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曼利 王觉维［西安培华学院， 西安 710065］

论唐代曲江春日游宴活动的文化生态

⊙王曼利 王觉维［西安培华学院， 西安 710065］

唐代曲江春日游宴活动构建出丰富的文化生态。曲江文化生态为陕西和西安如何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为如何构建现代文化产业提供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有益借鉴。唐代曲江的自然生态构建边际文化生态，唐代曲江春日游宴活动构建政治文化生态、科举文化生态、诗歌文化生态、民俗文化生态等等。曲江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生态丰富的生活空间，源于盛唐气象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春日游宴 曲江文化生态 生活空间

一、唐代曲江文化生态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思路

西安作为历史积淀丰厚的世界级古都，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还是文化、艺术、思想方面，均辐射出影响至今的恒久力量。随着国家“一路一带”战略的提出，西安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再次证明了它的综合实力和重要地位。唐代是西安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而西安曲江则是观察研究唐代生活的窗口：无论帝王之家的郊游行乐、宰相百官的曲江筵席，还是贵家子弟的春日游宴及新科进士的春日放榜和御赐宴集，皆在曲江活动。因此，唐代春日之曲江，是帝王将相、士子庶民等社会各阶层联欢联谊的处所，其繁华与欢乐并呈、现实与理想共辉的盛世气象，千百年以来的各大王朝莫能追其余韵。从发生论的角度看，通过对西安曲江的细致研究，可以探索唐代人如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风景名胜区来构建其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从而为陕西和西安如何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提供具有历史意义的精神启示和现实思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通过对曲江历史渊源的考究，对唐人曲江诗的解读，对唐代曲江历史文献的全方位还原，可以重构曲江春日游宴活动的文化生态，从而让曲江文化生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中的特殊形态被揭示出来，为如何构建现代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开拓意义的有益借鉴。

总之，发生论立足于时代背景，属于共时性研究；方法论立足于历史渊源，属于历时性研究。前者涉及曲江文化生态的如何构建问题，是对事实的说明；后者涉及曲江文化生态的重构问题，是对意义的解释。

二、唐代曲江的自然生态构建边际文化生态

曲江位于长安的东南角，因地势高，水入城后水道弯曲，故名为曲江。水面在南郊扩展成一绝美湖水，称为曲江池。这一区域早在秦汉时已为帝王苑囿范围，秦时称为恺洲或宜春苑，汉时武帝因其故址凿而广之称为乐游苑，隋称芙蓉园，唐时沿用，也称曲江。唐开元中疏凿精修，胜景极多，有紫云楼、芙蓉苑、杏园、慈恩寺等。可见，曲江和曲江池是两个概念，曲江实际是一条可以流进长安城的自然河流，曲江池则类似于一个自然湖泊。

三、唐代曲江春日游宴活动构建政治文化生态

曲江一带每逢中和节（农历二月二）和上巳节（农历三月三），春光明媚，游人如织；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上巳日由皇家赐宴臣僚，京兆府也大陈筵席。曲江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才有资格登舟。曲江宴乐活动大致可分为上巳节曲江游宴、中和重阳节曲江赐百官宴以及进士闻喜宴三种。每岁的春日游宴活动规模庞大，必倾动京城，天下以为盛观。来自各地的好事者总是趁这个时候赏芳辰，玩清景，联骑携觞，不绝。

尤其是安史之乱前的曲江，有着现代人无法想象的热闹。仅就杏园一处的盛况即可窥一斑。杏园是唐代进士在金榜题名之后约定俗成的宴饮所在，数顷杏花在春日同时绽放。加上百姓踏春而来，一时间摩肩接踵，车马喧闹，以至于游人根本无法悠闲欣赏。当黄昏来临，经历一天喧嚣的树梢上竟然布满尘埃，鲜花也失去了本来的颜色。王定保在《唐摭言》中描述了当时曲江春游人流之多，使得长安城几于半空。商人摊贩的行市罗列，来往车马的拥堵填塞，简直无法形容。其实这些休闲娱乐活动和商业活动，总是构建着唐代上层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包括皇帝与百官的联谊、百官之间的联谊，以及登科士子们的各种联谊。

1.皇帝赐宴于曲江

唐代皇帝有在节日游玩曲江的习惯。据史料记载，仅唐玄宗在位时就数度游览于曲江；唐文宗就认为都城值得赏玩的地方唯有曲江。据刘在《旧唐书》中记载，唐朝皇帝有赐宴曲江的文化风尚，这种风尚甚至到了穆宗、敬宗、文宗的时期还非常流行。穆宗曾下诏扩建芙蓉苑，很多农庄及坟地都要搬迁，结果惹起当地民愤，最后穆宗降敕放弃。曲江赐宴活动的花销很大，皇帝的御服和器用或由淮南、两浙、宣歙等地进献，或由南诏国、东女国等地进贡。南诏王丘曾进贡金碧文丝十有六品，东女国赵曳夫曾遣子献方物，均得到大唐皇帝的赐宴。赐宴应该是一种显示国家富强的外交方式，也因为用度奢靡，晚唐经济衰退后就权停了。曲江赐宴其实并非单纯的娱乐休闲活动，它经常是皇帝处理邦交、内务和家务的一种方式，赐宴的对象分别为外国使节、群臣和诸王。曲江赐宴活动离不开酒食和音乐，皇帝经常以酒、《仙韶乐》等赐群臣宴于曲江亭。赐宴活动甚至形成惯例，比如每年四月一日曲江都要举行樱桃宴，这天皇帝必亲临芙蓉园，御赐群臣，美酒玉杯，樱桃丝笼，络绎不绝。这是当时曲江君臣联欢的一件盛事。

