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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我国通货紧缩问题刍议

2015-03-17

关键词:物价水平经济

李 中

(北京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北京100044)

2014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调以及进出口增速的下滑,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尽管本届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主动出击,积极作为,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累积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共700 余项,旨在增加市场有效供给,以深化改革来增加经济活力,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然而以往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积弊,使得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从目前来看,效果不佳,经济持续下滑之势尚未得到彻底扭转。进入2015年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项数据更不容乐观,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持续低迷,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继续回落,屡创新低,显示出我国经济依然在持续走弱。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是否会发生严重通货紧缩,再次成为各方争论焦点,种种答案都有:有人认为我国并未出现通货紧缩,除了传统重化工业大幅下行外,医药、汽车、食品等行业强劲崛起,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逐渐增强,不会出现全面通货紧缩[1];有人认为我国产能过剩消化、产业转型升级需较长时间,将步日本后尘出现明显的工业通货紧缩[2],并认为通货紧缩已成为当前经济的主要风险[3];还有人认为我国现阶段物价下跌是结构调整型紧缩,目前只能说是受到了通货紧缩威胁,出现了一些苗头和迹象[4],或出现了轻度通货紧缩,等等。分歧如此严重,原因何在,究竟该如何正确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未来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对通货紧缩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定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逐渐回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等持续走低,尤其是PPI 连续34 个月为负,必然会引起通货紧缩是否存在的争论。分歧之所以如此严重,应缘于各自对通货紧缩概念的不同理解。根据约束条件的宽松程度不同,国内对通货紧缩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货紧缩,即从物价水平、货币供给数量和国民经济增速三个指标来考察通货紧缩,要求三个指标都要满足持续下降条件。其中,对于货币供给数量和GDP 增速,评价标准略有不同,既可以采取绝对量标准,也可以采用相对量标准。

第二种是相对严格的通货紧缩定义,仅以物价水平和货币供给数量的变化来衡量是否发生通货紧缩,对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指标放松了限制,只要物价水平和货币供给数量满足连续下降即构成通货紧缩。

第三种是较为宽松的通货紧缩定义,对衡量通货紧缩的约束条件进一步放松,不考虑货币供给数量和国民经济增速的变动,仅考虑物价水平的变化情况。尽管这种定义的衡量指标仅有一项,然而在对通货紧缩判断上却有不同标准,主要有4 种,分别为物价水平持续下降6 个月、24 个月、通货膨胀率低于1%、通货膨胀率变为负值且持续较长时间。

准确地讲,即使在国外,关于通货紧缩也没有统一的、大家都一致认可的定义,研究中一般都倾向于采用第三种,如希勒认为通货紧缩是商品或服务平均价格水平的下降,萨缪尔森认为通货紧缩发生在社会平均价格水平的下降过程中,是与通货膨胀截然相反的经济现象等。

由此可见,根据不同定义,对国内通货紧缩形势判断出现差异也就不难理解了。从定义比较可以看出,第三种定义抓住了其要反映的经济现象的最基本、最显著特征,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因此,本文在研究论证中也采用该定义,即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即表示发生了通货紧缩。其实,对通货紧缩停留在过多定义讨论上并没有太大意义,关键是对其成因进行分析,并对整体通货紧缩状况进行评估,制定相应对策才是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二、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

通货紧缩是否必然伴随经济衰退?一般而言,假设名义利率保持不变,通货紧缩会使实际利率超过名义利率,随着通货紧缩加剧实际利率会进一步上升,并抬高资金成本,增加债务人负担;另一方面,物价下降将使人们倾向于推迟购买各类资产而持有现金,无疑会使投资和消费受到抑制,减少人们的经济活动。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往往会形成恶性循环,引发信用危机,导致经济衰退。20 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90年代日本“失去的10年”,似乎证明了这一点:面对通货紧缩,传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现失灵,在一定程度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马歇尔计划帮助美国经济彻底摆脱了危机。因此,在大多数人眼里通货紧缩猛于虎,往往谈通货紧缩而色变。

然而,这样的认识显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历史上不仅有伴随着经济衰退的通货紧缩,更有伴随着经济增长的通货紧缩。对于后者,人们往往缺少足够的关注和认识,打开美、英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美国1814—1849年、1866—1896年和英国1814—1849年均发生了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然而通货紧缩并没有伴之以经济衰退,而是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过程中发生的[5]。

1814 美英战争之后到1896年,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大国期间,除去南北战争时期,美国的价格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经济却实现了长期的较高速度增长,1814—1849年年均增长5.4%,1866—1896年年均增长更是高达7.5%[5]27。在这一过程中,显然没有发生一般意义上的衰退型通货紧缩。真正伴随着经济衰退的通货紧缩发生在20 世纪20—30年代,价格指数持续走低、经济增长基本停滞,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西方大萧条。

