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杰，朱 峰

（1.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陕西 咸阳 712000；2.秦都区沙河古桥遗址博物馆，陕西 咸阳 712000）

丝绸之路是我国在两千年前开辟的同亚、非、欧各国官方及民间的交往之路。在长期交往中，产于华夏大地的丝及丝织品通过贸易或其它方式流入各国，因而称这条路为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汉、唐时代，作为当时的华夏都城，也是世界最繁华的都市，长安很自然就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西域各国相互交往的中心区域。位于中心区渭河桥北的渭城，依其地理优势，成为国内外各种交往中的人员送别和物资聚散之地；其主要站点，便是在丝路驼马背上传唱千年的《渭城曲》中的“渭城客舍”。

1 “渭城客舍”，千载流传

“渭城客舍”之名，始于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名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生活的唐代中期，正是唐王朝与西域各国交往的最兴盛时期，也是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最繁荣时期。他的这首诗，原是在渭城与朋友元二饯别时所作，诗题为《送元二使安西》。不久，这首诗便被朝廷的乐府谱曲为歌，名为《渭城曲》（亦称《阳关曲》），传唱在丝绸之路上。“渭城客舍”之名，亦随着歌曲的传唱而声扬四海。此后，渭城送行之歌，不断出现在唐代著名诗人的吟诵之中。

在诸多与《渭城曲》有关的诗歌中，最著名的有诗人刘禹锡赞颂歌者的两首和白居易《对酒》诗中的一首。刘禹锡的第一首题为《与歌者何戡》，诗文为“二十余年别帝京，重为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1]4118；第二首题为《与歌者米嘉荣》，诗文为“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为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1]4116。刘禹锡是中唐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唐宪宗时遭贬外放20多年。何戡是唐乐府知名歌手，米嘉荣是西域米国人，唐代著名艺人，他的歌唱艺术曾倾倒整个京城。此二人都是诗人早年结识的朋友。这两首诗描述的是诗人遭贬外放20年后回到京城，与老朋友相聚，一起演唱多年前曾经唱过的《渭城曲》的情景。诗人触景生情，感叹歌虽然还是以前的歌、景还是以前的景，但如今却已物是人非，抒发了诗人感慨昔盛今衰的悲情。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对酒》诗共五首，其中第三首的诗文为：“百岁无多时壮健，一春能几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1]5066

刘禹锡和白居易是唐代王维以后享誉天下的著名诗人，在他二人的推崇下，王维渭城送别诗作在丝绸之路上得以广为流唱。在流唱中，还有人将原诗谱成反复叠唱三遍的歌曲，名为《阳关三叠》，使其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传播。由于此曲的影响深广，宋代文学家郭茂倩将其编入《乐府诗集》的《近代曲辞》中，《渭城曲》从此融入到中国文化典籍之中。[2]1139

与此同时，“渭城客舍”的名字，也随之在官方驿站、文人诗坛、商途旅栈等领域被广为传唱，成为海内外各国官民同羡、雅俗共赏之地。千年商贸交流带来的文化对歌，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些遗产，仅就诗歌内容来说，就已经很丰富了。唐、宋以来，为“渭城客舍”写赞颂诗歌的诗人不下百位，其中著名的除刘禹锡、白居易外，在唐代还有独孤及、岑参、韩愈、杨凝、贾岛、李贺、许浑及五代的谭用之、张泌、宋祁等；两宋时有刘敞、苏颂、张舜民、苏轼、苏辙、黄庭坚、李公麟、晁悦之、陈刚中、陆游、范成大、石孝友、耧钥、赵藩、孙维信等；金元时有赵秉文、元好问、杨奂、马致远等；明清时有李贤、王韦、靳学颜、董伯章、王士禛、宋伯鲁等。

历代诗人关于“渭城客舍”的每一首诗作，都凝聚着对丝绸之路的深厚感情。这些凝聚深厚感情的诗歌，在历史长河中经过千人传、万人唱，已成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星空中闪闪发光。

