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鹏

乔治·奥威尔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其代表作《1984》和《动物农场》跻身二十世纪百部英文小说，是西方人必读的经典之作。《动物农场》致力于“揭露苏联神话”［1］269，破除极权主义宣传的幻象，唤醒民众对极权危害的认识。小说以动物喻人，以农场象征国家，讲述一个英格兰农场的动物们在公猪老上校的思想动员下，由三头公猪雪球、拿破仑、尖嗓带领赶走了农场的人类主人琼斯，开启了动物当家作主的先河。然而，动物领导之间的权力开始斗争，拿破仑集团赶走雪球集团，运用宗教、传媒、文化、教育、贸易联盟诸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成功营造幻象，实现了对动物的召唤，阻碍了动物主体性的获得，开始了农场的极权统治时期。动物们的生活相比人类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重新陷入被剥削的深渊。

法国著名思想家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 “个体对他们真实存在状态的虚假反映”［2］1478。在阿氏看来，人类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代替了拉康笔下的象征界，隐形而又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决定社会基本关系的产生，试图建立最广泛社会成员接受的秩序，实现对成员的召唤，以相对独立的形式确保社会的持续性存在。以往学界对阿氏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哲学领域，而忽视其在文学领域的价值。笔者结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关理论分析《动物农场》这一经典小说，分析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

（一）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作为长期存在于人类历史上普遍的文化现象，宗教是人类无意识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社会意识形态反映之一。作为世界最大的宗教，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持久不衰、历久弥新，在人们精神世界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也因此成为了阿氏诸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述的首要内容。统治阶级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利用其在脑海中的虚幻投射，成为控制社会成员思想、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在小说中，宗教身影的出现虽然有限，但并非无迹可寻。学界普遍认为乌鸦摩西是俄国东正教的象征，它先后成为庄园统治者维护管理的工具。奥威尔在选择乌鸦名字时颇具韵味，效仿与改写基督教圣人摩西，颠覆其英雄形象。在作者笔下，摩西不再是饱经苦难，身负民族使命的形象，而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吹嘘着“奶与蜜”应许之地的谎言家。动物农场革命爆发之前，摩西作为琼斯先生的宠物，时常蒙骗广大动物，劝诫它们忍受琼斯的剥削和压迫。此后对革命先驱老上校的动员充耳不闻，在革命爆发之后第一时间离开。摩西的离开，似乎意味着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这个动物当家作主的国度消失。但随着拿破仑的大权在握，极权统治阶层深信宗教在教化大众、抚慰民众的不平和恐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摩西再度出现在动物农场。摩西“与过去相比，他的变化不大。他仍然像以前似的任何劳动也不参加继续高唱糖果山的老调”。［3］95宗教意识形态机器衍化成了拿破仑等统治阶级施暴的工具，成为了束缚动物们的精神牢笼。

（二）传媒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在阿氏理论中，传媒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包括出版、电视、广播等社会机构。传媒因在影响深度和广度方面的优势，以统治阶级需要的方式构建客观，为统治阶级所青睐，成为其操纵意识形态的有效形式。《动物农场》中极权主义的传媒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刻传播和辐射其意识形态，阉割动物主体性认识，使其丧失主体选择与拒绝的权力，覆盖在极权主义恐怖的苍穹之下。

