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5）01-0024-04

收稿日期：2014-12-15

作者简介：张昱娟（1989-），女，山西平遥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实主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抗战结束的接近三十年，由一种创作精神与创作方法，发展成为了一种自觉的文学思潮，有了一批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成果和较成系统的现实主义理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争的非常态环境使文化观念发生了变化，“抗战”与“救亡”成为了显性的主题，文学的忧患意识与现实使命感得到突显。胡风积极响应时代号召，1937年9月11日，于烽火中的上海创办了《七月》，并于1944年复刊时更名为《希望》。胡风通过文艺关注社会，反映战争，揭露现实，批判并建构现实主义理论，促进了现实主义精神的进一步成熟，使现实主义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从《七月》1937年创刊，到《希望》1946年终刊，尽管其间因战事而有过中断，但仍然可以以此来考察现实主义的行迹。

一、时代结构与现实主义背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以抗日战争需要为目的的文化规范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文学走出自身的封闭系统，关注社会与民众，以新崛起的文化主体改造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作家从沿海城市转向内地，从书斋走向民间、战场。战争使他们认真思考国家民族的历史、现实与前途问题，这使其创作与生活接触，与民间大众接触，具有现实主义意义。正如杨义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认识：“文学是以自觉的姿态，和民族一起承担战争的灾难，呼唤民众，进行神圣的民族自卫和解放的战争，鼓励民族和人民救亡图存的斗志。” ①

战争刚开始，由于时局混乱，条件艰苦，很多报社不堪重负，停止了一些大型文学期刊的发行。当时大型的刊物《文学》、《中流》、《译文》、《作家》等纷纷停刊。虽然之后茅盾靠一己之力，将四大刊物合刊为《呐喊》，但胡风却认为“把五四时代鲁迅的书名作为轰轰烈烈的民族战争中的刊名，但到底和时代的感情不大相应。”同时意识到“《呐喊》无论在人事关系上或它那种脱离生活实际的宣传作风上，这些人也都是不愿为他提起笔的。” ②因此，胡风希望有坚实的文艺作品来反映战时人们的生活，鼓舞人民抗战的士气，配合抗战前方的需要。“这时候应该有文艺作品来反映生活、反映抗战，反映人民的希望和感情。因此，我就和朋友凑了几个钱，在上海创办了《七月》周刊……” ③，这便是胡风创办《七月》杂志的初衷。在《七月》的代致辞《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中，胡风旗帜鲜明地宣告了办刊的宗旨和战斗方向，认为抗日战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而是将“抖去阻害民族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 ④。为了能担负起宣传抗战、反映群众斗争生活的历史使命，《七月》登载了大量的进步作品，其中有许多是革命根据地作家的作品，成为反映现实状况的重要力量。这使《七月》产生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现实环境的制约。1937年10月到次年初，“国民党党部两次命令书店街所属的第三区禁止发行” ⑤。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书审会致函国民党中宣部，称“《七月》企图透过文艺形式达到谬误宣传之目的，本会审查该刊时向极严格，总期设法予以打击，使其自动停刊” ⑥。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七月》编到第7集1、2期后，于1949年9月停刊。1944 年12月，作为《七月》复刊的改名刊物，《希望》在重庆出版。经过了1941年的“皖南事变”，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的逆转，《希望》顺应环境的变化，根据现实的要求，思想倾向于人民的解放。然而，在办刊的原则与方针上，《希望》延续了《七月》的现实主义精神，以现实主义精神争取民主权利，与黑暗势力作斗争。1946年10月，内战爆发，在各种压力之下，《希望》终刊。《七月》和《希望》两个刊物，发刊长达九年，无论环境怎样恶劣，都不放弃现实主义的宗旨。胡风坚持，“能够正确地反映战争底现实，通过内部的改造过程去实现对外抗战胜利的历史发展底内容的，就只有现实主义的革命传统的新文艺。” ⑦《七月》和《希望》以创作实践反映抗战生活，反映民众的思想感情，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它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在抗战时期成为了和《文艺阵地》、《抗战文艺》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