2 “渭城”地理名实的变迁

渭城一名始于西汉时期。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渭城，故咸阳，高帝元年（前206）更名新城，七年（前200）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更名渭城。”[3]1546这里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渭城的两大信息：一是渭城得名时间为公元前114年；二是渭城所在地为秦故咸阳城区，即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所划定的“自雍门以东至泾渭”的地域范围。此地于汉初并入长安，汉武帝时分设渭城县，属右扶风郡，为该郡的首县。东汉建武六年（30）又并入长安。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元年（319）在渭城故地置石安县，取石氏长安于此之意。前秦苻坚永兴元年（357）更名灵武县，并在县东北汉高祖长陵设置咸阳郡。咸阳之名，在被废除了563年之后得以恢复。渭城作为县级政区之名，自公元30年废弃之后，由唐代起，以咸阳之名延续了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86年12月，咸阳市将秦都区（咸阳市区）以乐育路为界，其东成立新区，名渭城区。至此，被废弃了近两千年的县级政区渭城之名得以恢复。其辖区与古渭城名实基本相符。

在东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渭城和咸阳两个名称虽被废弃，但因其地处京都长安，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各民族上层集团争夺和建立统治中心的焦点地区，导致其名称多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诗文大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常以“咸阳”“渭城”的名称代指帝都。如三国时曹操《蒿里行》诗中的“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及诗人阮籍《咏怀》诗中的“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①赵、李指汉成帝的宠后赵飞燕及汉武帝的爱妃李夫人。此二人能歌善舞，曾在这里逗留过。；南朝宋鲍照诗中的“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吴迈远诗中的“百里望咸阳，知是帝京城”；南朝梁沈约诗中的“晨策终南首，顾望咸阳川”[4]991；南朝陈阴铿诗中的“上林春色满，咸阳游侠多”[4]1364等等。以“渭城”作为京都代称的诗文有南朝文学家吴均的《采桑》诗：“贱妾思不堪，采桑渭城南。带减连枝秀，发乱凤凰簪。花舞依长薄，娥飞爱绿潭。无由报君信，流涕向春蚕。”[5]34这首《采桑》诗，寓意深邃。诗句以渭城喻京都，从这里采桑育蚕织丝路，把京都与边远地区连接起来，寄托着作者渴望结束南北分裂、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期盼和殷切深情。此外还有些诗文以咸阳渭城境内曾有过的地理实体代指都城，如汉代乐府古辞及魏晋以后的诗文中的“渭桥”“长平”“五陵”“平陵”“安陵”等。②“长平”指长平坂（阪），即汉时泾河以南的咸阳原，汉代以后称眭城阪。汉代在这里建有宫观，名长平观。“五陵”指渭城以北咸阳原上的五座西汉帝陵，分别为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北魏诗人温子升的《敦煌乐》：“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①见《乐府诗集》卷七十八《杂曲歌辞》，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94页。敦煌乐：敦煌，古流沙地。汉武帝开其地后，分酒泉置敦煌郡。这里有我国著名石窟，变文、棋经及石室内的遗书，价值很高。安陵调：安陵是西汉惠帝的陵寝，南邻渭城县。安陵的居民多数是关东迁来的女艺人。这些人整天唱个不停，被称为“安陵调”。还有古乐府辞《阿那瓌》：“闻有匈奴主，杂骑起尘埃。列观长平坂，驱马渭桥来。”②阿那瓌是古柔然（《通典》称蠕蠕）国可汗，北魏正光元年（520）入朝中原，学仿中原的制度和文化，增强各民族的交往和友谊。此诗以西汉宣帝时汉匈和好的典型予以称颂。西汉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朝宣帝于甘泉宫，随后，南下宿长平，过渭桥，就邸长安，接受封赐，使汉匈两大民族由长期的战争抢掠走进民族和谐的时代。诗文的字字句句，抒发着各民族和谐交往的真实感情，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文化珍品。

唐初，在秦咸阳、汉渭城故地设置咸阳县，此后的一千多年，再没有废弃过，但县城却有过两次大的西移。第一次是唐初重置咸阳县时，将县城由汉渭城县故址（今渭城区窑店街道办附近）西移到杜邮亭（战国时秦将白起葬地处），两地相距7.5公里，即今渭城区渭城街办的任家咀、龚家湾村南。此县城历经唐、宋、金，至元末废毁。第二次是明初在唐故县城西南3.5公里的渭河北岸（即今老城区）新建县城，延续至今。

