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文光，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史。

［摘 要］ 在南诏国最强盛的时候辖境广大，因此南诏国也有“内地”与“边疆”观念，具体是以洱海区域的十睑为“内地”和边疆的节都、都督进行区别，因此南诏国的政区设置特点是政治与军事并重；蒙舍诏之外的各诏在被南诏攻破之后，民众基本留在洱海地区，而各诏的贵族首领或流放丽水节度或投靠吐蕃或被南诏杀害；《新唐书·南蛮传》对于南诏历史的记述一些地方存在段与段之间的逻辑不顺畅问题，还存在历史事实记述有遗漏、过于粗疏，甚至还有与历史事实相矛盾的问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5）04－0146－06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MZ12ZD02）；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西南民族的由来与发展”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对南诏国历史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的研究成果，诸多问题也已经在学术界取得了共识，但是对于南诏国史的研究仍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本文拟就南诏国的“内地”与“边疆”观念、蒙舍诏之外的各诏的去向、《新唐书·南蛮传》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求教于学术界的方家。

一、关于南诏国的“内地”与“边疆”观念及其行政区划设置

据文献记载南诏最强盛的时候，其疆域是“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迦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 ①因此在南诏国统治者的思想中有“内地”与“边疆”观念，所谓的“内地”就是以洱海为中心的区域，所谓的的边疆，就是洱海区域以外的南诏国管辖地方。

南诏国的政区设置从总体上表现出对于唐朝政区设置的学习与模仿，但是在具体的过程中又有南诏国的特色，即军事与行政合一，又十分强调军事制度。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南诏国的政治制度、行政区划设置都处在一个不断变化与调适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值得关注。

在南诏国的政治统治中心洱海地区，行政区的设置是以“睑（jian）”为行政单位，《新唐书·南蛮传》说“夷语睑若州”即南诏国在洱海为中心的地区所设置的睑相当于唐朝的州，共有十睑，分别是“云南睑、白崖睑亦曰勃弄睑、品澹睑、邓川睑、蒙舍睑、大厘睑亦曰史睑、苴咩睑亦曰阳睑、蒙秦睑、矣和睑、赵川睑。” ②为什么南诏国要在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区设置睑，而在其他地区却以节度使为主？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由于洱海地区是南诏国的起源地，所以一开始就有一种把洱海地区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观念。

南诏国统治者设置的十睑都在洱海附近，这些地方虽然有乌蛮分布，但主要是白蛮的分布中心，社会经济发展较快，接受中原的汉族文化也比较多，所以南诏国的统治者把这些地方作为直接统治的区域。而在此之外的其他地方相对于洱海地区来说是边疆，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南诏国边疆的民族也与洱海区域的民族不同，所以采用以军事治理为主的军事与政治合一的政区设置，即节度使、都督府的设置。

一般来说，南诏国模仿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置的节度、都督是一种军政合一的设置，所以《新唐书》才说“外则有六节度。” ①这儿的“外”就是南诏国的边疆地区。其六节度为：弄栋节度、永昌节度、银生节度、剑川节度、拓东节度、丽水节度，六个节度恰好与前述的南诏国疆域四至相吻合。六节度之外还有会川都督、通海都督。

但是，由于南诏的政治制度是军政合一，所以在洱海地区的十睑中，也有专门掌管军事的节度使，《蛮书》卷末附载贞元十年（794）唐朝使者袁滋进入南诏册封时，曾经有“节度蒙酋物出马军一百队。”与此同时，在南诏国边疆的节度、都督军政合一的政区设置中也有府、州、县的设置，例如拓东节度使的驻地有善鄯府、晋宁州、江川县。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洱海地区的十睑，还是边疆地区的六节度、二都督，南诏国的政区设置特点是政治与军事并重，但是又有所区别，即在洱海为中心的南诏国的腹心之地，以行政设置为主，同时有一定的军事首长；而在南诏国的边疆地区则突出军事重心，强调对于边疆不同民族的治理，同时也有一定的行政设置，作为政治中心，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结合。

