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吉军+郭砚莉

摘要：如果企业处于完全竞争行业中，市场供求价格机制会实现帕累托最优，无需任何中介组织和政府管制;如果企业处于自然或人为垄断的市场条件下，政府管制就十分必要，此时往往将管制目标确定为社会福利最大化。当消费者购买产品进行沉淀成本投资，消费者无法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垄断企业就与消费者产生了双边谈判，进而会引起敲竹杠行为，大大降低消费者剩余，即便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也会带来收入不公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管制目标就需要由社会福利最大化转向消费者剩余最大化，否则，不仅不会实现管制目标，而且还会恶化消费者剩余，从而使消费者合理合法地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因而，针对垄断市场，尤其是自然垄断（主要是公用事业部门）市场所进行改革以及重新认识消费者—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消费者沉淀投资;社会福利;垄断;管制目标

中图分类号：F038.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1-0003-07

一、引言

如果处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资源具有充分流动性，那么市场价格机制就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即使处于自然垄断（规模经济）的情况下，由于投资没有沉淀成本且具有大量的固定成本，至少会实现拉姆齐最优（亦称帕累托次优）^[1]。因此，当且仅当自然垄断和沉淀成本共同作用时，才会使传统的自然垄断管制出现，而这一政府管制是以被管制的企业有沉淀成本投资为前提的。现有交易成本文献强调，政府管制者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垄断企业的沉淀投资，从而避免被政府管制者敲竹杠的风险，限制政府的机会主义^[2]。不论是私有产权还是国有产权，自然垄断企业一旦进行了沉淀投资，政府官制者就会产生占有准租金的动机，此时，管制制度设计和管制治理方法的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刘志彪和王国生^[3]探讨了一个买者多个卖者的买方垄断，以区别于一个卖者多个买者的卖方垄断，并没有考虑消费者进行沉淀投资及其被垄断企业敲竹杠的风险。Mueller^[4]着重从企业的先行者优势和利润持续性的角度论述了路径依赖的产生。但是，在实践上，既然政府管制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为什么管制价格总是下降而不是上升？为此，本文力求通过分析进行了沉淀成本投资的消费者有被垄断企业敲竹杠的风险，提出政府管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进行的沉淀投资，将消费者—企业—政府联系起来，打破新古典一般均衡理想化状态，为政府管制确立新的管制目标。

由微观经济学原理可知，完全竞争市场是需要严格的假设前提才能成立的，我们需要重新从消费者沉淀投资与消费者剩余角度反思政府管制目标，集中探讨市场需求方所引起的沉淀投资及其后果，突破了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假设前提。

二、完全竞争条件下政府管制目标选择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如果没有市场失灵因素，那么一个经济如果任其市场供求自由运行的话，它会很快找到一种竞争性均衡。也就是说，在经济中一整套商品价格体系将确保每一个市场的供求均衡。这套价格体系也就是所有参与者之间达到产品的有效配置（尽管不一定是公平的分配

资源配置解决的是什么商品到什么地方的问题，而分配解决的则是谁得到多少的问题。非经济学家倾向于将所有问题都视作分配问题，而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之所以是配置问题，并不是因为分配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们对此没有什么好谈的。例如，如果我损失1元，你得到1元，那么从总体效果看，既没有净收益，也没有无谓损失，效率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关于配置问题，我们可以构想出各种变化形式，从而对变化形式做出评价，而不必担心平衡某人的收益和其他人的损失问题，从而使效率成为我们判断事物重要与否的最为令人满意的标准^[5]。），即可以达到静态的帕累托最优。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企业作为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其生产供给取决于生产产品的边际成本，而消费者作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其需求状况取决于产品的边际效用。一般说来，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斜率为负，即产品的价格越高，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越少，反之亦然，这恰恰是消费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而企业的供给曲线斜率为正，即产品的价格越高，企业供给的越多，反之亦然，这本身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如图1所示。