两次大的县城迁徙，均在本县辖域之内，没有发生过与邻县的区域交叉。汉代的渭城与唐代的咸阳，是同一地域的不同名称。在有渭城无咸阳的汉代，《汉书》记载是“渭城，故咸阳”；在有咸阳无渭城的唐代，《括地志》记载是“咸阳故城亦名渭城”。另外，汉以后的渭城或咸阳，作为县级政区的名称，其境域除县界屡作调整之外，中心辖区一直保持稳定状态。

3 丝绸之路的首站

当西汉王朝进入汉武帝（前140—前87）时代，开拓和扩大与周边国家，特别是西域各国的各种交往，已成为大势所趋。对此，汉武帝一方面派张骞等人作为使臣和平修通西域；另一方面令卫青、霍去病等武将，统兵与阻碍交往的西部强族匈奴作战。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是岁，汉元鼎三年也。……（汉天子）不击匈奴，匈奴亦不侵入边。”[6]2911与此同时，由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亦畅通无阻。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张骞于汉元鼎三年（前114）在长安病故。

可以看出，西汉元鼎三年既是汉匈停止武装冲突之年，又是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为其献出生命之年，汉王朝与西域各国扩大交往的形势大好。为了适应和推进这种形势，汉武帝将西汉初已并入长安的秦咸阳故地划分出来，设立县制，命名为渭城县，作为丝绸之路的交往中心。不久，又将渭城所在的右内史郡改为右扶风郡，取扶助风化之意。这些举措从对外关系上展示了汉武帝的深谋远虑和雄才大略。

那么，渭城为什么能成为丝绸之路的首站呢？其优越条件主要有三：

其一，就关中地域来说，渭城地处关中腹地，是我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大一统王朝都会区的内核组成部分。这一带在两千多年以前经过周、秦两个民族的世世代代创造和经营，已进入种植业和养殖业高度发展的农耕文明时代。但周边和境外的许多地域，还聚居或散居着原始的游牧部族，因此不时发生冲突。秦始皇修通万里长城，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冲突，保障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到了汉代，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6]3261同时，司马迁还将全国划分为十个都会区，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都会区首屈一指：“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6]3262这就为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二，就京都长安来说，渭城地处汉长安城北的渭河对岸，宽阔的中渭桥把两城连接起来，形成了通向西域各国的交通枢纽。汉代的中渭桥，因其位于汉长安城横门之北，也称横桥。横桥之北，修建有由渭城通向西域的两条大道：一条是沿渭河、汧河逾陇山直抵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另一条是由渭城西北行，经漆县（今陕西彬县）出萧关至凉州。两条线路在凉州会合后，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在葱岭分南北二道出境。南道经塔里木，沿昆仑山北麓到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安息（伊朗高原古国名）；北道经车师、天山西麓到大宛（今土库曼斯坦）、康居（今哈萨克斯坦），最远处通到犁靬（今埃及亚历山大港）。这两条通道，由汉代开通，至唐代最为发达。

其三，就城市建设来说，汉长安的城市建设沿袭周代的“前朝后市”的规划，将九个大市场都设置在宫殿区之北的横桥大道之侧。据《三辅黄图》引《庙记》的记载：“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7]110在桥北渭城境内的有直市、柳市、东市、西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等。西汉时长安城“前朝后市”的布局，按《三辅黄图校注》的描述：“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城的南部，桂宫和北宫在城的中部，东市和西市在城的北部，朝宫在前，市场在后。”[7]110-111由于市场多数都在渭城境内，从而使这块地方成为中国西汉时对外贸易的风水宝地。到了唐代，唐王朝利用国家大一统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与西域及周边各国的各种交往，为“渭城客舍”迎来了新的春天。唐代诗人李白写诗称赞：“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1]1709这首诗传达了两条信息：一是当时的渭城境内，不仅有唐人开设的客舍，还有外国人经营的店铺酒肆，繁华无比；二是这块地方作为长安的门户，不仅是使臣送别、商贾聚散、外宾旅居之地，也是本地游客踏春的好去处。

4 送别文化的摇篮

送别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最早记述送别行为的文化典籍是《诗经》。《诗经·国风·秦风》中有一篇名为《渭阳》的诗，歌颂了春秋时秦康公送别其舅父晋国公子重耳回晋时依依不舍的深厚感情。诗文以“我送舅氏，曰至渭阳”[8]374开头，遂以《渭阳》作为该诗的篇名。

