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勇(1．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2．温州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奥登诗人团体与乔治•奥威尔

陈勇1,2
(1．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200433；2．温州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摘要：乔治•奥威尔曾对以“奥登诗人团体”为代表的英国左派文人知识分子提出严厉批评。然而，该团体中的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后来在对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评论中却高度赞扬他“信仰真理和得体的品质”。可以通过分析这一典型批评文本对“奥登诗人团体”与奥威尔的矛盾关系进行探讨，并以此考察该文学团体的思想变迁。

关键词：奥登诗人团体; 斯蒂芬•斯彭德; 乔治•奥威尔; 思想史

“奥登诗人团体”代表着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文学界人士，特别是活跃在这个时期的诗人，主要由奥登（W. H. Auden）、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和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三人组成。他们曾先后就学于牛津大学，在学习期间开始登上诗坛，具有相似的诗学主张和政治观点。王佐良曾评价道：“他们都具有左翼思想、反法西斯、支持同佛朗哥作战的西班牙共和政府。他们的诗歌都以三十年代的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工业和城市为主要题材；他们的语言是现代的、口语化的……他们受艾略特、庞德的现代主义影响而又有所不同，内容和语言上都有一种锐气，宛如一个新的英雄时代来临。”[1]420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与“奥登诗人团体”是同时代的作家，但与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奥威尔曾将他们称为“同性恋诗人”，并对以他们为代表的文人知识分子提出了严厉批评，然而，该团体的斯彭德后来却与奥威尔成为好友，并发文对其自由主义品质高度赞扬。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派文人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具有显著的思想史价值。由于斯彭德受奥威尔的影响最大，他的批评文本对奥威尔在西方的经典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以此为中心展开分析。

一、《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书评

在斯彭德去世不久，《泰晤士报》对其一生总结道：“作为一位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斯彭德总是与20世纪30年代难以割舍地联系在一起。他那给人印象深刻的身高和潇洒的外表使他在那个时期以奥登和衣修午德①这个诗人团体还包括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衣修午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等诗人.为中心的牛津美学团体中独领风骚。那是个政治侵入文学最幽闭场所的时代，但是斯彭德的诗人创作灵感是属于个人的，他不会替别人摇旗呐喊太长时间，他诗歌基调是一种对被掠夺者和失败者的同情，同时对自己的动机也进行了诚实和痛苦地反思。”[2]斯彭德发表了不少奥威尔评论文章，最为重要的是他在1950年《世界书评》（World Review）奥威尔纪念专刊上发表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评论,对奥威尔去世后不久其文学声誉在西方世界的飙升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斯彭德的这篇评论有两个主要观点。第一，他对奥威尔进行了总体评价。文章开篇写道：“乔治•奥威尔不是一位圣人，虽然他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德性中的一位；他也不是一位英雄，虽然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气的人。”对于他的德性, 斯彭德将他与法国作家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的主人公“憨第德”比较：“他是一位老实人（Innocent），是20世纪英国的憨第德（Candide）。这位老实人很普通，因为他认同的价值观是人的普通得体（ordinary human decency）。”对于他的勇气，斯彭德说道：“他很普通，但也非同一般。他信仰真理和得体的品质，这种信仰如同一把开动的钻子（drill）从他那个时代的表面钻过。他是一把钢钻，钻透的是普通之物。” 斯彭德认为奥威尔是“真正跨越阶级的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真正说真话的人。”[3]

第二，斯彭德认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要胜过《一九八四》，是指控苏联共产主义最为严肃的作品之一。首先，西班牙内战为奥威尔尝试这把“钢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场景”，而《一九八四》的场景有“编造”之嫌。其次，奥威尔的西班牙经历引发了对真理的神圣性的思考。奥威尔亲历西班牙内战的事实与他反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是吻合的。这种经历是一种“亲历的真理”，是对人性最有价值的真理，而所谓“现存的真理”常常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吹。

从斯彭德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奥威尔最为推崇的是“真理”和“得体”这两种品质。这两种品质与个人和现实紧密相连，而与党派宣传和宏观理论无关。作为诗人的斯彭德使用“憨第德”和“钢钻”这两个形象很好地说明了这两者的关系。憨第德是伏尔泰重要的哲理小说《老实人》的主人公，他性情和顺、率真老实（Candide在法语中有耿直、纯真和老实之意），在青年时期接受老师关于“世界美好”的莱布尼茨乐观主义教育，但随后的人生却屡遭挫折和苦难。伏尔泰透过憨第德变幻多端的生活说明盲目乐观是一种谎言，现实是由恶主导。“憨第德”的形象不仅表现了奥威尔的个性品质，也暗示了他的“在路上”情结和坎坷的人生历程，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现存的真理”和“亲历的真理”的错位。而“钻透普通之物”的“钢钻”形象则说明真理不是党派的口号，必须要经得起现实的检验；得体不是极权的意志，而是源自普通大众的自觉行为。

