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龙， 江 雪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论晚清儿童诗歌中的现代意识
——以黄遵宪等的新式儿童诗歌为例*

张国龙， 江 雪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本文以黄遵宪等的新式儿童诗歌创作为例，从“世界观念”、“民族意识”和“儿童本位”三个方面管窥晚清儿童诗歌创作中蕴藉的现代意识。受全球化和民族危机的冲击，在黄遵宪等的儿童诗歌中传统的“天下观”分崩离析，形成了空间意识极强的新世界观;晚清的危机和新世界观使得黄遵宪等构筑国家层面上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觉醒。二者促使有志之士试图通过掌握儿童这一资源，实现未来新国民的设计和国家民族的振兴。因此，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晚清士人在诗歌创作中关注儿童的真实生活和不同需求，专为儿童创作能被他们接受的儿童诗歌，“儿童本位观”由此在新式儿童诗歌中萌芽，并为现代儿童诗的诞生提供了广阔的思想平台，且打下了坚实的民众基础。

晚清;儿童诗歌;现代意识;儿童本位

中国现代儿童诗旨在以“少年儿童”为本位，切合儿童心理，表现童真、童趣，注重意象的选择和意境的营造。它的命名虽发生在五四时期，但在晚清时已有相当的创作成绩，①尤以梁启超、黄遵宪、沈心工等的新歌谣体诗歌为佳。“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方中世纪经院神学里，德国解释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认为指的是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在《历史研究》中将1475～1875划为现代时期，包括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据此，“现代”意味着改变。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指出，“与古人相比，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②而当下所指的“现代”建立在变化意义之上，是启蒙时代以来不同于以往世界体系的时代——工业科技、民族国家、社会法制、自由平等是其内在核心。“现代意识”是与“现代”相适应的价值观，包括对新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的理解、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和尊重、对国家民族和全球化的认知和接纳。纵观人类文明史，当人类高度赞扬人的存在，“现代意识”便已萌芽。对人存在的进一步肯定则是对“妇女”、“儿童”的发现，认可他们的存在价值。晚清时期，以黄遵宪等的新式儿童诗歌为代表的中国儿童诗歌，已经体现了“世界”、“民族”概念，以及“儿童本位”观的萌芽，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一、扬弃“天下观”、包容全球的世界意识

现代意识是一种新变的思想意识，是对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的理解。对世界的认知是现代意识的基础。现代社会生活中“世界”一词主要指我们生活的地球，包括五大洲7大洋。这是一种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逐渐被中国人接受的空间意识。此前，“世界”在中国是佛教用语，《楞严经》有“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代表着两个词“空间”和“时间”。这种佛教思想经过本土文化演变成“境界”、“精神”等形而上观念。现今，“世界”作为一个代表空间意识的词与古代中国的“天下”相似，但古时的“天下”不能指代“世界”。晚清之前，中国人认为中国居于天下之中，四方为蛮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是中国人的古典空间体验模式，是传统的天下观。但是，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将中国卷入了世界历史浪潮，颠覆了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并导致传统思想的崩坏。于是，以王韬、黄遵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精英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并试图建立起新的世界意识，通过文学启蒙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新的“世界”认知代表着新的生存和体验，是一个国家迈进世界进程的前提。黄遵宪等的儿童诗歌创作抓住了这种“世界”意识，将变化的世界展现在诗歌中。黄遵宪“是中国自有诗以来第一个有世界观念的诗人，这固然一方面由于他的游踪广阔，见识繁赜，同时他敏于感受的精神，也容易吸收到时代思潮，非庸俗之诗人所可追及”。①葛贤宁.近代中国民族诗人黄公度[A].20世纪中国社会文学研究论文选[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87.