图1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限制的福利分析

在图1中，D曲线表示消费者的需求曲线，S曲线表示企业的供给曲线。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因没有受到政府管制，此时均衡交点为e1，均衡数量为Q1，此时消费者剩余是A+B+C，生产者剩余是D+E+F，此时社会福利水平是A+B+C+D+E+F。然而，在价格上限条件下，即限制价格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在这个价格上，生产者只愿意提供Qs数量的产品，因此，新的均衡点为e2，仅仅售出Qs=Q2的产品，因此，价格控制使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双双下降，远远小于消费者愿意购买数量Qd，于是消费者存在Qd-Qs单位的短缺，此时消费者能以较低价格购买到Qs产品，因此，多得到一部分消费者剩余D。不过，由于他只能购买到Qs而不是Q1单位的产品，消费者又损失了一部分消费者剩余C，于是消费者剩余变为A+B+D。同样，实行价格控制后，企业能以较低的价格卖出低于原来销售量的产品，因而，生产者剩余损失了D+E，D是因价格下降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的部分，而E是生产者真正的社会损失，此时生产者剩余为F，社会福利水平是A+B+D+F，无谓损失为C+E。

因此，单纯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我们可以推断，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实行价格管制，不是短缺就是过剩，从而产生无效率，所以在这个条件下，是无需政府管制的，此时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就会实现社会福利（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最大化，而如何放松管制，消除干扰完全竞争市场的那些因素便成为政府管制研究的重点，社会福利最大化自然成为管制目标。

三、垄断市场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失灵

然而，在现实经济中，完全竞争市场并不能得到满足，常常存在两种垄断形式：一种是自然垄断;另一种是人为垄断。前者是指单一企业供应单一市场时，其供应成本和价格能够远低于多家企业服务于该市场时的可能价格。在自然垄断情况下，生产的平均成本会由于企业在规模经济条件下边际成本的递减而下降。后者是指因为法律禁止竞争者进入，从而将特许权授予单一企业经营。在自由市场竞争中，处于规模经济的企业将会处于自然垄断状况，从而带来资源配置扭曲。自然垄断行业一般是指那些传统理论认为由一家公司经营更有效率的行业，例如铁路、邮政、电力、民航和电信等公用事业部门，这些行业一般有网络特征，简单地说就是由两家公司在同一条线路铺两条铁轨来竞争，这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

正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导致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不一致，从而出现马歇尔难题。一方面，实行边际成本定价，企业亏损;另一方面，利润最大化原则又会偏离帕累托最优。实际上，对于自然垄断而言，也并不需要政府管制。例如Demsetz^[6]、Baumol和Willig^[7]提出，只要没有沉淀成本，就会实现平均成本定价，也会实现拉姆齐最优（亦称帕累托次优），如图2所示。

假设存在一个自然垄断企业，从经济理论上说，应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确定企业最优价格。在没有政府价格管制的情况下，企业按照MC=MR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价格为Pm，产量应为Qm，自然垄断企业会获取垄断利润，但却偏离了帕累托最优。如果政府进行管制，按照社会福利（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最大化原则，选择需求曲线D（AR）与MC的交点所对应的价格Pc，相应的产量为Qc，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但此时，当产量为Qc时，AC>AR，也就是企业会亏损，无法继续经营生产。对此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政府对企业亏损的部分进行财政补贴，使其获得正常利润，激励其继续生产及供给，由政府或消费者承担这部分损失，这也是两部定价法（Two-Part Tarrif）实施的重要原因。二是给垄断厂商选择一个合理的资本回报率，即选择AC与AR的交点所对应的产量Qa，此时企业获得零经济利润。与没有价格管制时相比，产量高，价格低，社会福利得到提高，但是与边际成本定价法相比，价格高，产量低，仍然缺乏经济效率。