2.百官游宴于曲江

曲江不仅是唐代皇家经常游赏的地方，更是唐代官员游宴之所。除了皇帝赐宴百官之外，唐代京城各中央衙门还在曲江池建山挖池，设置船舫以供官员游赏曲江之用。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中央政府还鼓励官员游赏曲江，在春月实行旬休制度。从宰相至员外郎可自行举办宴游活动，选胜行乐，由国家各赐钱五千缗。这就等于现代政府为公务员建立的年休制度，在休假期间，不仅工资照发，还提供一定的补贴。可见，古代官员的福利也是由制度来保障的。

另外，由于百官游宴曲江是皇帝特许每年的重大活动，规模庞大，不仅加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君臣关系，而且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社交风气，提高了应酬之间的文化水平，使曲江成为长安城的娱乐和文化中心。每岁中和节，宰相也设宴于曲江亭，诸司随便，从此除了皇家大宴，又出现了百官分宴。这些就相当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联谊活动。

四、唐代曲江春日游宴活动构建科举文化生态

唐时曲江的人气除了与中和、上巳、重阳等节日有很大关系之外，也与科举有密切关系。最初，很多考试不中的考生常常聚集在这里发牢骚，后来曲江的聚会筵席越来越奢侈豪华，这些落第之士也逐渐被金榜题名的进士所取代，到后来发展成为但凡进士及第的知识分子都要题名于慈恩寺塔，大宴于曲江。所以在唐代，曲江宴会是很多文人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事。据《唐诗纪事》记载，自中宗神龙年开始，进士过关宴后，率皆集于慈恩寺大雁塔下题名。

为了表彰人才，皇帝往往在进士及第后赐宴曲江。所以，作为饱含文化情结的曲江，是唐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圣地。有学者认为，曲江能成为唐代士人活动的聚焦区，其实与唐代士人的人生目标和曲江的独特文化意蕴有关。唐代士人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润，常常胸怀大志，希望“达则兼济天下”，他们将天子赐宴曲江视为人生最高追求。雁塔留名、曲江宴集是当时士人人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很多志得意满的知识分子在被皇帝赐宴曲江之后，满怀感恩戴德之心，加上自己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人生目标，力图为百姓为社稷谋福祉。

从此以后，杏园探花、雁塔题名、曲江流饮、月登阁打球等很文艺的项目，成为士子文人在曲江游宴中彰显自我的重要活动，因此被誉为一流人物的一等风流事，成为千古美谈。

五、唐代曲江春日游宴活动构建诗歌文化生态

唐代曲江赐宴，乐舞侑酒是必需的，诗歌应和则不仅是上流社会的高雅活动，甚至是拣选精英的人事手段。按惯例由皇帝赋一首《赐宴曲江诗》，大臣们就要按照原韵作应制诗以和之，一般为五言六韵的排律。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录载了德宗的一首诗：“早衣对庭燎，躬化勤意诚。时此万机暇，适与佳节并。曲池洁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气澄，台殿秋光清。朝野庆年丰，高会多欢声。永怀无荒诫，良事同期情。”德宗下诏令中书门下选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并亲自考其诗，以刘太真及李纾等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为次等，张蒙、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等，而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考第。文宗曾在上巳节曲江赐宴，令群臣赋诗。时裴度拜中书令，以重病未朝。文宗特意遣中使赐诗裴度：“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并专门赐御札令裴度病好进献应制诗。御札及门之日，裴度薨。这个结局虽值得惋惜，但能蒙皇上赐诗，已是莫大的荣宠。所以，在赐宴曲江的活动中，有幸同皇帝同游的文武百官都会陈表以谢皇恩浩荡。当然，应制诗一般来说文学价值不是很大，但唐诗的兴盛，无疑与皇家曲江赐宴活动有很大的关联。因为社会风尚的兴起，往往源自于上流社会的文化活动。

