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军

(西安文理学院 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5)



·环境科学·

清代关中地区水旱灾害及社会影响研究

耿占军

(西安文理学院 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5)

揭示清代关中地区水旱灾害发生规律及对社会经济等所产生的影响。采用历史文献的整理、分析及小波技术运用的方法进行研究。 清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共发生131次,旱灾114次,水旱灾害的发生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水灾具有50年、140年周期变化,其中50年为水灾变化的主周期;旱灾具有30年、60～70年、150年周期变化,其中旱灾变化的主周期为150年;西安和渭南两地水旱灾害发生次数最多,其次为咸阳和宝鸡,铜川地区则最少;局部范围受灾、粮食歉收等为特征的二级灾害发生次数最多;灾害的发生对人口、社会经济、社会道德、社会文化及社会矛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清代;关中地区;水旱灾害;社会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历来被视为各业之本,备受统治者的重视。农业生产深受天时、地利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人类如果能够承天时,尽地利,做农事,就能取得农业生产的丰收。但天时变化无常,正如恩格斯所言:“直到今天,农业不但不能控制气候,还不得不受气候的控制。”[1]灾害的发生,轻则歉收,重则禾麦全无,甚者“饿殍遍野”、“人相食”,从而引起大的饥荒。农业自然灾害包括旱、涝、雹、冻、虫、风灾等,其中水旱灾害是陕西关中地区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发生范围相对较大,影响更为严重。对于关中地区水旱灾害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6]。但是，对于清代关中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及对社会经济等方面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本文对清代关中地区水旱灾害事件进行统计,分析水旱灾害发生的时空规律、灾害程度及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深刻影响,对于科学地认识灾害发生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为关中地区农业自然灾害的防治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1 研究区域及资料选取

关中地区又称关中盆地,位于陕西中部,南与秦岭相接,北与黄龙山相连,西起宝鸡,东到潼关,东西长约360 km,东宽西窄,最宽处约80 km,向西渐闭合成一峡谷,呈喇叭型分布。包括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5个地市,共54个县(市、区),总面积约5.06×104km2。关中盆地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冬季寒冷干燥,降水量少,夏季炎热多雨,年平均降水550～700 mm,年均气温12～13℃。

清代关中地区农业自然灾害的统计主要根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卷)》、《西北灾荒史》、《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陕西历史自然灾害简要纪实》、《中国灾荒史记》和地方志等相关资料[7-11],选取史料中有明确记载发生时间、地区及灾情的水旱灾害事件,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秋,关中积月亢旱,谷价骤昂,民之告饥者过半”(《岐山县志》)。对事件进行印证整理,确保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全面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然后统计出清代关中地区水旱灾害。在水旱灾害的统计过程中,一年中不同地区同类灾害各有1次及其以上事件记载的,均按1次统计,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三原连遭大旱,三料不登,民饥逃散,多就食邻省”(《三原县志》);“临潼三月旱,夏无麦”(《临潼县志》)。可以看出康熙三十一年三原、临潼两地均发生了旱灾,统计中按1次计入。根据统计结果,清代关中地区共发生水灾131次,旱灾114次。对水旱灾害以10年为单位绘制出灾害发生的频率图(图1),从图可以看出,水旱灾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图1 清代关中地区水旱灾害频率统计图Fig.1 Frequency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Guanzhong Area in Qing Dynasty

2 水旱灾害的时间规律

图2、图3分别为关中地区清代水、旱灾害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周期振荡(a)和小波方差图(b)。图2(a)中各个时间尺度的正小波变化系数与水灾的高发期相对应,用实线绘出;负小波变换系数与贫发期相对应;图3(a)中各个时间尺度的正小波变化系数与旱灾的高发期相对应,用实线绘出;负小波变换系数与贫发期相对应,用虚线绘出。由水涝灾害小波分析图和小波方差图可以看出:水涝灾害序列具为50年、140年周期变化,其中50年序列方差最大,说明50年的振荡最强,为水涝灾害变化的主周期。由旱灾小波分析和小波方差图来看,旱灾序列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分别为30年、60～70年、150年的周期变化,其中变化的主周期为150年。

