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孔德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3年9月发表题为《释放“女性经济学”力量》的论文[1]，提出了发展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的理念，即鼓励女性就业，让隐退居家的日本女性重新工作，提升女性就业率。在2014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安倍再次强调女性经济学对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把促进居家女性就业作为日本经济的新增长点。

1 日本女性经济学的提出背景

安倍女性经济学的提出，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与亟需面对的现实问题。

理论基础方面：日本关于女性就业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经过30多年的研究，已较为成熟。竹中惠美子是日本女性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对日本女性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提及了女性就业[2]。井上清在《日本妇女史》中，介绍了日本女性就业的起源及早期就业状况[3]。武石惠美子通过研究战后女性就业状况，分析了女性就业存在的问题[4]。宫岛洋等阐述了日本女性就业与企业发展的关系，涉及了保育制度、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5]。八代尚弘则从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日本的女性劳动市场进行了分析[6]。山本理子进一步提出了促使女性就业的可行性措施[7]。1999年，高盛证券公司的松井凯西首先提出了“女性经济学”这一概念，认为女性经济是日本的隐形资产，日本应该把以让更多的母亲重返工作岗位作为重点任务。

图1 日本男女不同年龄段就业率的变化(单位：%)

现实背景方面：为了摆脱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现状，安倍上台后实行了大胆灵活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被称为“安倍经济学”。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其中少子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不足，构成了安倍经济学推行的严重阻碍。随着低出生率和平均寿命的提高，日本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2010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率已达22.8%[8]，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为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安倍提出了“女性经济学”，即鼓励女性就业，让隐退居家的日本女性重新工作，提升女性就业率，以促进经济增长。

2 日本女性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1990～2014年的男女各年龄段(每5年)就业率，选取其中4个年度对男女就业率进行对比分析，如图1所示。不同于日本男性就业率曲线所呈现的倒U型，日本女性就业曲线呈现M型，且就业率远低于男性。由图1可知，在长达24年的时间跨度里，女性就业率的增长极其缓慢，1990年就业最高峰值已达72.4%，而2004年的最高峰值仅为69.8%，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且两个年度的就业曲线在35～65岁之间基本是重合的，为避免图中的数据重合，不再单独标注1990年数值，其各年龄段的就业率可通过曲线图明晰。日本女性就业率增长缓慢的原因，来源于就业环境和就业市场，这也构成了日本推行女性经济的挑战。

2.1 日本的性别观念和女性职业层级低

日本奉行儒家文化，在家庭中，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在经济上，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地位。在劳动市场中，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女性处于严重不公平的位置，不只薪资比男性低，女性管理者的比率也远低于男性。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极大地束缚了女性参与就业。如图1所示，日本女性的就业率，远低于男性，即便是在女性就业率较高的2014年，女性最高就业峰值也只达75.7%，而男性在30～59岁的就业率基本稳定在90%~93.2%。

2.2 日本的税收和保障制度

日本的税收制度对双职工家庭很不利，其财政尤其是税收政策长期以来都有优待家庭主妇的规定。若妻子的收入低于一定额度，丈夫的个人所得税可以享受配偶扣除或配偶特殊扣除。日本医疗保险制度规定专职主妇可享受免费的医疗保险，且住院时可多享受10%的医疗优惠，而职业女性就医时则需自己缴纳医疗保险费用。日本税收和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客观上起到了挫伤已婚女性就业积极性、鼓励女性在家做全职主妇的负面作用。

2.3 日托资源稀缺，公共育儿设施不足

日本没有中国的“代记补偿”传统，即没有像中国父母代子女照顾其下一代的传统。日本日托中心严重短缺，导致300多万的产后女性放弃就业想法。据图1，日本女性就业有两个高峰期：一是在25～29岁年龄段，一是在45～49岁年龄段，而就业率低谷集中在30～34岁年龄段，且第二个峰值低于第一个。但1990年的首个就业高峰是在20～24岁，因为当时女性的就业和婚育年龄都较早。女性就业率的下降，和已婚女性结婚、生子、育儿，不能继续参加工作有关。日本的公共育儿设施不充足，导致很多女性为了生育子女不得不辞职，等育儿期结束后再出来工作。

