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军

(台湾清华大学 人文社会研究中心，台湾 新竹30013)

法式善(1753—1813年)，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又作石帆)、梧门、诗龛、陶庐、小西涯居士，蒙古族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文名卓著，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著有《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存素堂诗二集》、《存素堂文集》、《梧门诗话》、《陶庐杂录》、《清秘述闻》、《槐厅载笔》等。他生逢乾嘉盛世，身居京城，平时诗酒文宴不断，与同时代很多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都有交往。当时诗坛有“南简斋北梧门”的说法，将其与著名诗人袁枚相提并论，而在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中，法式善被点为“神机军师”，成为地煞星之首，与被点为天罡星之首的“及时雨”袁枚南北呼应。因此，不仅法式善的诗歌艺术、学术成就值得深入研究，而且研究他的人生轨迹和社交活动，也可以反映出他所处时代的文学生活和社会面貌。

一、法式善推崇李东阳的表现

李东阳(1447—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著有《怀麓堂集》，是明代著名政治家和诗人。法式善尊崇李东阳，对其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他所居京城后载门北为明代李东阳西涯旧址;他考证李东阳所咏“西涯”，即当地积水潭;出于对这位前贤的仰慕，法式善自号“小西涯居士”;于每年六月九日李东阳诞辰，法式善招友宴集，以示纪念;另外，还访得李东阳墓址，为之赎墓田、修墓祠、写碑文;撰写并刊刻《李文正公年谱》;等等。具体表现有:

(一)作《西涯考》等文为李东阳辩诬

李东阳号“西涯”，西涯为其故宅所在地，因以之自号。法式善在《西涯考》一文中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考证，最后得出结论:“至于西涯，则今之积水潭无疑。”而李东阳故宅亦考出确切位置:“盖广福观(自注:在今鼓楼斜街)之南，响闸(自注:今之万宁桥澄清闸)之西，月桥(自注:今之三座桥)之北，海潮寺之东，地名煤厂，文正故第当在是。”［1］326李东阳曾赋诗《西涯杂咏》十二首［2］，分别描绘了西涯附近十二个景点，而法式善入仕之后的前后两处居所均在“西涯十二景”之中。第一处居所为杨柳湾，据法式善《西涯考》云:“余居门外即杨柳湾。西涯则屡至其地，且尝集客赋诗、绘图纪事，然未考其始末。”第二处居所为钟鼓楼，据嘉庆四年(1799年)他在《自净业湖移居钟鼓楼四首》序云:“余家净业湖之阳十年……钟鼓楼为《西涯十二咏》之一，与净业湖壤连脉接。”［3］70

《西涯考》是法式善《存素堂文集》中唯一一篇以“考”这种体裁存录的文章，显示了他的考辨功力。王芑孙评价说:“考证精详，辨析谨审，而文气亦舒卷自然，是集中最髙文字。”但是仔细读来，此文不免参杂了法式善美化李东阳的感情色彩，使得考证结论不无可议，如在考证完李东阳居所之后，法式善澄清了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所云李东阳有别业的问题:《渌水亭杂识》所云别业，“或是旧业，非别业也”，“公罢相后，客至不能具鱼菜，风操如此，岂能更为平泉木石计?”李东阳无别业，则其为相时清廉可知。但是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震钧《天咫偶闻》批评道:

梧门先生《西涯考》谓西涯之居在李广桥，其在李阁老胡同者，乃李贤之赐第，斥《渌水亭杂识》为误。按:李文正公赐第为耿定向赎还，改为李公祠，见于《帝京景物略》，不得以为无据。梧门急于为西涯作证，遂不复深考耳。今李阁老胡同祠尚在。［4］

类此既考证又辩诬的文字尚有《〈苑洛集〉〈双溪杂记〉辨》，文中针对王琼《双溪杂记》所云“正德初，韩忠定率九卿伏阙请以刘瑾等八人下狱，内则太监王岳，外则大学士刘健合谋。已得旨，欲于翌日宣之，瑾等不知也。大学士李东阳泄其谋于瑾，瑾等始大惊”［1］327一说，法式善引《武宗实录》、《刘健列传》、《谢迁列传》等文，确证泄密之人为吏部尚书焦芳，非李东阳。明韩邦奇《苑洛集》亦引王琼之说，未之深考。

对于李东阳生前身后的不少流言，法式善又在《李东阳论》中一一为之辩解:一、有投诗嘲其不归长沙者。辨曰:“不知东阳自其曾祖以来，居京师四世矣，老而无嗣，其称茶陵者，特不忘所自耳。东阳去京师，将安所归?”二、有讥其《元贞观碑》颂瑾功德者。辨曰:“夫危行言逊者，居乱邦之苦心;内刚外柔者，制小人之要术。”

(二)寻找李东阳墓址、赎回墓田、修墓祠、写碑文等

法式善《明大学士李文正公畏吾村墓碑文》一文详细介绍了寻墓经过:

