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贵榕

关于滇西抗战叙事的思考

罗贵榕

抗战叙事作为民族记忆及国家记忆，自当以真实、人性为其叙事准则。然则，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现代国家建构及意识形态建构方面的曲折历程，导致抗战叙事在中国大陆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文章以滇西抗战为例，通过分析关于滇西抗战的不同叙事类型及其变化，揭示其在中国话语体系中遭遇被边缘化、被遮蔽的过程及原因，并进一步探讨滇西抗战叙事所内蕴的全民抗战及国际化色彩两大特征。新世纪以来，滇西抗战叙事回归正常化及理性化，这彰显了我国意识形态的理性回归。

抗战叙事；滇西抗战；正义原则；全民抗战；国际化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节点，也是无法磨灭的民族记忆和国家记忆。当抗日战争成为历史，关于抗日的历史叙事却成为了新的历史，因为抗战叙事本身在中国大陆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抗战叙事本应呈现为多主体、多视角、多层面、多色调的真实自然而丰富多彩状态，但由于新中国在政治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诸多曲折与偏执，导致抗战叙事因强烈的意识形态烙印而变异。改革开放之后，抗战叙事逐渐回归正常轨道，政治正确性、党派性等色彩开始减弱，对抗战历史的还原与重估逐渐成为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抗战叙事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抗战叙事关系着人性、文明、正义等诸多主题，因而这个民族记忆、国家记忆呈现为何种状态何种面貌，并将以何种状态何种面貌延续下去，即抗战叙事的结构、特征及其发展演化，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滇西抗战为例，试图对国内的抗战叙事进行重新思考。

一、滇西抗战概述及其历史功绩

滇西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此为基点来观察、检省和反思抗战叙事。

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随即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企图切断中国获得外援的通道，扼杀中国抗战。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东南沿海主要城市、港口和绝大部分铁路都落入敌手。最后剩下一条能利用的国际交通线就是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从1938年建成通车到1942年5月被日军切断之前，共运进汽油20多万吨，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输血管”。1942年5月4日，日寇侵入龙陵，同时派出飞机54架，对保山古城进行狂轰滥炸，滇西缅北抗战开始（简称滇西抗战）。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和英、印军联合发起反攻，揭开了滇西、缅北反攻战的序幕。1944年5月，集结于滇西的中国远征军正式发动反攻，强渡怒江，力克腾冲、龙陵、松山、芒市、遮放、畹町。1945年1月27日，该部追兵在缅境芒友与从缅北反攻的中美驻印军胜利会师。至此，历时两年8个月的滇西抗战胜利结束。

要重新认识或检审滇西抗战的历史意义，可分别从国内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两方面考察。

在中国抗战历程中，滇西抗战暨远征军入缅作战，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西线战场，构成了亚太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滇西抗战保住了国际交通线，即中国最后一条生命线的畅通，保住了中国抗战的基地，为中国抗战的全面反攻和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二，滇西抗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西线战场，为抗击日寇作出巨大贡献。第三，滇西缅北反攻的胜利，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转折点。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全局来看，滇西缅北抗战更是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首先，滇西缅北反攻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关键一战，打破了法西斯轴心国会师中东的战略企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滇西抗战奠定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盟中的“四大国”地位，并由此获得了战后重建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最后，滇西缅北抗战是中国军队率先把侵略者赶出国门的反攻作战，是在异邦打击侵略者取得的第一次胜利，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大振了国威军威[1]。可见，滇西抗战不但在抗日战争史，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滇西抗战叙事诸类型及其历史际遇

中国的抗战叙事，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宣传性叙事，即宣传中国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二是教程性叙事。抗战历史进入中小学教育及高等教育体制，这是传承历史的必要。三是学术性叙事。即学术界、理论界对抗战展开研究、分析、解读的过程及成果。四是民间叙事，即中国社会，包括个人及各种民间组织与团体，关于抗战的记忆与言说。五是娱乐性叙事，即出于商业目的对抗战的重新包装与戏说，如抗日神剧，旨在攫取经济利益。这五类抗战叙事中，宣传性叙事与教程性叙事，发挥着延续历史、提升民族精神、强化国防意识、防止悲剧重演等重要作用，是必要的必需的，但不足之处在于，政治性色彩过于强烈，致客观性原则受损。尤其是局限于国共两党之争的固化观念，对于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的历史功绩尚未能实现客观叙事。学术性叙事虽然比宣传性叙事、教程性叙事更加严谨、缜密，但同样囿于意识形态框架，某些学术叙事的客观性、独立性等原则还需提升。抗战的民间叙事呈零散、碎片化状态，但却是各类抗战叙事的补充或天然素材。关于抗战的娱乐化叙事危害性是多方面的，需要警惕，但娱乐化叙事在滇西抗战叙事中较少见，故本文不再赘述。