3 水旱灾害的空间分布

对空间分布的统计过程中,某些灾害同一年内会在几个地区均有发生,分别计入各个地区,所以水旱灾害的频次累计值大于图1。通过表1可以看出,在清代的268年里,关中地区水旱灾害发生最多的是西安和渭南地区,达到了138次,平均1.94年就发生一次灾害。其次为咸阳和宝鸡,分别为121次、103次,而铜川地区灾害发生最少,为93次。

而就灾害类型来讲,西安、渭南地区的水涝灾害、旱灾均多于其他地区,分别达到65次、73次之多,均高于其他地区。

图2 水灾小波分析图与小波方差图Fig.2 Wavelet analysis and wavelet variance diagram of flood disaster

图3 旱灾小波分析图与小波方差图Fig.3 Wavelet analysis and wavelet variance diagram of drought disaster

表1 清代关中地区水旱灾害空间分布Tab.1 Spacial distribution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Guanzhong area in Qing dynasty

4 水旱灾害的等级程度

根据灾害发生时的持续时间、受灾范围以及受灾程度[11],把清代关中地区的水旱灾害划分为一级轻度灾害、二级中度灾害、三级大灾害及四级特大灾害4个等级序列。

一级轻度灾害:文献中只记载了局部地区发生水旱灾害或小范围“大水”、“ 大雨”、“旱”、“无雨”等模糊或简单记载,而未记载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影响的水旱灾害。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高陵,秋旱”(《高陵县志》)。

二级中度灾害:记载局部范围受灾、河水涨溢、民田被淹、淫雨害稼、连季少雨或不雨、免赋税、粮食歉收等。如:顺治十七年(1660年),泾阳“秋,泾水大涨,田苗淹没”(《泾阳县志》)。

三级大灾害:记载受灾范围较广,大量民田被淹、城垣倒塌或大面积大旱、人畜死伤等。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大荔“七月,河大溢,淹没大庆关、郝家庄、王家庄田庐二百九十余家”(《重修朝邑县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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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特大灾害:记载灾害时间长、强度大,人口大量死亡，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等,都归于特大灾害。如:康熙三十年(1691年),“渭水仅尺许,民饥,继以疫,民死大半”(《重修华县志稿》)。

按照以上的灾害等级序列标准,将清代关中地区水旱灾害进行等级划分。在清代关中地区发生的131次水涝灾害及114次旱灾中,一级灾害分别为24次和29次,占总灾害次数的18.3%和25.4%;二级灾害分别为82次和73次,占62.6%和64%,三级大灾害分别为16次和8次,占12.2%和5.3%,四级特大灾害为9次和4次,占6.87%和3.5%。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局部范围受灾、粮食歉收等二级灾害次数最多。

表2 清代关中地区水旱灾害程度等级Tab.2 Degree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Guanzhong area in Qing dynasty

5 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5.1 对人口的影响

第一,人口大量减少。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农业自然灾害尤其是重大水旱灾害的发生,所造成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口大量死亡。在清代陕西关中地区,水、旱灾害发生频繁,特大灾害较多,与此同时,又正值我国古代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从十七世纪末起到十八世纪末止这一长时期的国内和平阶段中,中国人口翻了一番,从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三亿多。到十九世纪中叶,人口已达四亿三千万左右”[12]。所以,因灾死亡的人口数量也就大大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13]。在各种农业自然灾害中,旱灾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大的。如:康熙三十(1691)、三十一年(1692),盩厔县(今周至一带)从二十九年秋即大旱,禾不登,三十年大饥,秋冬继起大疫,到三十一年的时候,全县人口十亡六七(《盩厔县志》卷八)。这是在政治清明的康熙时期,朝廷已经大力救灾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在政治腐败的晚清,就成了“人相食，道殣相望”人间地狱般的场景了,至于卖儿鬻女的,那更是数不胜数。如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中,醴泉县饿死的人堆积如山,就在洛城东门外挖了两个坑用来填埋尸体,俗称“万人坑”(《续修醴泉县志稿》卷十四)。郃阳县的人口在经过光绪戊寅之饥后,减少得非常厉害,总计死亡的人口大约占到三分之一(《 郃阳县乡土志·户口》)。据《中国人口史》一书估算,光绪元年(1875),西安府人口约为150.3万,“丁戊奇荒”后，人口剩余约103.9万，在灾荒中死亡人口约46.4万。