余居近明李文正公旧宅遗址，所谓西涯者也。尝考公轶事，裒集为记，复欲寻公墓所。属同年宛平令章君访于畏吾村，不可得，又属武进胡君及大兴令郫县郭君访之。一日，二君过余，言适因事过畏吾村，问公墓于土人，皆不知有大慧寺。老僧云:“识一古墓，相传为前明显宦，今其子孙已绝。”往视之良然，然亦不敢遽定为文正墓也。翌日，余亲访，会老僧他去，徘徊久之，遇石翁者，年八十六，居畏吾村且六世，叩以文正墓，亦弗能举，举僧言相质，乃指寺西北土阜，云:“是间旧墓五余，儿时犹及见，今惟三墓在耳。”余周览而谛视之，慨然曰:“此为文正曾祖墓，文正墓从可知矣。”［5］378

事情发生在嘉庆三年(1798年)，法式善一方面对李东阳家世作了认真考察，做到了“五世昭穆，斑斑可考”;另一方面还最终确定了李东阳墓的具体地址:“墓在大慧寺西，距寺三十步。墓之西为畏吾村。”墓地虽然找到，但当时已隶为寺产，主之者为百祥庵僧，法式善欲谋赎之而未果，后由宛平令武进胡逊捐俸百金赎之。修墓祠时，由胡逊董其事，谢振定庀材鸠工以成［5］383－384。七八年之后，法式善又找人重修了一次［5］391。

(三)编写《明李文正公年谱》

法式善前后两次编纂李东阳年谱:第一次厘为五卷，由王芑孙(1755—1817年)刊刻于扬州，脱略讹误不少。第二次法式善利用在翰苑修书能见到“逸文秘本”的机会，备采李东阳事迹，增《续编》二卷，嘉庆九年(1804年)重刻于京师，共七卷［9］。法式善还想重刻《怀麓堂集》，他说:“世所传《怀麓堂集》，本校刊殊不精，漫漶已久，余欲删其重复，一其体例，合前续稿甄综之，仍厘为百卷，付剞劂氏，年谱当附后以行，未知此愿何日能偿也。”［10］可惜此愿未成。

(四)在墓地举行纪念活动并赋诗作记

自从找到李东阳墓地之后，法式善就和同人一道多次前往探视。如嘉庆六年(1801年)二月，法式善与胡逊、翁方纲等人于极乐寺早饭后，至畏吾村勘察怀麓堂遗址，法式善写有《二月十一日，胡蕙麓大令邀陪翁覃溪先生暨诸同人极乐寺早饭，抵畏吾村勘怀麓堂废址》［8］92;嘉庆七年(1802年)，法式善写有《六月九日，同人拜西涯墓毕，饭于极乐寺，朱石君尚书后至》二首［9］;嘉庆八年(1803年)，法式善与唐仲冕、谢振定、杨芳灿、吴鼒、何道生、朱鹤年等人同游东阳墓，写有《偕唐陶山、谢芗泉、杨蓉裳、吴山尊、何兰士、朱野云由极乐寺抵李文正公墓下作》［10］;嘉庆十一年(1806年)，法式善又有《六月九日拜西涯墓二首》等［11］。

(五)六月九日李东阳生日在“西涯”举行纪念活动

法式善考证“西涯”地址之后，每年六月九日李东阳诞生日，经常招友至此雅集，作《西涯诗》，征绘《西涯图》，以示纪念，一时和诗、题画者甚众。如嘉庆三年(1798年)六月九日，法式善招同人于西涯旧址聚会，有翁方纲、铁保、瑛宝、罗聘等四十多位名士参加，与会者写诗、作画、作书、鼓琴等，法式善有诗《六月九日招同人集西涯旧址》［12］60。这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

不仅法式善留有不少记录西涯活动的诗歌，其他与会者也有不少同主题的诗作保留下来。如翁方纲《六月九日，梧门司成招同人集西涯旧址作李文正生日四首》、曹锡龄《六月九日，梧门司成招同人集西涯故址作李文正生日》、积善《梧门法大司成柬赴积水潭，以琴祝故茶陵相国寿，便道观荷花，率成二律》、谢振定《六月九日，为李文正公生日，时帆大司成邀同人集积水潭拜公遗像，谈燕竟日，即席口占四绝句》、鲍之钟《六月初九日，明相国李西涯先生生日，时帆大司成招集城西积水潭，敬成五言二十韵》等［13］。