至此，有必要讨论南诏国政区设置的历史意义及其对西南后代政区设置的影响。

第一，南诏国的政区设置是在汉晋以来西南郡县制度、郡县设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为汉晋以来的郡县设置为南诏国的政区设置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例如南诏国的拓东节度就是在汉晋时期滇池区域的滇池县、谷昌县等县的基础上设置的。

第二，南诏国的政区设置，比汉晋时期西南郡县设置又有扩展，例如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设置的丽水节度，就使中国西南边疆有了扩展，银生节度的设置也使中国的西南边疆向南有了极大的推进，到达今天的西双版纳及以南地区。

第三，南诏国的政区设置还直接影响大理国的政区设置，因为大理国的政区设置大多数是继承了南诏国的政区设置。

第四，南诏国的政区设置还给了元明清三代西南政区设置极大的影响，此外南诏国的政区设置也对近现代云南的政区设置也有影响，例如拓东节度使辖地就与今天的昆明市有关，银生节度使辖地就与今天的西双版纳州、普洱市、临沧市有关，洱海区域的十睑就与今天的大理州各市县有关，等等。

二、蒙舍诏之外各诏的灭亡及其去向

一般来说，在研究西南民族史或者云南民族史的时候，都讲蒙舍诏灭亡其他各诏的历史，而对蒙舍诏之外各诏的灭亡及其民众的去向的讨论不多。

（一）时傍诏

时傍诏的首领称为“时傍”所以以首领的名字作为部落的名字，时傍诏与蒙舍诏是有姻亲关系的民族群体，关系十分密切的，时傍的妈妈是皮罗阁女儿，而他的女儿又是阁罗凤的妻子， ②在成书比《新唐书》早的《云南志》卷三中，是这样记载时傍诏的情况：“时傍母，蒙归义之女，其女妻阁罗凤。初，咩罗皮既拜，时傍入居邓川，招诱上浪，得数千户。后为阁罗凤所猜，遂迁居白崖城。” ①对比下来，《新唐书》基本上是照录《云南志》的内容。说明在当时洱海地区各个政治力量争斗的过程中，时傍进入了邓川州，大量招徕邓赕、浪穹、施浪的民众“势稍张，为阁罗（凤）所猜，徙置白崖城”。虽然后来的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有再看到时傍诏的情况，但是可以这样认为：时傍被杀害之后，时傍诏的民众被强制迁徙到南诏国的中心地区，受到蒙舍诏贵族的严密控制，渐渐地成为南诏国的核心成员。

（二）矣川罗识诏

矣川罗识诏与时傍诏的关系也是十分紧密，“及剑川矣罗识与神川都督交通，时傍与其谋，俱求立为诏。谋泄，时傍被杀害。矣罗识北走神川，神川都督送之罗些城。” ②即时傍曾经与矣川罗识共同联合起来希望得到吐蕃的帮助建立自己的政权，但是因为时傍“谋泄被杀”，矣川罗识只好投奔吐蕃的神川都督，之后被吐蕃的神川都督送到吐蕃的政治中心罗些，在历史文献中从此就没有矣川罗识诏的相关记载，从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应该是矣川罗识家族到了罗些以后融合到吐蕃当中，而矣川罗识诏的民众则成为南诏国的核心地区的民众。

（三）蒙巂诏

蒙巂诏是各诏中最大的，首领称为巂辅首，巂辅首没有后代，死后由他的弟弟担任蒙巂诏的首领，到照原担任首领时，把儿子作为人质放到南诏，而皮罗阁此时正打算兼并蒙巂诏，所以把照原的儿子原罗放回，蒙巂诏的民众拥立原罗为首领。不久，南诏便杀了照原，驱逐原罗，兼并了蒙巂诏，使南诏成为各诏的最大者。关于蒙巂诏，在成书比《新唐书》早的《云南志》卷三中是这样记载的：“蒙巂一诏最大。初，巂辅首卒，无子，原罗子年弱，及照原在南诏，蒙归义密有兼并之意，推恩啖利，原众归焉。居数月，俘照原及原罗子，遂并其地。” ③对比下来，《新唐书》比《云南志》多了一些细节，例如“巂辅首卒，无子”是由巂辅首的弟弟阳照作为蒙巂诏的首领，而《云南志》无这个内容，又《新唐书》说南诏“使人杀照原，逐原罗。”而《云南志》则说“俘照原及原罗子。”前者说“杀”，而后者仅仅说“俘”，这是有较大区别的。