(一)黄遵宪的新世界体验

作为士人的黄遵宪(1848～1905)存身于沧桑巨变的晚清，历经太平天国、中日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重大历史事件，他的人生注定和国家政治命运相连。但他不同于传统的士人，丰富的海外经历和民族灾难逐渐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他曾出使过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并在这些国家生活了较长时间。他在日本生活近6年(1877～1882)，目睹明治维新后日本作为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的迅速成长。日本急遽西化的日常生活也触动了他，曾经的附属小国居然抛弃了一直追逐的中华文化而追随西方。这不能不说是对他固有世界观的挑战。如果说他在国内由坚船利炮见识到的是西方武力的强盛，那么出使日本则使他察觉到“世界”真的不一样了。他的“敏于感受”为他的儿童诗带来了新的内容和不同于前人的现代性体验。比如，他在《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第十九首中写道:“听听汝小生，人不可无谋生资。嘴短懒飞雀啼饥，游手坐食民流离。黄金世界正在手，人出只手能维持。于戏我小生!而今廿世纪，便是工战期。”紧随时代尤其是欧美诸国重视工业的步伐，向少年人提出了工业竞争的“工战期”②工战是与农战、商战相对的经济思想，大致形成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自欧美风雨咄咄东来，江宁抚而商战大开，马关和而工战继起”。见章陵墨生.为湖北川汉铁路借外债事告湖北同乡[M].申报，1907-09-01(3).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也曾谈到国家工业化竞争发展的重要性。。他意识到在变化的时期里，个人的努力能够促进自我生活的改进，促使国家在工业化竞争中走到世界前列。这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本思想，而是更准确地把握了世界变化的趋势。这显然是一种敏锐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的新意识，并通过儿童诗歌传递给了少年儿童。

(二)对传统天下观的质疑

早在黄遵宪之前，王韬就提出了“地球合一”的观点，侧面反驳传统“天下观”。黄遵宪则在他的新式儿童诗歌中直接大声质疑:“天上星，参又商。地上水，海又江。人种如何不尽黄?地球如何不成方?昨归问我娘，娘不肯语说商量。上学去，莫徜徉。”(《幼稚园上学歌》其三)他借用孩童天真之口，质疑以“天圆地方”为代表的传统“天下观”。这种质疑恰恰是对新世界认识的发端。“昨归问我娘，娘不肯语说商量”，“娘”的回应耐人寻味。按照中国传统的人伦观念，这样的质疑和回答是逆反的。“天圆地方”是既定的准则，是不可冒犯的。“娘”的沉默可能是真的不知晓，但更可能是当时全球的空间意识已深入人心。而这种意识与传统认知相悖，认可这种意识便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颠覆。在《小学生学校相和歌》十九首中，黄遵宪使用“世界”这个词:第三首“于戏我小生，人不顾同群，世界人非人”，第九首“游手坐食民流离，黄金世界正在手，人出只手能维持”和第十九首“勉勉汝小生，汝当发愿造世界”。这里的“世界”已经是指代空间上的全球范围。黄遵宪将这种新的“世界观念”和“全球眼光”直接代入儿童诗歌的创作，明确告诉少年儿童“世界”是“芒砀五洲几大陆，红苗蜷伏黑蛮辱”，不再是华夏居中，中国不再是传统观念里的天下主宰。且从“地理”和“现实状况”两个维度将“全球”这个极具现代性意义的词汇，呈献给了世界观正在建立的少年儿童，从而启迪新一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

(三)包容全球的悲悯情怀

与直观的地理“世界”一起在儿童诗中呈现的还有一种以放眼全球的悲悯情怀为代表的“世界观念”。悲悯情怀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而黄遵宪儿童诗歌中的悲悯情怀异乎传统，没有了民族限定，已经上升到了与全球同一的高度，并流露出自我寻找中国定位的意识。“身毒沦亡犹太灭，天父悲啼佛祖默。”(《小学校学生相和歌》)这是一种面对灾难和危机时全球同一的生命意识。传统的思维中虽有“唇亡齿寒”之说，但仅限于华夏大地、炎黄子孙。而黄遵宪的《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关涉身毒(印度)、犹太的悲惨境遇并与中国的境遇相对照，无疑将中国纳入全球视阈，将他国视作镜像。犹太的灭亡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正视中华命运，鼓励年轻一代奋勇前进，保家卫国，努力使中国摆脱这种悲惨命运。这将推动一场地域性变革，试图改变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遭受屈辱的状况。由此，全球性体验的悲悯情怀最终达成对国家命运的清醒认识和对变革的企望，自然关系到中国在世界版图中的定位问题。中国在被卷入全球历史进程之后，定位就意味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寻找立足点，意味着在新的世界观念中获得国家存在的认可。黄遵宪在《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第一首中就流露出了这种寻找自我定位的意识:“来来汝小生，汝看汝面何种族?芒砀五洲几大陆，红苗蜷伏黑蛮辱。虬髯碧眼独横行，虎视眈眈欲逐逐。于戏我小生，全球半黄人，以何保面目?”黄遵宪放眼世界，将中国的命运置入“红苗蜷伏黑蛮辱”“虬髯碧眼独横行”的世界局势中，试图将中国的现状“写”入世界历史进程。他将中国定位为即将被列强瓜分的如同“红苗”、“黑蛮”般的弱势群体，以此激励年轻人反抗。“全球半黄人，以何保面目”，则进一步点明在世界大背景下中国的衰弱不堪。这是无奈地将自身定在世界弱势之端的举动。“来来汝小生，汝之司牧为汝君;尊如天地如鬼神，伏地谒拜称主臣。汝看东西立宪国，如一家子尊复亲。于戏我小生，三月麋裘歌，亦曾歌维新。”(《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第四首)黄遵宪不断拉近中国和世界的距离，“亦曾歌维新”就是拉近中国和“立宪国”的距离。中国的“维新变法”就是反抗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试图建设如“东西立宪国”一样的新国家。这样的新国家是以美、日、英、法为代表的民主国家，代表着世界最先进的经济和最强盛的国家力量。以黄遵宪为代表的进步中国人在向世界主流靠拢，立足在世界的立场来审视自身。