小说中，代表极权集团传媒利益的是一只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名叫尖嗓 （squealer）的小肥猪。Squealer一词在文中突破“打小报告的人”的隐喻之意，赋予“声响器”传播之维，成为极权喉舌的象征，熟练地操纵传媒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中分析了意识操纵者的标靶，主要包括符号系统、思维、情感、想象力、注意力、记忆以及社会意识神话方面。认为数字具有诱导魔力，“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荒谬的数量论点，那么不仅是逻辑，而且就是数量论据几乎无法把这个论据排除出去”。［4］131通过捏造和夸张一大串数字，制造相对数字，竭力证明“各种粮食有的增产百分之二百，有的增产百分之三百，或者增产百分之五百”。［3］75相比之下，极权施加给广大动物的辛苦工作、繁重的风车建设任务、漫长的工作时间，在虚假的精确性和看似公允性符号的堆积下，掩盖了残酷的生存境遇，模糊了对以往的事实认知。赶走雪球之后，任何恶性事件的发生便会被认为“这都是雪球干的！这个叛徒，他出于狠毒的用心，梦想着阻扰我们的计划”，［3］58初始之际，扭曲的宣传带来的是动物思维的恐慌。久而久之，动物之间便开始内化宣传思想，接受雪球破坏动物农场，勾结人类进攻农场的谣言。在思维层面，雪球的破坏形象不仅扎根极权分子脑海中，也开始在大多数动物心中形成范式。在后来的劳动模范拳击手被送去换酒类的骗局之下，系统分析信息能力的削弱造成动物们毫无辨别的能力。谢氏说：“在意识操纵中利用最广泛的一种情感，那就是恐惧了”。［4］182虚构的恐惧常被变异地扩大，以武断性的口吻出现，成为统治阶级的惯用伎俩。在面对动物们的疑问之时，尖嗓常用反问式的恐惧，“同志们，你们肯定不想叫琼斯再回来吧？”［3］46以无可争辩的论点堵住悠悠众口。作为操纵意识中最重要的一环，记忆和注意力在施加影响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信息的真假，反复的记忆灌输都将对原有的记忆体系产生冲击，混淆前后的记忆。在小说中，牛棚战役的胜利在尖嗓的歪曲之下变成了拿破仑的个人功劳，战斗英雄雪球也被污蔑成勾结其他农场，颠覆动物农场的叛徒。开始广大动物们对此不以为然，原有的记忆体系仍然在他们心中驻足。随着时间的推移，纸质历史记忆的缺失和反复的捏造逐渐在动物心中形成记忆的幻象，模糊原有的记忆体系，动物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接受极权主义传媒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宣传。

（三）文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氏认为文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包括文体艺术领域。“每一件艺术品都有一个意义和一个目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宗教上的目的”，［1］264作为文体艺术的经典形式，诗歌和歌曲为原始人民表达自己情感的有效途径之一，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煽动力，成为极权主义束缚思想、保持极权主义思想忠诚的有力工具。在革命时期，老上校创作《英格兰兽》作为革命的歌曲，指导和号召广大动物团结起来反抗琼斯的统治。在雪球被拿破仑用暴力手段赶出庄园，清除异己，大权在握之后，广大动物被告知《英格兰兽》已经失去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御用诗人小不点创作的大表忠心之曲。在歌词和曲调上都远远比不上原来的《英格兰兽》，渗透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新作成为了农场上动物休息日升旗之时必唱曲目。此后小不点更是创作 《拿破仑同志诗》来迎合统治者，大肆吹捧拿破仑的英明才智和古道慈悲，同时强调对拿破仑的无限忠诚。通过前后歌曲和诗的制作可以看出极权统治者逐步把对集体的忠诚演变成对极权领导者个人的忠诚。歌曲和诗的内容是对动物真实境遇的歪曲性反映，在不明事实的动物后代中树立了极权主义的正面形象。

