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媛媛

合作创新：专业性大学出版社发展路径的选择

◎ 邢媛媛

在后改制时代，专业性大学社传统的“专精特”的发展之路遇到了挑战。如何突破发展瓶颈，走出一条个性化、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合作、创新的发展理念，并就合作方法、数字化、转型升级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专业性大学社的发展路径选择。

大学出版社；合作；创新；整合；数字化

大学出版社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出版文化事业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尤其是在文化体制改制以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走上了新的轨道，并衍生出不同的发展模式，目前主要是三种类型：第一类是集团化的经营模式。它们经济体量大、综合影响力较强，具备上市的潜质，处于大学社金字塔的顶端，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外研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码洋一般在8～30亿元不等。第二类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它们在学术出版、精品出版方面各具特色，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等，码洋在3～8亿元不等，其中还包括部分经济实力较强的师范类大学出版社；第三类是专业性大学出版社，与第二类相比，这类出版社具有更强的专业学科特点，一般来说专业及学科比较单一，总体规模比较小，社会影响力有限，如音乐、地质、水利、煤矿以及少数宗教、民族等中小型大学出版社。

转企改制以来，这三类大学出版社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相对应的也是不同的发展模式：第一类以做大做强为主要目标，通过产业重组、内部整合、外部扩张，实现跨越式、裂变式的高速发展，其实力甚至可以与中央、地方出版集团相颉颃；第二类则是以做强做精为目标，但立足于质量内涵式的经营模式；第三类则是所谓的“专精特”的发展之路。

大学出版社的这三种发展模式是大学出版社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与所在大学母体的学科特色、教学、科研结构紧密相关，有些是因为先天条件，也有些依靠后发优势，它们共同在传承文化、服务社会、彰显学术、文化交流等方面各展风采，各逞其能。这个时期的专业大学社和前两类相比，相互之间只有大小特色之分，而无生存发展之虞。

但在文化产业后改制时代，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新的产业形态不断涌现、融合、创新、发展、推进的时代大潮下，专业性大学社传统的“专精特”的发展方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表现在：一是随着中央及地方大型出版集团的组建、上市，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集团出版企业、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对专业性大学社出版资源的挤压、争夺，他们挟资本、市场、人才之优势，在专业性大学社原来的出版领域内跑马圈地，在专业教材、学术科研著作等方面全方位地参与竞争，而后者因为资本、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欠缺，很难在这样不对等的竞争态势中占据先机；二是专业性大学社原本依赖立足的专业性教材全面失手、科研学术专著出版资金外流及资源、人才的流失，直接影响到其整体的发展前景；三是产业的弱化导致后劲不足，发展乏力。在教材推广、出版资助争取等方面，因为其专业所限，不可能开辟广大的市场，专业性大学的科研经费对出版的资助也不可与大型出版集团、著名的综合性大学社同日而语，加上企业本身缺少自身的造血功能，使得其每一步的发展都举步维艰。相关数据表明，近年来许多专业大学社的出版码洋、专业影响力不但没有相应的提升，有些反倒呈下降趋势。二三十人、几千万码洋往往是它们的生存常态，且多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它们一般很少参与市场化竞争，基本不与同业交流，在重大国家级奖项和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申请中也往往阙如，在一般读者中缺少认知度，在专业性高端读者中，美誉度、影响力日渐式微，在出版生态圈中渐渐边缘化，甚至有些专业社还需要依靠学校的财政资助才能得以维持。在新一轮的文化大发展、学术大繁荣的重大时代利好中，它们显得有些落寞无助，不知所措，面临着新的发展路径选择的困境。

