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日沁夫

儿时记忆里的年，和一样东西有紧密的联系。

每到年根，外祖母或舅舅们去城里置办年货，买了冻秋梨回来，似乎就不再有机会进城，年货算备齐了，年也就要来了。

我也曾在城里或公社的供销社见过成筐的冻秋梨摆出来卖，那大小不一的冻秋梨如秤砣般瓷实，搬动时发出冰似的撞击声，瞅着更馋人。

时下，已少见到那黑不溜秋的美味。可能因其粗糙的外形和营养价值的缺乏，难以满足今日人们的口味，越来越少有人关注了。但在那个时代，一毛多钱的东西，也是很贵气的，若买回十斤冻秋梨来吃，是需要些勇气和财力的。

冻秋梨冻得实了心儿，是那种从内及外冻透的铁硬。冰神奇地包裹到梨身上，吃前要放在冷水中“缓”。几阵工夫，冻秋梨“缓”过来了，渐渐变软，捏之，柔弱如蒸好的发糕，便可尽兴大嚼。那味道，较之最浓稠的白糖水尤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直到梨核被啃得状如干枣，仍不忍释手。

曾见到过直接啃食的人，说这样更败火。吃梨的人一口下去，被凉和酸刺激得使劲挤眉、龇牙，嘴原本张得很开，咬下来的不过是拇指大的一块儿，齿痕间如烤熟的土豆，起白沙。有冰像碎玻璃闪亮其间。

我也曾暗中啃过，却被从牙根骨直冰到太阳穴处，通身直起激灵，只觉难啃，奇凉。愈抽愈是满嘴冷气，实不堪言。至今吃雪糕仍是弱项。

某日，听到舅舅们晚上喊“缓”几个梨吃，精神总要振几振，咂摸中，意识到浓浓的年味。

与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们相比，我对鞭炮的兴致可谓淡之又淡。与其说是对鞭炮的喜爱，莫不如说是出于某种仪式。

年底，我从未有过央着长辈买多少多少鞭炮的热情。记忆中有一百响的足矣。我不热衷成挂地放小鞭，那种一看见鞭炮就眼红心热的样子，全然与我无干。任何场合我也没有参与过抢哑炮的事儿。因为，那时我总是远远地望着，从不上前。

买回一百响的小鞭炮，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将其化整为零，包在一张纸里放到冷屋子中，每次取出三五个来。外祖母家居住的是土房，墙上满是小洞，将小鞭炮放在小洞内，取一燃着的树枝或高粱秆哆哆嗦嗦地点燃一枚迅速跑开，捂紧双耳，如此，几次下来，竟觉兴味索然，实在没有什么快感。

除夕晚上，舅舅们自然要放几挂叫麻雷子的鞭炮，较之小鞭，麻雷子要大得多，声音也脆响。我总躲在屋里，把玻璃窗上的霜花拭净，看着那成串的麻雷子炒豆子似的炸开火花，捂着耳朵听，心里惊惊的。

舅母的一个哥哥，长我近二十岁，本应是个不俗的农人。十几岁时，他和小伙伴们抢“哑”了的麻雷子，因为有迟燃的，无端地使他的右眼成了冯骥才笔下的“玻璃花”，进而使他的一生都充满了阴霾，最终在酒精的麻醉中，他彻底沦为一个短命的俗人。当年，他就如一篇教材，让鞭炮在我的印象中成为一个可憎的物件。

没嫉妒过那些放“二踢脚”的人是如何的快乐，看着他们点燃手中的二踢脚，让其先在手中响过，后径自蹿向空中，在半空炸响，只有“啧啧”称奇的份儿，至今未尝试过。

为了过年买回的一百响小鞭炮，常常在年已过罢，仍有散碎的存留，足见对其真真是不上心的，若偶遇一年，多买一挂小鞭，倒并不觉得奢侈，只是暗忖，该如何打发掉这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