从文学境界上讲，唐代士子和诗人的曲江赋诗则情满志扬，他们多是为了抒发春风得意的情怀或人生寂寥的感慨，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曲江诗篇。杏园是曲江十分重要的风景文化园林，韩愈、元稹、张籍、白居易、皮日休等诗人都曾经做过吟咏杏园的诗作。杏园的面积据姚合记载有数顷之大，为曲江景区重要景点之一。在曲江池和曲江的岸边，建了很多亭子，其中流经杏园的一段江边所建造的亭子，即是唐代进士及第之后宴饮的地方，因此也是唐诗吟咏曲江最多的一处景观。姚合《杏园》诗中有云：“江头数顷杏花开”，每到春天时，数顷的杏花开放，风姿绰约，如霞似锦，灿烂非凡。春日遍地杏花开放，伴随着青春得意的新科进士，可谓风流一世，情景相生。孟郊的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道尽了这种人生况味。曲江赋诗还促进了文学传播活动，据韦述《两京新记》记载，前一天朝仕文人纷纷赋诗吟咏，隔旦就不胫而走，流传京师。这种速度恐怕已接近了现代传媒。

六、唐代曲江春日游宴活动构建民俗文化生态

唐代的曲江是一片公共园林，不仅是皇帝和文武百官的乐游之所，也是普通百姓春日踏青、秋日登高望远之处。春日的曲江，包笼在花红柳绿、蝶舞莺啼的自然生态中，又焕然是一处士庶杂坐、贵贱不分、雅俗共赏的人间天堂。此时的曲江蕴含了无限的人文情态，彰显出曲江文化生态中最可贵的东西——众生平等。另一方面，百姓的民俗活动让曲江文化层次分明，生动立体，包括杂技表演、乡村社火、摊贩小吃、医卜星算等等。唐韦巨源的《食单》中就收录了不少经典小吃，比如巨胜奴、婆罗门轻高面、贵妃红、汉宫棋、长生粥、甜雪、单笼金乳酥、曼陀样夹饼等，光从名目上就能看出这些饮食来自于不同的地区，有的甚至是西域的。可见，连曲江民俗也呈现出多元色彩，这是京都地区商业文化的显著特征。百姓民俗活动构成了曲江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反映出唐代作为中国节日习俗的转折时期，使中国人从迷信、禁忌的氛围中解放出来，转变为娱乐型、世俗型的活动，由求神灵护佑变为游赏玩乐享受世俗生活。构建这种文化生态的时代背景，应该就是包容、开放、自由和张扬的大唐气象。

踏春是百姓民俗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乐游园高踞京城之东，因其地形优势，故而登高望远，视野开阔，京城景色尽收眼底。杜牧名句“乐游原上望昭陵”描写的就是这种景象。因此，每岁的中和、上巳等节日，曲江更是全城趋之若鹜之地。彼时无论京城的名媛仕女，还是来自三教九流的百姓，就此登高游赏，乐游园在百姓踏青风俗的推动下，实际上与曲江连成一片，成为曲江文化生态的一部分。据史料记载，乐游园上种植了很多玫瑰，玫瑰树下长有许多苜蓿，是乐游园上特有的植物和花草。这些细节说明，市民的世俗文化和知识分子的诗酒文化雅俗共赏，交相辉映。必须肯定，百姓民俗活动在构建曲江生态文化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七、唐代曲江文化生态的现代启示

曲江春日宴游活动是唐代社会群体的狂欢节，它不同于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超然、玄淡，而是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体验，是对人性的高度肯定和赞扬。新科进士们往往狂饮琼浆、作文赋诗，也有的进士因得意狂欢而越出常礼。如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云：“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①曲江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生态丰富的生活空间，源于盛唐气象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展现了不拘一格的恢弘气度和博大胸怀，这正是唐代人文社会的精神特质。曲江春日活动的现代启示意义在于：当人们还以等级关系、理性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生态平衡就会被打乱。在曲江春日游宴活动构建的文化生态中，上层人物和下层百姓的社会差距被大大拉近，在曲江池畔，在乐游园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切和谐，每个人都沐浴在和煦春风中，徜徉在暖暖春日下，构成了一幅写意惬意的画卷。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7页。

[1] 赵永建.白居易“曲江”系列中的“巅峰体验”和人生意蕴[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9）.

[2] 李炎.独立苍茫自咏诗——杜甫曲江诗述评[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

[3] 徐辉.杜甫的曲江情结[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7）.

[4]李令福.龙脉、水脉和文脉——唐代曲江在都城长安的文化地位[J].唐都学刊，2006（7）.

[5] 梁桂芳.唐代曲江诗探幽[J].殷都学刊，2006（1）.

[6] 安彩凤.唐代曲江游赏文化及其当代启示[J].唐都学刊，2011（7）.

[7] 熊明.唐人进士及第与曲江会的小说呈现[J].北方论丛，2013（4）.

[8] 吴小永.唐曲江园林名胜及其文化活动述略[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3）.

[9] 周侃.唐代中后期宫廷宴飨与乐舞、百戏表演场所考察——以勤政楼、花尊楼、麟德殿、曲江为考察中心[J].中华戏曲第38辑.

作 者：王曼利，文学硕士，西北大学文艺学在读博士，西安培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外国文学；王觉维，哲学博士，文学硕士，西安培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西方哲学、中国哲学。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西安市2013年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号：13PH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