3 日本女性经济学的政策与效应

3.1 日本女性经济学政策

针对上述问题，2014年6月，安倍把女性经济学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推出了一系列女性经济学政策。主要内容为：第一，女性就业职位方面。提高女性在企业管理层中所占的比例，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公布女性高层管理者的比例，2020年之前，企业中女性管理者的比例，由2013年的7.5%提高到30%。2015年8月，日本颁布了旨在促进女性活跃于职场的《女性活跃促进法》，规定员工人数在301名以上的企业，设定和公布女性管理者的比例和女性员工录用比例等数值目标义务。第二，改革现行的税收和养老金、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进一步使职业女性的权益得到保障。第三，建造日托中心，解决后顾之忧。安倍计划到2017年前，在全国范围内新建40万个日托中心，尤其是针对日托资源最为拥挤的横滨市，提出了2年创新方案；新增课后托管项目，可照看10000名学龄儿童，以保障女性能够全天侯投入工作。第四，日本政府会进一步制定措施，为休产假和育儿假的女性提供更多援助，允许其远程工作，鼓励女性产后回归就业市场。[9]

3.2 日本女性经济学的政策效应

3.2.1 女性就业率稳步增长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公布的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1月～10月(11月、12月数据暂无)，女性的就业率维持在47.2%到48.7%之间，最高值出现在9月和10月，同为 48.7%。2014年1月～12月，则稳定在46.7%到48.2%之间，最高值出现在10月和11月，均为48.2%。2013年基本为46.1%到47.9%，最高值为11月的47.9%。安倍的女性经济学政策推出后，日本女性月就业率同比逐渐增长，呈现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

3.2.2 男女就业收入差距缩小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2015年男女共同参画白皮书》数据显示，若将男性劳动者规定劳动时间内所得收入设为100作比较，则2014年，女性劳动者的规定劳动时间内所得收入为72.2，与2013年的71.3相比缩小0.9。其中，女性正式员工所得收入为74.8，与2013年的74.0相比缩小0.8，男女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

3.2.3 女性职位层次提高

图2 2013～2015年日本女性月就业率增长变化(单位：%)

安倍女性经济学政策提出到2020年将企业管理职位中女性的所占比例提高至30%。2014年，管理职位中女性所占比例为11.3%，其中系长级为16.2%，课长级为9.2%，部长级为6.0%；而2013年，日本女性管理者的这三个比例分别只有15.4%，8.5%和5.1%。各管理职位层次中，女性比例都有小幅增长，呈上升趋势。然而，越是高层次的职位，女性所占比例就越少。如何提高女性在高层管理者中的所占比例，成为今后亟需解决的课题。

表1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 (单位：万人，%)

4 日本女性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虽然女性就业率高于日本，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的增长仍面临许多共性问题。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同样面对劳动力不足的压力问题。日本的经济起飞较早，独树一帜地提出发展女性经济，鼓励居家女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研究日本的女性经济学，分析其经验和教训，对发展我国的女性经济学提供借鉴和启示，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4.1 发展女性经济学，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

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124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15.5%。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老年人口逐年以迅猛的速度在增加，如表1所示，从2007年到2014年，仅7年的时间，老年人口就增加了5902万人。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占比会达22%，与目前日本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当。老龄人口的增加，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力不足的巨大压力。也就是说，当前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我国5年后同样会面临。虽然我国女性就业率高于日本，但为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中国也需发展女性经济学，鼓励隐退居家的女性就业，以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4.2 保护女性权益，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