（四）越析诏

越析诏是磨些蛮在洱海地区建立的政权名称，越析诏的势力在洱海地区的各诏当中不算强大，所以有豪酋张寻求“烝其王波冲妻，因杀波冲，剑南节度使召寻求至姚州，杀之。” ④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磨些蛮在洱海地区的力量较为单薄，不足以和同区域的白蛮抗衡，所以当波冲被张寻求杀之后，越析诏“部落无长，以其归南诏。”之后，越析诏的民众和其他贵族在波冲的侄儿于赠带领下，“于赠持王所宝铎鞘东北渡泸。” ⑤显然越巂诏的民众又回到了金沙江沿岸，在金沙江的一条支流边上住了下来，尽管如此南诏仍然加紧对越析诏的进攻，“归义（按，即皮罗阁）树壁侵于赠，不克。阁罗凤自请往击杨堕，破之，于赠投泸死。（阁罗凤）得铎鞘，故王出军必双执之。” ⑥

值得辨析的是在《新唐书·南蛮传下》讲到越析诏的时候，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时间上出了问题，记述有误，因为在本段中，曾经说过“贞元中，有豪酋张寻求”等等，贞元是唐德宗的年号，时间为公元785年至805年，但是，最后消灭越析诏的人却是皮罗阁，而皮罗阁是生活在唐玄宗时期，这儿显然是记载错了，前后相差将近半个世纪。

（五）浪穹诏

浪穹诏到唐朝时已经传了几代“其王丰时死，子罗铎立，罗铎死，子铎罗望立。” ①浪穹诏与唐朝的关系比较好，曾经被唐朝封为浪穹州刺史，南诏还没有统一洱海地区的时候，与南诏发生过战争，但是被南诏打败，浪穹诏的首领便带领民众退到剑川，而且还把部落的名称改为“剑浪”。之后，浪穹在剑川又发展了几代，铎罗望死后“子望偏立，望偏死，子偏罗矣立，偏罗矣死，子罗君立。”从时间上来看，浪穹诏被南诏打败退到剑川的时间应该是在唐玄宗初年，这个时候皮罗阁还没有被唐朝封赐，还在唐朝的支持下进行统一洱海地区的过程当中，于是我们可以从南诏攻击浪穹诏的这个事件中发现，虽然唐朝封浪穹诏为浪穹州刺史，但是浪穹诏并不是唐朝在云南要找的代理人，所以居然让南诏攻击浪穹诏。

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唐德宗贞元年间南诏最终攻入了剑川，俘虏了罗君，把浪穹诏的贵族全部迁徙到洱海西部的永昌地区，这儿也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当时南诏的辖境还不是很大，在南诏的北方和东北方是强大的唐朝，在西北方也是强大的吐蕃，而只有西南方还没有一个可以和南诏抗衡的强大政治力量，所以南诏把永昌及永昌以西都作为边远地区看待，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南诏国的地缘政治就比较特别，只有永昌方向没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地缘政治的格局当中，把相关的人流放到永昌方向，既可以拓展南诏国的边疆，又可以较好地控制被流放的人，所以凡是可能在洱海地区产生矛盾冲突的人都流放到永昌及永昌以西。例如《云南志》卷八记载“既嫁有犯，男子格杀勿论，妇人亦死，或有强加富室责资财赎命者，则迁徙丽水瘴地，终弃之，法不得再合。” ②这就是往永昌更西边的地方流放。此外，凡是在洱海地区难以立足的人或者是民族群体也有往永昌及永昌以西迁徙的情况，例如施浪诏被皮罗阁打败之后就是退守永昌，然后再与南诏求和。