与法式善每年六月九日纪念李东阳相似，翁方纲于每年十二月十九日，招友集“苏斋”，拜苏轼生日;吴鼒于六月十二日招集“藤花吟社”，庆黄庭坚生辰;曾燠于六月二十一日为欧阳修作生日。这些活动，法式善也都热心参加或写诗寄贺，如嘉庆三年(1798年)写有《寄曾宾谷运使》，序云:“六月九日邀同人集西涯旧址为李文正作生日，因忆宾谷亦于是月二十一日为欧阳公作生日。盖宾谷生仅后公两日且与公同乡里，余第以居近西涯，搜讨轶事，强附后尘，不亦傎乎!”［14］61

(六)收集或征绘《西涯图》等纪念李东阳

法式善与朋旧在西涯活动时，喜好征绘有关西涯的图画，并请好友题诗。明代著名画家沈周曾为李东阳作《移竹图》、文征明绘《西涯图》，真迹均由翁方纲收藏，法式善对之爱不释手，专门找人摹绘。如嘉庆三年(1798年)法式善赋诗《自题移竹图》八首，其序云:“白石翁为西涯作《移竹图》，并西涯自书《移竹》、《种竹》诸卷，今藏覃溪先生苏斋。余既摹《西涯图》，缪霁堂舍人为写照，吾婿吾儿僮仆附焉。梦禅居士见之，以为肖，杂写竹石其间，题曰《移竹图》者，亦白石翁意也，诗以志始末尔。上媲西涯，则吾岂敢。”［14］61法式善还请姚元之绘《诗龛十二像》李西涯像［13］66，请罗聘等人创作了和李东阳有关《积水潭奉祀图》［15］285。法式善还藏有《十友图》的李东阳图真迹［9］110;等等。法式善征绘到西涯图后，遍请朋旧题诗，以此纪念李东阳。如《梧门诗话》卷十三云:“钱塘陈曼生鸿寿盘盘大才，具兼人之禀。……尝为余题《移竹图》。”［16］又如《梧门诗话》卷十四云:余旧宅在松树街，鼓楼响闸，近在尺咫。以《西涯集》考之，知近文正故居。又于畏吾村访得文正墓，自谓前生有香火缘。夫文正在朝之日，穆御好游，奄竖窃柄，若非善于调护，国事将不可问，逶迤迟回，有不得已者。海宁陈仲鱼孝廉(鳣)为余题文正画像七古一章，中云:“刘希贤、谢于乔，一归洛下一余姚。若使当日竟同去，后来遇事谁争朝。”持论可称平允。［17］

(七)法式善以西涯自况

嘉庆六年(1801年)，法式善写有《题白石翁移竹图后》:“前身我是李宾之，立马斜阳日赋诗。”［8］90法式善在诗中以“西涯后身”自况，每日以赋诗为能事。朋旧们也有此称呼，如嘉庆十二年(1807年)，彭寿山云:“朱石君(按:朱珪)相国尝戏谓师为李西涯后身。”［18］法式善还自号“小西涯”。

(八)在国子监以李东阳为题考核学生

法式善任职国子监时，以“西涯论”考核学生，选拔其中称意者。如嘉庆六年(1801年)所作《赠盛藕塘(植麒)上舍》诗中小注云:“余以李宾之论课多士，拔生文为第一。”［8］91嘉庆九年(1804年)作《送盛藕塘之官德安司马》又云:“余于成均试士，题为‘西涯论’，君树议最正，拔冠多士。”［19］

以上种种，均可见法式善崇奉李东阳之表现，但最能全面和由衷体现法式善心迹的，还是他撰写的几篇关于李东阳的文章，故特辟专节论述之。

二、法式善笔下的李东阳

明武宗时，“权阉”刘瑾窃柄乱政，肆行无忌，朝中士大夫不敢与抗，凡是反对他的正人君子必遭斥逐。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朝官请诛刘瑾等，武宗与内阁议时，大学士刘健、谢迁持论激烈，至于推案哭骂，为武宗所恶。刘、谢上疏乞休，惟东阳仍留内阁，遂为后世所议:誉之者，称其卧薪尝胆，保全善类;毁之者，讥其随波逐流，贪恋禄位。孟森则认为:

刘、李、谢三相同心辅政，皆为贤相。刘、谢去位，李稍依违，遂为同时所诟病。阉党以尽逐阁员为有所却顾，乐得一不甚激烈者姑留之。其后李遂久为首相，誉之者谓其留以保全善类。善类之赖保全者诚有之，要其不与刘、谢同退之初，未必遂为将来之善类计也，故嘲之者曰“伴食”，曰“恋栈”，未尝无理。特李卒以廉谨和厚自处，又文学为明一代冠冕，其所著《怀麓堂集》，所居之西涯，皆足动后人景仰矣。［28］

孟森所论，较为持平。而法式善则给予李东阳很高评价，认为李东阳在刘瑾窃权时委曲求全，是为日后除刘谨预做准备。《李东阳论》更是称颂李东阳以一人之力延明祚百有余年，将李东阳的历史功绩提升到了极高的位置，略云:

(李东阳)乃委曲隠黙，卒谋诛瑾，是健、迁任其易，东阳任其难。健、迁所见者小，东阳所见者大。健、迁所处者安，东阳所处者危。若东阳者，诚大臣之用心也。使东阳与健、迁同日去，则杨一清必诛。一清诛，则瑾必更猖獗难制。瑾猖獗难制，则武宗必危，社稷且不可知。然则延明祚百有余年，谓非东阳一人力不可也!［1］324

除了文章之外，法式善还写了大量诗篇来称颂李东阳。嘉庆六年(1801)《题西涯先生像后》是一首较能完整体现法式善对李东阳一生行迹看法的诗歌，略云:

大抵公性情，和平而冲邃。在官五十年，保全皆善类。

逆瑾覆纲维，百计社稷庇。卓哉顾命臣，焉敢艰危避。［21］又如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咏明李文正公始末，用曹定轩给谏韵》，中有“旋转乾坤一手难，调停补救国终安。保全善类功谁及，疏证经文语不刊”语［15］279，大抵法式善对李东阳的推崇，主要是被他的人品和事功所打动，而诗文成就则不是法式善心仪李东阳的主要原因。嘉庆十年(1805年)法式善写过一首《酬欧阳磵东过访贻西涯诗》，中谓:

方今人材楚最盛，怀麓堂集斯渊源。前后复沓宜厘正，一其体例芟其繁。

昌明诗教事犹小，生平心迹宜细论。不然请看公弟子，师死几辈遵遗言。［22］所谓“昌明诗教事犹小，生平心迹宜细论”，正为法式善所特别看重。如果把法式善推崇李东阳跟翁方纲推崇拜苏轼、吴鼒推崇黄庭坚、曾燠推崇欧阳修来比较，简直无法相提并论:第一、李东阳的文学地位完全不能与苏轼、黄庭坚、欧阳修相比;第二、虽然翁方纲、吴鼒、曾燠三人对苏轼、黄庭坚、欧阳修的推崇也包含三位大家在人品和事功上的建树，但主要还是他们的文学成就巨大，而法式善对李东阳的推崇则侧重点有所不同，特别是越到后来，对李东阳“生平心迹”的推崇就越超过对其文学成就的推崇，并且逐渐成为法式善推崇李东阳的主要内容。

三、法式善推崇李东阳的政治原因

法式善《西涯考》末尾有云:

余居距李公桥不数武，门外即杨柳湾。西涯则屡至其地，且尝集客赋诗，绘图纪事，然未考其始末。偶过苏斋，见《西涯图》，借留展玩，因详辨之，并补招诸君子赋诗焉。始知古人遗迹之近在目前者，向皆忽而过之也。呜呼!天下事之在目前忽而过之者，岂独西涯也哉?［1］326

吴鼒评论此文曰:“昔人评渔洋山人诗云:笔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览之余，别深寄托。文境近之，缛而不碎。”“登览之余，别深寄托”，是此文写作的一个特点，法式善特意在文末感慨:“呜呼!天下事之在目前忽而过之者，岂独西涯也哉?”那么，“天下事之在目前忽而过之者”指的又是什么?

中国传统诗歌有用曲笔或者隐笔写史的特有功能，作者或因表达真情实感不为世俗所容，或因担心触犯时忌而贾祸，会通过诗歌创作将真相与秘密隐藏在诗中。远者如李商隐通过写诗来隐藏个人的感情［23］，近者如陈寅恪通过写诗来隐藏对时局的看法［24］，都大大拓展了传统诗歌的内涵与功能。法式善正是利用这一功能，在一些关于李东阳的诗歌中，表面上是在为李东阳喊冤，其实是在为另外一个人辩白。他所为辩白的这个人是:福长安。

清代傅恒(1722—1770年)一家贵盛无比，傅恒有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四子，且傅恒及其三子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在乾隆朝曾接连或同时任军机大臣超过半个世纪，而傅恒、福隆安、福长安三人还都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大臣是内务府的最高长官。傅恒从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开始担任内务府大臣，一直作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去世;福隆安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正月担任，一直作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去世;福长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担任，一直作到嘉庆二年(1797年)［25］。出自内务府世家的法式善虽然通过科举摆脱了内务府为官的这一途径，但是法式善家族内的其他人比如生父广顺、嗣父和顺、四弟寿昌均还在内务府为官，可以说与内务府为官的富察家族有着紧密的联系。

由于嘉庆帝剪除和珅时将福长安下狱，从而即使法式善曾经写过一些与福长安等人有联系的文字，恐怕在刊刻诗文集中也早已删去。但是法式善诗集中还是有蛛丝马迹的证据留下，说明了法式善与富察家不一般的关系。根据《梧门先生年谱》，法式善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月，因为本生母赵太淑人丁忧，曾经“授徒于忠勇公第中”［26］。按“忠勇公”即为傅恒，据法式善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白杨山人墨笔花卉送观生阁藏弁，识以诗》序言载:

