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歌

还没有我妈妈的时候，我姥姥生了一场大病。吃也吃不得，睡也睡不着，躺在床上，脸上盖着一张枕巾，哎呀呀地直呻唤。姥爷就说：“王蕙兰，走，起来，我们去看病。”姥姥说：“起来不到啊。”姥爷急得不得了，一个大男人家，活生生没了抓拿，他说：“那你要咋个嘛，你要不要喝水？”姥姥说：“你不管我，你不管我。”

姥爷坐在床脚上，盯着脑壳顶上的房梁看。听我妈妈说，也就是那几年，他们连着死了三个娃娃，眼泪花流了又流，心都磨玉了。姥爷想，这个人这下怕是来不起了，他就说：“王蕙兰，你要不要吃蛋嘛，我给你煮两个蛋？”——姥姥最爱吃白水蛋，姥爷想好歹吃两口好的再上路嘛。

她说：“对嘛，你给我煮两个。”

家里头居然找出了三个蛋，姥爷都一锅煮了，又在灶头上把蛋磕磕磕敲烂了，剥了蛋壳壳，白生生地装在碗里面，拿来给姥姥吃。

姥姥就好歹坐起来，一口接一口地，把这三个白水蛋都吃了——一口水都没喝！

吃完了，她又躺下去，睡了一会，忽然喊姥爷：“杨嵩林！杨嵩林！”

姥爷从床脚上弹起来，赶紧问：“王蕙兰，啥事？”

“我还想吃蛋。”姥姥说。

姥爷就带着大姨妈走到邻居家里，挨家挨户地去借鸡蛋，借回来，煮给姥姥吃。

也要谢谢东门上的邻居都是善心人啊，妈妈说。前前后后，姥姥总共吃下了二十个白水蛋，就慢慢地坐起来，下了地，走出了门。

因为靠吃水白蛋捡回了一条命，姥姥对鸡蛋自然有了特殊的感情。小时候，一旦我有个伤风感冒头痛脑热，姥姥就说：“来，娃娃，我给你煮个白水蛋，吃了就好了！”

我妈妈就说：“妈！吃不得！那么小娃娃，吃了要不消化！”

姥姥说：“你懂啥，吃了好！”

——母女两个就要争执两句，最后姥姥让了步：“吃半个！吃半个！”

我妈就给我煮了一个蛋，拿给我，说：“只准吃半个啊！”——我也是很听话的，就把蛋掰开来，把蛋黄仔仔细细地吃干净了，留下蛋白给她收拾。

那几年，姥爷早就不在了，剩下姥姥一个人跟我们住在一起。她是大字都不识一个的人，我妈妈呢又上过许多的学，于是两个人说起要怎么教育娃娃，就总是说不到一堆去。每每到了最后，我妈妈只有说：“妈！你不要搞那些！封建迷信！”

姥姥就扁一扁嘴，坐到院坝里去绣蒲垫了。

她绣好了蒲垫，就要走好几里地，到东门外面的曹家寺去捐了。平日里，她随时都拿着一串佛珠，转啊转啊转。她还有一个搪瓷盅盅，里面大半盅的米拿来插香蜡，早上晚上都拜一拜——有一天，姥姥把香蜡打倒了，在板凳上烧了焦黑的一片，我妈下班回来就忍不住说：“妈，这是教师家属院，你不要在这搞这些封面迷信，人家看到笑你！”

那一次姥姥还了嘴：“你这女子！我不多念点经，你爸转世哪能投个好人家？”

不去管这些偶尔的纷争，妈妈和姥姥毕竟还是一家人。不时有农村的妇女来院子里换鸡蛋，我妈妈永远是第一个跑出去，把粮票和米票都凑出来，甚至还有爸爸的旧春秋衫和我的旧毛衣——换一筐粉嘟嘟圆滚滚的土鸡蛋。

有了这一筐，妈妈就先给姥姥煮两个白水蛋；又再拿两个出来打散，加凉开水，撒毛毛盐，蒸上一碗她自己最喜欢的蒸鸡蛋。然后两娘母就亲亲热热地坐在厨房里，你一口我一勺地把蛋都吃了。

姥姥慢慢地就不清醒了，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坝里，自言自语地说些话。我放学早，就搬着小板凳坐到她身边去看书，听到她呢呢喃喃地说些名字。我说：“姥姥，你在跟哪个说话？”“你们姑爹嘛，”姥姥说，“还有你们爸，你们哥，你们姐……”

她以前吃饭是很能吃的，后来也不行了，去看医生，医生说是糖尿病，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鸡蛋也不能吃多了，胆固醇太高！

我小学三年级那一年，姥姥终于住进了医院，左手插着输液的管子，右手拿着佛珠子，一圈一圈地转。姨妈和舅舅来看她，一看都哭了，舅舅说：“妈啊，你这辈子太命苦了。”

姥姥说：“杨嵩林，你不是投胎了，咋又走到这来了？”

其实那时候我还小得很，不懂事，看到大人们哭起来，只觉得肚皮痛。我记得姥姥说：“我想吃白水蛋。”妈妈和姨妈一边哭，一边说：“妈，医生说了，你吃不得蛋。”

“我就想吃个白水蛋，唉。”姥姥一喘一喘地说。

最后，我妈妈心软了。她拿了一个鸡蛋，打散了，倒着开水进去一点点搅开了，冲了碗蛋花汤，给姥姥喝了。

姥姥喝了蛋花汤，就悠悠地上路了。鸡蛋说我救了你第一回啊王蕙兰，这回子我真的是管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