二、文体多样化与现实主义

抗战爆发后，为了提高人民抗战的斗志，文学作品倾向于鼓动与宣传。这促使许多作家都满腔热情地去写鼓词、相声、唱本、街头剧、朗诵诗等适合文学宣传的文学作品，以此来鼓舞战士们的斗志，推动民族抗战事业的发展。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在贬抑“五四”新文艺的形式，对抗外来欧化的文艺形式的同时，将民族的形式简单地等同于“俗语”与“旧形式”，推崇俗文学，使一些弹词、大鼓、五更调之类文学形式广泛流传于抗战根据地。这些民族的旧形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它将文学等同于宣传，忽视了文学本身的意义；旧形式文学内容泛化，存在一定形式主义；旧形式的狭隘也不容易接纳更高级的文学内容……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七月》和1944年刊印的《希望》，在文体上显示出了前瞻性，产生了一批能真正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文体。

《七月》和《希望》两本文学刊物一共出版了40期（《七月》32期，《希望》8期）（不包括《七月》周刊）。文体类型共有十一大类，分别是报告文学、诗歌、通讯、战讯、小说、会议与讨论、文学评论、随感、散文、漫画、木刻。其中，报告文学内容最多，涵盖面最广，包括抗日英雄特写、救亡运动特写、民众活动特写、阵地特写、汉奸特写、地方特写、战地生活特写、失地情形特写、国际文坛报告（包括日本文坛报告）、战争场面特写、战地报告（战役报告）、游记生活报告、敌后生活报告共十三类。报告文学直接地和生活结合，迅速地替战斗服务，以其写实性和真实性，全面反映一定时期的全貌，成为了抗战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胡风对报告文学也看得很重要，认为“我们民族底伟大的史诗底序章，藉着它，才没有完全被空间、时间、以及特殊条件所淹没、所埋葬。” ⑧《七月》对报告文学的内容加以了细化，从抗日英雄到普通民众，从前线都后方，从战地斗争到地方生活，从国内到国际，所涉内容丰富而全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让广大民众及时了解了时代信息。在《七月》前中期，报告文学几乎占刊物篇幅的三分之一，发表报告文学作品最多的主要是曹白、东平和阿垅。曹白在《七月》刊登有《受难的人们》（1集2期）、《烽烟杂记》（1集3期）、《杨可中》（2集2期）等7篇报告文学；东平刊登了《叶挺印象记》（1集3期）、《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2 集1期）等5篇报告文学作品；阿垅的《闸北打了起来》连载于《七月》第3集的3、4期，《从攻击到防御》连载于第4集的2、3期。这些报告文学都是作者以自己亲自参加战役的经历为基础，在记录中国军队军事活动的同时，也记录了作者对引发战争事件的反应，使读者了解并思考中国军队的现实情况，具有现实意义。到了1944年复刊后的《希望》，现实主义文体则更多地体现在小说上，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艺术技巧更加成熟。路翎、贾植芳、孔厥等青年成为了重镇作者。相比于《七月》，此时期的作品更具有浓郁的悲剧气质，贯注着批判意识，深化了现实主义精神。

三、批判与现实主义精神的确立

《七月》和《希望》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在对“左”倾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批判中开始，在多次的座谈会与讨论会中建构，在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判与“主观战斗精神”的实践中成熟，逐步丰富并发展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批判意义。

（一）对“左”倾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批判

抗战初期，尤其是在武汉失守前，出现了一批不利于现实主义发展的文学思潮：“文学无用论”，“宣传第一，艺术第二”等，这种“文学无用论”和文学社会功用论，其开始可以追溯到第二个十年的革命文学中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等现象，到了抗战时期，这些论调再一次以偏激的面目出现了。作为左翼理论家，胡风较早地认识到了“左”倾机械论的危害，他认为这是“新文艺运动里面的根深蒂固的障碍，战争以来，由于政治任务的过于急迫，也由于作家自己的过于兴奋，不但延续，而且更加滋长了” ⑨。这种反对“左”倾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在胡风所编的《七月》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第6期和第13期发表了辛人所作的《谈公式化》和《关于公式化的二三问题》两篇评论性文章，第一篇以睿智的说理和巧妙的构思指明造成公式化的原因，即“自己主观没有最有效地、最积极地控制现实”，“没有深入现实”。另一篇《关于公式化的二三问题》，则针对具体的公式化现象，提出了如何避免的方式。