Cowan^[8]主要探讨三级价格歧视（多市场价格歧视）与消费者剩余关系，本文则分析人为垄断企业如何利用消费者的信息来实行完全价格歧视（一级价格歧视）。价格歧视的经典分析是由Pigou^[9]开始的。对于垄断企业来说，其边际收益等于价格，此时企业的边际收益与需求曲线重合。同所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一样，完全价格歧视的企业将在ec点进行生产，此时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线相交，如图3所示。

图2在自然垄断条件下价格控制的福利分析

图3竞争性均衡、完全垄断均衡与完全价格歧视均衡

在图3中，完全价格歧视均衡是有效率的，并且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即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总和最大化。如果市场是竞争性的，需求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MC相交决定了竞争性均衡点ec，此时均衡价格为Pc，均衡数量为Qc，消费者剩余为A+B+C，生产者剩余为D+E+F，没有无谓损失。因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市场是有效率的。如果垄断企业实行统一价格（Uniform Price），此时向所有消费者收取相同的价格，边际成本曲线MC和统一价格的垄断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R相交，决定的均衡产量为Qm，此时收取价格为Pm。这样，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为C+E，这一效率损失是由于垄断企业收取的统一价格Pm大于边际成本所致，因此，销售量小于竞争性市场中的销售量。

然而，如果垄断企业实行完全价格歧视，每单位商品都是按照保留价格（需求曲线的高度）出售的，此时，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R与需求曲线重合，企业销售每一单位产品的价格都将是不同的，产品的销售价格会沿着需求曲线（或MR）向下移动，企业在每一单位产品上赚取的收益都是不同的，等于需求曲线与MC曲线间的距离。在完全价格歧视的产品销售过程中，企业收取的商品价格会逐渐递减，而边际成本会递增。当企业以Pc出售了第Qc单位的商品时，

边际收益曲线MR与边际成本曲线MC相交。因此，最后一单位商品正好按照边际成本价格出售，此时，企业不愿意出售更多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的边际收益小于生产它们所需要的边际成本。

实行完全价格歧视的垄断企业在出售Qc单位商品后获得的全部生产者剩余等于需求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之间的面积，即A+B+C+D+E+F。利润为生产者剩余减去固定成本（若存在固定成本）。因为每个消费者都支付了他们的保留价格，所以消费者剩余为零。此时，最后一单位商品的价格为Pc刚好等于竞争性市场下的边际成本MC，完全价格歧视的均衡没有出现无谓损失。因此，完全价格歧视均衡和竞争性均衡都是有效率的^[10]，如表1所示。

尽管如此，完全价格歧视均衡与竞争性均衡相比还是有所差别的：一是在竞争性均衡下，每个人购买商品时所支付的价格完全相同，而且价格等于均衡时的边际成本，而在完全价格歧视条件下，只有最后一单位商品是以与边际成本相等的价格出售的，其他单位都是按照消费者的保留价格出售的（这些价格高于最后一单位商品的价格）。二是在竞争性市场上，消费者剩余为正，而完全价格歧视的垄断企业却拿走了全部的

福利，因此，完全价格歧视并没有降低效率—产出水平和总福利，与竞争性下的情况相同，只是对收入进行了再分配，此时，公平问题就凸显出来，消费者丧失了一部分收入，而在竞争性均衡情况下，消费者福利状况会更好一些。

统一价格的垄断企业和完全价格歧视的垄断企业，哪一个对消费者更有利？与统一价格的垄断均衡相比，完全价格歧视均衡因为产量更大而更有效率，不过，统一价格垄断下，垄断企业从消费者身上夺取的剩余要少一些。在统一价格垄断下，对商品出价高的消费者状况能稍好一些，因为他们还能获得一定的消费者剩余，而在完全价格歧视下，消费者没有任何消费者剩余，多生产的那部分商品的社会收益都被完全价格歧视企业获取。因此，竞争性情况下消费者剩余最多，统一价格垄断的消费者剩余次之，而在完全价格歧视下，消费者剩余不存在。

