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帅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目录学视野中的小说观念嬗变探析
——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例

李 帅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通过《汉志》、《隋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目录学著作，可以考察小说观念在古代的发展演变。《汉志》小说录于诸子略；多由稗官采集；包含叙事性、虚构性等元素，近子书而因内容浅薄另立炉灶；重视教化功能。《隋志》小说录于子部小说家类；创作群体从民间扩散到精英统治阶层；叙事性、虚构性进一步凸显；体例易与史书混淆。《总目》强调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著录标准受汉学影响有征实色彩；明辨小说与史书的归类问题，标志小说文体进一步独立。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念

关于小说，今人的基本共识为：一种侧重刻画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的文学样式。其基本特征是：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1]直到清末民初，这种纯文学角度的小说理念方为中国社会认可。这种观念的成型一方面与小说创作水平在漫长古代历史时期中逐渐成熟、人们认识水平逐步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末、民国时期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历史是复杂的，从现存史料看,此前的漫长时期，古人对小说的界定五花八门，小说观念一直处于多元并存状态,与今人整齐划一的小说观念有很大出入。一些在开始看来不是小说的作品后来逐渐被视为小说，被今人视为小说的作品在古代又久久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混淆，也就是说，古代小说长期存在名实不符的问题。这种复杂的学术状况，使得古小说研究者必须直面的关键问题——古代小说观念与范畴的厘清与掌握，仍然聚讼纷纭。而古代目录学著作，尤其是官修目录学著作，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旨归，往往是一代学术的精审总结，最能反映一代学术的整体状况。本文拟以《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三部目录为切入点，研究小说的立类标准、收录范畴与相关评价，力图在对比中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

“小说”一词最早著录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2]此时“小说”诚如鲁迅所言：“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3]1此处小说指小的道理，不具有后代文学加诸于“小说”一词的文体学内涵。而后东汉桓谭《新论》对小说一词的含义有所拓展：“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4]此处，“残丛小语”与“短书”体现出当时小说一词的文体特征，以今人之观念审视之，可理解为短篇，而“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则体现小说功用。此种看法影响至为深远，此后是否“有可观之辞”一直是衡量小说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种对“短小”为体式特征及重视社会功用的观念在《汉志》得到呼应与认可。《汉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这一段话包含丰富的信息，给我们以下启迪：第一，从发生学角度讲，小说出自民间，出自“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手。二、就内容而言，“街谈巷语，道听涂说”往往制作与传播的内容像流言一样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真实性，一定程度具有虚构性色彩；就体制而言，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决定了本身具有“内容杂乱”“形式短小、随意”的外在形态特征，与《新论》中“小说“一词”“残丛小语”的“短篇”体式特质有相通之处。三、就价值观而言，重视小说的外在社会功用而非内在审美属性。“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体现出如桓谭着眼于小说的社会功用或曰教化功能一样，《汉志》对小说的评价是落脚于服务政治、有补教化的功利性用途，这其实也是儒家文艺思想的一种具象体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从此长期处于“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因此在社会各个领域都不免要打上儒家思想烙印。孔子以“诗教”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后世发展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等理论命题。而就班固而言，其身份不仅仅是一名学者，更是东汉重要的儒学思想家，因此在学术领域，用儒家思想来做为审视、评价小说的标准也是自然而然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就著录内容而言，此时《汉志》中的“小说家”更偏向以议论说理为旨归。考察小说家在《汉志》中的位置，与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九家共同列于《诸子略》的大类之下。其他诸家皆为学术思想，皆以议论说理为宗，同理可推断，《汉志》“小说家”亦可能如此。这个推断可以从其收录作品得到旁证的支持。

考察《汉志》的小说收录范围：《周考》为考据性质的作品，虽已亡佚，但根据“考周事也”的注解，推断当以辨析说理为宗；《青史子》为“古史官记事也”，然而刘勰将它放在《文心雕龙·诸子》内与庄子、列子等一起讨论：“《青史》曲缀于街谈。”；《师旷》，另见于兵阴阳类；《宋子》为道家立论，“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也言道家，应劭注曰：“道家也，好养生事”；《虞初周说》，据薛综注，该书专门记载“医巫厌祝之术”……可见“小说家类”著录的作品相当庞杂，诸子百家中儒、道、兵、巫、史等学说皆涉及。鲁迅后来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托人者似子而浅薄”亦点出了《汉志》小说与子书的密切关系。[3]3鉴于此，为何小说不并入其他九家而要单列呢？这则和班固的小说理念有关。班固的《汉志》本来即是对刘向《别录》的一种继承，小说观念自然受其影响，而刘向《说苑序录》言，“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5]《新序》列在诸子略儒家类，《百家》则因为是“浅薄，不中义理”的小道而单列在诸子略小说家类的现象，结合《汉志》小说家书目的评点“其语浅薄，似依托也”“迂诞依托”等，可以推知，《汉志》小说家类，一定程度上是从诸子作品中剔除出来的同以议论说理为旨归但又内容浅薄、不中义理的作品的汇集。它们没有诸子的深奥而被轻视，分门别户，另立炉灶。