这种批判在《七月》第2期所刊登的《七月社明信片》的稿件要求中有明确体现：“一，得抓住要点，避免冗长的平铺直叙；二，作者的感情须真实，冷淡或夸张都是不好的；三，得有批判的精神，任何黑暗或污秽的东西，都应大胆地揭出；四，须在文字上去掉概念的抽象议论。” ⑩同时，《希望》的第1集第3期刊登了吕荧的《内容的了解与形式的了解》，文章批判了杨晦《曹禺论》中偏重于形式论的观点，有效抵制了创作方法的机械主义，以实例让读者领悟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由此可以看出，《七月》和《希望》力图以创作实践去批判抗战初期的“左”倾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要求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力度，为《七月》和《希望》的现实主义指明了方向，也对胡风之后所开创的“主观战斗精神”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二）“现实主义”理论的建构与发展

胡风作为《七月》和《希望》的主编，在编刊同时，多次主持了不同阶段的文艺座谈会和讨论，并把这些座谈会和讨论及时地选入《七月》当中，使之成为了《七月》一种独特的文体和现象。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座谈会和讨论，对“现实主义”理论的逐步建构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一次座谈会于1938年1月16日在武汉召开，题为《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有十人参会。会议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分别是“抗战后的文艺动态印象记”、“关于新形式的问题”、“作家与生活问题”和“今后文艺工作方向的估计”。对这些文艺的现实性问题，会议立足于抗战的时代背景，予以积极探讨，如东平提到的“抗战期间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适夷提出的“大众化”所带来的空洞、概念化问题；以及会议对“作家与生活”的讨论……这些讨论从当时文学的发展状况出发，理性考察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对文学予以积极的引导，有利于现实主义的发展。1938年5月，《七月》组织了一次关于《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的座谈会。作家们结合创作与生活实际，尖锐地指出旧形式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发展的方式。这些在座谈会上的讨论，以直接而深刻的方式延伸到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处，发展并完善了现实主义理论，为《七月》和《希望》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现实主义的深化与“主观战斗精神”

随着战争的深入，胡风觉察到了文艺运动中出现了另外的两种错误思想——“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对于主观公式主义，胡风认为“主观公式主义是从脱离了现实而来的，因而歪曲了现实，或者漂浮在没有深入历史内容的自我陶醉的‘热情’里面……” ÊIS，这使得一些作品只根据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去写作，演绎，单纯图解政治口号。同时，胡风坚决反对创作上的客观主义，因为“客观主义是作家对于现实的屈从，抛弃了他的主观作用。”这种客观主义，“表面上看，这些创作也模仿现实、反映现实，实际上由于对于生活没有经过作家的体验、感受、突进、情感的燃烧，结果所反映的现实只是表面的、冷漠的、浮光掠影的东西” ÊIT。为了克服这两种倾向，胡风提出要加强文艺家的“人格力量”和“作家的主观战斗要求”，这就是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可以说，“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现实主义的核心和关键，在《七月》和《希望》这两个文艺期刊上处处透露这种精神。胡风在《七月》创刊之初，不仅强调“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东西须得是作家从生活里提炼出来”，更强调作家必须有“向着人生远景的情热”和“息息动人的生活底真情”，文艺作品是“作家底主观活动起了化学作用以后的结果”。比起《七月》，《希望》更具体地体现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1945年《希望》创刊，第一期的发刊词《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就奠定了刊物的基调：“带着深刻的精神斗争，也引发深刻的精神改造，民主在流血”，同时，胡风认为“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 ÊIU《希望》强调了作家的战斗姿态，强调了与生活进行搏斗的必要，亮出了现实主义的旗号。之后，《希望》陆续发表了孔厥、东平、路翎等作家的作品，所登载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出了“相生相克”以及精神的“受难”，充溢着生活感受力和热情。这些作者以自己对现实人生“搏斗”的“思想力”，“突进”到现实人生之中，表现了广大人民的“负担、潜力、觉醒、和愿望”，有着主客体之间的强度肉搏和情感体验，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一脉相承。由此可看出，《希望》充分发扬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七月》和《希望》两个刊物，在九年多时间里，于艰难的环境下辗转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几个中心城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透过《七月》和《希望》，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在1937—1946年这个特殊时间段的行迹，其理论不断完善，其内容不断丰富。可以说，《七月》和《希望》记录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发展，是考察现实主义形迹的一个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