总之，这种悲悯情怀主导下的世界观不仅表达出全球同一的体验，更是流露出将中国拉入“世界”进程、为中国寻找坐标的意识。这种观念在儿童诗歌中的表达，彰显了晚清时期黄遵宪等人希望通过诗歌来引领儿童走向新世界的决心。

二、提倡“中华民族”的大民族意识

在新的世界观念的推动下，民族国家的定义逐渐变化。因为“在他们不断发现中国和世界的距离中，一种新的民族意识在产生，且伴随着锥心的焦虑”①陈建华.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0.。这也是现代意识发展的一个特征。中文“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南朝宋齐时期顾欢的《夷夏论》，“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裾，滥用夷礼。”这里的“民族”指的是族属，也就是华夷之别。按照《辞海》的解释，民族是自然历史形成的拥有共同风俗习惯的族群。这和现代社会中“民族”有所区别。现代社会的“民族”一般有两重含义:一是上文所说的自然、历史形成的民族;二是指现代国家层面上的民族国家，始于晚清时期，通过日译西书对应着西方的“Ethnic group”和“Mation”①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J].民族研究，2004，(6).。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取法第二层民族含义，不再以狭隘的华夷之别来看待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族群。这种民族概念最早由梁启超提出，并在1902年正式提出“中华民族”②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李喜所认为，梁启超在1899年的《东籍月旦》“于民族之变迁”中使用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在1901年《中国史序论》中首次提到“中国民族”概念;1902年正式提出“中华民族”，认为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解释了“中华”一词的内涵。见李喜所.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怎样提出的[M].北京日报，2006-4-17(019).概念，希望为鼓励全中国人抵御外国入侵和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寻找政治理论基础。黄遵宪和维新派来往密切，尤其是在晚年和梁启超的友谊甚笃，深受梁启超的“群治”思想影响。因而，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自然蕴藉着与之相关的现代民族意识，希望通过新式儿童诗歌的创作和传唱，开发未来国民民智，建构新的民族观念来共同振兴中华。同时，新式儿童诗歌中的民族意识为五四之后(尤其是1937年以后)的现代儿童诗歌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的创作状态吹响了理论和实践的前奏，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儿童诗歌从萌芽之初就与家国命运息息相关。

在危机四伏的晚清，黄遵宪因世界观念的转变本能地意识到了民族国家的变化，并且将其反映到他的新式儿童诗歌创作中。他为鼓励众人参军抗敌而创作了《军歌》，“南蛮北狄复西戎，泱泱大国风。蜿蜒海水环其东，拱护中央中。称天可汗万国雄，同同同!”在传统观念中，“南蛮”、“北狄”都是与汉民族对立的异类，是需要教化的。而黄遵宪却在诗中说“南蛮”、“北狄”和“西戎”都展现着“大国风采”，言下之意是将他们同汉民族看作了一个整体，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员。这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无疑是一次飞跃。传唱的诗歌重新设定了“大国风范”的疆域，历史的定义也被修改。“民族”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覆巢之危下扮演着力挽狂澜的英雄形象。同时，在《军歌》中被激发的强烈民族感情也是现代民族意识的重要表征。“黄龙万旗舞”、“红日东方涌”、“万里城”、“黄河水”，这一系列充满中国象征的意象表达了作者喷薄的民族感情。作者将“黄龙”、“东方红日”、“长城”和“黄河”等意象看作是中国的标志，将国家集中到具有统一认同感的物象上，创造并激发集体记忆，表现民族情感。这种被创造的共同意象通过诗歌传递给少年儿童，强化集体认同，加深少年儿童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记忆。由是，新的民族认同和记忆将在未来一代人的观念上铸就新的民族国家体系。