二、《失败的“上帝”》

要真正理解斯彭德关于真理和得体的观点，有必要细读《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这部重要著作，该书最后一篇即是斯彭德记录他加入英国共产党到最后退出的思想演变。这篇文章与斯彭德《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评论写作时间十分相近，斯彭德在文章中也多次提到奥威尔，因此可以体现他评论中一些主要思想。

斯彭德把西班牙内战当作检验真理和维护得体的战场，这是他重视这部西班牙内战文献的根本原因。斯彭德写道：“20世纪30年代的高潮毫无疑问是西班牙内战……对世界其它地方而言，西班牙成为上演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殊死角逐的剧场。先是墨索尼里、希特勒的干预，后有苏联加入，然后是国际纵队的组建，这些都使西班牙内战一时成为欧洲精神的斗争中心。”[4]221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只有两种选择，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但是，当斯彭德反思这段经历时，他认为他当时没有必要加入共产党，因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立场，即支持那些坚持社会正义、自由以及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全盘道出使用何种必要手段真相的人。[4]247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对于具有良好意志的人来说，自由的内心矛盾主要就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他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这一困境”。[4]248可以看出，真理和得体是斯彭德关注的核心话题。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就是真理无法解释对普通得体侵犯的事实而引发了对真理的质疑。斯彭德所追求的就是“亲历的真理”加上“社会正义和自由”。很显然斯彭德是站在自由主义的诗人立场来看待30年代的政治纷争。

斯彭德的思想演变是奥登诗人团体知识分子的缩影。斯彭德在年轻时期认为个人的自由超越阶级和特权，但是他反对采取革命手段。在牛津学习时期，他认为艺术不应掺入政治，人类不平等暂时不是他作为“诗人”的职责。斯彭德去了德国之后，他感受到人类苦难的严峻，但是直到同样的危机开始威胁英国，他的态度才发生重要转变：“直到危机蔓延到英国和其他国家，我开始意识到这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的通病，我逐渐明白了对于解决失业问题的唯一非战争方式就是建立一个国际社会，这样世界资源按照世界所有人的利益而开发。”[4]212斯彭德在加入英共前夕出版了《自由主义前言》（Forward from Liberalism）一书，书中提出：“自由主义者必须支持工人，必须接受反抗法西斯主义，但同时也要捍卫自我表达的个人自由，我的意思是指自由言论和人身保护权”。[4]209斯彭德在1936与1937之际的冬季加入英国共产党，但几周后退出。斯彭德加入英共是因为他和英共领导人波立特（Harry Pollitt）都赞同共产党对于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支持，同时波立特向他保证可以保留异议，可以从内部对共产党进行批评。很明显，斯彭德与英共的主流观点是不同的。共产主义者认为目前只能首先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革命，才能在未来建立无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社会。这就是说当前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为了实现最后目的的必要阶段。他们把人性的关照当作资产阶级的温情，与当前的斗争方向不符。

对于斯彭德来说，西班牙内战的人民阵线既有利于反抗法西斯主义，也是自由主义复苏的绝好契机。但是，他对共产党在内战幕后的目的和手段产生了质疑。他说道：“使我早先加入共产党的行动（注：西班牙内战）也使我最终脱离于党外。”[4]224斯彭德发现对共产党而言，“西班牙内战只不过是追逐权力的阶段”，国际纵队只不过是苏共控制权力的工具。同时，他们采取各种宣传手段攻击异己，对奥威尔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进行清洗（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对此有详细描述）。斯彭德认为这些手段只能导致共产主义者的异化，“如果他们的信条使人异化，那么这些人建立的社会同样使人异化”[4]231。斯彭德开始质疑共产主义者用目的的崇高性证明手段的合法性这一逻辑，不久之后他便脱离英共。斯彭德后来认为共产主义者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无法阻止他们对权力的欲望，因此未来的社会不会更好只会更差。共产主义理想这一“上帝”对他而言已经“失败”。不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曾对该书讨论的这些从“异端者”到“变节者”的前共产党员作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①详见: Deutscher I. Heretics and Renegades: And Other Essays [M]. London: Hamish Hamilton Ltd., 1955. 多伊彻也在本书中批评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以“残暴的神秘主义”方式阐释非理性现象是超越阶级的, 并没有通过历史语境把握事物的本质.