渭阳地在何处？为《诗经》作注释的西汉毛亨、毛苌，东汉郑玄，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等经学、史学大师，均将渭阳释为秦咸阳、汉渭城之地。战国时，渭阳以它独特的地理优势被选作秦国的都城，命名为咸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咸阳便成为全国的首都。汉、唐时期，这里是京都长安的组成部分及西出的大门，进出长安的中外使节、官吏、商旅、学子，大都选择在此地同亲友告别。唐代中期，这里的建设成就可观。唐代大诗人崔颢在他的《渭城少年行》诗中写道：“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渭城桥头酒新熟，金鞍白马谁家宿。”[1]1324继崔颢之后，便有了王维的《渭城曲》。这首丝绸之路上传唱千年的名曲，在编织文化摇篮、播扬送别文化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把历史上发生在咸阳及其附近的民族之间、地域之间的一些文化现象装进“渭城”这个载体之中，传扬至四面八方，传扬至千秋万代。王维在他的诗中，把自东汉初起已消失七个多世纪的渭城这个地名，形象地展示出来，从时间上接通了与春秋时渭阳的文化传承关系。此后，又有学者将其延伸到商末周初的鲜原。北宋学者朱熹，将《诗经·大雅·皇矣》中“度其鲜原”中的鲜原，注释为“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谓程邑也。其地于汉为扶风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阳县”。[9]185二是王维之后，各代学者又从空间上将《渭城曲》以多种形式，从西行的丝绸之路向四方延伸，流唱到东西南北各条送别之路上，把与之相关的文化站点整合起来，以渭城作为通名。唐代学者岑参在送他的朋友杨子东去颍州（今安徽颍上县）时作诗曰：“斗酒渭城边，垆头耐醉眠。……看君颍上去，新月到家圆。”[1]2081北宋学者刘敞有诗：“举世几人歌渭城，流传江浦是新声。柳色青青人送别，可怜今古不胜情。”[10]5911《渭城曲》作为流传到江南的新声，为亲友送别增添了感人至深的胜情。三是对渭城送别的含义，除了从时间和空间上给以延伸外，还从情感和理念上予以修订和提高。王维《渭城曲》诗中最能表达情感的是第四句“西出阳关无故人”，历代学者称之为“阳关第四声”。在唐宋时期中外交流不断繁盛的环境下，尤其是丝绸之路的长期通达，已经使“无故人”的状况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因此，在后来学者的送别诗中，对《渭城曲》第四声注入了新意。北宋著名诗画家李公麟在与他好友离别时，赠送画卷并题诗句“渭城柳色休相恼，西出阳关有故人”。[10]12162还有学者把“有故人”和“无故人”从情感上升到理念上创新诗意，南宋诗人陈刚中的《阳关词》“客舍休悲柳色新，东西南北一样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10]21247就是这类诗文的代表。诗中把不同国家、地域、民族间的人民比作情同手足的兄弟，融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文化理念，从而激发更多的仁人志士到万里以外去大展宏图。南宋大诗人陆游，老年还写诗明志：“老矣犹思万里行，翩然上马始身轻。玉关去路心如铁，把酒何妨听渭城。”[10]24708

宋代以后，有诗人把渭城客舍送别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继续扩大。内涵上，把对亡故亲人怀念之情也予以纳入，如元代诗人马致远的《叹世词》中写的“红日如奔过隙驹，白头渐满杨花雪，一日一个渭城客舍”[11]243；外延上，把唐代诗人李白所歌金陵（今江苏南京市）送别之所“劳劳亭”也统到渭城来，如明代诗人董伯章的《送人之咸阳》的“劳歌唱渭城，行子赴西京。关月闻鸡落，秦云带雁横。花香樊曲梦，柳色灞桥情”[5]608。

综上所述，渭城客舍经过唐代以来《渭城曲》的广泛传播，其声名由陆地扩至海上，于是人们便把西出阳关之道称作陆上丝绸之路，把与隔海邻国的交往之道称作海上丝绸之路。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与世界各国的多种交往进一步增强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在营造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业中，有必要挖掘渭城所留给我们的包括诗歌在内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使这一地区蕴含的悠久的中华文明光被四海，照亮未来。

[1]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王芳闻.历代诗人咏咸阳[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8]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9]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10]傅璇琮.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

[11]隋树森.金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