浪穹诏的普通民众都留在了洱海地区，与施浪、邓赕合称为“三浪”，民众也因此称为“浪人”。

（六）邓赕诏

邓赕诏早期的首领叫做丰咩，占据着邓赕地区，后来被唐朝的御史李知古杀死，他的儿子“咩罗皮自为邓川州刺史，治大釐城。” ③但是不久又被皮罗阁攻击，只好又败退邓赕，联合浪穹、施浪共同对抗皮罗阁，可是又被南诏战败，“归义夺邓赕，咩罗皮走保野共川。”咩罗皮死后，“皮罗邓立。皮罗邓死，子邓罗颠立。邓罗颠死，子颠文讬立。南诏破剑川，虏之，徙永昌”，说明咩罗皮的子孙又在剑川发展了几代，但是最后仍然被南诏攻破，把俘虏的邓赕诏贵族首领流放永昌。

如前所述，在南诏初期，南诏为什么要把一些具有血亲关系的政治对手以流放的方式流放到永昌，因为南诏还需要各诏的民众作为未来南诏国的国民，此其一；其二，因为其他各诏的首领与南诏都是具有血亲关系“兄弟姐妹”这从他们的父子联名制度中可以看到，例如邓赕诏诏主的父子联名：丰咩、咩罗皮、皮罗邓、邓罗颠、颠文讬等，试想如果南诏把这些人都杀了，将会引发整个乌蛮上层贵族的众叛亲离，从而影响到南诏政权的稳固与发展。

（七）施浪诏

施浪诏的首领名字叫做施望欠，居住在矣苴和城。与施望欠有关的还有一个叫做施各皮的人，占据着石和城。当阁罗凤攻下石和城俘虏了施各皮之后，施望欠被孤立起来，所以联合咩罗皮共同进攻皮罗阁，但是军事行动失败，皮罗阁“以兵胁其部，施望欠以族走永昌，献其女遗南诏乞和，归义许之，度兰江死。弟望千走吐蕃，吐蕃立为诏，纳之剑川，众数万。望千死，子千旁罗颠立。南诏破剑川，千旁罗颠走泸北。三浪悉灭，唯千旁罗颠及矣川罗识子孙在吐蕃。” ①从这一条材料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南诏的民族与吐蕃共同都有西北远古羌人血统，在民族源流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民族亲缘关系，所以在洱海地区政治斗争失败之后的乌蛮，最后采取的策略是进入吐蕃分布区，取得吐蕃的庇护。以此为基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今天藏族的先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源合流的民族，在今天藏族先民的发展过程当中，大量地吸收了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群体，到近现代最终成为一个多源合流的现代民族，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民族发展过程。因此，在研究中国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时，一定或者说必须要关注两个维度：第一，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维度，离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就没有各民族的发展；第二，强调各民族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主体性维度，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发展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各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条件。

三、对与南诏国史研究相关的《新唐书·南蛮传》不足之辨析

首先，《新唐书·南蛮传》在段落上也是混乱的。例如第一段讲南诏的概念性问题；第二段讲南诏国的政治制度；但是，第三段本来讲南诏国的军事制度却突然插出对于“望苴子蛮”的民族志描写；第四段又讲祁鲜山的风物特产；第五段再回过头来讲南诏国国王出行的礼仪、等级制度之下的服饰，等等。从中我们也看不到内在的逻辑。

再次，一些历史事实没有其他旁证，例如《新唐书·南蛮传》记述说六诏之间的军事力量不相上下，互相不能征服，但是却被“蜀诸葛亮讨定之。”在所有的历史文献当中我们找不到汉代诸葛亮曾经征服六诏的记载，而且从历史来看诸葛亮时代还没有南诏等强大的政治集团，所以这一个结论是经不住推敲的。

其次，由于《新唐书·南蛮传》在撰写的过程当中较多地引用了不同的历史文献，但是对这些历史文献却没有较好地把握，于是出现了一些错误，例如在《新唐书·南蛮传》一开始讲了由清平官兼任的“九爽”，但是在其后又讲了“六曹”，这就存在对南诏国历史的认识有误，因为在南诏国的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是先有“六曹”而后才有“九爽”。《云南志》说：“其六曹长即为主外司公务。六曹长六人，兵曹、户曹、客曹、形曹、工曹、仓曹，一如内州府六司所掌之事。六曹长有功效明著，得补迁大军将。” ②《云南志》成书与唐懿宗年间（860—874），在书中没有提到“九爽”，所以说明当时只有“六曹”，而《新唐书·南蛮传》却把“九爽”放在“六曹”的前面这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对此《云南志》在记述了“六曹”之后有这样的一句话“近年已来，南蛮更添职名不少。” ③这最少说明在唐懿宗咸通年间之后，南诏国的政治制度在发生着变化，而《新唐书》的编撰者并没有把握这些变化。

