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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中国结构转型的“命门”〔*〕

2015-02-25常修泽

学术界 2015年6期
关键词:命门体制转型

○ 常修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宏观经济研究院,北京 100038)

中国经济的深层病症,主要有三:一是体制病;二是结构病;三是发展方式病。针对体制病,在过去三十年中,笔者曾著有《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和《包容性改革论》三部著作;针对发展方式病,笔者也曾有《创新立国战略》和《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发展方式转变》(载《30位著名经济学家会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一书)——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奉献给读者的《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是一本专门研究中国结构问题的著作,可以说是《人本体制论》的“姊妹篇”。探讨结构问题,可以有多种视角,本书选取一个新的视角——从“人的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故称“人本型结构论”。在此,笔者把多年探讨的心路历程向读者作一诉说,作个沟通。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可谓根深蒂固,且年深日久。笔者接触结构问题粗算起来也有36年。1979年,即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当时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曾组织了一个“经济结构调查组”,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和马洪两位先生领衔,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及其体制障碍进行深入调查。那年,我刚刚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带领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经国家有关部门与谷书堂教授协商,我被临时借调到国务院财经委经济结构调查组工作。这是在我人生学术生涯中接受的第一项国家级大型调研任务。在经济结构调查组,我被分到东北组,后被派往黑龙江实地调查。从1979年10月到1979年12月底,在冰天雪地调研了70天,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调研后以调研组的名义撰写了《关于黑龙江省经济结构问题的调查报告》,上报国务院财经委。

这次经济结构调查对我的经济结构研究影响是带有萌发性的。调研任务完成后,回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继续消化和挖掘调研资料的潜在价值,撰写并发表了三篇研究报告和论文:一篇是探讨产业结构的——《黑龙江的轻工业为什么如此薄弱?》,刊发在当时颇有影响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一篇是探讨所有制结构的——《长期并存比翼齐飞——哈尔滨市城镇集体所有制调查》,发表在《人民日报》理论版;还有一篇是探讨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题为《“竭泽而渔”,后患无穷——经济工作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发表在《南开学报》,随后《光明日报》在“百家争鸣”栏转载。

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由于参加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加上研究所内科研分工的细化,我被确定为重点研究“制度经济学”,但对结构问题仍难以忘怀。此后的研究便形成了将体制问题与结构问题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例如,把要素投入结构与“企业产权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完成了《企业创新论》,1988年12月获中共中央四部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奖;把区域结构与对外开放体制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四沿开放(即沿海、沿江、沿边境、沿铁路干线)战略”(1988年5月新华社内参报中央,后被国家所吸纳)等。从1979年初到1995年10月,17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修炼”,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1995年10月,在前国家计委(现改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成立几个月后,笔者调入北京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并担任国家计委(后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主持科研工作。新的岗位、新的平台,给自己提供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探讨宏观经济的机会。它促使自己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制度问题、结构问题和人的发展理论问题等。

从1995年到2015年,20年的国家智库研究,使自己得到了新的“历练升华”。正是在宏观层见到的大量的资料和严酷的现实,使自己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包括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即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以及资源环境(也是一种投入结构)矛盾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特别是更深层的对“人”的自身发展的漠视,有了更深切的体会,甚至是切腹之痛。

17年的“南开修炼”和20年的“宏观院升华”,使自己逐步形成了以“人”(“人本体制论”)、“产”(“广义产权论”)和“转”(“中国第三波转型论”)为三大支柱和主要内容的理论著述。2015年2月,由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三位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第三分册)》出版。由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研究员主持撰写的“常修泽篇”,对本人探讨“人”“产”“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作了系统论述。这可以说是对笔者36年潜心探索的一个总结。

感谢安徽人民出版社促成写作此书。

2011年,刚刚进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时期的第一年,该社副总编白明先生找到我,提出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出版社发展战略出发,拟策划出版一套《中国经济转型丛书》,申报国家“十二五”图书出版规划。他盛情邀请我担任主编,主持丛书的写作事宜。考虑到本人与安徽的深厚情谊,盛情难却,遂共襄此举。

该丛书列入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按照与出版社商议的框架,丛书拟出六本,内容涉及中国经济转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包括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中国产业发展问题,中国的金融问题,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问题,以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最后一部由笔者独立承担。在出版社的精心策划组织下,该套丛书中有三本已经按时出版。这就是姜长云研究员的《转型发展中国“三农”新主题》、王岳平研究员的《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研究》、王小广研究员的《中国发展新阶段与模式转型》。从已经出版的三部来看,出版后社会反响较好,其中有的还被译成英文、韩文,走向世界,有的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此外,另两部即张岸元研究员的《中国金融转型》和齐勇锋教授的《中国文化经济与发展方式转变》,也即将完稿付梓。

现在出版的是笔者独著的《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

如同笔者在本书“题记”中所言:“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诸多的经济学家心中,也有多种结构转型学说”。那么,笔者这部结构转型著作,将选取哪个独特的视角呢?

