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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文本中的替罪羊机制研究——以《淮南子》《三国演义》《白鹿原》为例

2015-02-28田桂丞

现代语文 2015年34期
关键词:共工替罪羊淮南子

○田桂丞

中国文学文本中的替罪羊机制研究——以《淮南子》《三国演义》《白鹿原》为例

○田桂丞

摘要:替罪羊机制是勒内.基拉尔提出的理念,认为文化中存在通过寻找替罪羊来解决社会危机的机制,反映了社会上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问题。这种理论建构于西方宗教世界的基础上,而非宗教世界的替罪羊机制有所不同。以宗教氛围不浓厚的中国为样本,通过《淮南子》《三国演义》《白鹿原》三个文本来探究替罪羊机制在中国的运转流程。中国的替罪羊机制与西方的区别是:替罪羊个数少、替罪羊的罪名的往往是道德违规、替罪羊死后难被神圣化。

关键词:替罪羊机制中国宗教

一、基拉尔的替罪羊机制

替罪羊机制是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在《替罪羊》一书提出的理念。替罪羊是一个外来词,英文是scapegoat,比喻带人受过的人。它的产生源于一种习俗,古犹太人在七月十日举行赎罪仪式。将一年中所犯下的罪过转嫁到一头羊身上然后放逐这只替罪羊,达到赎罪的目的。这种替罪羊仪式逐渐演化成文化内部的一种迫害机制,即替罪羊机制。

替罪羊机制的核心是集体对个体的暴力,这在许多文学和历史文本中尤为明显。基拉尔认为,在这类反应迫害和暴力的文学历史文本中,替罪羊与危机的生成基本没有基本直接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迫害者想要迫害他们,而借助了危机的形式而已。由此他提出了迫害的四种基本范式:危机的大背景、犯错了的替罪羊、替罪羊的特殊标记、先恶魔化再神圣化的过程。

替罪羊理论基于西方的宗教世界,理念的来源、迫害的范式等都有着基督教或犹太教的因素参与其中,推动了替罪羊机制的顺利运行。“在基督教国家里,传统上把可憎的行为都归到犹太人身上,而在罗马帝国里则归咎到基督教徒身上。”[1]可见,宗教的少数派总是较容易成为替罪羊的群体,同时宗教的禁忌和规则也往往成为惩罚替罪羊的依据和借口。基于这种原因,文章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没有形成明确而统一的宗教信仰,没有建构成形的宗教体系。但是中国存在很多替罪羊的表征,诸如官员的问责机制、“杀鸡儆猴”的思想,在文学和神话文本中也有着众多的替罪羊形象,其迫害范式和基拉尔所界定的如出一辙。下面将通过具体的暴力文本进行解读。

二、中国替罪羊机制的典型文本

(一)神话文本《淮南子》中的共工

中国古代关于共工的传说有很多,共工究竟是人是神也难有确切的结论。但《淮南子·天文训》中描述了这样一段共工触不周山的事件:“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2]从这一段描述中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在《淮南子》中共工为带有反面色彩的神明形象,与正面神明首领颛顼争夺帝位,被认为是导致灾难的原因。这个文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替罪羊机制在暴力迫害共工时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共工与颛顼进行了残酷的战争,虽没有提及具体情景,但可以推断出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符合替罪羊得第一种范式。这是也替罪羊机制得以运转的前提,替罪羊机制的原动力就是在社会危机中为民众苦难的情绪寻找一个宣泄的突破口。其次,颛顼是皇帝后裔,是华夏文明的三皇五帝之一,是正统的统治者。与颛顼争夺帝位的共工就成为了反叛的典型,违反了忠君爱国的道德理念。中国文化历来忠的意义,将能否尽忠作为评判是非功过的标准,共工的反叛行为使他成为了替罪羊的最佳人选。再次,共工是人面蛇身朱发的神明形象,怪异的造型是替罪羊的特殊标记。最后,共工的形象被恶魔化,被描述为“怒触不周山”招致灾难的始作俑者。共工究竟有没有制造灾难,通过神话我们的不得而知,但是在此神话文本中共工的替罪羊的特征可见一斑。

(二)古典文学文本《三国演义》中的十常侍

东汉末年灵帝时期,宦官弄权,导致皇帝忠奸难辨、朝廷乌烟瘴气。《三国演义》更是将以张让为首的十位权位最重宦官称为“十常侍”[3]。他们虽然得到汉灵帝宠幸,风光一时,欺上瞒下、诛杀异己。最终招致满朝文武的憎恨,在叛乱中被剁成肉泥。

为什么要把十常侍算作替罪羊?有些人认为他们罪有应得,他们的死不能算作替罪。但是,宦官专权不是十常侍时期才有的,“宦官之势,起自冲、质之时,朝廷滋蔓极广,安能尽诛?”[4]照这个说法推算好也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别的宦官仅遭少数人排挤,而十常侍却成为了全天下的众矢之的。而且是不是十常侍专权才导致了社会动荡没有统一的定论,重臣、太后、外戚都先后参与辅政,然而遭唾弃最多的是十常侍。可见,十常侍虽然有罪,但这其中必然有着替罪羊机制的推动作用。