卷纵一尺，横二丈一尺一寸五分，凡十四段，复甫中年作，画中神品也，为揆凯功旧物。流传始末载《隙光亭续识》，后归傅忠勇夫人。忠勇合米南宫真迹藏一室，称二妙轩，外人不可得见。忠勇殁，夫人延余课其曾孙，举为贽，且郑重言曰:“中有先人手泽，幸无秽。”既而曰:“物得其所矣。”［27］

“傅忠勇夫人”即傅恒夫人，纳兰氏(1722—1793年)，为清代权臣大学士明珠(1635—1708年)次子揆叙(1674—1717年)之孙女［28］。傅恒夫人延聘法式善课其曾孙，并以明代画家陈淳(1483—1544)的《墨笔花卉卷》当成贽敬，并告知“中有先人手泽，幸无亵”。《墨笔花卉卷》乃揆叙收藏中的珍品，傅恒曾将此长卷与己拥有的米芾真迹合藏一室，名为“二妙轩”，外人罕能得见，傅恒死后其府第两遭回禄，二妙中仅陈淳之作幸存。这份珍贵的陈淳长卷，传给了揆叙子永寿(1702—1731年)，又传给其女傅恒夫人，然后又到了法式善手中。从法式善能去傅恒后代家中做馆以及傅恒夫人将“传家之宝”给了法式善，都可看出法式善与富察家不一般的关系。

法式善课傅恒夫人曾孙，那么是在傅恒的孙子家做馆，而此人是谁，却被法式善讳莫如深。就连阮元《梧门先生年谱》提到此事时，也只说“授徒于忠勇公第中”。根据《仁宗睿皇帝实录》中嘉庆帝谕旨，载“丰绅济伦并未深知法式善平日声名才具，径以在伊家教读从未向伊借贷一节，即以其为人体面，遽登荐牍，实属孟浪”［29］，才知法式善原来是馆于福隆安子丰绅济伦(?—1807年)家。阮元《梧门先生年谱》中“以大臣密保奉旨宣问军机大臣议革职”中的“大臣”，根据嘉庆帝谕旨内容，原来也指丰绅济伦。法式善和阮元之所以在行文中加以隐讳，是因为丰绅济伦作为福长安的侄子，是嘉庆帝即位后一直被打压的对象。

福长安是傅恒父子当中唯一卒于乾隆帝之后的人，就在嘉庆帝亲政后五日，福长安就以党附和珅之罪名被从户部尚书任内革职，被判斩监候，并押往和珅监所，跪视其自尽。后虽未勾决，仍派往裕陵当差，后又发往盛京为披甲。这样的遭遇，让曾经受恩于富察家(比如傅恒夫人赠画)并且还继续受恩于富察家(比如丰绅济伦密保)的法式善，不仅暗暗同情福长安的遭遇，并把他为福长安辩白的话语写进了纪念李东阳的诗句中。

福长安和李东阳有几个共同点:第一、李东阳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明中叶后以大学士为内阁长官，替皇帝起草诏令，批条奏章，是事实上的宰相。清代设立军机处，大学士职权为军机大臣所代替，而福长安曾经官军机大臣，也是事实上的宰相;第二、李东阳在武宗朝刘瑾擅权之时与其和平共处，终被世人讥刺，认为他明哲保身、贪恋禄位;而福长安在乾隆后期和珅专权之时，与和珅朋比为党，终被嘉庆帝依法惩办、下狱问罪。具备了这些共同点，法式善就可以拿李东阳来比附福长安，在诗中有所兴寄了。

法式善写诗为李东阳洗冤，其实是在为福长安辩白，而为福长安辩白，也是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政治待遇叫屈。在法式善所有以李东阳为主题的诗中，《诗龛十二像·李西涯》堪称最露骨的一首短章，几乎道出了法式善全部的心结:

与君比邻居，结此旷代慕。

朝廷顾命臣，深心维国步。

孝宗灵有知，不责公阿附。［3］66

此诗收于《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八己未卷，为法式善嘉庆四年(1799年)所写。鉴于福长安在该年正月初八日即因党附和珅遭到革职，下狱治罪，十八日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被赦免)，因此此诗一定是写于福长安下狱之后。此诗表面是写李东阳，但全诗主旨却是托古讽今，以西涯比附福长安，暗寓自己的政治见解。“与君比邻居，结此旷代慕”，虽是实情，但是做此强调也是为了寻找借口，免祸全身;“朝廷顾命臣，深心维国步”，福长安曾任军机大臣，法式善从正面予以肯定其贡献;“孝宗灵有知，不责公阿附”，“孝宗”本指明孝宗朱佑樘(1470—1505年)，明朝第九位皇帝。在位期间，驱逐奸佞，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任用贤臣，使明朝再度兴盛，史称“弘治中兴”。李东阳卒于孝宗朝之后的武宗朝正德十一年(1516年)，故这里“孝宗”暗指乾隆帝，意为如果乾隆帝地下有知，不会像嘉庆帝那样指责福长安阿附和珅。