从美国百年崛起进程来看,通货紧缩并没有伴随经济衰退,技术进步、规模效应、生产率水平提高应该能为价格指数持续走低提供足够的注解。毕竟供求是影响价格的决定性因素,尤其从长期来看更是如此。英国情况类似,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棉纺业、生铁业、铁路业大发展,在这三大主导产业推动下,经济快速增长,截至1849年,年平均增长3.6%[5],而物价水平却持续下降。

在对美、英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化的长期分析中,我们看到的是积极的通货紧缩。物价水平持续下降,是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基本保持平衡的结果。从价格变动与经济增长变动的短期分析进一步发现,价格水平变化与经济增长兴衰也没有一一对应关系,通货紧缩不能简单地与经济衰退划等号。如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1867—1895年,经济波动总共有7 次,价格指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在经济快速上升期所涉及的12 个年份当中,除1871、1872年外,多数年份均对应着物价总体水平的下降。此外,在经济增长为负的1882、1893、1894 和1896年,价格指数走向也不尽相同,1882、1893年是价格水平上升,1894、1896年则是价格水平下降[5]。

综上可以看出,通货紧缩与经济兴衰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短期中。现实经济生活十分复杂,很多外来冲击都会对商品价格构成影响,物价与经济增长发生短暂背离并不意外。一般而言,短期通货紧缩不必然伴随着经济衰退,而长时间的通货紧缩则有可能引发经济萧条。因此,笼统排斥“通货紧缩”,把通货紧缩视为经济衰退的前兆,是不恰当的,至少从学理上讲是不够严谨的。

三、当前我国商品价格回落的主要成因

2014年,我国GDP 同比增长7.4%,创24年新低,CPI、PPI 继续延续以往态势持续而缓慢地下滑,尤其是PPI 同比下降1.9%,下降幅度尚未形成收敛之势。研究商品价格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绝非仅为了澄清二者的不确定性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厘清商品价格下降的成因。毕竟偶然的外来冲击、周期性因素、趋势性因素所对应的政策含义具有重大差异。因此,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回落以及CPI、PPI 等价格指数的全面疲软,挖掘背后的主要成因,对于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菲利普斯的“产出-物价”曲线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水平呈同向变动关系。即:在典型的短周期经济活动中,社会总需求的不断扩张,会使实际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偏离,从而抬升社会总体物价水平;反之,物价水平出现回落[6]。这一规律在我国以往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大体经历了三个周期:(1)1980—1990年,GDP 同比增长率从1981年5.2%上升到1984年的15.1%,随后降至1990年3.1%,相应的CPI 也完成了同样先涨后落的走势。(2)1990—1999年,GDP 从1991年的3.8%先上升到1992年的14.2%,再度下降到1999年的7.6%;CPI 从1990年3.1%上升到1994年24.1%,随后下降到1999年负1.4%。(3)1999年至今,GDP 从1999年的低点持续上升到2007年的14.2%,CPI 温和上涨至2008年的5.9%,金融危机爆发后,GDP 逐渐降至2014年的7.4% ,CPI 也随之降到了2014年的2%。

一般而言,CPI 与PPI 呈同向变化,只不过由于传导过程的存在,CPI 变化往往要滞后于PPI。也就是说,PPI 对投资需求变化反应更为灵敏直接,而且从涵盖商品种类数量看,PPI 要远远超过CPI。如果直接将中国PPI 与投资变动进行回归分析,可以进一步发现在各个经济周期中,通胀或通货紧缩与投资需求的变化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我们以2000—2008年经济扩张阶段为例进行了回归分析(因篇幅所限,分析过程略),发现PPI 与投资增长率呈较强相关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每个经济周期中,CPI/PPI 都随投资起伏相应波动,从侧面也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验证。

我国以往商品价格水平与投资活动呈同向变动的情况,说明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投资水平变化对商品价格具有重要影响。有不少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回落,商品价格下滑是周期性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是主要诱因[7]。应该说,这种看法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无论从我国物价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还是从经济回落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间重合度来看,它在逻辑上都说得通。受需求大幅减少影响,供给出现相对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应在情理之中。在此背景下,顺着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上一届政府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以短期的财政扩张来冲销外部不利冲击,从而保持经济增速稳定。然而,刺激结果大家都清楚,除了2010年我国GDP 增速短暂回升外,之后一路下滑,尽管期间先后又有三次明显的微刺激,但结果都仅仅使GDP 小幅回升,而且幅度越来越小、持续时间越来越短,不能从根本上扭转GDP 增速回落之势。这一事实,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导致此次经济回落的原因,除了周期性因素外还有哪些?多次刺激之下,经济增速依然回落,下降趋势不改,显然还有其他因素在发生作用。

