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葛筱强

宁肯：藏地秘密时光的漫游者

撰文/葛筱强

秋天不仅仅是一个适合安静阅读的季节，也是思念常起的季节。比如在清晨或黄昏里散步，忽而会有一片落叶触摸到你的头顶或掌心，就会让你心弦一拨，让你想起某个夜晚闪闪发光的词语，或居于遥远之地的、灯火一般的旧朋老友。譬如此刻，我从逼仄的街巷里穿行之后，在长久的阅读之后，眼望着窗外散乱飘零的树叶，忽然忆起和作家宁肯的一些交往，并开始重新翻读他的几部散文和小说。

那是1999年7月，在散文作家苇岸去世两个月后，我第一次来到北京，通过诗人黑大春，我得以与宁肯相识。彼时宁肯虽在年轻时发表过诗歌和小说，但尚未暴得大名，供职于《中国环境报》社，主持副刊工作。而他此前的成绩和经历更令我惊讶和叹服。他大学毕业后主动去西藏工作两年，回京后在报社下设的广告公司当经理并取得骄人成绩。在别人眼中已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成功弄潮儿时，他却交出公司的车钥匙和一切俗尘杂事，沉潜于自己的梦想之中，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并写出了《沉默的彼岸》这一新散文领域中的扛鼎之作，发在云南的《大家》上。为此，作家苇岸还专门写了一封题为《艺术家的倾向——致友人书》的信刊发在报纸上，和宁肯畅谈了对新散文的看法和认识。稍后的2002年，我远游内蒙后在返回东北时，

途经北京，宁肯不仅携妻女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还送了我一本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正是这部作品，让宁肯获了诸多实至名归的荣誉，如老舍文学奖。也因为这部小说，宁肯的工作也有变动，从《中国环境报》调到《十月》文学杂志社任副主编。

《蒙面之城》的问世，对于宁肯，无论是哪个角度来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作为中篇小说《青铜时代》的升级扩容版，宁肯最大的体验是“在三年的写作中，我恍如隔世，身非是我，忘记一切，几乎过着一种飞翔的生活”，写完它，就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一切都在离我而去”，觉得“像是快要走不动的人”，“我与这个世界已经无关，好像已经写尽了某种东西。”《蒙面之城》最早发于新浪网，是一部关于爱与生命的小说，作品以近乎音乐的四个声部描述了一个叫做马格的年轻人七年的人生经历，展现出北京、秦岭、西藏、深圳等截然不同的地域生活画卷，涉及了原始艺术、诗歌、商业、地下音乐等领域。在这部小说里，宁肯以其出色的才华创建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无所不包的“城市”，“它所展示的生活场景的广度、时代问题的深度、地域空间的跨度、哲理思考的力度、情感体验的浓度都是网络文学中罕见的，它提供了20世纪中国小说中一些尖锐或异质的‘人类的内分泌物’（福克纳语）。”（袁毅《通往自由的途中》）

在这本书中，最令我心动的，仍是关于主人公在西藏的种种经历，以及作家关于西藏的倾心描述与抒写。在这部小说里，西藏，是主人公精神起跑的“飞地”，是其人格与精神得到净化与升华的炼金容器。作家以平静克制的叙说语调，在描写了西藏硕大壮美的自然景观的同时，也完成了小说主人公心灵波澜狂卷的涅槃：

“他翻过那道山。遥远的牙齿般的地平线，是牙齿般银色的雪峰。雪峰之下，山脉与大地裁出一角蔚蓝色的天。不，那不是天，是水。湖水挂在天边，仅能看到湖的一角，以为是天。太远了。不可能走到湖边，但他无法停住脚步。那湖仿佛一种宿命……他幡然醒悟，立刻掉头——这应是动物的直觉，人就得思考。”

