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华

(新乡学院 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3)

“正始文学”辨
——兼谈正始文学与后正始文学

马建华

(新乡学院 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3)

“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这一论断存在偏颇。正始文学应以正始十年爆发的高平陵事件作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以王弼、何晏等为代表的“轻澹简约”派,后期为以阮、嵇为代表的“清峻遥深”派。

正始文学；后正始文学；阮籍；嵇康

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为阮籍和嵇康，这一结论早已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与接受。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分别代表了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总结。他们在阐释“正始文学”时均以阮籍、嵇康为代表作家。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有所偏颇，不符合正始文学实际。赵利伟、郎宝如的《正始文学与后正始文学》(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以下简称《正始》)一文发现了这一论断陈陈相因的偏颇。他们认为：“‘正始’乃魏帝齐王曹芳的年号，其时间断限为公元240～249年。‘正始文学’循名而责实，理应产生于这一时间断限内，并为反映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的文学，而‘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也一定是在这一时间断限内从事文学创作并成绩卓著的作家。这本是不应产生歧义的基本常识。”然而，后来的文人在撰写文学史著作时，恰恰忽略了这一基本常识，从而导致了对正始文学的研究名实相离、评价失准，赵利伟因此撰文予以正名。

《正始》一文考证认为,以高平陵事变为分界线的正始时期与后正始时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从权力归属说，正始时期，政权掌握在曹魏集团手中，而后正始时期政权则转移到司马氏手中。从社会形势和意识形态看这两个时期也完全不同。因此，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正始文学和后正始文学，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正始》一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是何晏而非阮籍、嵇康。 阮籍、嵇康当为后正始文学(按，因为没有合适的名词称呼这一阶段文学，故用后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正始》一文结合史实原貌考证翔实，可谓匠心独出，确有见地。但笔者认为《正始》一文在梳理“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这一偏颇论断方面还存欠缺，有待进一步梳理。

正始文学又有“正始之音”之称谓。如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第1卷论及正始文学时一概用“正始之音”来代之，曾引发学界对“正始之音”是否可以指正始时期诗歌的讨论。“正始之音”最早出现在南朝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中：“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1]376又“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1]177文中所及王敦、卫玠、谢鲲、殷浩、桓温诸人皆为正始名士，此所谓“正始之音”应为一个玄学概念。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中考证认为， “正始之音”“正始之风”“正始余风”“正始遗风”等指的都是同一概念,都为魏晋风流名士清谈论辩的风尚，离文学相差甚远；而且，《世说新语》言及“正始之音”时根本未提及阮籍、嵇康。将“正始之音”借用指“正始文学”则始于唐代初期的陈子昂。陈子昂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叙述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以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2]尽管陈子昂没有详细阐明“正始之音”之具体风貌，但这里是将“正始之音”与“汉魏风骨”并举，显然是将“正始之音”作为文学风格而言的。叶枫宇的《“正始之音”辨》推测陈子昂之所以用“正始之音”来代指正始文学是出于误用，原因在于《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一封给友人的信,所以作者可能对其中的措辞没有怎么认真加以推究。另外，后代又以陈子昂《感遇》38首师承阮籍《咏怀》诗之故，更将“正始之音”与阮籍诗歌视为同语。此后，宋人严羽在其著名的《沧浪诗话》中给正始诗风下了定义：“正始体，魏年号，稽阮诸公之诗。”[3]自此之后，后代亦陈陈相因，在论及正始文学时都不约而同地标举阮籍诗为准。