在此之后的《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第十五首“勉勉汝小生，同生吾国胥吾民。南音北音同华言，左行右行同汉文。索头椎髻古异族，火合垆冶归陶甄。于戏我小生，愿合同化力，抟我诸色人”，则是从更具体的方面塑造大民族形象。他以国土范围划分了中国人，将以往被汉族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直接看作命运共同体。他指出中国南北虽有语言的区别但都属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有区别但都是中华儿女书写的文字。本诗突破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历史局限，突破了自然、历史形成的民族的界限而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他尽力在弥合传统中强调的民族差异，从具体方面突出命运共同体的包容性。既是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靠近，也是对以往民族认知的一种反思。这是在反思国家组成过程中的秩序性问题，也是对民族国家的一种重建意识，已隐隐有当今世界民族融合的影子。

黄遵宪将这种强烈的“中华民族”的大民族意识注入新式儿童诗歌创作中，一方面是个人创作情感宣泄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他开发民智实行民权建构其国族想象的需要。他在1902年12月写给梁启超的信件中谈到:“吾以为讲求合群之道，当用族制相维相系之情。”也就是说，他的国族理想的建构需要以新型民族关系为实践基础，从而使中国摆脱日益深重的存亡危机。新的国家民族建设需要儿童。梁启超专为学校毕业生创作的《终业式四章》中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五千年来文明种，神裔君传统。二十世纪大舞台，天骄君承宠。国民分子尽人同，责任君惟重。于乎!眇眇一少年，中国主人翁。”梁启超将少年人视作“中国主人翁”，对他们寄予了建设新的世界的厚望。因而也就不奇怪黄遵宪为何要将这种强烈的现代民族意识注入新式儿童诗歌中。在黄遵宪的国族建构中，儿童是未来中国的主人翁，也就是一种可以争夺的资源。对未来资源的把握和新民族的构想，则是现代意识争夺未来话语权和设计政治蓝图的体现。

前面谈到，现代意味着一种新变。新变中就会发生旧结构的解体和新秩序的建立，而新秩序建立中资源的配置是十分重要的，这将决定建构的秩序和模样。儿童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眼中是未来的国民、中国的主人翁，承担着挽救晚清社会的重责。因此，儿童就是未来新国家构想的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一环，如何塑造当前的儿童就意味着如何把握未来的世界。黄遵宪、梁启超、沈心工等人在晚清时期热衷于新式儿童诗歌创作，企图通过对儿童的塑造来实现对未来民族国家的设计。这与中国古代的儿童观迥异，“在传统中国，儿童代表了一种恒久和传统的家族价值，而二十世纪中国早期的改革家们用进化论的思想重塑了一种儿童形象——代表民族而不是家族，进步而不是停滞的。”①Mary Ann Farquhar.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M].Mew York:M. E.Sharpe，1999:1.新式儿童诗歌中的现代意识就是在重塑儿童形象，让他们担当起未来新的国家民族建设重任。黄遵宪逐渐认识到儿童和成人的区别，由实利主义关注儿童转向关注儿童的生活和儿童作为个人的价值。儿童文学的前意识逐渐萌芽，②朱自强认为，维新改良运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并将少年儿童作为唤醒对象，所以儿童文学前意识已经萌生其中”。见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2000:116.新生的儿童本位观也初见端倪。

