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前不久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接近半数的美国人表示，如果手机不在身边，那么他们一天也坚持不下去。

“离不开手机”的情况在中国可能更加突出。2012年底，有中国网站曾做过一项关于“你是否离不开手机”的调查，每天离不开手机的人在受访者中超过了九成。其中，学生族和上班族是对手机最依赖的人群。一份中国城市通信行为研究报告中也提到，人们玩手机主要是在浏览网页、用即时通讯工具聊天、使用社交网站等。而在一天中划分的11个时间碎片中，62%的智能手机用户在睡觉前玩手机。此外，人们最常在上下班途中玩手机，这个比例高达75%。

人们往往从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人际交往日益频繁、信息更新流通速度快等实际用途来解释“离不开手机”的现象，而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无聊。

一般来说，有三种无聊，都与难以集中精神注意力有关。一、被阻止去做想做的事情；二、不得不去做不想做的事情；三、没有明确原因，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不想去做。一种或不止一种的无聊都会让人觉得空虚、抑郁、百无聊赖。无聊不仅是一种此时此刻的心情，而且还是一种对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的看法和感受。无聊使人感觉到沉闷、压抑、无可作为、没有出路或希望，因而也感受到焦虑、冷漠、忧虑、不安，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人们经常把无聊与太多的闲暇、无所事事、缺乏审美兴趣联系在一起。但是，工作和做事并不一定就是解除无聊的良药，许多的工作对人有异化作用，人变成了完成某种工作任务的工具。这样的工作机械乏味、没有意义，会让人更觉得无聊。

大多数人会觉得无聊是件挺难受的事情，因此会想方设法寻找排遣。手机的多项功能为排遣无聊提供了一个具有多种用途的工具。因等车、等飞机、排队而无所事事的时候可以用手机，上班族在办公室、车间或工地上得闲空的时候也可以用手机。

人们经常用责备的眼光来看待那些把精力和时间花费在琐屑小事上的人，将之斥责为“无聊”，而看不到“无聊行为”的社会心理功能。在斥责者看来，做“无聊”的事，是因为分不清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有意义、什么值得花费时间精力什么不值得。其实，对什么重要，什么有意义或值得去做的，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境遇中，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选择。你觉得什么事情“无聊”，你自己不做就可以了，不必以此勉强别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分辨无聊的和有意义（不简单地等于不无聊）事情的区别。我们可以要求自己，不要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麻将赌博、打游戏机、留言八卦、上网闲聊这一类的无聊事情上。我们也可以在教育子女的时候要求他们不要去做这些无聊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对之负有教育义务的子女。

社会和文化批评家弗洛姆（ Erich Fromm）把无聊看成是现代工业化时代的大众心理现象，大多数人从事的是对人有异化作用的工作或劳动，这些工作和劳动只不过是他们的饭碗或养家糊口的手段，对他们并没有自我成长、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意义。人不仅变成了机械工作的附属物，也变成了纯粹的消费者，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拥有更多的东西，消费更多的东西。弗洛姆说，“这个社会制造了许多没用的东西，在相同程度上也制造了许多没用的人。人，已经不再是人了，变成了一个东西，成为了生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做着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与他们不感兴趣的人在一起，生产着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人们不生产时就消费。”这是一种特别能生成烦闷和无聊的生存状态。

弗洛姆还指出，人们无目的地追求刺激和新奇，以此来驱逐无聊（这让我们想起了种种稀奇古怪的吉尼斯纪录）。但是，人们用于驱逐无聊的各种消极手段反而增加了自己的无聊，这些手段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他们变得清醒和有意识。事实上，这反而是增加了无聊。正如为解渴去喝盐水，反而更增加了渴的程度，这是人“在无意识中，无聊持续了无聊”。对许多人来说，用手机大概就是这样一种用无聊来排遣无聊，因而不断持续无聊的不幸例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