滇西抗战这一历史事件在各类抗战叙事中存在着怎样的历史际遇呢？

在民间叙事中，除“文革”期间外，滇西抗战向来被充分肯定。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颁布嘉奖令，大力褒奖中国远征军将士及为抗战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和各类团体，并下令建立国殇园（即今日滇西抗战纪念馆）。由于战后云南地方财政孱弱，故建立国殇园时捉襟见肘，有赖于民间各界人士及各类团体组织纷纷慷慨解囊，才使国殇园在短时间内完工并且初具规模。由此可见民间各界对滇西抗战的充分认可。然而在“文革”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扭曲，有关滇西抗战的民间叙事被抑制、禁止，甚至被无情地打击。如国殇园建立时对捐资的各方人士及团体均有记录并铭刻于碑石以为表彰，然而“文革”中红卫兵却据此记录或碑文对当年捐款人士进行批斗，从而导致滇西抗战民间叙事的寂静无声。及至改革开放后，滇西抗战重又回到民间言说之中。以著名文人流沙河为例，1995年他应台湾地区《中央日报》之邀撰文《二战我修飞机场》，回忆其1944年以13岁龄参加修筑广汉机场的过程，及抗战各方的情形；后流沙河的演讲《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被各类网络媒体、新媒体转载。进入新世纪后，滇西抗战的民间叙事呈现繁荣景象，滇西地区的地方史志①滇西地区的地方史志均对滇西抗战有详细记载，地方史志虽然有官方性质，但它承载的更多的是地方百姓的记忆，因而也就成为民间叙事的组成部分。重新修撰，各种关于滇西抗战和中国远征军的书籍、文章、回忆录、图片、影视作品纷纷涌现。云南政府及滇西地方政府出于传承文化及拉动经济效益的目的，也开始努力推动滇西抗战叙事的展开。

在学术性叙事中，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之锢，滇西抗战在学术叙事中寂静无音。以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为例，及至1991年，以“滇西抗战”为标题的研究论文才见诸学术期刊。迄今为止，期刊网上以“滇西抗战”为标题的学术性论文只有53篇。如果以中国远征军的角度观察，以“中国远征军”为标题的论文共117篇，最早发表时间为1985年。值得注意的是，新千年后，关于滇西抗战及中国远征军的研究性论文数量开始明显增加。总体而言，关于滇西抗战的学术性叙事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目前虽然学术性叙事对滇西抗战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否能获得宣传性叙事，尤其是教程性叙事的全面认可，还有待时日。

在宣传性与教程性抗战叙事中，中国远征军与滇西抗战，长期呈现边缘化状态，并不成为中国抗战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我国中小学历史教程中，中国远征军与滇西抗战都没有成为抗战叙事的重要内容。不妨与百团大战进行比较。百团大战发生于1940年8月20日至12月15日，它是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晋察冀边区展开的中共抗战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可对滇西抗战和百团大战的战绩、作用等做个简略比较。首先，在战争的时间跨度上，滇西抗战历时两年8个月，百团大战历时116天。其次，在战绩方面，滇西远征军击毙日军22600余人。如果从反攻缅北、滇西这一整体性战役观察，则合计毙敌7万余人。百团大战没有清晰统计击毙敌军人数，而是以共毙伤日军20645人为计。第三，从战争的历史意义看，滇西抗战是中国抗日战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团大战则是中国华北地区抗战的重要战役。然而后者早已编入教育部统编的中学教材（在教育部统编的最新版《历史》教科书中，百团大战记叙于八年级教材），前者却从未进入学校课本。在宣传性叙事中，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活动，早已搬上银幕，家喻户晓，而滇西抗战迟至2010年才搬上银幕，即在云南省地方政府的策划与支持之下，反映中国远征军抗战历史的电视连续剧《滇西1944》终于上演。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当然也是抗战组成部分，但是滇西抗战的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对于滇西抗战在学术性叙事、宣传性叙事及教程性叙事中的不合理现象，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在大陆抗日叙事的镜语中，作为那段历史重要参与者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影像待遇。前者获得了自我肯定性评价，后者却被置于一贯的否定性评价。国民党军队及其作为主体而展开抗日的“正面战场”形象的书写一直处于政治修辞的控制之中：要么处于被掩蔽、被缺席的状态；要么处于被边缘、被反衬的地位，甚至被丑化和脸谱化。这一政治视点下衍生出的书写策略及其修辞装置铸就了国人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军”不作为、消极抗战，甚至是投降派、反动派的国家集体记忆[2]。这种状况，在2005年后才有较大改观。