需要说明的是，诸子虽以阐发思想为宗，但是很少有纯粹依靠议论来说理的著作，它们往往要借讲故事来达到说理目的，《庄子》《列子》《韩非子》等皆如此，因此作为从诸子作品中剔除、而又与子书密切联系的小说家类作品，虽非有意为之，但与子书一样，已经孕育了后世强调的叙事性与虚构性元素。就这一点而言，《汉志》所载的《虞初周说》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班固称其有九百四十三篇，约占《汉志》小说家篇目的四分之三。班固注云：“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衣使者。”虽然该书已佚，但东汉张衡的《西京赋》及薛综注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侯实储。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魑魅魍魉，莫能逢旃。”薛综注云：“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书，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俱也。”此处“小说”，是方士虞初侍帝出游时以备武帝随时垂问的。其内容包括大量神话和怪异传说，叙事性和虚构性自不待言。

二

《汉书》成书五百多年以后，《隋书》诞生，经、史、子、集四分法正式确立，小说类居于子部。

与《汉志》相比，《隋志》中小说地位明显提高，一方面认为“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将小说与儒道两家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亦可以从对作者的著录方面可见一斑。《隋志》一改《汉志》中小说家类不记作者姓名的作法，往往对作者姓名和官职记录清楚。从“临川王”“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梁南台治书”“周兽门学士”等身份来判断，作者有一定社会地位，小说创作群体从民间扩散到精英统治阶层。

就收录范围而言，两者相较，《隋志》收录作品集中体现在对叙事性、虚构性的凸显，这也是其进步性的一种体现。《隋志》收录了《燕丹子》《世说新语》等叙事性较强的小说，这些作品本身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生动故事情节，且许多细节与情节依靠想象来完成，已经不再是《汉志》小说家类作品对各家学术思想的琐屑表达，而是更靠近现代意义的小说内涵。

但同时，随着作品数量增加，作品内容更加复杂，又出现了新的难题，即小说与历史的辨析问题。文学求美，历史求真，学科追求旨趣大相径庭，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小说常常与历史混淆，这种现象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学者们往往有相似的困惑。如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将杂史分为十类：“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锁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6]在举例时，《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作品皆入杂史。郑樵《通志》亦云：“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书，足相紊乱。”[7]这种困惑反映到目录学上，即是分类混乱，小说往往混迹于史部。翻阅《隋志》，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在志怪小说的分类问题上尤为突出。《列异传》《古异传》《述异记》《搜神记》《幽明录》《齐谐记》《冥祥记》《冤魂志》等被后人目为志怪小说的作品皆入《隋志》史部杂传类。《隋志》史部杂传类序论云：“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明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编纂者已经认识到这些作品的“虚诞怪妄”属性，但是依然认为“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这种分类体现出史学意识对小说独立成长的干扰。

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目录学视野下的历史与小说何以如此难以区分？考察实际作品，我们发现，两者存在密切联系。首先，就作者而论，早期小说往往出自史官之手。例如《汉志》小说家类的《青史子》下注云：“古史官记事也。”即是史官所录。《搜神记》作者干宝 “著《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8]二、就创作态度而言，早期小说作者往往认为所录内容乃实有其事，虽然往往包含光怪陆离、荒诞不经、充满想象的成分。比如《搜神记》作者干宝在《自序》中称：“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就是想通过搜集前人著述及传说故事，证明鬼神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亦得到关注，鲁迅认为：“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3]29正是这种笔涉荒诞却“信其有”的创作态度表明作者将所写故事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实录”，在这个层面上，与史书的“求真”精神产生交集。三、就内容而论，历史和小说两者本身具有相似性：即都具有叙事性、虚构性特征。比如《吴越春秋》《越绝书》等野史杂传包含相当比重的故事、传说，在这个层面上，与小说的文体特征很难找到泾渭分明的界限。

除了小说被归入史部的分类混乱问题，被置入子部小说类的作品依然有《古今艺术》《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等非小说的艺术、技艺类书籍。亦体现出此时小说观念依然是“杂文学”观，内涵模糊、内容芜杂。

三

至清代，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问世，将小说家类置于子部类书类之后，释家之前。小说家类将小说分为三类：杂事之属、异闻之属、琐语之属。总目小说类共录小说提要123部，1259卷，与《隋志》小说“25部，155卷”相比，数量的增长极为惊人。