而笔者在考察离正始时期较近的文献资料时可清楚地看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并无阮籍、嵇康为正始文学代表文人这一事实。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在论述诗歌流变时总是将正始诗歌与阮籍分别开来。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肤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4]在刘勰看来，正始何晏、刘勋等“杂仙心(玄学)”“明道(庄老)”的诗文是“肤浅”的，而只有阮籍以其“清峻”“遥深”可另作标举。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刘勰又云：“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雄，顾盼含章，动言成论。正始余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4]477显然刘勰认为正始文风是以何晏、刘勋为代表的“轻澹肤浅”和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清峻遥深”两种文风并存为实际的。《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文可佐证：“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叡仲为竹林名士。”可见在刘孝标眼中，正始文风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以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为代表，一派以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为代表，至于二派风格，刘孝标并未细言。而刘师培在论及“魏晋文学之变迁”时更为明确地将正始文学分为两派：“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俊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盖成于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夏侯玄、钟会之流，亦属此派。溯其源流，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总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为纵横家言为近也。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诸贤。溯其远源，则阮瑀、陈琳已开其始。”[5]而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论及诗歌流变时则这样描述：“降及建安……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陈、两潘、一左，勃尔俱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6]钟嵘这段文字对建安文学、太康文学均作了描述，并标举代表诗人，而于正始文学则只以“陵迟微衰”一词相忽掩。在其后以品级论诗人时则又标举阮籍为上品，嵇康为中品，并评论阮籍诗云：“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评嵇康云：“过于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托喻高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显而易见，钟嵘对正始文学的评价存在矛盾心态。他认为王弼、何晏清玄之风较之建安慷慨悲凉之旨“衰微”，然于嵇康、阮籍之诗却又不能一概定为“衰微”之变。这一点对于梁初萧子显来说，似乎也甚为棘手。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中评介魏晋南朝文学源流变体时这样概述：“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见；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昆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未标世。”[7]这段文字，将建安文学至鲍照演变描述得甚为翔实，却独没提到正始文学。长期以来，人们均以正始文风始染玄风、成就不高以搪塞，似乎有些草率，但在论及阮、嵇诗歌时则又倍加肯定、赞誉。

尽管何晏、王弼等正始文学留存后世的作品不多，如何晏仅存2首《言志诗》和《景福殿赋》、《瑞颂》、《论语集解序》等文，王弼文传于世者，罕见全篇，只有《难何晏圣人五喜怒哀乐论》数句留存，夏侯玄仅有《夏侯子》，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忽视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何晏的玄理论文，刘师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何晏之文学，已开晋宋之先。虽然刘氏所说“晏之文学”侧重于何晏的玄学观念，不过，从何晏《无名论》中确实能看出他析理立意综核名实、抽象思辨的特点。从玄理论文文风角度讲，说他已开晋宋之先，也是可以的。而王弼的玄理论文，虽留存寥寥数句，但可以看出其文风与其《周易注》《老子注》《论语释疑》相近。换言之，其注疏文字能反映其单篇析理文的风貌。这些注释文字立意新颖，条理清晰，结构严谨，文字简略，出现了大量的对称句式，对后来的哲理散文乃至骈文亦有影响。另外，何晏、王弼作为魏晋第一个清谈高峰期的领袖，他们倡导的清谈艺术，对晋代散文艺术特色的形成影响很大。清谈作为士人的文化活动，必然会影响士人的审美心态、艺术趣味，会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清谈的审美特征移植到散文中，将清谈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形式用到散文创作中。清谈艺术和它显现的审美特征，不仅对玄理论文艺术的发展深有影响，而且还影响到其他内容论文的写作方式。比如东晋大量出现的讨论理智的说理文，不少就是清谈的产物。故《文心雕龙·时序篇》言：“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为文体。是以世极遯蟺，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4]477又《论说》：“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4]201因此，正是王弼、何晏、刘勋等人的创作特色，开创了此后一百余年的诗文创作特色。《正始》一文对王、何文之价值、影响也作了深入探讨，有很多真知灼见。

据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始文学以正始十年爆发的高平陵事件为分界线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以王弼、何晏等为代表的“轻澹简约”派，这一派对后世玄言诗、哲理散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期为以阮嵇为代表的“清峻遥深”派，这一派对后世诸如陶渊明、陈子昂、李白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于总体称谓，仍可沿用习惯，称之为“正始文学”。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陈子昂.陈子昂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0：15.

[3]严羽，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52.

[4]刘勰，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刘师培.中国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2.

[6]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

[7]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08.

【责任编辑 郭庆林】

“Zhengshi Literature” Discrimination:Discussion on the “Zhengshi Literature” and “Post -Zhengshi Literature”

MA Jianhua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xiang University, Xinxiang453003， China)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are Ruan Ji and Ji Kang, in some way, is not correct. Which divides the boundary of into two different periods according to Gao Pingling event occurring in the 10thyear of Zhengshi.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the first of Zhengshi Literature are Wang Bi and He Yan whose poems have brief writing style. And later of them are Ruan Ji and Ji Kang whose poems have clear and deep style.

Zhengshi Literature； Post Zhengshi literature； RUAN Ji； JI Kang

2014-09-32

马建华(1978-)，男，河南南阳人，讲师， 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I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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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726(2015)04-004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