三、滇西抗战叙事中的全民抗战特性与国际化色彩

在我国八年抗日战争中，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完成的战役被称为正面战场，其特点是，军队是战场的主力，而人民群众没有参与到战役中，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战争与非作战人员保持距离，防止对民众的伤害，这是战争双方都应恪守的原则。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叙事，通常记录与传颂的是国民党军队的英勇与牺牲。然而，滇西抗战叙事中，出现了双主体，即各族群众也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被叙主体。中国远征军是战争的主力及完成者，广大民众长期而坚韧的支持、付出与牺牲，是战争胜利的根基，这两大主体都成为了滇西抗战叙事的主角。

在此，需要说明中国远征军与滇西民众的伟大功勋。中国远征军是1942-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为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和打通抗战“输血线”而出征滇缅印、抗击日寇的英雄部队。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型代表。在第一次入缅战役中，日军伤亡4500人，英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远征军伤亡5万余人。随后第一批远征军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并在滇西重新组编并整训第二批远征军。从1942年1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开始计，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个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日本投入兵力总计30余万，被歼灭18万5千余人①资料来源：中国远征军网，http://www.yuanzhengjun.cn/jianjie/jianjie.html，2015年5月10日。。另一方面，滇西人民的无私奉献和牺牲同样值得顾念。在滇西战役之前，即1938年8月底，为保证国际战略物质供应，需要修筑滇缅公路，滇西各民族共征集了20万劳工，其中包括大量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在极其艰辛的努力下，滇缅公路得以开通。在滇西抗战中，因修筑公路、机场、运送军粮弹药等而牺牲的民工达2.46万人。仅保山县死亡民工就达3850余人。又据另一统计，滇西反攻战过程中，总计“补给军粮9225吨，马料650吨，弹药3347吨，共计13222吨，连同食盐副食品与装备器材等，大约14000吨。在吾国战史上，其消耗数量，不可谓不巨”[3]。对这一点，宋希镰回忆说，滇西参战部队达16万人，就是吃饭也是一个大问题。“当时绝大部分的粮食是由滇西老百姓拿出来的，从昆明方面运济只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粮，还得送到部队所在地去，同时打仗还需要大批的弹药来补充。滇西仅有一条滇缅公路，其他地方都不能通行汽车和大车。尤以战争在怒江南岸进行，而怒江两岸全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有些小道甚至连骡马都不能通行，完全依靠人力挑运。好些地方沿途没有村舍，食宿都成问题。当时投入这场运输任务斗争的滇西老百姓，至少有二三十万人。”[3]

可见，是中国远征军（含驻印军）用生命和鲜血为中华民族及中国历史写下了悲壮、辉煌的功绩；是滇西人民为滇西战役的后勤保障投入了百万人众的劳力及极大的物质供应，是战争胜利的物质保证，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付出与牺牲。毫无疑问，滇西抗战是一场真正的全民抗战，这不但是抗战过程的特点，而且是滇西抗战叙事的主要特点。滇西抗战叙事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宣传性叙事、学术性叙事与民间叙事。无论哪一种叙事，中国远征军与各族人民群众都成为被叙主体。比如，滇西抗战纪念馆就是宣传性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典型代表。它的建造与设计、修葺与维护过程，它的资料收集与展示，它的各类导游与解说，它的各种纪念方式与纪念活动，无不同时凸现了远征军与滇西民众这两大抗战主体。学术性叙事虽然就具体内容上各有侧重，但从整体上观察，也同样表现出远征军与滇西民众两大抗战主体并列的特点。滇西抗战既有鲜明的全民抗战特性，又有多民族共同参与特性；滇西抗战表面上是一场地方性抗战，实际上却具有国际化抗战特点，所有这些特质的交汇，使滇西抗战叙事既不同于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战争叙事，也区别于华北敌后抗战叙事，成为了独具一格的战争叙事。