第二,人口的迁移。在清代,为了保证政府的税赋,对老百姓进行了严格的管制,尤其是通过实行“里甲制度”,禁止他们随意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另往他处。 但是,一旦发生了比较大的自然灾害,必然会造成受灾地区的粮食短缺、物价上涨,如果政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赈灾措施,灾民为了生存自然就会四处逃亡,其中既有省内迁移,也有跨省迁移。如康熙三十年(1691)、三十一年(1692)间,关中、陕南发生大面积旱灾,导致饥民四散流离。三原县“连遭大旱，三料不登，民饥逃散，多就食邻省”(《三原县志》)。据称西安附近的临潼县就有70%的人口由于荒歉和救济不足而流入湖北襄阳府和郧阳府。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中,陕西的邻省甘肃受灾要稍轻一些,于是同官县就有无数的百姓逃到了甘肃(民国《同官县志》卷十四)。

第三,人口结构的变动。从年龄结构来看,孩童与老年人体弱多病,且迁移避灾能力差,因而承灾能力最弱,最易受到灾害的影响;相较之下,青壮年体质健强,故有效避灾能力也强。从性别来看,女性体质弱于男性,易受灾害摧残;并且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附属地位,使其成为人口贩卖最主要的受害者,且灾后大多都无返乡的机会。

5.2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水旱灾害对关中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造成农业凋敝。农业生产凋敝是水旱灾害对农村经济最直观的影响,水旱灾害会对农作物造成极大的损伤,使粮食减产[14]。清代关中地区的旱灾以夏旱最多,秋旱次之,再次为春旱,这时要么正值冬小麦返青拔节之时,要么适逢农作物抽穗开花结实的阶段,旱灾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当年粮棉作物的产量。而水涝灾害的发生,要么造成作物根茎腐烂,生长不良,要么造成作物倒伏,谷物霉烂,从而引起作物减产。比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季,大荔县的连阴雨接连下了50多天,引起渭河泛滥,沙苑一带变成了一片汪洋,淹没了无数庄稼(《民国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足征录》卷一)。

第二,使工商业畸形发展。水旱灾害对工商业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对物价的影响。旱灾是一种渐发性的自然灾害,其影响不仅时间长,而且范围广,有时一场大的旱灾可以相继持续数年,影响范围波及全省。比如在光绪庚子大旱期间,西安城内“一蒲式耳(36.37升)”小麦的价格从400文钱骤升至6 000文钱。馒头也高达120文钱1个,这已经是平常时候价格的10倍了[15]。在南方几角钱一盏的洋灯,在西安卖到了三元,而火油、洋烛也没有一个不贵的,洋货、绸缎就更不用说了[16]。二是对商路的损毁。例如咸丰七、八年(1857，1858)秋,“河水涨发，冲塌西北堤身”[17],冲毁的桥梁是西安城东浐灞两河来往豫、晋、陇、蜀等省的交通要道。

水旱灾害对工商业的间接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商铺和货物的损毁。比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葭州的葭芦水发生了涨溢,通秦寨的市场商铺全都被水淹了,沿街商铺的货物受损很多(《光绪葭州志》)。二是对手工业的冲击。陕西渭河以北地区,在清代以盛产棉花闻名全国,其中三原县和泾阳县就是当时华北地区棉花贸易的中心。在光绪丁戊大旱发生以后,当地的棉花一片枯萎[15]。三原县原来近100人的棉纺业村庄,在这次大旱之后幸存下来的仅有12人。当地的棉纺织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而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当地的商人不得不从英、美等国购买进口的棉布,这就使得陕西本土的棉纺织业受到物美价廉的国外产品的严重冲击,市场迅速被外国公司所占领,当地的棉纺织业从此一蹶不振。