我的积淀、我的思维,使我情不自禁选取了“人的发展”角度。

我是1986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向青年社科基金项目提出探讨《人本经济学》的,此后一直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至2008年,出版了《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此书出版后,“人的发展”“人本导向”“人本体制”乃至“人发经济学”成为我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天然性视角。也许是这个原因,在接受安徽人民出版社的著述任务之前,就确立了这本著作的基调和线索,以形成《人本体制论》的“姐妹篇”。

长期以来,结构问题被视为一个“物”的问题,或者称“增长主义”的问题,但依笔者“人本论”思想的观察,透过表面的“物”的映象,就会发现,在“物”的背后,深层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需求结构:消费,涉及人;民富,更涉及人。

——供给结构(产业结构):服务业,涉及人;关乎人的长远利益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涉及人。

——要素投入结构,更与人息息相关:创新涉及人的“心灵放飞”;至于要素投入方面的资源环境,更涉及人的“环境人权”和“天人合一”。

——城乡结构涉及“城里人”和“乡下人”。

——区域结构,更涉及天南地北各地人。

——特殊的区域关系,涉及两岸同胞;而进一步扩大开放,则涉及普天之下四海兄弟。

人啊,人!构成中国经济结构改造、变革的灵魂,也形成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导引。

本着上述指导思想,本书在结构安排上,设置三部分,共十章。

第一部分,相当于“总论”,提出问题并确立本书的基调。即第一章导论:中国经济结构面临历史性转型;第二章基本导向:结构转型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导向。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核心部分,旨在回答究竟如何按照人的发展导向来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这部分,按“经济结构”内在的“逻辑结构”开始设置六章(六个结构),但考虑到中国独特的国情,在区域结构部分,除了大陆自身的区域结构(东、中、西、东北)之外,还有一个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两岸问题,这是一组特殊的区域经济问题,故设置七章,即:第三章需求结构转型:以消费者为本位的消费主导型结构;第四章产业结构转型:以服务业为重点的产业协同;第五章要素投入结构:以创新者为动力的创新驱动;第六章资源环境结构:天人合一、绿色发展;第七章城乡结构:由“城乡二元”向“城乡一体”转型;第八章区域结构:由“板块碰撞”向“区域协调”转型;第九章“合赢天下”:两岸经济合作的新思维。

第三部分,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体制支撑,即第十章。此部分虽只有一章,但十分重要。实践表明,中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且难以得到有效调整的深刻根源,在于现行体制的掣肘和制约。如果没有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经济结构的改造、升级、转型都是不可能的,本章是全书的结论,乃压轴之章。

为了表达本书的上述思想和架构,根据经济学界前辈希望理论上“有所创新”的期待,笔者在以下四个方面作了探索:

第一,主线方面。相对于以“物本型”增长主义为主线的结构著作,该书提出了“以人的发展为导引”的主线,并建立了“人本型结构论”这一核心范畴。书中指出,这里的“人”,指横向上“全体人”;纵向上“多代人”;内核上“多需人”,这是对“人”的一个全方位的尊重和阐发,并尽可能将笔者关于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贯串到全书各个结构的分析中。本书提出:需求结构,核心是提高“居民消费率”和“藏富于民”;供给结构,核心是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核心是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资源环境,核心是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城乡结构,核心是填平城乡之间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核心是区域协调、人际和谐。以“人”为核心,这条主线,应该说是鲜明的,也是富有个性化的。

第二,立意方面。笔者从三方面作了努力:首先,放眼全球,从当代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角度立意。对当今人类最新的三大潮流——人本主义发展潮流、经济全球化潮流,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潮流,作了内在分析,虽难说高屋建瓴,但力求立意要高。其次,有关国内分析,也不是“就结构论结构”,而是把结构放在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广阔背景下分析,力争视野开阔、立意深远。再次,也是更重要的,针对结构转型本身,提出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观点,如,关于“人本是结构转型的命门”的观点,关于国富民富“两条曲线”的观点,关于“创新的根本在于心灵放飞”的观点,关于“天地人产权”的观点,关于“升级版的‘四沿’发展战略”的观点,关于两岸“平等连体”的观点,以及关于“结构性破垄”的观点等,这些观点是笔者潜心研究出来的,应当说有一定新意。

第三,体系方面,笔者试图在逻辑体系上能够“打通”。首先,把国外和国内“打通”。该书在分析国内理论的基础上,尤其对国外学者如古雷特、佩鲁、阿马蒂亚·森有关理论的分析,力求有深度,以便对读者有所启迪。其次,把自己过去的积累和现在的研究“打通”。如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人本经济学”课题申请(1986年)、“企业创新论”(1988年)、“四沿”开放战略(1988年)等,与现在的观点对接起来,以一贯之,使本书具有扎实的理论积淀。此外,把结构(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打通”,从结构问题入手挖体制原因,又从体制创新角度阐述,为结构转型提供支撑。经过上述三方面“打通”,使本书对于经济结构的分析比较系统,初步形成一个比较独特且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四,方略方面。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到底如何实现结构转型,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转型方略,力争有操作性。而且,书中尽量提供鲜活的实践材料和有关案例,能够“接地气”。这些转型方略,对研究和制定“十三五”乃至更长期间经济结构调整规划或许具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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