一般而言,趋势性因素的作用具有长期性和基础性,它决定着一定时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与长期趋势线,但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要通过经济短期波动来实现。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经过长期高速增长后,都曾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大幅回落的情况。大都是在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人均收入达到了1 万美元左右时发生。

应该说,我国目前基本上正处于这一阶段,现有的生产要素价格、生态环境成本、金融系统风险、社会矛盾等因素,都不足以继续支撑以往的高经济增长水平。当房地产、地方政府投资、出口、人口红利等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开始衰减时,经济增速下滑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回落应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所致,任何经济刺激都不足以逆转中长期的经济走势。因此,金融危机后出于对宏观形势的一定程度误判,推出“四万亿”扩张政策不仅未能奏效,还带来了如今地产泡沫、产能过剩以及金融风险等严重后遗症。可见,近年来的经济下滑并非简单短期冲击所致,还暗含着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内在要求。尽管在经济回落过程中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但毕竟还有较高的经济增速,从数量上来看也仅是下了一个台阶而已,与西方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通货紧缩情况完全不同,不属于经济衰退或萧条范畴,现在轻言经济衰退还为时尚早。

可见,本轮经济下滑是周期性和趋势性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经济运行的固然还有其他多种因素,如货币因素、投机因素、技术冲击等,但本文鉴于篇幅所限,仅重点讨论周期性和趋势性因素。毕竟二者与我国当前经济下滑关系最密切,影响也最直接。因此,对于本轮经济危机,像以往一样,简单依靠扩张性政策手段阻止经济增速下滑,是无法奏效的,毕竟在国内外需求放缓,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的新常态下,经济刺激导致的经济回升不具有持续性,一味强刺激只能加剧经济起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反过来,如果只看到趋势性因素而忽视周期性因素,任由经济自行回落、通货紧缩长期持续,把短期波动中低谷经济增长率误认为长期趋势线,则有可能造成通货紧缩的自我强化,贻误经济回升的良好时机,最终酿成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或衰退。

四、当前我国通货紧缩形势评估

(一)从时点上看,当前的通货紧缩,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发生了积极而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出现的

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努力和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以往长期困扰我国民经济的商品供求短缺状况得到了彻底性扭转,全社会商品供给呈现出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尽管从历史角度看,这一格局是阶段性和结构性的。我国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趋势,就是在这一格局下出现的。虽然我国当前正面临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但是应该看到,与以往相比,我们在化解过剩产能、应对通货紧缩方面具有诸多有利条件。一方面,我国当前金融系统的运营状况要好于以往,尽管企业的应收账款、库存总量等指标呈上升趋势,但从上市公司,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财务数据来看,其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资金周转率等指标都要好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尽管2014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有所上升,但不良贷款率仅为1.29%,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不良贷款率也不过1.64%,且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保持在230%左右[8],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银行系统面临的系统性危机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当前物价下行发生的历史时点,与1998年大不相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等收入水平等一系列地位变化,令我国当前居民财富基础要好于以往,抗冲击能力大为增强。

(二)从程度上看,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下降幅度,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充其量属于轻度

在世界范围内看,美英日等发达国家都发生过长时间的、较大幅度的通货紧缩。如前所述,美、英在1814—1849年都发生了长达35年的通货紧缩;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到19 世纪末再次发生了长达30 多年的通货紧缩,英国也在19 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发生了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日本的通货紧缩,导致20世纪90年代成为“失去的10年”;进入新世纪,又延续成“失落的20年”。20 世纪90年代,日本的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仅维持在1%左右的水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增长甚至为-2%;社会总需求的长期低迷导致日本物价水平基本停滞,至今仍未见明显好转。从通货紧缩的幅度看,美国20 世纪初即一战后发生的恶性通货紧缩,使20年代价格水平平均下降了15%以上,到了30年代更是高达30%以上,最终引发了经济大萧条。日本近年来的通货紧缩较20 世纪90年代更为严重,1999—2009年物价指数下降了10%,年均下降1%左右[9]。对比起来,尽管从时间上看,我国CPI 自2011年高点回落至今已有3年左右时间,持续时间要长于以往,但我国下降幅度很小:2012—2014年,我国CPI 分别为2.6%、2.6%、2.0%。2014年CPI 同比涨幅势头进一步放缓,1月份为2.5 %,2月份为2.0% ,4月份更是进入“1 时代”,但从全年看,涨幅仍达2.0%,大体上位于正常波动范围内。因此,至多只能算是轻度通货紧缩。