梳理斯彭德的思想演变特别是他的西班牙经历旨在说明他关注的是“真理”和“得体”。而这在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也得到回应。奥威尔的这部新闻报道主要目的就是揭示西班牙内战的真相。新婚不久的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五个月便奔赴西班牙前线。由于偶然原因，他参加的是马党，而不是共产党组织。共产党的方针是先打败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再进行革命，而马党则认为先建立革命政府才能打败弗朗哥。虽然奥威尔支持共产党的策略，想参加共产党控制的国际纵队，但由于他来西班牙参加内战只是为打败法西斯而对政治内部争斗毫无兴趣和准备，所以在苏联的大清洗开始波及西班牙，受苏共支持的政府军对持有不同政见的马党及其它组织进行镇压时，他和不少在前线浴血奋战的马党成员被当作托派分子和叛徒而受到清洗。奥威尔在一次战斗中喉咙被子弹击中差点丧命，但是真正让奥威尔生命受到威胁的是共产党警察对他的追捕，他最后九死一生逃到法国边境。

奥威尔的西班牙经历是他继缅甸经历之后第二次人生重大转折。他认为从此，他写作的政治目的明确为“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因为，他看到“在西班牙和在苏联都是一样，攻击的罪名（即与法西斯分子共谋）是同样的，但就西班牙而论，我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些攻击都是莫须有的。这一切经验是一个宝贵的客观教训：它告诉我极权主义的宣传能够多么轻易地控制民主国家开明人们的舆论”[5]。奥威尔在信中也反复强调本书的写作动机。他给戈兰茨写道：“我希望能有机会写下我见到的真相。那些英国报纸上的东西大多是令人吃惊的谎言”[6]63；他给戈尔（Geoffery Goer）写道：“法西斯主义利用反法西斯主义名义来实施，这才是真正的恐怖……最令人厌恶的是，那些英国所谓反法西斯出版商却将此隐瞒”；“《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用最污秽的诽谤语言攻击我，称我是亲法西斯主义者”[6]64。奥威尔还曾给斯彭德写信：“我害怕你读了两章后会留下一种整部书是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的印象，但是实际上只有大约一半或更少部分具有争议”；“你非常好心要评论我这本西班牙书，但是你不要这样做，以免和你的党闹出麻烦（这样不值得）。虽然我想你有可能不同意我的所有结论，但是你不会称我是一个说谎者”[6]65。这些信件都说明奥威尔写这本书的动机是揭露真相，揭穿谎话，捍卫真理。奥威尔从马党战友那里感受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平等和同志情谊。他甚至把同情和仁慈扩展到敌方——不向提着裤子逃跑的法西斯普通士兵开枪。这充分说明奥威尔对普通得体①奥威尔提出一个核心价值概念“公共规范”(common decency), 和这里的“普通得体”是一个意思. 其基本原则是“只要大家行为规矩正派，这世道就会公平合理了” (If men would behave decently the world would be decent) 社会主义的信条与“公共规范”的结合就大致构成了奥威尔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这种道德品质的弘扬。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评价奥威尔时也认为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的诚实、得体和对事实的关注表明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7]31奥威尔的这些思想在斯彭德的这篇自述中有不少体现，因此他认为奥威尔是那个时代“最有德性的人”。这一评论和1952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在美国首次出版时由著名文学评论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写的重要序言《乔治•奥威尔与真相的政治》（George Orwell and the Politics of Truth）中的观点非常一致。但是需要指明的是，斯彭德经历西班牙内战后认为“上帝”已失败，而奥威尔由于并没有依附英国左派的任何信条，也没有像斯彭德等很多左派知识分子一样有信仰“上帝”的经历，因此他也就没有幻灭的结局。相反，他找到了明确的政治方向，那就是揭穿“苏联神话”，反对极权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三、奥登诗人团体

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被称为“奥登一代”。海恩斯（Samuel Hynes）认为“奥登一代”指在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在20年代成长并在大萧条时期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英国年轻一代作家。他用奥登的“寓言艺术”诗学主张概括这个时期的主要文学特征：“诗歌是寓言艺术，寓言具有教诲功能（爱，但不是意识形态），这就是一位严肃和成熟的作家应该在恐惧和灾难横行的时代所应持有的创作态度。艺术仍然是艺术，但是艺术应该发挥社会作用。”[8]9-16