这些年来，我虽然与宁肯联系得很少，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中断了联系，这主要缘于我个人的性格使然。因为我觉得，宁肯的创作已抵达了某种高度，他获得了尘世的名声（虽然这名声与他真正的创作成绩仍有差距），我已不便和他主动亲近，给他添任何麻烦，即使我深知他为人的真诚与胸怀的宽广。他这几年出版的小说《环形女人》、《沉默之门》和散文集《说吧，西藏》、《大师的慈悲》，我都在第一时间买来并认真地阅读，我觉得这样最好，喜欢一个作家，认认真真地阅读他的作品就行了，这是对作家最高的敬意。

波兰诗人米沃什在其《诗的见证》一书说：“诗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写的羊皮纸文献，如果适当破译，将提供有关其时代的证词。”在我看来，宁肯截至目前的所有写作，都是在为其短暂的西藏生活提供终将跟随一生的精神活动的证词。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的任何一次表面经历事实上都不过是内心经历的冰山一角。有人轻视内心，而一个轻视内心生活的人显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人，甚至是不幸的人。”以他的散文为例，无论是他早期的《一条河的两岸》、《西藏日记》，还是近年的《沉默的彼岸》、《喜马拉雅随笔》，我们会发现，两年的西藏生活，风景，人物，雪水一样自然的磨砺，鹰一样神性地沉思，都融汇为宁肯血液里日夜奔流的回望，并最终在他的骨骼里结晶为闪闪发光的硬核，在他自己不知不觉的修炼中，甚至成为佛教中的舍利，穿透时空的重重帷幔，令我们望而起敬，彰显出遗世独行的精神加持。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2002年在宁肯家中，他为我朗读散文《藏歌》的情景，语言是纯净的藏蓝色，声音是低缓的风琴，二者完美地结合为一种震撼和笼罩：

“寂静的原野是可以聆听的，唯其寂静才可聆听。一条弯曲的河流，同样是一支优美的歌，倘河上有成群的野鸽子，河水就会变成竖琴。牧场和村庄也一样，并不需风的传送，空气中便会波动着某种遥远的、类似伴唱的和声。”

如果说这样的静思与叙述是渐合的暮色，那么宁肯后来的越来越阔大的敞开的言说则是从地表隆起的黎明。这个“被西藏囚禁起来”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被时间囚禁起来”的人，不仅为西藏所塑造，也在以自己独特的虔诚之心同步塑造着只属于他的西藏，他的步履越来越沉稳，他的目光越来越澄澈，他的文字越来越像暗夜中的灯火，在拂掉我们内心灰尘的同时，

也凸显出汉语纯粹的光芒：

“冬天，依然温暖，阳光强烈，但植物还是回到了土地。冬天漫长，天空简明，自然界安静。一场雪降临，两三天融化。河岸上残雪点点。残雪聚集着阳光，燃烧自己，也点燃了阳光。”（《一条河的两岸·冬天》）

2010年6月，时在北京鲁院培训的海南作家赵瑜，因与宁肯同期学习，便将一册宁肯的新著《天·藏》签名本寄我。我兴奋地发现，在这本书里，宁肯不负自己的多年沉潜与思索，也不负众人所盼，终于写出了一个足可以屹立于精神世界的，不同于诸多关于西藏文本的自己心中的西藏。他在谈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时说：

“我的写作不是讲述一个人的故事，而是讲述一个人的存在，呈现一个人的故事是相对容易的，呈现一个人的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还说道：西藏给人的感觉，更多时候像音乐一样，是抽象的，诉诸感觉的，非叙事的。两者概括起来可称为‘存在与音乐’。这对我是两个关键性的东西，它们涉及我对西藏总体的概括，任何针对西藏的写作都不该脱离这两样事物。至于故事，叙事，它们只能处于‘存在与音乐’之下，以致我多少有点否定叙事的倾向。”