“阿附”一词，正是嘉庆帝加给福长安的罪名。考诸《仁宗睿皇帝实录》，可见嘉庆帝谕旨说了这样的话:

今年正月初八日，朕所以将和珅、福长安拏问治罪者，因伊二人同受皇考厚恩多年，不思感激报效，朋比为奸，获罪甚重，不得不治以国法。非朕初亲政务，即将皇考左右常侍之大臣，遽加罪谴也。但伊二人中，和珅种种不法已极，又经科道劾参，情节重大，断无一线生路，是以于十八日即赐令自尽。而福长安虽未经人指款参奏，然与和珅同为军机大臣，势位相等，而甘心阿附，不自树立。［30］

与和珅被赐死不同，福长安自嘉庆四年以后虽不断遭受来自嘉庆帝的种种政治打击，但是一直活到了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据黄一农先生汇总有关福长安生平的文献资料，可知福长安嘉庆四年之后的仕宦生涯堪称起起落落:

四年(1799年)正月丁卯，因党和珅遭革职，下狱治罪;正月丁丑，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四年，裕陵员外郎;六年(1801年)三月甲辰，革职，发往盛京为披甲;八年(1803年)八月壬午，补授兴京城守尉;十一月甲午，降为骁骑校;十年(1805年)八月壬寅，赏二等侍卫，并命随营回京;十二年(1807年)四月甲午，赏围场总管福长安三品顶带，为热河副都统;十四年(1809年)二月丙申，降一级，加恩赏给头等侍卫，补授围场总管;六月乙未，授马兰镇总兵官，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十八年(1813年)九月乙亥，兼署古北口提督;二十年(1815年)三月甲辰，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廿一年(1816年)六月癸酉，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廿二年(1817年)十月壬辰，卒赠都统衔。［31］

因此，法式善写出这样露骨的政治隐喻诗有着深刻的现实目的，不仅仅是发牢骚而已。第一，可以借此表明心迹，不因恩主身败名裂转而落井下石，显示了法式善为人坚持原则的一面;第二，将李东阳的事迹进行广泛宣传并制造舆论，从而为福长安开脱罪名，争取世人的同情，最终寄希望于嘉庆帝幡然悔悟，早日为福长安平反。福长安是否真如法式善所比附的李东阳那样，在和珅当政之时也是出于保全善类，不得已而委曲求全，不仅史无确证亦非本文所能关注，但是李东阳的生平与事迹则恰恰为法式善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保护伞，让他能够躲在里面为福长安的“平反昭雪”宣传、鼓动与呼吁。

四、《李东阳论》的写作背景

法式善并非清朝第一个为李东阳辩白洗冤之人。大约在顺治、康熙年间，蒋永修《怀麓堂稿旧序》中就说:“托孤寄命，临大节不可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西涯得其遗意。”又说:“西涯独外与和而内与辨，阳为调剂而阴护正人。”［32］451已开为李东阳辩护之先河。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年)的《明史·李东阳传》赞语中说:“李东阳以依违蒙诟，然善类赖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国休戚，非可以决去为高，远蹈为洁，顾其志何如耳。”［33］给予李东阳很高评价。李绂(1675—1750年)作《狄文惠公李文正公论》，将李东阳同武则天时的名相狄仁杰相提并论，说:“能如李公尽言极谏，不畏权贵乎?能如李公孤立于群奸众恶之中，不激不随，遇事匡救，委任杨公，卒去大憝乎?能如李公位极人臣、仕宦五十年而家无储粟乎?”［32］466极力推崇李东阳的人品与操守。沈德潜(1673—1769年)在《李东阳论》中说:“东阳之不去，一在保全善类，使诸臣阴受其庇;一在受顾命之重，宁留其身以冀君之悛改，而不忍超然去国以洁其身。”则对以上诸家的论断做了总结。其后又有彭维新(1679—1769年)作《文正公论》，说:“至其锄大憝以安社稷，有功无迹，人不得而知，公亦不欲人知，且为不知己者诟厉，其心弥苦矣。”［32］469

至于法式善所作《李东阳论》不仅议论内容不出以上诸家窠臼，而且时间大大晚于以上文章。那么，《李东阳论》究竟撰写于何时?《李东阳论》不仅收入到《存素堂文集》中，而且也收入到《明李文正公年谱》卷七附录里，文末还附上了翁方纲(1733—1818年)的一段评语，略谓:

