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涛，罗永安，李颖莉

（1.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昆明　650223；2.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昆明　650500；3.昆明市盘龙区明通小学，昆明　650051）

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来自鲁甸震区中小学教师群体证据

梁文涛1，罗永安2，李颖莉3

（1.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昆明650223；2.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昆明650500；3.昆明市盘龙区明通小学，昆明650051）

［摘要］探讨震区中小学教师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社会支持的关系，选取鲁甸地震灾区两县532名中小学教师为调查对象，分别在震后第4周和第9周用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方便取样测查。结果表明，提高客观支持水平是缓解震区中小学教师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鲁甸地震；中小学教师；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会支持

［DOI］10. 3969 / j. issn. 1672-2345. 2015. 11. 016

地震破坏了灾区的教育教学活动，人们在灾难中受到的心理、精神伤害很难在短期内弥合和恢复，这将会严重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王丽萍等的研究表明，唐山大地震后27年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不由自主地回想受打击的经历、反复出现有创伤性内容的噩梦和触景生情的精神痛苦、过分地担惊受怕、不愿与人交往、对亲人变得冷漠、对未来失去希望和信心等症状较对照组明显，他们的受灾年龄对其焦虑、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1〕。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是震后常见的心理问题。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由突发性、威胁性或灾难性的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或长期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主要包括创伤性再体验症状、回避症状、警觉性增高症状。据美国精神病协会（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统计，美国PTSD的人群总体患病率为1%～14%，平均为8%，个体终生患病危险性达3%～58%，女性PTSD患者终身患病率高于男性，约是男性的2倍〔2〕。国内外研究发现，震后8个月至18个月成人出现PTSD的比例约为46.6%～55.6%〔3-5〕；游永恒等的调查发现，四川地震灾后重灾区和极重灾区的中小学教师有PTSD重度症状表现的有18.7%，且青年教师创伤高于年长教师〔6〕；Kun等调查发现，汶川地震重灾区幸存者PTSD发生率为45.5%，一般灾区幸存者PTSD发生率为9.4%〔7〕。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简称SS）概念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病学的研究，早期研究者将社会支持看作个体从他人或社会网络中获得的支持性资源，这种资源可帮助个体应付各种问题与危机。社会支持作用机制的假设有三种：主效应模型（main effect model）、缓冲作用模型（buffering model）和动态模型（dynamic model）〔8〕。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其效应独立于压力，不管压力程度如何，社会支持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着直接促进作用；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则个体身心健康水平也越高。缓冲作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是通过压力消除对个体的身心健康起作用，它可以缓冲压力事件对个体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与提高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动态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和压力同时作为自变量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对身心健康水平起作用，压力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这种关系还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8〕。

国内外学者关于震后成人的社会支持与PTSD关系的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范方等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灾后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9〕；邬晓艳等发现，震区普通群众社会支持水平与PTSD整体症状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其社会支持各维度的水平与PTSD各症状群均为显著负相关，负相关程度排序依次为对支持的利用度、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认为社会支持水平是PTSD的保护性因子〔10〕；Xu等的研究发现，主观支持和支持整合能显著负向预测PTSD，客观支持则没有显著预测作用〔5〕；侯志瑾等对汶川震后1年极重灾区106名中小学教师调查发现，女教师的PTSD水平高于男教师，社会支持对PTSD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1〕。

创伤后身心反应的“危险因素模型”（risk factor model）认为〔11〕，影响创伤后身心反应的危险因素分为灾难前、灾难中和灾难后因素。灾难前因素包括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等。灾难中因素包括灾难过程体验到的威胁生命的客观事实（如地震中被埋或受伤、目睹他人受伤或死亡）、灾难后的损失与破坏及主观害怕程度等。灾难后因素包括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等。

地震后中小学教师作为学生的重要他人，既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又要照顾好自己的学生，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的情绪和工作状态会对学生的心理重建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了解地震灾区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援助，重建教师的心灵家园是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震区中小学教师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其社会支持的关系。

一、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鲁甸地震灾区巧家县（403人）和鲁甸县（129人）中小学教师，有效被试为532人（男301人，女193人，性别缺失38人），年龄21.96～56.94岁，平均年龄（37.089±7.955）岁，其中，20～29岁（20岁组）99人（男43人，女56人），30～39岁（30岁组）185人（男112人，女67人，性别缺失6人），40～49岁（40岁组）139人（男89人，女48人，性别缺失2人），50～59岁（50岁组）36人（男32人，女4人），年龄缺失73人。

（二）工具

调查时间为震后第4周（巧家县）和第9周（鲁甸县），本研究采用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人口统计学问卷组合成的“地震灾后教师心理状况普查问卷”。问卷共发放561份，回收541份（回收率96.43%），有效问卷532份（有效率98.34%）。