《总目》小说类著录标准为“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其小说家类序云：“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9]1834其中“寓劝戒”是对《汉志》《隋志》以来书目重视小说教化作用的继承 “广见闻”是对小说作为文学体裁自身内容博采杂收、反映现实的属性的客观把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量书目摘要强调“资考证”，从“有裨于史”的征实方面肯定小说价值，这除了历代有将小说视为“史余”、强调作品反映现实意义的传统观念作祟以外，其实也是清代重视以实证精神进行考证的乾嘉汉学学术思潮蓬勃发展的产物。黄云眉《史学杂稿订存》曾分析其形成原因：“考有清一代之学术，以考证学为重心，其考证之领土，由群经而及于古史，及于诸子，视汉之考证学仅经部者，广狭不可同日而语，此已为吾人所公认。清代学术何以有此一种灿烂之成绩，则以学者遭遇猜嫌忌讳之异族君主，既不能以其经济抱负，直接施之于政或间接著之于书，而宋之理学，自明以来，新说递增，纷歧愈甚，亦欲起而夺柄，于是不期而竞托起精神思虑于考证之一途，此事实亦当为吾人所公认。这段话颇有见地，准确指明汉学形成的两大原因:一是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自由言论的钳制与压迫；二是学者本身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不满，提倡征实精神。

而回到《总目》的编纂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汉学家参与其中，顺势自然将乾嘉学派的实证、辨伪精神带入目录。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四库馆就是汉学家的大本营，《总目》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汉学家根据自己的学术旨趣，以汉学求实、尚真的标准来衡量小说，做出“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的决定，拒绝对明清以来颇有影响力的“事为文料”说、“真幻论”等肯定小说虚构想象的理论做出呼应是极其自然的。

此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总目》对历史与小说分界更加清晰明辨。历来困扰目录学家的小说和史部、特别是与杂史相混淆的问题在《总目》中得到较好的解决。史部杂史类序言：“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9]711而子部小说家类二中的案语云：“纪录杂事之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俱著录於小说，其明例矣。)”[9]1871两相参照，编纂者从写作目的与作品用途这两方面对小说和历史做出区分。

从时间的纵向角度审视一些代表性书目在《隋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中的位置变化，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直观的看到《总目》在小说与历史体例区分方面的进步：

通过对上图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的著录状况加以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许多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长期置于史部，往往在《总目》中得到正确归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总目》客观上虽然进一步净化了小说体例，其主观动机却是为了维护史部体例的严谨。清代儒者重视经、史的态度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得到体现；“学者精研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9]1192小说在《总目》编纂者看来是受到轻视的杂学，而史学高高在上，因此为了维护史学的严谨体例，有必要对收录内容进行拣择，将不够符合史部要求的作品剔除。考察具体书目的提要，也可以得到这种认识，比如：

《燕丹子》：今检《永乐大典》载有全本，盖明初尚存。然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谨仰遵圣训，附存其目。

《穆天子传》案：《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耳，实则恍惚无徵，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於《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

《海内十洲记》：“其言……大抵恍惚支离，不可究诘……诸家著录，或入地理，循名责实，未见其然，今与《山海经》同退置小说家焉。”

从上述提要也可以看到，《总目》往往是从维护史部体例纯净的立场出发将置入史部的小说退回小说家类，但客观上却使得目录中的小说归类趋向成熟合理，这也可以视为史学家种瓜得豆的一种结果。由此可见，小说发展过程其实也是突破史学束缚、逐渐走向独立的过程。

同时必须意识到，《总目》虽是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但是并不完美，比如明清时期繁荣发展的白话小说是小说史上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曾言其 “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然而 《总目》未见著录。体现出四库馆阁之臣观念的保守性与小说传播与发展在目录学领域的滞后性。

但总起来讲，《总目》已经在小说体例的明辨与文体的独立上迈出了一大步，为清末民初与西方小说观念的对接奠定了基础。

[1]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199.

[2] 郭庆藩.庄子集释 (卷九下) [M].北京：中华书局,1961:925.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 萧统.文选(卷三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453.

[5]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334.

[6] (唐)刘知几.史通[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

[7] (唐)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8] (唐)令狐德棻.晋书卷八二《干宝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49.

[9] (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1834,711，1871，1192.

(责任编辑：王 荻)

The Novel Concept Evolution in the Vision of Bibliography——"HanZhi" "SuiZhi" "ZongMu" as an example

LI Shuai

(Literature School of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Through the "HanZhi", "SuiZhi", "SiKuQuanShuZongMu", we can know the evolution in ancient tim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concept. "Han Zhi" novels recorded in their Zhu Zi Lve and collected by BaiGuan;which contain narrative, fiction and other elements, nearly son of ZiBu books due to the content that is superficial;they pay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 of enlightenment. "SuiZhi" novels recorded in zibu; the writer group is from the folk to the ruling elite; narrative and fiction are further highlighted. the writing style is easy to be confused with historical style. "The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stressed admonishment and can broaden one′s horizon, also it is good for investment research.Its standardization is influenced by HanXue.Classification distinguish novels and history books,which is the further independent symbol of novel′s stylistic rules.

HanZhi;SuiZhi;ZongMu;novel concept

2015-07-20

李帅，女，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I207.41

A

1008-2603(2015)05-01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