(三)从性质上看,当前价格水平下降具有一定程度的矫正性质

2002年以后,在房地产市场和WTO 的双重带动下,我国经济彻底摆脱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迎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经济的冷热变化,使得宏观调控政策也由防通货紧缩逐渐转为防止经济过热,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为核心的“双防”基调[10],一直持续到2008年。尽管如此,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依然不减,CPI/PPI 继2002年转正后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至2008年分别达到了5.9%和6.9%的高位。人们通胀预期强烈,并且价格水平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尽管在经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与“4 万亿”刺激后,我国物价水平出现了较大起伏,但最终的价格回落有其合理的一面,是对前期的高通胀预期和价格泡沫的一种矫正。而且,伴随着价格回落,经济增速依然较高,与美国19 世纪赶超英国时期基本相当。可见,价格回落的矫正性质比较明显。

(四)从可控度看,我国通货紧缩形势完全处于可控范围内,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仍有较大回旋空间

有人认为当前中国通货紧缩环境类似于1998年,通货膨胀持续低位运行,CPI 走势疲软,而PPI 连续多月保持负值,工业品通货紧缩之势显著,趋势不太乐观。但笔者认为,当前物价下行,尽管有国外输入性因素的作用,但主要还是我国实体经济下行,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所致,而且主要集中在煤炭、化工、有色金属等资源类企业,而生活资料生产价格走势相对平稳。应当说,当前经济回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出于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考虑,有意识地对房地产、制造业等过剩行业去杠杆、去产能的结果。尽管当前我国工业品通货紧缩明显,但在货币政策方面,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却依然在20%的历史高位,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PPI 大幅下降、存款准备金率迅速下调截然不同;而在财政政策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充足的外汇储备、较低的财政赤字水平等,都为我国稳增长留有较大余地。无疑,这些都表明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具有可控性。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尽管当前我国CPI 和PPI 持续走低,然而除去煤炭、化工、有色金属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下滑幅度较大外,其他几大类产品价格运行相对稳定,通货紧缩风险总体上可控。但也要看到,在一些局部环节风险较大。尤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期叠加”、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需要防止局部经济泡沫的破裂,致使风险进一步扩散,强化市场价格下跌心理预期,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必不可少,以应对通货紧缩压力之下的流动性风险。然而,货币政策应当更多地发挥价格稳定作用。当前经济风险除了短期特征外,还有显著的中长期特征:发达经济体去杠杆带来的外部冲击,国内“刘易斯拐点”临近、潜在经济增速下滑、房地产市场调整等新情况,对我国原有发展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显然,这些问题非简单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所能彻底解决。因此,面对当前经济困局,应打开思路,以宏观经济整体思维去把握问题,从总供给改善、总需求扩大两方面着手,来把握当前乃至今后我国宏观经济走势。一方面,应坚持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不放松,但在“三期叠加”时期,政策刺激要注重效率,尤其要把握好刺激力度,应充分考虑到总需求扩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应努力在深化改革中寻求破解当前经济困局的出路,全方位推进社会总供给调整进程,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进入国际市场,加大力度化解产能过剩。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有助于破解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困局,开启我国经济发展新周期。

[1]姚景源.CPI 低位运行离通缩还有距离[EB/OL].[2008-04-1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410/c70731-26827729.html.

[2]李讯雷. PPI 连降26 个月形势严重 工业通缩很明显[EB/OL].[2014-05-09].http://money.163.com/14/0509/10/9RQ0FDH800254 TFQ.html.

[3]郑新立.通货紧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EB/OL].[2014-11-08].http://finance. takungpao. com. hk/gscy/q/2014/1108/2818633_2. html.

[4]余永定.警惕通缩风险信托业结构需调整[EB/OL].[2014-06-30].http://business.sohu.com/20140630/n401544595.shtml.

[5]刘树成.通货紧缩:既不能估计不足亦不可估计过重[J].经济研究,1999(10):23-30.

[6]伍戈. 破解中国经济困局:基于总供给—总需求的分析框架[J].国际经济评论,2013(9):40-54.

[7]林毅夫.中国经济仍具备增长潜力[J].中国房地产业,2015(2):18-21.

[8]银监会. 2014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率为1.64% [EB/OL].[2015-01-23]. 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1/23/c_127414143.htm.

[9]刘瑞.日本长期通货紧缩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J].日本学刊,2013(4):67-73.

[10]新华社. 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文[EB/OL].[2008-12-05]. http://www.gov.cn/test/2008-12/05/content_11689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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