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群，阎治才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 长春 130024)

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

张向群，阎治才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 长春 130024)

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对20世纪中叶严峻国际形势的反应，也是我国过渡时期理论认知的结果，而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内在区别和联系，是必然实现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我国社会文化性质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也有许多教训值得反思。

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过渡时期；社会变革

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变革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全方位转变，是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巨大转型。对此，学术界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研究这一转变已有大量成果问世，但对于我国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转变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坚持历史主义分析方式，从文化视角对这一重大历史性转变进行学术梳理和学理考量，以此探讨和考察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意义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历史动因

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是由多元因素合力而成的，具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这一转变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严峻国际形势的客观反应，也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特别是过渡时期理论认知的思想动因，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内在区别与联系，是必然实现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

首先，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尤其是20世纪中叶严峻的国际形势是中国实现社会转型的外部动因，客观上加快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近代以来的国际命运使中国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这是爆发中国大革命的最大国际历史背景。20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呈现出两种政治图景，即全球“冷战”和地区热战。国共内战的关键抉择发生在“冷战”初期，这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前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由于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内战，在东北战争形势逐渐明朗的情势下，随着斯大林派遣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中国共产党选择苏联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局势已定。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中国必须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而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在外交意义上中国融入到了社会主义阵营之中。“一边倒”政策的确定，实际上是明确了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方向，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性质的选择。作为地区性热战，朝鲜战争的爆发将新中国国家安全置于严峻的历史性考验之中。这是一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强大的美国之间的殊死战争，这场战争的直接影响是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民族工业的战略思考，同时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带来大工业发展和安全保障。毫无疑问，国共内战中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美国对新中国的包围和封锁、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支持，以及中国经历的战争胜利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相信和向往社会主义，确定了提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自然被提到日程上来。

其次，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认知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思想动因。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的跨越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辩证批判民粹派“过渡论”思想的基础上，于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联系和区别的基础上，强调：中国革命必然经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其中，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这一思想统领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过渡时期思想的认知。它的基本逻辑在于：当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文化革命获得必要的前提基础后，就开始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渡时期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在确保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掌权后，根据形势变化和国家需要适时地推进这一社会变迁。自然地，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社会文化性质的跃迁就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

最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内在区别与联系，是必然实现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要说明我国文化的这一转变问题，就必须说明这两种文化的区别和联系，这是研究本论题的逻辑前提。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区别，其一，从根本上说在于两种文化所反映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既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的当然反映，又要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曾指出，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1]695。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形态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必然为该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但是，当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确立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必然开始发生转变以适应崭新的社会。其二，在于对社会主义进行宣传的范围不同。文化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宣传的手段实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1]704。但是，就宣传内容来说，还不可能也不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宣传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因为“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1]704-705可见，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条件下，只能对工人阶级宣传社会主义，并且宣传共产主义，因为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必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者和信仰者。而对于农民和其他群众，则必须适当地、有步骤地去宣传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不可能一下子或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接受社会主义。可以说，只有当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提到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上来的时候，才能向他们以及在全社会范围内宣传社会主义，才能开始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社会实践。其三， 在于这两种文化反对的政治对象有所不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不反对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1]698而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反映，就必须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的思想，也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联系，二者都是无产阶级领导、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这个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并且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有了这样的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中国才有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也才有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才能适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才能随之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

二、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路径与线索

我国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直至1956年，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起了具有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具有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因素。但在当时，党要完成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因此，文化不可能立即实现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文化也开始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强调我国的文化教育属性属于新民主主义，“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2]10-11。其实质是指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是发展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之所以不把“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样的思想明确地写出来，我们可以从周恩来的一段话中得到理解。他说：《共同纲领》没有写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因为这需要“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3]368可见，《共同纲领》既规定了新中国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又包含了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思想。

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刘少奇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必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教育人民”，要肃清帝国主义的思想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可以允许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但是对其中不正确的东西要批评。这样，“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地位才能确立起来，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胜利，保证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4]82-83这次会议前后，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我国都开展了对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同时也批评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但在当时，中央并未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宣传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是指出这种思想对新民主主义事业危害和妨碍的一面，并未批评资本主义剥削的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这种批评有利于向社会主义文化的逐渐过渡或者转变。

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我国开始提出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任务。从1952年9月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我国形势的发展，多次讨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12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义改造”[5]316。《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强调“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702。这一任务就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提纲》指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须加强全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人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要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知识分子应当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私营工商业者应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工、青、妇、合作社、工商联等群众团体“都应当通过自己的组织，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来团结和教育全体成员和广大群众”[6]732-733。《提纲》中的这些要求，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反对违反总路线的思想倾向，宣传社会主义。可以说，这个《提纲》实际上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任务。

《提纲》由中央宣传部印发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潮。1954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对党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工作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会议指出：要结合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灌输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同妨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思想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次会议后，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批评，在全国进一步开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央还多次要求在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以及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这些活动对于推动文化界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唯物主义思想、开展文艺批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行以及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批评，到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上，“无论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都已经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7]217。我国经济已经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上，工人阶级不断确立了政治领导地位，民族资产阶级正实现由剥削者向劳动者的转变；广大农民已经成长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绝大部分知识分子 “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7]162。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1954年9月通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立，我国的政治已经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上，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文化战线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8]54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已经提出，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8]78这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明确地提出来。我国的文化，已经是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可以说，到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我国社会文化性质已经实现根本转变。

三、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评价

实现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在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使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过程，不但是我国文化性质的转变过程，也是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结合经济建设、各项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相继出版，《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开始出版，促进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在教育界，党和政府从培养目标、办学方针、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旧有教育进行改革，注重对学生进行政治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1949年，全国高校在校学生为11.7万人、中等学校为126.8万人、小学为2 439.1万人；1956年则分别为40.3万人、600.9万人、6 346.6万人。此外，还大力开展工农业余教育和城镇幼儿教育。在科学界，1949年全国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只有30多个，而到1955年底已经超过800个，科技人员已达40余万人，相当于1949年人数的8倍以上。1956年初，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国务院组织力量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采取切实措施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艺术界，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改造旧文艺、发展新文艺，创作了一大批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电影以及音乐美术作品等新的文艺作品。广播、出版、医疗、卫生、体育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基本消除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不良现象，树立起了新的社会风尚。所有这一切基本奠定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基础。

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实现，使新中国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全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解决了民主革命的大量历史遗留问题，推进了各项社会改革的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对社会主义的广泛深入宣传、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的胜利进行，推动和巩固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经济建设的主要指标，到1956年已经提前完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相继召开，初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法制体系，民主和法治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我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和服务的发挥分不开，都与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分不开。

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也存在着缺点和偏差。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文化界的一系列批判中，存在着一些简单、粗糙的做法，往往把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和处理，给一些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压力，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后果。周恩来在1956年1月作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论断，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可。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必须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仍然把旧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存在着这些缺点和偏差，但毕竟在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这一转变在文化领域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变革，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制度转型、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3]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曹金钟孙琦〕

2015-07-01

张向群(1968-)，女，吉林长春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阎治才(1949-)，男，吉林九台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D232；G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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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284(2015)09-005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