那么，传统的“专精特”模式之后，专业性大学社该往何处去？这切切实实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认为，首先要解决科学理性的定位问题。也就是所在学校、上级出版主管部门要对专业性大学出版社重新定位，落实其身份，彰显其特征，真正实现差异化、个性化、特色明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目前我国有112家大学出版社，很大部分为中小型规模，专业性大学社是其中的一部分。观照欧美著名的大学出版社，很多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性大学社，如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人文、法律、医学类学术图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人文、自然科学类图书。①日本大学出版社大多数是中小型出版社，比较大的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出书100种左右，其他如庆应义塾大学社、京都大学社、北海道大学社等大学社2010年出版图书也就50种左右，②在经济体量上与大型商业出版社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学术影响力上却是独占鳌头，具有极高的学术声誉。在出版资助金获取等方面各不相同，如校内设立学术专项出版基金，或者依靠社会基金会的赞助。我们虽然与欧美大学社发展模式不同，但在出版资助设立方面，学校可以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予以考虑，比如设立年度专项出版基金，纳入学校正常的办学经费，在财力上予以相应的保证。

后改制时代大学出版社可行性发展模式的探索，归结为“合作创新”四个字，并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尝试校际联合，打造专业性大学出版联合体

高校之间的合作，因有诸多共性而使其较为容易实现。至今，已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等进行了不同类型的校际合作尝试，并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综合上述两家的经验及高校的学科特点，校际出版合作后的新型出版实体或许能实现新的发展。除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安徽大学出版社以强社大社为核心组建综合出版集团的方式外，校际出版合作的模式主要还有两种：

1.以学科特色联合为基础组建专业出版联盟

我国现有的百余家大学出版社以其类型大致可分为综合性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出版社和理、工、农、医、师范等专科性大学主办的专业性出版社，在许多综合性出版社内部也按学科分为各种相对独立的板块，发行界还曾按学科组织过多届科（技）联体、医（学）联体、音（乐）联体等专业图书订货会。如果以这些实际存在的专业出版为基础、以学科联合为纽带，按建设现代企业的要求组建跨地区的专业出版联合体，就可使后转制时代的专业大学出版社创出一种新的运行模式，如师范类大学出版社也可以联合。以出版中小学教材教辅为特色；医学类、艺术专业类、地质、水利、煤矿等同类型出版社也可以联合。前不久以理工类出版见长的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大连理工、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等7家社成立了专业出版联合体，不定时举办会议，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并且成功申请到了国家级文化专项基金。

2.以资金投入为纽带组建出版股份公司

这种模式对于小型大学出版社最为适合。由于诸多原因，小型出版社的发展一直受到资金的困扰，转制以后这种困扰非但没有消除，而且很可能还会加重。文化体制改革允许社会资本加入到国有出版领域，以增强出版社的资金实力。现实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许多专业性大型出版项目因为需要大额资金的投入，专业社无力承担，社会资本有兴趣进入却找不到入口，双方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而要打破这样的藩篱，必须对出版社的法人治理结构进行改革，由国有控股公司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以盘活优质文化资产。同时要加强实施过程的监督、选题的管理，以及资金的合理使用与运作。

3.也可以联合其他高校，实现校、社联合，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扩展出版的专业属性，为更多高校服务。以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为例，在各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与上海海事大学合作，共同出资组建股份制的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使原先仅限于中医药类的出版范围扩大为服务上海航运中心建设、服务上海健康城市建设两大领域，拓展了出版社生存发展的空间。此类合作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找准合作对象，不能“拉郎配”；一般来说，同地、同类高校较容易合作，也容易获准；二是要明确自身定位，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立足于出版“专、特、精、优”读物，在一定的品种上与大社媲“美”，另一条腿可以适当涉足教育和大众出版，固本培元。

二、资本与专业品牌结合，积极融入出版集团体系

出版社转企改制的最终目的，是将其做大做强，打造出版界的“航空母舰”。但光有航母还不够，必须要有护卫航母的系列“战列舰”，也就是要实现多元化的发展模式。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各社必须打破原有的行业和区域壁垒，走融合发展之路。大学社也不例外，如有必要，可以选择性地融入全国性的出版集团，使得资本与专业有机结合，获得最佳的发展、壮大良机。