又次，在《云南志》中所有的民族情况都放在卷四“门类”中，而《新唐书·南诏传》则较为随意的放在不同的地方记述；此外，与《云南志》相比较，所记载的民族种类也比较少，仅仅记载了包括望蛮、施蛮、顺蛮、磨蛮、些蛮、茫蛮、弄栋蛮、汉裳蛮等八个民族群体简要的民族志，这也是《新唐书》的不足之一。从民族史志的角度看，《新唐书》对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就不如《云南志》。《云南志》卷四《名类》中既有对南诏国民族情况的整体概括，例如认为“西爨，百蛮也。东爨，乌蛮也。”又有对具体民族的分别记述，所涉及的民族群体有独锦蛮、弄栋蛮、青蛉蛮、裳人、长裈蛮、河蛮、施蛮、顺蛮、磨蛮、扑子蛮、寻传蛮、裸形蛮、望蛮、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茫蛮、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丰巴蛮、崇魔蛮、桃花人等二十余个。对照《云南志》来看，至少还有以下独锦蛮、长裈蛮、青蛉蛮、棠魔蛮在《新唐书·南蛮传》中是漏载。

复次，《新唐书·南蛮传》对于南诏国的物质文化、风物特产的记载过于简单，与《云南志》相比，简直就是极度粗疏，就字数而言仅仅有二百余字，而《云南志》则有卷七《云南管内物产》，分别记述了南诏国的“内地”与“边疆”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并且按农业、手工业、动物、植物、矿产开发等进行分类，特别难得的是还记载了一些初级的商品交换情况，甚至是当时南诏国“内地”的生产关系等。

Several key issues in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Nanzhao Kingdom

WANG Wen－guang ＆LI Yu－zhou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the Studies of the Ethnic Groups of China’s Southwest Borderland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China）

Abstract： In the heyday of the Nanzhao Kingdom，its territory was vast.So it had the concepts of “inland”and“borderland”.Its inland was within Erhai Lake area with ten jians，while its borderland was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iedu Fu and Dudu Fu.The focus both on politics and military affairs w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the Nanzhao Kingdom.Except Monshe Zhao，after the other Zhaos were conquered by Nan Zhao，the common people stayed on in Erhai Lake area，while the chief noblemen were either exiled to Lishui or fled to Tubo or killed by Nan Zhao.Nanzhao Historyin A New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has some inaccurate or incorrect historical records or some illogical narrations.

Key words： Nanzhao Kingdom；administrative division；ethnic development；commentary on Nanzhao History

［责任编辑： 李有江］

新唐书·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6265.

新唐书·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6269.云南睑在今天祥云县云南驿一带、白崖睑在今天的弥渡县一带、品澹睑在今天的祥云县城一带、邓川睑在今天的洱源县南部的邓川、蒙舍睑在今天的巍山县、大厘睑在今天的喜洲、苴咩睑在今天的大理古城一带、蒙秦睑在今天的巍山县到漾濞县一带、矣和睑在今天的邓川到洱源县之间、赵川睑在今天的大理凤仪。

新唐书·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6269.弄栋节度驻今姚安，永昌节度地驻今保山市阳隆区，银生节度驻今西双版纳景洪市，剑川节度驻今天的剑川县，拓东节度地在今天的昆明市及其周边地区，丽水节度地在今天的缅甸克钦邦，六节度之外还有二都督，即会川都督地驻今四川会理县、通海都督驻今云南通海县。

方国瑜先生认为应该是皮罗阁的姑姑是时傍的妈妈才对，但是这可能是用汉民族的伦理观来看待得出的结论。

木芹.云南志补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31.

木芹.云南志补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31.

木芹.云南志补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31、32.

新唐书·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6293、6294.

新唐书·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6294.

新唐书·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6294.

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6294.

木芹.云南志补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116.

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6294.

新唐书·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6295.

云南志［A］.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76.

云南志［A］.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