日本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家庭为单位，重视女性权益的保护，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到了性别因素。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厚生年金(保险对象为企业65岁以下在职职工)、国民年金(保险对象为20～60岁的日本国民)和共济年金(保险对象为各种共济组合成员)等其他各种年金三部分组成，这些年金都体现了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倾向[10]。比如，日本国民年金的缴纳，以家庭为单位计费，专职主妇的国民年金由其丈夫及丈夫所在单位缴纳，且可享受一定的配偶扣除。2000年，日本政府还设立了针对女性生活方式变化等因素的年金讨论会，专门对社会保障中的性别内容进行讨论和研究，为保护女性基本权益提供服务。我国的社会保障是以个人为单位缴纳费用，制度设计没有考虑性别因素，且存在部分不合理性：首先，女性的权益保障覆盖率低，低于我国男性。其次，女性的权益保障体系覆盖面不足，有部分女性群体甚至没被纳入。我国女性承担着照顾家庭和生育等劳动力再生产的职能，其贡献理应被承认和保护，但女性却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应借鉴日本的保障机制，从性别保护的视角，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现对女性的制度关怀，使女性劳动者有较为满意的生活水平。

4.3 进行制度改革，延长女性退休年龄

观察图1中2004～2014年日本男女不同年龄段的就业率数据，日本女性在50～54岁年龄段的就业率为66.2%～73.4%，55～59岁的就业率为58%～66.3%，60～64岁的就业率为38.4%～47.6%，在65岁以上，也有14%～15%的就业率，同期日本男性的就业率更高。日本中老年人口保持着较高的就业参与度，有些企业甚至将退休年龄定为65岁。目前世界平均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8岁，而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一直执行着1978年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男性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性退休年龄为50周岁，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如表1所示，随着低出生率和平均寿命的提高，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2015年我国老年人口预计达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面对劳动力不足的现状和国家财政压力，我国延迟退休的政策呼声日益高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分别提出研究和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渐进式延迟”，即每年延长几个月的退休年龄，逐步过渡到合理的退休年龄。目前，具体政策尚未出台，有些地方政府却趁机鼓励提前退休，有些国企员工也争相提前退休，原因是退休后反而比退休前收入高，造成了劳动力的极大浪费和不足，不利于经济发展。为了保证充分的劳动力供给，我国需借鉴日本经验，发展女性经济，促进女性就业，延长女性的退休年龄。因此，改革制度迫在眉睫，为延迟退休提供制度保障。

4.4 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女性职位层次和收入

根据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2013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为34640万，占就业总数的45%。2013年，我国女性就业人数约占当年人口总数的25%，女性就业率高于日本。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11月18日发布的《World Economic Forum's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for 2015》(全球性别差别报告)，我国职业女性的经济机会排名第81位，分数为0.657，低于北欧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且我国男女收入差距仍较大，相似工作岗位中的女性收入只占男性收入的62%，而在美国，这一数据是持平的。虽然我国女性就业参与度高于日本，但同样面临工作职位层级低的问题，我国女性在高级管理者中的占比仅为男性的6.7%。因此，彻底消除职业性别差异，提高女性就业职位层级和收入，为女性就业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和经济机会，优化女性就业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1] 刘晓翠.安倍晋三:提高女性就业水平释放“女性经济学”能量[N].华尔街见闻,2013-9-26.

[2] 井上清,周锡卿译.日本妇女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

[3] 竹中惠美子.女性论的拓展——从平等到平衡[M].东京:创元社,1995.

[4] 武石恵美子.女性の働き方[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9.

[5] 宮島洋,等.社会保障と経済企業と労働[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2009.

[6] 八代尚弘.労働市場改革の経済学[M].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2009.

[7] 山本理子.家庭内における非家族成員による家事の代替可能性―日本人主婦のメイド雇用の実態から[J].GCOE ワーキングペーパー 次世代研究,2008.

[8] 张卫彬,等.日本老龄人口看护福祉体系的建构及对中国的借鉴[J].现代日本经济,2015(3).

[9] 简博.安倍的女性经济学恐落空[J].世界博览,2014(21).

[10] 范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女性权益保障问题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