1.融入“国”字号出版集团

自出版社转企改制以来，一批带有“国”字的大型出版集团相继诞生，如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等。随着“国”字号集团和同样实力不俗的地方性集团的日益壮大，出版业的重新“洗牌”在所难免，大学社如能趁早融入其中，或可避免被边缘化的尴尬。这样的合作不是简单的兼并、重组，而是优势互补，各取所需：专业大学社急需资金投入；集团所需要的是大学的品牌、专业资源。从出版范围、行政隶属、地域分布诸方面来看，多数大学社与“国”字集团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正是两者合作的有利因素。从行政隶属来看，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甚至“同源同种”。由于“国”字号集团云集于北京，因此北京地区的专业大学社与之合作，存在诸多地域性的优势，对于建设和稳固北京的出版高地大有裨益；而外地大学社与这些集团的合作，则可为集团的业务拓展增添实力，可作为集团在当地的分支机构，获得区域性出版资源。

2.融入地方性出版集团

地方性出版集团也是大学社可以融入的实体。地方出版集团的主要板块是教育出版，尤其是基础教育出版，它们在内容生产上与“国字号”出版集团相比有先天的缺陷。如何弥补这个内容短板？与专业性大学社合作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许多地方出版集团力推产品、市场的多元发展，近几年也一直尝试涉足高校教材和专业性学术著作出版，如果能与专业性大学社合作，则可以借助于其大学母体的学科特色，建立品牌优势。融入有属地与异地之分，形式可以有紧密与松散之别，可以是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也可以是项目合作联盟——重点是建立一套良好的合作运行机制。

三、加强专业化数字出版，建立数字化盈利模式

伴随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信息科学的迅猛发展，出版产业正经历革命性的变化，进入数字时代。在数字出版内涵逐渐清晰和商业模式日趋成熟的条件下，专业性大学出版社既面临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也拥有诸多发展优势。③当前，一些著名的西方传统期刊电子化即“纸质—电子数字化”形式也在向纯电子数字化华丽转身。在英国，已经有超过95%的传统印刷杂志推出了自己的网络或手机版。可以说，欧美国家学术期刊出版的数字化进程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而学术著作出版的数字化也正方兴未艾。互联网的发展，数据库的出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强大的资料支撑，极大地提高了学术生产的能力。同时，因为学术成果载体的改变，学术文化的出版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方式等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科技的进步，正在创造新型的学术文化。从事学术出版的出版社，都必须面对和适应这样的转型升级。

近年来，在新媒体技术发展和非出版行业以技术整合资源趋势的强大冲击下，高水平大学出版社开始进军数字出版领域，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文泉书局、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出版服务平台、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平台《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引文索引数据库（BKCI）》等，但都有待进一步发展。云计算时代的来临，为大学社的数字出版提供了新的机遇、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各大学社成本压力不断增加和收益来源不断减少的困境下，基于云计算的解决方案为它们提供了一种最优的选择。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链条中，虽然专业性学术图书占比不高④，但发展势头很好。欧美的学术资源，已经实现完全的数字化，我们还正在行进的路上。专业性大学社具有得天独厚的专业优势，应该借力于国家的文化产业政策利好，重点申报各类专业性的数字化平台建设，并整合母体大学的学术资源，使之成为自己的独特优势，同时借助于云平台，建立专业性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

四、建立申请出版基金的良好运行机制

欧美专业性大学出版社往往由各类基金提供资助，出版社本身并没有盈利的要求。但我们的大学出版社大部分都是自收自支，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压力。目前，许多学术著作的出版有赖于作者提供的出版资助，但近年来，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也设立了各类出版基金，其中大部分是专业性学术出版基金，如国家出版基金、文化“走出去”各类基金、古籍出版基金、财政部文化产业基金等，这应该成为专业性大学社努力的方向。

申请此类基金需充分调动编辑的积极性，必要时可以约请专家学者把关、研判，以增加基金申请的准入力度。

互联网时代，合作创新是文化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专业性大学社来说，显得尤为必要。合作是为了争取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创新则是为了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成为专业性大学社的发展路径选择。

（邢媛媛，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副编审）

注释：

① 周蔚华.中国大学出版社改革的历程与经验［J］.中国出版，2008（1）.

② 邢媛媛.专业性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之路——以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为例［J］.《出版参考》2011（12）.

③ 刘刚.大学出版社数字化转型的对策［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④ “破局”之年的数字产业——《2012-2013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速览［J］.中国报业，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