上海批评家程德培在评价《天·藏》时的说法更是深契宁肯之心，也道破了作家创作此书的真正目的、文本特点和价值所在：“《天·藏》的叙述者是一位形而上的思考者，他聪明而饶舌，给我们讲述的却是沉默的内涵；他处理过去仿佛它就是现在，处理那些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故事，好像它就在眼前。对于宁肯来说‘空间’总是慷慨仁慈的，而‘时间’总是一种不说的情况。小说力图向我们展示一种文化的全貌，这种展示既面向我们，也面向与世隔绝的人。”

而实际上，我阅读《天·藏》的最大感受是，在宁肯眼中，存在是巨大的，它包含一切，又远远大于一切，“包含了故事，又远远大于故事”，单一的线性时间根本无法容纳它，表达它，映证它。存在是多维的，有无数的入口，也有无数的出口，是迷宫，是博尔赫斯笔底“小径分岔的花园”。这让我想起勒维尔与里卡尔的那本对话集《和尚与哲学家》，在几近繁复沉重如黑夜般的长谈之后，和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过一种有质量的生存的惟一方法，就是给予生存以一种内在意义；而给予它一种内在意义的惟一方法，则是认识并改造我们的精神。”如果说“经验就是道路”，那么，关于西藏隐秘的个体经验，就是宁肯用一生来行进的创作道路，对于宁肯来说，经验带来血液的沸腾，创作则带来灵魂的安静。

在我看来，之于西藏，不管是神秘的，还是自然的，或者是历史的，它既是《蒙面之城》中主人公马格的“精神飞地”，也是《天·藏》里主人公王摩诘的“灵魂故乡”。这个“精神飞地”和“灵魂故乡”既是马格和王摩诘的，说到底，我倒觉得，它更是作家宁肯自己的。如果说西藏在无言中拥有着立体的秘密时光，宁肯无疑就是这秘密时光中最优异的漫游者、沉思者和倾诉者，因为他用自己的心灵之眼记录了多维度的西藏，也用哲学之眼和诗性之笔观照和点燃了跨越时空的、普世意义上的西藏。

时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河面看似平静如镜，但河底之光却如箭疾飞。这篇较为冗长的文章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创造力旺盛的宁肯，几年来一直新著不断，时有让我惊喜甚至兴奋异常的作品问世。随着阅读的不断跟踪与深入，我对宁肯的期待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迫切。2014年11月，宁肯同时推出了他的两本书，一本为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另一本为中短篇小说集《词与物》（河南文艺出版社，此书列“名家·最意味小说”丛书）。这两本书公开发行后，我立即从网上先后购来。在这两本新著中，我不仅阅读到了宁肯血液里一直流淌的关于西藏的精神延续，比如《岩画》和《维格拉姆》，更读到了他在小说创作中对新题材新领域的探索与开掘，在这方面，不仅有意味隽永如风铃、结构精致如银器的《词与物》《死于某年》《我在海边等一本书》等中短篇小说让我迷醉低徊，特别是他用两年时间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更是让我眼前“忽“地一亮。这部长篇虽然将笔尖伸到了贪污腐败的领域，却又并未落入通俗官场小说的窠臼，宁肯以稳健而又先锋的手法，采取身份置换的叙述模式与架构，塑造了一个读书人身份的叙述者来讲述官场，这个叙述者服务的是文本主题思想，他对这个陌生世界自然有自己视角下的人性关切和思考。有了这种方式，也就抛开了一般官场小说的样式，进入了纯文学的机理，使这部长篇小说基本实现了揭示人性的初衷，把人的丰富性体现出来，交给读者一个非常完整的人。读完这部长篇，让我深深地察觉到，宁肯在西藏这个巨大的精神停机坪上真的是飞得太高，也太过眩目了。之于这部长篇小说，评论家陈晓明说：“宁肯是当代小说的‘刺客’，他太特殊了，他用刀雕刻了我们的骨髓，那种痛感，是宁肯的，更是我们的，《三个三重奏》以音乐般的刀法，再度雕刻了我们的骨髓。”我以为此语是对宁肯小说的结构艺术与语言艺术切中肯綮的批点。而宁肯自己关于这部长篇小说在结构上的技法阐释是，“三个三重奏，复杂的交集跳宕后，又舒缓地各自流淌了，如三条河流交汇激荡，如数控的音乐之水。但是，不能太久了，之后必须分道扬镳。而再次交集、激荡是必然的，因为一条大河绝不仅仅是自己，而是多条，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多部。”在接受新浪读书的采访中，他更为明晰地表达出这样的，关于长篇小说的创作体会与观点：“长篇小说是一口长气，要慢慢吐，边吐还要边含着，边聚气。事实上应该是吐得少，越聚越多，越聚越饱满，整个气息差不多相当于太极。也就是说长篇小说要压着写，对于太精彩的情节要节制，要峰回路转，不能孤注一掷攻取山头，力气用尽就会形成小说的断气，长篇小说的气一定是连着的，看似到山峰了又下去了，再慢慢起，又到了，更高了，但远不是山峰。这一切都要有一个全局意识，总体控制，长篇小说是复合结构艺术，是建筑艺术，有这样的意识把握起气息与节奏应该不难。”