同样，在需求完全无弹性的条件下，也不会产生无谓损失，这将使我们再次看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是错误的，无法被社会所接受。在零经济利润约束条件下，企业利润最大化均衡产生的价格歧视是唯一的，这一均衡就是拉姆齐最优（亦称帕累托次优）。不是所有的垄断企业都可以设定高价格，如果一个垄断企业面对完全有弹性的水平需求曲线，即与接受价格者的竞争型企业是一样的，它会把价格设定为边际成本。因为如果这家垄断企业提高价格，就会失去所有的销售额，因此，其会将价格设定为边际成本以实现利润最大化。需求弹性越大，垄断企业提高价格而不是损失销售额的可能性就越小。与其他企业一样，垄断企业产品的替代品越多，垄断企业面对的需求弹性越大，反之亦然。极端地说，在需求完全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无法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则其拥有沉淀成本投资，那么需求弹性就会变小，此时企业实行垄断价格，完全占有消费者剩余，从而造成所谓的不公平现象。

根据传统管制经济学理论，如果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即使处于自然垄断状态，也不需要政府管制。然而，在人为垄断条件下，企业获得超额利润或垄断租金，尽管没有任何效率损失，但社会（或经济）福利最大化目标仍难以成立。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供求市场相互作用，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一旦离开完全竞争市场，尤其是处于人为垄断条件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是无法实施的。例如，拉姆齐价格的基本思路是，假设边际成本价格使企业产生亏损，企业不能接受，因而社会福利最大化也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能接受一个偏离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使企业至少收支相抵。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找到这一价格。拉姆齐假设企业生产多种产品，其在企业不亏损的限制下求解社会福利最大化，得到一组次优价格。他证明某一市场上次优价格偏离边际成本价格的比率，与该市场产品需求弹性的绝对值成反比。因此，需求弹性越小，价格偏离边际成本价格越大，这种次优价格被称为拉姆齐价格。拉姆齐价格在产业组织理论界曾引起广泛争论，批评意见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实际管理者无足够信息来制定拉姆齐价格。二是拉姆齐价格试图根据需求弹性的不同在不同产品间分摊福利损失，需求弹性小价格高，势必损害需求弹性小的那部分消费者的利益^[11]。那么，政府管制究竟为了什么？也就是说，人为垄断企业因为消费者无法自由进入和退出获得在位优势而造成垄断，从而造成垄断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双边谈判中易产生敲竹杠行为，从而，为政府管制目标——消费者剩余最大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四、消费者沉淀投资、双边谈判与敲竹杠问题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政府管制不是单纯为了保护垄断者的沉淀投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沉淀投资，从而可以看出政府管制目标的转变——化解垄断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敲竹杠问题，特别是限制政府管制机会主义行为。

消费者进行沉淀成本投资，可以增加垄断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给他们带来的价值。消费者会预期，一旦他们进行了沉淀成本投资，垄断企业会在事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垄断者服务的价格，从而占有新增的收益或价值。预期到垄断企业的这种占有行为，消费者必然不愿意被垄断者剥削。其结果是，他们不能采取降低被剥削风险的有效行动，从而导致大量的经济福利损失。与此同时，垄断企业也会认识到进行了沉淀成本投资的消费者可能被他们剥削，他们就会尽力保持消费者的投资激励，其中包括签订售前长期协议、创建公平交易的声誉，或自身进行沉淀成本投资等方式。然而，这些解决方案并不一定是完美的。在许多行业中，政府可能对消费者的沉淀成本投资进行有远见的价格管制，从而保证垄断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稳定，不会带来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下降。因此，新增收益的产生，从长期看来，仅仅是效率提高产生的，而不是垄断企业敲竹杠带来的。