三、“儿童本位观”的萌芽

晚清时期新式儿童诗歌一方面在于丰富少年儿童的生活、辅助教育，另一方面则在于引领儿童走向成人预设的道路。创作的目的性很强，尤其是“世界观念”、“民族意识”等现代意识的注入，实际上是要求儿童在新的时代为新的国家和民族的建设做好准备。其实质是将儿童看作重要资源，然后利用文学的手段进行争夺。因此，诗歌中的教育性强，体现了一种实利主义的儿童观，但与中国古代的儿童观有所区别。中国作为一个封建等级和伦理道德层层压迫的国家，崇尚“祖先崇拜”、“老者本位”和“父为子纲”，忽视个人的存在和需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权和父权控制着整个社会，封建国家和家族是根本，个人无关紧要。孩子只是家庭的附庸品，是父母的财产，而不被看作独立的个人。③彭亚非.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的内视审美追求[J].贵州社会科学，2014，(10).但是，现代发展心理学表明，童年是人生必经的并且较长的阶段，需要特别的关注。儿童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和需求，不能和成年人同一对待。童年时期的教育、生活都会深深影响儿童未来的发展。现代的儿童观即儿童本位观，乃是以儿童为中心、关注儿童本身。这是尊重儿童的天性，也是对人类自身存在每一个阶段的意义和价值的肯定。在古代与现代之间，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早期改革家们将儿童看作未来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资源和主要力量，这是一种实利主义的儿童观。但是在这种儿童观的促使下，晚清儿童诗歌的创作者们开始关注儿童生活，并将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看待，肯定儿童的价值，流露出现代“儿童本位观”中对儿童个体的肯定意识。

(一)儿童作为明确的接受对象

现代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最大的区别就是接受对象的不同。当文学创作开始考虑接受对象的特征时意味着对这一阅读对象的关注和理解。黄遵宪等的新式儿童诗歌中流露出的现代儿童本位意识表征为明确了创作的接受对象。《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首是专门为小学生创作的，《幼稚园上学歌》是专门为幼儿尤其是上幼儿园的学生创作的。这使得晚清时期的新式儿童诗歌在创作之初就不同于古代儿童诗歌，充分考虑了文本接受对象是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根据他们的发展特征进行文学创作。也就是说，黄遵宪的新式儿童诗歌有意构建儿童读者。例如《幼稚园上学歌》将读者构想成正在上幼儿园的小孩。他们对世界充满了“人种如何不尽黄?地球如何不成方”的天真疑问，贪玩爱“骑羊”、“跨牛”，接受着“而今先生不鞭扑，乐莫乐兮读书乐”的新式教育。这样的读者正是他期待的新时代拥有儿童生活、热爱学习、接受新知识的儿童形象，倾注了他对少年儿童尤其是幼稚园孩童的关注和理解。不同于古代儿童诗歌主要是对诗人自我情感思想的抒发，完全忽视接受对象存在。对儿童自身特点的关注，在创作中对儿童形象生活化的塑造，文本自然焕发出了关注儿童的现代光芒。

创作之初明确读者对象，作者自然会考虑创作对象的心理特点、接受程度等。黄遵宪的《幼稚园上学歌》就是一组十分成功的考虑儿童心理和生理特点，关注其日常生活的作品。“儿口脱娘乳，牙牙教儿语。儿眼照娘面，娘又教字母。黑者龙，白者虎，红者羊，黄者鼠。一一图，一一谱;某某某某儿能数。去上学，上学去。”(《幼稚园上学歌》其二)以幼儿的目光打量世界，叙述孩子成长的经历:孩子断乳后，母亲教导孩子说话，小孩咿咿呀呀地跟着嘟囔个不停;当孩子稍大一点，母亲又亲自教导孩子认字母，场面寻常却温馨。这无疑是幼儿阶段生活世界的重现。同时，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变换以往创作中的成人视角，例如“儿眼照娘面”，不说是“娘眼照儿面”，将孩子主动注视着母亲的场景写得活泼生动。孩子急切地想要打量世界，充满童趣。那句“某某某某儿能数”则将孩子急于在母亲面前表功的急切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4个连用的“某”更是使得语气急促又轻快。