用替罪羊的范式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端倪。首先,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冰雹、地震、海啸、黑烟,“种种不详,非止一端”。[5]这种严重社会危机导致了臣民心中的不满,需要通过寻找替罪羊的方式去熄灭众怒,符合迫害替罪羊的第一种范式。其次,十常侍摆弄权术,操控皇帝,违反了忠君爱国的基本道德,是第二种范式的表现。再次,宦官有着生理上的缺陷,这是很明显的“替罪羊式”的特殊标记,这也是导致十常侍成为替罪羊的根本原因。其他人物虽然也舞弄权术,但却没有明显的标记,十常侍被迫害符合第三种范式。最后,先将十常侍恶魔化,然后杀死他们。但是并没有完成神圣化的过程,这是因为他们的死没有完成对国家的救赎,处死十常侍后天下并情形没有因此好转,皇帝仍然软弱昏庸,地方依旧诸侯割据。可以说,这是寻找替罪羊过程中一次失败的尝试。社会危机没有得到解决,可以推断很快将会有下一次的对于替罪羊的寻找。

(三)现当代文学文本《白鹿原》中的田小娥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极富个性的女性形象,她最初是大户人家的小老婆,后来与前来打工的黑娃产生感情并私奔。之后黑娃身陷囹圄,田小娥为救黑娃委身鹿子霖,又为了报复白嘉轩而勾引白孝文。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仆人鹿三因不忍田小娥祸乱白家,将田小娥杀害。化作厉鬼的她对白家进行肆无忌惮的报复,最终被白家修塔镇压。[6]

田小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中较为典型的替罪羊形象。首先,她死之前白鹿原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饥荒,求雨不成反而异常严寒,致使饿殍遍野,民众心中积攒着不良的情绪。其次,田小娥的行为违反了中国传统对于女性的“三纲五常”要求,不检点的行为招致了众人的憎恨。再次,田小娥美艳至极,“事物的极端时时会遭到集体霹雳的打击,不仅是极端富裕和极端贫穷,而且是极端成功和极端失败,极端漂亮和极端丑陋。”[7]过分的美丽将她推向了人群中的边缘,符合被迫害对象的特殊标记。最后,同十常侍一样,她也只完成了恶魔化的过程,而没有神圣化。在她死后恶魔化的更为严重,变成了厉鬼进行报复。

三、浅析替罪羊机制在中国文本中的变异

上述文本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的文化暴力如何对于替罪羊进行迫害的过程,与西方世界的替罪羊有着一些不同:

首先,替罪羊个体的数量较少。由于没有宗教的区分,不存在所谓的宗教多数派和少数派,自然也就不存在多数对于少数的迫害问题。中国文化是一个长期以来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除少数民族统治时期,许多群体都能在华夏文明的大熔炉里找到文化认同感,极少遭受到其他群体的迫害,也鲜有出现长期矛盾和对立的情形。中国替罪羊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于极少数极端个体而进行的,迫害对象一般是一个人或者是一小撮人,不太会出现像欧洲中世纪屠杀犹太人一样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其次,替罪羊的罪名的往往是道德违规而非宗教违规。宗教对于人有着复杂且严格规章制度,很多本来不出格的行为都被认为是违反宗教理念的,所以很容易给替罪羊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罪名。连布鲁诺、伽利略等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都曾经被判定违反宗教规定,但是他们没有进行有过错的举动。而在中国缺少了这种宗教的土壤,很难给替罪羊编造莫须有的罪名,这就要求替罪羊本身一定要有过错,尤其是道德方面的过错,这样才能将暴力嫁接在替罪羊的身上而显得合情合理。这种道德过错往往表现为对中国古代社会封建礼教的违背,因为礼教制度相对来说比较严苛,较容易找到合适的罪名来指认替罪羊。从某种意义上说,封建礼教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宗教性质的约束作用。

再次,替罪羊死后难被神圣化。替罪羊机制的重点不在于替罪羊的死能改变什么,而在于民众通过迫害替罪羊致死的行为完成了一次暴力情绪的宣泄。这种暴力情绪来源于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杀死替罪羊或许并不能缓解压力,但宣泄之后能够让民众以更好的情绪和心态去面对社会危机。这也是之所以替罪羊会最终被神圣化的原因,其中有着一些宗教因素的影响。而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一只替罪羊的死亡往往伴随着对另一只替罪羊的寻找,一次暴力的宣泄结束往往酝酿着下一次的暴力活动。这就致使替罪羊的作用被缩小,也就自然难于被神圣化。

四、结语

替罪羊机制是勒内.基拉尔对社会集体暴力形成原因的探究,其理论在用作分析文学作品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替罪羊机制的运作过程在中国文学文本中发生了一定的变异,基拉尔描述的替罪羊往往为宗教中的少数派,罪名为往往是宗教犯罪,迫害完成后可能会被神圣化为神明;而中国文学中替罪羊多为个别人,罪名多是道德沦丧,而且在仪式完成后难以被神圣化。通过对比替罪羊机制的中西方差异,可以了解同样的社会心理在不同宗教氛围下的不同表现,对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意义。

注释:

[1][法国]勒内·基拉尔:《替罪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2][汉]刘安:《淮南子》,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3][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4][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5][明]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6]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31页。

[7][法国)勒内·基拉尔:《替罪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参考文献:

[1][法国]勒内·基拉尔.替罪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2]罗芃译,[法国]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M].北京:三联书店,1998.

[3][法国]勒内·基拉尔.双重束缚[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4]金泽、何其敏译,[英国]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王倩.20世纪希腊神话研究史略[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冯寿农.勒内·吉拉尔神话观评析——兼论《西游记》的替罪羊机制[J].厦门大学学报,2004,(6):78-84.

[7][汉]刘安.淮南子[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8][明]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9]沈楠.共工及其文献资料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0]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田桂丞安徽淮北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35000)

基金项目:(文章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神话学文明探源路径研究”[编号:12YJC751081]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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