1.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the PTSD checklist，PCL）

本研究采用的是Weathers等1993年编制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12〕117-121，该量表按照DSM-IV所描述的17个症状编制了17个与之对应的条目，分为再体验、回避、高警觉3个因子。量表为5点计分，1=没有什么反应，2=轻度反应，3=中度反应，4=重度反应，5=极重度反应。根据DSM-Ⅳ的规定在每个条目上的得分≥3分时才能确定存在该项症状。17个条目相加，得分越高，说明创伤事件对其影响越重。其中，17～37分，表明无明显PTSD症状；38～49分，表明有一定程度的PTSD症状；50～85分，表明有较明显的PTSD症状，筛查为阳性，可能被诊断为PTSD。本研究中，该量表总体Cronbach'sα系数为0.933，再体验、回避、高警觉3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5、0.871和0.840。

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本问卷由我国学者肖水源和杨德森在参考国外有关资料基础上自行设计，有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分量表〔12〕90-94，总得分和各分量表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程度越好。主观支持维度，反映被测者主观感受到自己被尊重、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客观支持维度，反映被测者得到的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支援，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等。对社会支持利用维度，反映的是被测者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

量表第1～4条、8～10条，每条只选一项，选择（1）、（2）、（3）、（4）项分别计1、2、3、4分；第5条分A、B、C、D四项，计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1～4分；第6、7条如回答“无任何来源”计0分，回答“以下来源”者，有几个来源就计几分。社会支持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状况越好。该问卷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本研究中，该量表总体Cronbach'sα系数为0.557，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3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248、0.631和0.513。

（三）方法

采用团体施测方式。所得数据采用EXCEL 2003 和SPSS 18.0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震区教师的PTSD和SS状况

根据PTSD总分≥38分统计，有175名教师（男101人，女62人，性别缺失12人）出现一定程度或明显的PTSD症状，占总人数的32.89%，年龄25.01～ 55.92岁，平均年龄（39.172±7.166）岁，其中，20～29 岁15人，30～39岁62人，40～49岁57人，50～59岁15人，年龄缺失26人。按照每个条目得分≥3分统计，出现再体验症状88人（占总人数的16.54%）、回避症状40人（占总人数的7.52%）、高警觉症状73人（占总人数的13.72%）。对震区教师PTSD和SS的总分以及各维度得分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发现，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对震区教师年龄组均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除客观支持维度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余维度的年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用最小显著差法（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LSD）事后检验发现，20岁组的SS和PTSD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其他3组。30岁组在客观支持维度得分高于其他3组。40岁组在PTSD总分、回避、高警觉3个维度得分均高于其他3组。50岁组在SS总分、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再体验4个维度得分均高于其他3组。

以PTSD总分≥50分为标准，把被试分为筛查阳性组和筛查阴性组。筛查阳性教师有51人（男28人，女18人，性别缺失5人），占总人数的9.59%，年龄25.15～52.69岁，平均年龄（40.440±6.371）岁，其中20～29岁1人，30～39岁19人，40～49岁19人，50～59 岁5人，年龄缺失7人。对两组被试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发现，PTSD总分和3个分量表得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社会支持总分和3个分量表得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二）PTSD与SS的相关

1.全体被试

将PTSD得分与SS得分进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再体验与主观支持、高警觉与客观支持的相关有统计学意义，其余维度的相关均无统计学意义。

以PTSD各因子为因变量，社会支持相应的显著相关因子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各回归方程均达到显著水平，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因变量与预测变量的线性关系均显著；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主观支持与再体验有显著相互正向预测作用（β=0.104，t= 2.415，P＜0.05），解释率为0.90%。客观支持与高警觉有显著相互负向预测作用（β=-0.102，t=-2.362，P＜0.01），解释率为0.90%。

表1　PTSD与SS的相关分析［r（P）］

2.筛查阳性教师

将筛查阳性组PTSD得分与SS得分进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除再体验与支持利用的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其余维度的相关均无统计学意义。

以再体验为因变量，支持利用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方程达到显著水平，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因变量与预测变量的线性关系均显著；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支持利用与再体验之间有显著相互正向预测作用（β=0.280，t=2.039，P＜0.05），解释率为5.90%。