奥登无疑是这个时代诗坛的领军人物。他在1971年1月16日的《旁观者报》（Spectator）曾发表奥威尔的评论文章，认为即使有人不同意奥威尔的观点，但都对他的充沛的精力和清晰的文风非常钦佩。他知道语言的堕落会导致社会的堕落。作为小说家，他最成功的时候是他描写的内容最不“虚构”的时候，因此《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不算太成功。他总是能认识到美学价值而不顾与对方在政治或道德观念上的不同。他唯一误解的作家是那些30年代发表作品的诗人。他的一个认识盲点是对基督教的憎恨。[9]这段评论是奥登时隔多年对奥威尔的总体认识，这里涉及到奥登诗人团体成员的思想演变和奥威尔对他们的评论。

从斯彭德在《失败的“上帝”》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奥登诗人团体的思想历程。这些诗人大都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20年代还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们怀着“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开始创作诗歌。他们编辑出版《牛津诗歌》（Oxford Poetry），在序言中称“所有真正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从一个公共混沌中形成一个私人空间”[8]397。但是到了30年代初，这些诗人毕业后来到德国，失业、贫困、疾病、纳粹的猖獗和共产主义者的反抗这些现实场景使他们内心震撼，他们开始关注普通大众的悲惨生活。1931年奥登诗人团体《新签名》（New Signatures）选集的出版标志着“这代人的成员首次尝试界定和证明他们持有哪些共识而具有一种集体身份”[8]75。收录的诗篇暗示着诗人“有自己的欲望和憎恨”，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哪些是值得去追求，哪些事情应该受到憎恨[10]119。1933年《新国家》（New Country）出版时，诗人思想开始左转，“激进的美学让位于激进的政治”[7]16。其中，斯彭德和刘易斯加入英共。刘易斯认为：“30年代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为了成为真正的诗人，诗人也应该加入到唯一个健康的社会而奋斗的行列中去。”[1]439但是英共政策的变化无常、苏共的大清洗和西班牙内战的权力争斗逐渐使这些诗人激进的政治热情消褪，斯彭德与刘易斯因幻灭退党。奥登定居美国，重新从基督教寻找慰藉。从此，“奥登诗人团体”的思想观念和诗歌风格都发生重大转变。奥登在美定居不久写的诗歌《1939 年9月1日》（September 1, 1939）以绝望伤感的笔调描绘了他经历的这个十年：“那些聪明的希望吐出/这虚伪堕落的十年”。

所谓奥威尔对30年代诗人误解的评论事出有因。奥威尔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中把这些诗人称为“同性恋诗人”，把奥登称为“懦弱的吉卜林”。奥威尔与斯彭德关系也充满戏剧性，未谋面时称“同性恋诗人”，但是结识后马上成为朋友。当然奥威尔主要是在《鲸腹之内》（Inside the Whale）①奥威尔的评论文集《鲸腹之内》在1940年由英国维克多•格兰兹公司(Victor Gollancz)出版, 包括《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男生周报》(Boys’ Weeklies)和《鲸腹之内》(Inside the Whale)三篇文学评论. 这里指的是《鲸腹之内》一书中的同名文章.对这些诗人进行评价。该文除了评价美国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外，还出色地概括了英国一战以后的文学走向。奥威尔认为如果说在乔治王时期诗人关注的是“自然美”，战后作家关注的是“生命的悲剧性”，那么“在1930年至1935年间，出了大事。文学气候变了。新的一群作家奥登和斯彭德等人出现了”，他们关注的是“严肃的目的”，即“介入政治”[10]114-119。奥威尔对这代作家的“左倾”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由于经济萧条导致中产阶级的失业，造成了幻灭情绪的蔓延。以前的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宣扬的价值观都被推倒，他们需要新的信仰。资本主义的没落、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和苏联的成就使共产主义成为信仰的替代品。奥威尔写道：“爱国主义、宗教、帝国和军事荣耀——用一个词说，就是苏联。父亲、皇帝、领袖、英雄和救世主——用一个词说，就是斯大林。上帝——斯大林。恶魔——希特勒。天堂——莫斯科。地狱——柏林。”[10]125因此，1935年到1939年间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左派读书俱乐部的鼎盛期，“共产党对所有四十岁以下的作家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10]121。

