and limited point of view has been approved of by some critics. They misread her as an actress， a “heartless”， “shallow” woman intent on deceiving her husband. Alice’s marginal status in literature is a good illustration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women then as “the Other” and their loss of identity. The thesis will apply the concepts of “barrier” and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to analyze Alice’s being misread by some critics， holding that， to certain degree， it’s the embodiment of the accumul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men’s patriarchy idea．

Key words:Edith Wharton;TheOtherTwo; Alice Waythorn; misreading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46(2015)05-0045-04

作者简介：蓝云春(1979-)，女，江西永丰人，副教授，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2014B00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KYH115615012)

收稿日期：2015-05-22

DOI:10.13954/j.cnki.hduss.2015.0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