滇西抗战叙事另一独特之处在于其国际化色彩浓厚。这源于滇西抗战本身的国际化特征。首先，滇西缅北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反法西斯的世界性胜利作出重要贡献，这在前文已说明。其次，中国远征军的组建、装备、训练及作战，都有着国际性色彩。比如，中国远征军的组建及其出国作战，即是缘于1941年12月23日，中国与英国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形成中英军事同盟。再如，美国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以盟军成员的身份加入并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他于1942年3月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并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同年8月，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在印度兰姆加尔整训和装备中国军队。1943年12月，指挥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北并获得胜利。第三，滇西抗战的抗战主体构成也呈现国际化色彩。比如，1943年7月美国陈纳德将军应聘中国国民党空军参谋长，同年10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组成并投入战斗，陈纳德任指挥。这就是闻名遐迩的飞虎队。再如著名的“驼峰航线”，它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的空中航线。它其实是应中国方面要求而成立、美国陆军航空队所辖的一支航空运输队伍，它的人员和设备大多来自美国陆军航空队，此外还有英国和印度的英联邦部队、缅甸劳工团队、中国国民航空队的人员与设备。1942年7月至抗战结束，约3年时间内，在这条航线上，美军共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牺牲优秀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滇西抗战的国际化色彩可谓无处不在，仅修路的工程队中，就汇集了各盟国的工程师、器械器材及各类人员，如从印尼、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地回国服务的华侨机工就多达3000名。滇西抗战的国际性特征当然也就充分体现在各类叙事之中，无论是宣传性叙事、学术性叙事还是民间叙事，都力图真实地记录和保存国际各方的支持与关爱。浓厚的国际化色彩，使滇西抗战叙事成为所有抗战叙事中最独特、最鲜亮的版本。

四、结 语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抗战叙事经历了一个由扭曲、异化状态逐渐回归正常化与理性化状态的过程。尤其是新千年后，抗战叙事日趋正常化，这推动了中国社会理性思维与正义秩序的回归和提升。中共关于抗战问题的态度日趋开明与理性，并逐渐放弃党派之争的狭隘立场，承认民族利益应当超越政党利益，这使抗战叙事开始呈现本真面目，其内蕴的理性精神、历史责任感得以彰显。以影视业为例，大陆影视界创作了一大批抗击侵略、抵御外辱的抗战的影视作品，而有关解放战争的“内战片”开始隐退。这些作品都从过去单一强调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越来越倾向于在共议、共述、共书“全民族”抗战的家史中确立“中华国性立场”的表达[2]。遥相呼应，港台地区也积极推出抗战影视作品。有学者指出，放弃了过去据党派成见的相互指责之后，海峡两岸的叙事者在同宗同族的认同回归中，心照不宣地将“我述”与“你述”的偏执视角转换成“我们共述”的家国视点，进而把家国理念内化为一种深沉的民族情感，共铸全民族抗战历史的国家记忆[2]。可以认为，抗战叙事的正常化、理性化，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理性、走向包容、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

[1]傅仕敏援用世界眼光重新看待和认识滇西抗战[J]援云南社会科学，2011，（5）援

[2]于忠民援家国政治与抗战叙事——新时期“正面战场”抗日影视书写策略研究[J]援学术月刊，2014，（11）援

[3]谢本书，吴显明援论滇西抗战[J]援近代史研究，1991，（3）援

[责任编辑：陈梅云]

罗贵榕，广东海洋大学思政部教授，博士，广东 湛江 52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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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5)08-0143-04

广东省规划项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的正义伦理研究”（GD12XMK015）；广东海洋大学科研启动项目“马克思唯物史观若干基本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