表2　筛查阳性教师PTSD与SS的相关分析［r（P）］

三、讨论

（一）PTSD和SS状况

本研究发现，震区教师PTSD和SS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岁组的SS和PTSD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其他3组，32.89%的震区教师出现PTSD症状，9.59%筛查为阳性，其中74.51%（38/51）集中于30～49岁，这与以往研究结果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一致地方。游永恒等对四川地震灾后重灾区和极重灾区的631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调查发现，35岁以下组教师PTSD症状最严重，接下依次为35～50岁组和50岁以上组教师〔6〕。本研究发现，PTSD症状最严重的是40岁组教师，接下依次为50岁组、30岁组和20岁组。这可以从社会支持水平的年龄组差异得到解释，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对PTSD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与再体验、客观支持与高警觉分别有显著的相互正向和负向预测作用，40岁组的总体社会支持和客观支持水平都处于四组中第三位置，这可能是造成他们PTSD症状最严重的主要原因。50岁组的高年龄是导致其PTSD水平较高的一个不利因素，但其优良的总体社会支持水平可能缓解了灾难带来的负性影响。30岁组高水平的客观支持可能是其PTSD水平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20岁组虽然其社会支持水平最低，但其低年龄优势可能抵消了社会支持的不利影响，从而减弱或缓解了灾难的负性影响，以致其PTSD水平为最低。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二）PTSD与SS的相关

本研究发现，被试的社会支持对PTSD没有显著预测作用，主观支持与再体验有显著的相互正向预测作用，筛查阳性被试的PTSD与SS间多为负相关但无统计学意义，其支持利用与再体验有显著相互正向预测作用，筛查阳性教师与阴性教师的SS总分及各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对灾后教师的消极心理没有缓解作用，反而具有加剧作用，教师的创伤性再体验症状会随着其主观支持水平和支持利用程度的上升而增强。这与以往许多研究结果不一致，不支持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和缓冲作用模型，但与侯志瑾等人的发现一致。这种加剧作用，可能源于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在缓解心理压力的同时可能具有的“负作用”〔11〕。

本研究同时还发现，被试的客观支持与高警觉有显著的相互负向预测作用，说明客观支持对灾后教师的消极心理具有缓解作用，教师的警觉性增高症状会随着其客观支持水平的上升而下降。这与其他多数研究结果相同。这个结果启示：震后的客观支持有利于缓解或减轻灾区教师PTSD症状。

四、结论

本研究主要结论为：①32.89%的被试出现PTSD症状，9.59%筛查为阳性，其中74.51%集中于30～49岁。②PTSD和SS的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③20岁组PTSD和SS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最低。④筛查阳性被试与阴性被试的PTSD总分及各维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S总分及各维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⑤主观支持与再体验有显著相互正向预测作用，客观支持与高警觉有显著相互负向预测作用。⑥筛查阳性被试支持利用与再体验有显著相互正向预测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丽萍，张本，姜涛，等.唐山大地震所致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临床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8）：517-520.

〔2〕栾明翰，李薇，李建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进展〔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1）：142-144.

〔3〕Naeem F，Ayub M，Masood K，et al. Prevalence and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of PTSD：18months after Kashmir earthquake in Pakistan〔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11，130（1）：268-274.

〔4〕Chan C L W，Wang C W，Qu Z，et al.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among adult survivors of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2011，24（3）：295-302.

〔5〕Xu J，Song 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urvi⁃vors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1 year after：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J〕.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2011，52 （4）：431-437.

〔6〕游永恒，张皓，刘晓.四川地震灾后中小学教师心理创伤评估报告〔J〕.心理科学进展，2009，17（3）：524-526.

〔7〕Kun P，Chen X，Han S，et al . Prevalenc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Sichuan Province，China after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J〕. Public Health，2009，123 （11）：703-707.

〔8〕王雁飞.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关系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2004，27（5）：1175-1177.

〔9〕范方，柳武妹，郑裕鸿，等.震后6个月都江堰地区青少年心理问题及影响因素〔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1）：56-59.

〔10〕邬晓艳，周娟，周肖榕，等. 5·12地震后PTSD症状严重性和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性研究〔J〕.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2010，5（4）：285-286.

〔11〕侯志瑾，周霄，陈杰灵，等.中小学教师PTSD和PTG的影响因素研究：灾难前-中-后的视角〔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30（1）：82-89.

〔12〕戴晓阳.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Social Support: Evidence from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Survived in Ludian Earthquake

Liang Wentao1, Luo Yong'An2, Li Yingli3
（1. Yunnan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Kunming 650223, China; 2.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3. Mingtong Primary School, Kunming 650051,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social support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survived in Ludian Earthquake. 532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from two counties in Ludian earthquake area were chosen as samples and were investigated by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hecklist an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in the fourth and ninth week after the earthquak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enhancing the objective support level of the teachers in earthquake areas may be important to relieve thei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Key words〕Ludian earthquak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ocial support

（责任编辑杨朝霞）

［作者简介］梁文涛，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心理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8-10

［中图分类号］R395.2：B84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345（2015）11-007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