奥威尔认为他们除了自由主义以外，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全然不知。奥威尔这里分析了奥登的《西班牙》（Spain）一诗中的“必要的谋杀”。①奥威尔引用的诗节是: 明天属于年轻人, 诗人们像炸弹一样爆发, 湖边的漫步, 在一起相拥的美好时光; 明天的自行车比赛 / 要在夏夜穿过郊区. 但是今天还得斗争. / 今天是死亡几率的有意增加, / 是对必要的谋杀中的罪犯的存心原谅; / 今天是在乏味而短命的传单和无聊的会议上行使权力. 参见: [10] 125-126.这是对“优秀党员”的一天概述。奥威尔评论道：“我知道什么是谋杀——恐怖、仇恨、号哭的家属、尸体解剖、血、臭味。对我来说，谋杀是件应当避免的事。每个普通人也都这么看。希特勒们和斯大林们觉得谋杀是必须的，但他们也不宣扬谋杀的可怕，他们也不称那是谋杀，而是“蒸发”、“清除”，或者别的能安慰人的什么词。如果在谋杀发生的时候，你是在其他地方，那么，奥登先生的那种无道德感才有可能产生。”[10]126这段获得利维斯夫人（Q. D. Leavis）赞许的著名评论不仅谴责了在美好“目的”下的极权“手段”，也讽刺了奥登这样出身中产阶级的诗人与大众和现实是脱离的，因此他们无法看清政治背后的权力角逐，他们最后的幻灭是必然结局。

奥登对奥威尔的评论非常震惊，他后来对这首诗作了修改。其实奥威尔与“奥登诗人团体”是存在着一些误解。比如，从以上奥登和斯彭德论述文学与政治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奥威尔分析20、30年代英国文学史得出的结论是“作家只有远离政治才会写出好的作品”[10]128。但是，奥威尔对出身于中产阶级的诗人在30年代思想演变的原因分析是非常敏锐的。奥威尔的缅甸经历和他与英国下层阶级的频繁接触使他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诗人缺乏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判断能力。因此斯彭德用“穿透普通事物”的“钢钻”来形容奥威尔非常恰当。

四、结　语

斯彭德赞扬奥威尔“信仰真理和得体的品质”折射出以“奥登诗人团体”为代表的英国左派文人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他们在30年代虽然思想左倾激进，但仍然保持着自由主义者的品质，当他们发现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为实现最终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手段违背了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他们陷入了“上帝失败”的幻灭。奥威尔一直是左派内部的批评者，特别是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率先揭露了西班牙内战的真相，一些在50年代初期处于信仰危机的左派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奥威尔之前对他们批评的合理性，并将其视为“讲真话”的榜样。英国的斯彭德和美国的特里林都发表了对该书一致的评论，或是反思历史，或是提出“真相的政治”指针②详见: 陈勇. “真相的政治”: 论莱昂内尔•特里林的奥威尔批评[J]. 外国文学评论, 2014, (2): 201-214.。奥威尔“讲真话”和“得体”的形象由此在西方知识界得到迅速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王佐良, 周珏良. 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2] Times Newspaper Limited. Sir Stephen Spenser [N]. The Times, 1995-07-18[4].

[3] Meyers J. George Orwell: Critical Heritage [M]. London: Routledge, 1975: 134.

[4] Crossman R. The God That Failed [M]. New Yorker: Bantam Books, Inc., 1959.

[5] 乔治·奥威尔. 奥威尔文集[M]. 董乐山, 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103.

[6] Fenwick G. George Orwell: A Bibliography [M]. Winchester: St Paul’s Bibliographies, 1998.

[7] Rodden J. Every Intellectual’s Big Brother: George Orwell’s Literary Siblings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6.

[8] Hynes S. 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 [M]. London: Farber and Farber, 1976.

[9] Meyers J, Meyers V. George Orwell: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 [M], 1977: 3.

[10] 乔治·奥威尔. 政治与文学[M]. 李存捧,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编辑：周斌)

Auden Group and George Orwell

CHEN Yong
(Post-doctoral Station of Chinese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20043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325035)

Abstract:Auden Group, representative of the left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in 1930s’ London, was criticized severely by George Orwell. But the poet Stephen Spender in the Group later wrote an important criticism on Orwell’s Homage to Catalonia and highly praised his faith in qualities of truth and decenc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oup and Orwell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text of criticism, which typically reflects the Group’s intellectual changes.

Key words:Auden Group; Stephen Spender; George Orwell; Intellectual History

作者简介：陈勇(1973- )，男，天津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

收稿日期：2014-12-20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5.008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5-004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