如果说宁肯的中短篇小说有着让我屏住呼吸的美，那么，他的长篇小说缓慢而强大的推进力量则让我的呼

吸不能自制，只能跟随着他的叙述时而紧张，时而平缓，时而要停顿下来向远方眺望，陷入某种游离的沉思。就个人的阅读胃口来说，我一直喜欢宁肯在小说叙述与铺排中那种看似闲淡而又恰到好处的“自言自语”，这种“自语”， 有时以小说主人公的面目出现，有时直接就是作家自己的强力介入。这些碎片式的“自语”，有哲思，有诗意（虽然宁肯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诗意对小说叙述的一些损害，他说：“诗人的结构意识不亚于小说家，在对人的幻觉认识上有过之，然而在具体的叙事行为和叙事意识上诗人往往缺乏耐心，这是诗人写小说最大的障碍。跨越这个障碍非常难，很多时候诗的习惯总是在干扰叙述，甚至把你引到误区。”），但这些“方向不明的叙事，反而是自然的、原生态的，如同沼泽自身的魅力。”这些延宕之笔，既增强了阅读的趣味与吸引力，也让人感受到一种类似电影中旁白的通透舒爽，甚至直指人物内心世界与灵魂深处，为小说叙事与情节的展开与深入起到回环上升的旋梯作用。这些延宕之笔，经常让我反复品咀，甚至是流连不前。比如在短篇小说《死于某年》中，他借人物之口写道：

“是的，我最近总是想一些旧人、旧事，很平静，很有味道。我可能老了，但如果老了是这样也完全可以接受，甚至可以说很幸福。现在我有一种罕见的与时间同步的感觉，年轻时可没这种感觉，年轻时不是觉得时间快了，就是慢了，总之总是与时间不合拍，现在没什么不合拍的，我就是时间，时间就是我。”

就目前宁肯的创作成就与势头来看，我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宁肯确乎为一个复合型的、既有创造雄心也极具创造力的作家，他体内所蕴藏的创作潜力，是诗性的语言张力、智性的思辨活力、神性的冥想魔力以及收放自如的结构控制力的共生并存，四者之间互为源头活水，也互为山峰呼应，以此形成了宁肯有别于其他作家的自己的艺术穹顶，这个穹顶，因他的存在与设计而显得风姿卓特，超拔不群。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莫言的话说：“宁肯是一位有着非凡勇气与才华的作家，他的作品将尖锐的政治批评与深刻的人性解剖结合在一起，将现实的无奈生活与对理想人生境界的苦苦追求融为一体。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用丰沛的想象力和博取众采的胸怀，创作了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和文体。”

【征途帆影】贺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