茶陵身后将及三百年，得此阐微之笔，后有重刊《怀麓堂集》者，录此于卷末，诚艺林不可少之文字也。己未七月十六日覃溪识。［34］

“己未”即为嘉庆四年。《存素堂文集》中《李东阳论》后也附有翁方纲这段评论，但是没有标注时间。由此可以推断出，此文撰写的时间，与那首《诗龛十二像·李西涯》诗一样，恰恰是福长安获罪的嘉庆四年!当然，此处的时间也有可能只是翁方纲批语所撰写的时间，而非《李东阳论》的写作时间，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时间的标示似乎蕴藏着深刻的含义。

文章写作时间的标示，无疑是昭告读者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而嘉庆四年，正好就是福长安获罪的那一年。文章表面上为李东阳洗冤，其实背后隐藏的寓意还是在为福长安辩白。这里虽然殊难判断翁方纲是否也同情福长安，但是翁方纲对待李东阳的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有证据表明，《四库全书总目》明别集部份中李东阳《怀麓堂集》提要最早是由翁方纲撰写。据《四库提要分纂稿》“翁方纲稿”《怀麓堂全集》条，略云:

《怀麓堂全集》一百卷，明李东阳著。东阳字宾之，茶陵人。天顺甲申(八年，1464年)进士，选庶吉士，历官华盖殿大学士，谥文正。其相业具在史传。以诗文论之，则明之中叶成化、弘治间，正当李梦阳、何景明将出而谈复古之时，东阳天资颖异，自有力追正始之功，有何、李诸人之长，而无何、李诸人之弊，不可谓非关于有明文章气运之盛衰矣。自应钞录，以备家数。［35］

翁方纲肯定李东阳在明代诗歌史上的贡献有关“明文章气运之盛衰”，而对于其“相业”即政治作为则说“具在史传”。所谓“史传”，即为《明史·李东阳传》，而《明史》对李东阳的评价是赞赏和肯定的，为此《明李文正公年谱》还特意选录了这篇署名王鸿绪(1645—1723年)主笔的列传。翁方纲说李东阳“相业具在史传”而无提出异议，说明他对李东阳的政治作为也是肯定和赞赏的。

可是这份“提要稿”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被全部推翻重写，《怀麓堂集》条略云:

东阳依阿刘瑾，人品事业，均无足深论。其文章则究为明代一大宗。自李梦阳、何景明崛起，弘、正之间倡复古学，于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才学足以笼罩一世，天下亦响然从之，茶陵之光，焰几烬。……平心而论，何、李如齐桓、晋文，功烈震天下，而霸气终存。东阳如衰周、弱鲁，力不足御强横，而典章文物尚有先王之遗风。殚后来雄伟奇杰之才，终不能挤而废之，亦有由矣。［36］

此盖由纪昀之流不喜李东阳诗，故连李东阳之“人品事业”也一并抹杀。但是同时也看出，即使经历了从清初蒋永修到《明史·李东阳传》撰写者，再到李绂、沈德潜、彭维新，大家一再为李东阳辩白，可是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库全书总目》纂修完毕，士大夫们对李东阳并未形成共识，甚至出现了同为官书，《明史》和《总目》对李东阳的评价却各行其是的现象。在此背景下，法式善老调重弹，撰写《李东阳论》，仍属十分必要。

《总目》是钦定官书，修竣之后即使有错也无人敢乱下雌黄。法式善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庶吉士分校《四库全书》，正赶上《四库全书》的收尾工作，故无法影响《怀麓堂集》提要的撰写。《存素堂文集》中有几篇间接为《总目》作订补的文章，比如《洞麓堂集序》、《两宋名贤小集跋》、《江湖小集跋》、《江湖后集跋》等，而《李东阳论》一文更是与《总目》唱反调。因此，该文的撰写，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五、法式善推崇李东阳的心路历程

法式善并非所有以李东阳为主题的诗作都有替福长安洗刷冤屈的政治寓意。基本上以嘉庆四年为界，嘉庆四年以前关于李东阳的诗作不仅没有这层含义，甚至李东阳究竟是忍辱负重、保全善类还是虚与委蛇、明哲保身这一出处大节竟然在所有的诗中都只字未提。如首次出现在法式善诗集中关于李东阳的诗，是嘉庆二年(1797年)的《西涯诗》三首，姑举一首以见其余:

西涯我屡至，未暇考厥名。指为积水潭，客至如登瀛。

今岁看荷花，写图纪幽清。赋诗皆胜流，佳话传春明。

茶陵昔赐第，言在西南城。西涯乃别业，下直联群英。

不知公少日，矮屋三五楹。红灯炯一楼，时闻读书声。

老臣忧国深，家室心所轻。故宅竟不保，居人凡几更。

慈恩寺遗址，秋梦时回萦。骑马见林木，隐隐思平生。［37］

法式善写于嘉庆三年(1798年)的一首诗大致道出这一时期推崇李东阳的原因，诗题为《寄曾宾谷运使》，云:

诗龛即西涯，屡考兹始定。慈恩寺不见，积水潭可证。

当年荷花开，文正饶逸兴。适为公生日，公与荷花称。

于今三百年，树远山光凝。六月初九日，客来访名胜。

因忆庐陵翁，膏馥广陵剩。江风吹夏凉，山月照人莹。

高筵客沈醉，野水花初靓。欧李两生日，宛然前后乘。

我喜搜旧吟，偶一识途径。先生不我弃，题诗远相赠。

残书及败纸，亦弗覆瓶甑(余刻同馆诗赋君甚宝重)。

非敢擅作述，聊以心虑罄。怅望题襟馆，晚烟生日暝。［12］61

“居近西涯”，又性喜“搜讨轶事”，效颦他人为欧阳修作生日这三点几乎概括了法式善嘉庆四年之前推崇李东阳的全部原因。但是到了嘉庆四年这个多事之秋，和珅赐死，福长安下狱，法式善吟诵李东阳的诗在性质上发生了很大改变，一下子就出现了《诗龛十二像·李西涯》那首政治隐喻诗。但是自这首诗后，诗集中又很长时间不再有涉及李东阳主题的诗作。这一年法式善好友著名诗人洪亮吉(1746—1809年)被遣戍伊犁，法式善诗集中没有出现一首送别洪亮吉的诗，不仅此也，这一年六月九日李东阳生日纪念活动，集中也没有留下任何诗句，而根据翁方纲写于此年的《和梧门六月九日与诸君诗龛小集之作》［38］，才知道这一年李东阳生日，法式善曾召集过一个诗龛小集，人数不详，翁方纲因故没有参加。到了次年嘉庆五年(1800年)六月九日，加上法式善在内，一共只有七个人小聚了一下，法式善有《六月九日李西涯诞辰，鲍雅堂、汪杏江、谢芗泉、赵味辛、张船山、周西麋(宗杭)集诗龛》，略云:

诸客感前会，零落增惨凄。生者烟树隔(曹俪生、洪稚存、石琢堂、章石楼、颜运生、何兰士、王惕甫、宋梅生、吴兰雪、金手山诸君)，死者秋坟迷(罗两峰、王葑亭、姚春漪)。［39］

两年前的六月九日首届李西涯诞辰纪念活动有四十多人前来聚会，而到了第二届、第三届，就寥落得不成样子。此诗在内容上只感叹活动本身，并没有涉及李东阳，可是一个多月后法式善又写了一首诗《七月十四日，百祥庵老衲导余拜西涯墓》，略云:

敬告西涯翁，墓田复旧观。造物诚忌才，身后犹遘难。

幸逢贤宰官(谓胡宛平)，定此一重案。始知颠倒中，天固有成算。湮沦三百年，照雪在一旦。公名自山斗，蜉蝣奚足惮。［40］

此诗跟嘉庆四年以前吟诵李东阳的诗作比起来，“造物忌才”、“身后遘难”、“沉冤莫白”、“平反昭雪”等内容成为嘉庆四年之后这类诗的典型主题。另如嘉庆六年(1801年)《题西涯先生像后》、嘉庆十年(1805年)《酬欧阳磵东过访贻西涯诗》、嘉庆十七年(1812年)《咏明李文正公始末用曹定轩给谏韵》等，都包涵有类似主题。因此，以嘉庆四年作为分水岭，在此之后法式善吟诵李东阳的诗句、纪念李东阳所组织的活动，都带有一定的现实政治意味，在阅读法式善诗文作品以及研讨其生平行迹时不可不知。

［1］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1［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李东阳．李东阳集:第1 卷［M］．周寅宾，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4:421．

［3］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8［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震钧．天咫偶闻:卷5［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11．

［5］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4［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78．

［6］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3［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63．

［7］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2［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43．

［8］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11［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9］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13［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10．

［10］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16［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7．

［11］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24［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92．

［12］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7［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3］法式善．诗龛声闻集续编:诗第5［M］．清刻本．

［14］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7［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5］法式善．存素堂诗二集:卷7［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6］法式善．梧门诗话合校:卷13 第35 则［M］．张寅彭，强迪艺，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384 ．

［17］法式善．梧门诗话合校:卷14 第8 则［M］．张寅彭，强迪艺，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395－396．

［18］彭寿山．存素堂诗初集录存:跋［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02．

［19］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19［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54．

［20］孟森．明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6:205．

［21］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12［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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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曹振镛．仁宗睿皇帝实录:卷50［M］∥《清实录》:28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630．

［31］黄一农．史实与传说的分际:福康安与乾隆帝关系揭秘［J］．汉学研究，2013(1):12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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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永瑢．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0 集部23 别集类23［M］．北京:中华书局，1965:1490．

［37］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6［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4．

［38］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53［M］∥清代诗文集汇编:38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94．

［39］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9［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9．

［40］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10［M］∥清代诗文集汇编:4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