5.3 对社会道德的影响

水旱灾害发生后,众多的灾民迫于生存压力而沦为土匪强盗、娼妓、流氓、赌徒、乞丐者为数不少,原来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遭到了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中,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而引发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比如在光绪丁戊奇荒中,陕西发生了全境范围的大面积旱灾,同州府灾民有庄田卖尽的,有杀子烹妻的,有剥树皮的,还有煮人肉的(《光绪同州府续志·足征录》)。而《民国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所记载的一件事就更加骇人听闻:光绪三、四年(1877，1878),大荔县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有户人家的童养媳,因家里缺食粮,婆家就商量把童养媳杀了来充饥。童养媳偷听到后,连夜逃回娘家,结果,被同样缺粮的亲生父母杀了吃掉。而在此后的庚子大旱中,类似的悲剧还在不断发生。据美国记者尼克尔斯记载,他在西安的郊区就曾经看到有人肉出售[15]。为了刹住这股“人肉买卖”之风,当时的陕西巡抚端方还为此砍了三个做人肉生意者的头颅。

5.4 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灾害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民间信仰方面。在当时关中地区,人们依然迷信地认为,水旱灾害的发生是某种超自然的神力的作用,都是因为人们“不知敬戒”,亵渎了神灵,或者是有人不忠不孝、目无君父,亦或是不睦乡邻、逆行妄为,从而惹怒了上天所致[18]。所以,在较大的水旱灾害发生之后,不管是帝王也好,官员也好,还是普通百姓也好,大家多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各种祈禳活动中去,希望可以藉此去除灾患。

5.5 对社会矛盾的影响

灾害使贫富差距愈益扩大,富者益富,贫者愈贫。普通百姓中能够维持生计的家庭越来越少。灾荒对社会中富户、贫民的影响不一样,富户拥有很多储备粮食,抵御灾害的能力比较强,贫民余粮较少,平时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因此,灾荒对贫民的打击程度最深。一遇灾荒,大多数贫民衣食无着,忍饥挨饿,生活异常困苦。在沉重的剥削下,贫民平时已经户鲜盖藏,灾荒更恶化了生存环境,难以度日。而富户却囤集居奇,虽有存粮却不肯照常价出售,又进一步激起灾民的愤怒,引发他们的反抗斗争,更加激化社会矛盾。

6 结 论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由小波分析和小波方差图可以看出,清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具有50年、140年周期变化,其中50年为水涝灾害变化的主周期;旱灾具有30年、60-70年、150年周期变化,其中旱灾变化的主周期为150年。

2)清代关中地区水旱灾害发生最多的是西安和渭南地区,分别达到了138次,其次为咸阳和宝鸡,而铜川地区灾害发生最少。其中,局部范围受灾、粮食歉收等二级灾害次数最多。

3)水旱灾害的发生对人口、社会经济、社会道德、社会文化及社会矛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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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徐象平)

The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and their social impacts in Guanzhong Area in Qing Dynasty

GENG Zhan-jun

(Center of Chang′an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To reveal the occurrence regularity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and their social impacts in Guanzhong Area in Qing dynasty. Methods are analyzing historical data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and application of wavelet. It showed that there were 131 flood disasters and 114 drought disasters in Guanzhong Area in Qing dynasty. Occurrence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had obvious regularity. Flood disaster there was periodic variation of 50 years and 140 years, in which the main period was 50 years for flood change. Drought disaster there was periodic variation of 30 years, 60-70 years and 150 years, in which 150 years was the main period for drought change. In Xi′an and Weinan area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occured most frequently, followed by Baoji and Xianyang area, in Tongchuan area disasters occurred at least. The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at the grade two was the highest. Disasters had affected the population, social economy, cocial morality, social culture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 etc.

Qing Dynasty; Guanzhong;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social impacts

2014-03-19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J05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2XZS015)

耿占军,男,河南温县人,博士,教授,从事历史灾害地理和长安历史文化研究。

X43

：ADOI：10.16152/j.cnki.xdxbzr.2015-03-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