消费者沉淀成本的产生往往与资产专用性有关。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是指在不牺牲市场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威廉姆森^[12]认为，专用性资产是指用于其他方面的价值比其原定的专用用途小得多，只能适用于特定的用途的原因在于转为他用则价值小甚至可能毫无价值。为此，他将资产专用性划分为：（1）设厂区位专用性。例如，在矿山附近建立炼钢厂，有助于减少存货和运输成本，而一旦厂址设定，就不可转作他用。若转为他用，厂址的生产价值就会下降。（2）物质资产专用性极强。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于特定交易用途，在其他用途中会降低价值。（3）人力资产专用性。在人力资产方面具有特定目的的投资。当用非所学时，就会降低人力资产的价值。（4）特定用途的资产，是指供给者仅仅是为了向特定客户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而进行的投资，如果供给者与客户之间关系过早结束，就会使供给者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状态。如果产业转型，原有的机器、设备将变得毫无用处，或经过高昂的成本支出改造才能转为他用，这就使具有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产业转型更为困难。具体来说，专用性资产是为了支撑某种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一旦形成并投资于某一领域，就会锁定在特定形态上，若转为他用，其价值就会大大降低。一种资产是不是专用性资产，主要是看该资产究竟是属于用途可变的资产还是用途单一的资产，它与会计上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及其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没有多大关系，只有那些用途不可改变的资产才具有专用性质^[13]。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消费者在依赖垄断服务时也会产生沉淀成本，投资与垄断服务互补的专用性资产，以及无法投资其他可替代垄断服务的资产都会引起消费者沉淀成本。一般说来，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建立关系之后，消费者会发现自己易受提价或终止契约的威胁损害;生产者将处在价格歧视的位置并试图获取事后消费者剩余。除了防止被敲竹杠，顾客还会期望免受独断和变化无常的服务的对待。

顾客想要根据合理的价格预期做出投资规划，但是生产者发现某一服务在某个特定价格上时不再（或从来就不）有利可图，因此，顾客会希望对其合理价格预期做最初保护以防止供应商出于合理目的而终止契约或调高价格^[14]。而且，Klemperer^[15]和Nilssen^[16]提出，消费者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s）实际上也是一种沉淀成本投资，也会引起敲竹杠问题和“供应商机会主义”。

由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17]可知，当涉及至少以下一类交易成本，就会引起契约不完全：一是在关系持续期间，每一方预期各种可能发生事件的成本。二是决定和达成事件的协议，或处理这些事件的成本。三是以充分清晰和明确的方式载明履行契约条件的成本。四是执行的法律成本。由于契约不完全，政府管制也可以作为解决垄断企业敲消费者竹杠的一种方案。自然垄断管制可以作为垄断者与消费者一种长期契约关系，因此，政府管制目的是促进消费者进行沉淀投资。