（四）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虽然在前台舞蹈的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实际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教育的意识形态机器。”［5］44教育以一种近乎公正的姿态输送与传播着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观，成为浸染社会成员思想结构、控制思想建构、规训反叛思想的有力手段。革命爆发之前，庄园主人琼斯不可能对苦力的异类动物们进行教育。老上校作为动物中最有智慧的长者，靠着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积累，虽然在发起动物革命中具有积极作用，但却无法忽视其在开启动物心智方面的短板。革命胜利之后，雪球虽然通过组织读写班等措施在提高动物知识文化水平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它被赶走之前所提高的文化知识颇有限度，因此教育的塑造作用遭到了极大的削弱。教育的缺失阻碍了系统理性批判力的获得。“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是批判和否定的力量。只有借助理性的批判力，人类才能清晰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进而自由地发展”。［6］70动物们失去了构建自我主体的机会，失去了认识自己和世界的能力，沦为了极少数极权主义集团剥削和压迫的对象。拿破仑故意歪曲以及捏造事实，虽有其手段高明之处，但亦与教育的缺失不无关系。拳击手被屠杀的厄运，动物们虽然对极权集团的做法存在怀疑，但是在尖嗓的欺骗下卸下心理防御机制，天真地认为拳击手在医院受到关怀备至的照顾，这些事实不能不说是教育缺失造成的后果之一。极权集团利用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建立起忠于本集团的实力，以作为维护统治的羽翼。早在雪球办读写班之时，拿破仑美其名曰负责幼狗的教育工作，旨在培养自己的私人卫队，实现极权主义。在农场二次保卫战之后，随着自己阶层数量的增长，拿破仑开始教育和培养具有本阶层意识形态的小猪，剥夺其他动物的教育机会，严格限制教育的范围。

（五）贸易联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作为经济学范畴的贸易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并随着商品交换逐渐扩大到国与国之间，产生了国际贸易。贸易为创造财富，扩大交流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动物农场中却并非如此。由于动物和人类的天然对立，使得两者之间不可能发生贸易，因此听到和人类做贸易的消息之时，动物们无不感到惊愕。贸易联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被极权主义集团短促而又迅速地操作起来。动物农场建立之时，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和主人翁地位的获得鼓舞他们热火朝天地投入生产工作。但是极权主义集团个人好大喜功，风车项目反而使农场物质陷入了危机。无视粮食短缺的现实，导致饥饿的盛行，利用动物的劳动成果塑造表面自豪感，而动物们并未得到实际上的惠处。贸易扩大需要的是母鸡无私奉献鸡蛋，是谋杀一个个春天即将出生的生命。母鸡们奋起抗争，却遭到极权集团的强力打压，屠杀辛苦工作的母鸡。母鸡们的死亡并未阻止贸易联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转，“鸡蛋还是按期交付”［3］63。极权主义留给动物的是无情与冷血。利用贸易的机会，大肆侵占公共财产，售卖公共木材，却被假币欺骗。人类发起了对农场的又一轮攻击，刚刚建好的面子工程风车也被炸毁，动物们的劳动成果和心血为此付诸东流。但是以拿破仑为首的极权主义集团并未吸取教训，暂时的胜利带来的是集团生活进一步腐化，享乐主义带来的是更加残酷的剥削。学校课堂的兴建、新风车的器械、个人享受的照明和糖块，造成了贸易的巨大缺口，带来了压迫：抚恤的空头支票、退休年龄的一再推迟、动物口粮定额的一再降低，造成劳动力的持续性萎缩，生产工作能力的不断下降，短期内最大限度地赚取剩余价值。革命英雄和劳动模范拳击手被当成贸易的对象，卖给屠宰场换取享用的威士忌酒。草场也被极权主义用来种植大麦，获得酿酒的原料，以供奢靡享用。

二、结语

综上所述，诸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不是独立地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力，而是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隐形地构造社会共同接受的社会范式，成功实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使动物们处于全面而严密的约束之下。奥威尔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想象力在《动物农场》这篇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中集政治性和文学性为一体，反映了人类历史频发极权主义危害的社会现实，打破了文人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洁性想象，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1]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文集[M].董乐山，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2]Leitch V B.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M].New York： W.W.Norton&Company， 2001.

[3]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M].傅惟慈，译.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

[4]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仰海峰.表象体系、主体幻觉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职能：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探析[J].理论探讨，2010（1）.

[6]梁意意，白陈英.试析约翰·契弗《巨型收音机》中的异化[J].文学研究，2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