因此，当不完全契约涉及专用性投资时，就会出现威廉姆森的“根本性转换”，这是因为事前竞争性交易事后转变成垄断性交易，尤其是事后分配准租金使垄断企业会有占有消费者剩余的动机。为了解决事后机会主义行为——敲竹杠，垄断企业可以采取以下方法：（1）减少消费者投资的成本，同时也会减少消费者的沉淀投资。（2）减少敲竹杠的可能性，尽量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建立良好的声誉和品牌。（3）进入买方市场，将消费者交易内部化，从而形成长期固定的契约关系，其中包括垂直一体化、长期契约，以及二次外包或将特许权垄断服务交给第三方。（4）实行最优消费者待遇、限制价格歧视，以及采用沉淀投资直接融资或租赁沉淀资产等方法，都会减少消费者的沉淀投资，进而减少敲竹杠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囿于市场和政府管制两者之间，恰恰可以看出还有很多中间阶段的组织形式。尤其是当规模经济显著、消费者数量大、结果缔约长期个人契约的交易成本很大，以及垄断者不能直接补贴买方投资的情况下，政府管制就是一种最有效率的解决敲竹杠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消费者将进行大量沉淀投资，有被垄断企业敲竹杠的风险，当没有其他有效机制控制敲竹杠问题，此时政府管制就显得十分必要，从而改变政府管制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转向保护消费者剩余。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般说来，政府管制的目标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如果处于完全竞争性条件下，出现了很多干扰因素，那么政府管制目标自然就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如果在人为垄断条件下，政府管制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尤其当消费者不能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时，如果政府管制站在生产者一边，企业实行完全价格歧视也不会受到政府管制;如果政府管制站在消费者一边，那么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就不再是最优的，尽管有效率，但是收入分配却是不公平的。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因为所有的可能选择的组织都是有缺陷的——市场组织和政府组织，因而需要以比较制度方法估价可供选择的组织，不要落入简单思维方式——潘格罗斯经济学（Panglossian Economics）——自由市场使每件事情都好、无法再改进的天真想法，或乌托邦经济学（Utopian Economics）——政府干预将会改进所有事情^[18]。在这种情况下，对自然或人为垄断行为进行政府管制，是站在企业（供给方）角度解决被政府敲竹杠而导致投资不足问题，还是站在消费者（需求方）角度被垄断企业敲竹杠而导致有利可图交易无法发生，从而提供更好的政府管制原则。事实上，我们需要把握每个经济模型的假设前提，尤其是其缺陷和不足，以及当这个经济模型不适用其应用范围时，又有哪些其他模型可供替代使用。否则，传统上基于企业沉淀成本投资的管制政策，不仅没有遏制垄断企业占有沉淀投资消费者剩余获得更多的准租金，而且还会恶化敲竹杠问题，使垄断企业处于合理合法的有利地位。因此，政府管制的目标应该由社会福利最大化转向消费者剩余最大化。

首先，需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消费者的沉淀投资，让供求力量发挥作用，试图将根本性转换由事后双边垄断转变成事前现货契约。即使消费者进行了沉淀成本投资，也需要采取长期契约和一体化等私人秩序，从而提高经济效率。由于科斯定理仅仅涉及少数人情况，人们不愿意进行谈判，难以调整到最优水平，所以降低交易成本也是关键所在，因此，应清晰界定权利和责任，降低政府管制成本。

其次，鼓励竞争，通过允许其他企业进入也能很快削弱其市场势力。由于新企业进入市场，先前垄断企业为了竞争必须降低价格，因而增加了消费者福利。同时也可以增加外国企业的竞争，尤其在世界贸易组织压力下，降低甚至取消国内垄断企业的保护壁垒，从而创建一种新型、更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最后，管制政策的可信性承诺。只有可信性承诺，企业才会确信进行了沉淀投资或披露自身能力的信息后，政府管制不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寻机攫取租金或准租金还会扭曲效率激励，减少总社会福利，因此，针对减少准租金的政治机会主义无法被排除时，多时期管制政策的可信性承诺就成为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通过引入垄断市场，传统政府管制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及其解决方案的作用十分有限，不仅如此，有时还适得其反、事与愿违，使收入分配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我们需要将市场内部结构打开，从供求双方是否进行沉淀投资看到市场的真实运行。从而发现，如果没有沉淀成本投资，不仅消费者没有被政府敲竹杠，而且垄断企业也不会有敲竹杠问题。因此，在一个进行沉淀投资的世界里，政府管制制度的可信性是非常关键的，其会成为稳定预期以及形成理性投资选择的重要前提。

很多学者建议，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目标应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理由是，这种价格管制能使竞争性市场达到社会最优状态。然而，这种规则若用于垄断企业，则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尤其会降低消费者剩余水平。笔者发现，解决自然垄断市场的政府管制制度设计问题比较复杂，为了实现竞争性市场的社会最优，政府只需要减少无谓福利损失。然而，在人为垄断市场上，政府必须解决因市场势力和无谓福利损失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减少。这样一来，政府就必须获得更多的信息来对垄断市场实行管制，而且可能要运用更多的政策工具，除了垄断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私人治理结构之外，政府管制必不可少，这也是以消费者和垄断企业之间私下解决失败为前提的。因此，交易成本、信息以及制度能够和应当扮演的角色，是未来政府管制者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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