黄遵宪不仅将儿童与母亲相处的小细节刻画到位，还关注童年生活，将天真烂漫的童年写成一首轻快的歌，飘荡在生机勃勃的春天里。“上学去，莫停留。明日联袂同嬉游:姊骑羊，弟跨牛;此拍板，彼藏钩。邻儿昨懒受师罚，不许同队羞羞羞!上学去，莫停留。”(《幼稚园上学歌》第十)描写了儿童们一起做游戏的欢乐场景，骑羊跨牛，处处彰显着小孩子的活泼好动。“邻儿昨懒受师罚，不许同队羞羞羞”，把小孩子喜爱奚落因做错事被老师处罚的孩子的心理和情态写得栩栩如生。三个“羞”字连用似乎能让人看见几个小孩撅着小屁股嬉笑着一边指着小伙伴一边划着脸大叫“羞羞”的样子。虽然不乏督促儿童勤学的教育思想，但是一首成功的儿童诗应该是既能使阅读者感到愉快，又能让他们得到教益。《幼稚园上学歌》中蕴含的教育意图并没有使读者厌烦，反而充满了童真童趣。同时，对童年生活的愉快描述是从诗歌的维度上肯定童年存在的意义，赞美儿童的生活。从而将诗歌创作的目光和关注点从成人世界转移到了儿童世界，为诗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总之，在黄遵宪等人的诗歌创作中，儿童开始由被动的沉默逐渐走入成人创作的视野，发出声响。这种明确了以儿童作为接受对象的新式儿童诗歌，促使作者去关注儿童的本真生活，贴近儿童心理。

(二)为儿童的分级阅读

苏联儿童诗人马尔夏克(СамуиΛЯковΛевичМаршак，1887～1964)认为，“孩子是从小就爱诗的。七岁以前，他们喜欢带韵脚的诗;七到十一岁他们又爱带情节的故事;十一到十五岁，他们就喜欢英雄气概，富有罗曼蒂克和抒情味道的诗。”①转引自刘崇喜.儿童诗初步[M].太原:希望出版社，1985:4～5.揭示了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看待事物的重点是不同的，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也是有变化的。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任何年龄的儿童都是基于先前的认知结构(心理组织)来理解周围世界的。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认知结构”②David R.Shaffer，Katherine Kipp.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M].邹泓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50.。因此，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对诗歌的喜好偏重也会不同。

黄遵宪等儿童诗歌的儿童本位意识还表征为对分级阅读的倡导。根据儿童不同成长阶段的心理状态而将诗歌的创作内容有所区别的分级创作，体现着现代儿童教育以儿童为本的儿童观。黄遵宪的儿童诗深谙此道。《幼稚园上学歌》面向幼儿，韵脚和谐、节奏感强，有简单的生活情节;《小学校学生相和歌》有了中国悲惨现状的描述，教导孩子开始认识广阔的世界，学习如何做人;《军歌》虽然在创作之初没有特别说明年龄阶段，但是充满了高昂的斗志和热血激情，为当时的少年人所喜爱。这些新式儿童诗歌的创作虽然没有明确标出分级阅读的具体权限，却大致按儿童的上学阶段进行创作。诗歌的内容和语言皆符合少年儿童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早在1836年西方国家就推出了“分级阅读”的观念。威廉·麦加菲开发的第一套供社会广泛运用的分级阅读标准，也就是“麦加菲读本”，标志着分级阅读的形成。这种分级阅读是根据现代生理和心理知识发展进一步地认识儿童特性，并且服务儿童。在中国，由于传统儿童观的影响，晚清之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儿童阅读的阶段性和理解力问题，儿童阅读着和成人一样的诗歌。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儿童在不同年龄段的需求是不同的，也很少有人关注他们阶段性的不同需求。关注儿童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和偏好意味着将创作的重心由成人如何思考转变为儿童是否喜爱。这种分级阅读的模式是为了儿童更好地理解与接受，黄遵宪新式儿童诗歌展现的分级阅读的模式无疑是儿童本位意识的一次现代尝试。一方面，这种分级阅读的审美体验是受到新的世界和时代的要求和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现代儿童教育发展之初对儿童诗的影响。清末的实利主义教育分为蒙学变革时期(1897～1901)和国文设科时期(1902～1911)，两次变革都是在适应新的世界的要求，也推动着儿童文学尤其是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式儿童诗歌朝着现代分级教育方向发展。分级，也就意味着以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作为创作的依据。这是充分尊重儿童的成长特点，围绕儿童的需求展开创作。既是先进的教育改革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意味着现代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必然和现代儿童诗的创作观念息息相关。

(三)亲切的浅语艺术

黄遵宪等的新式儿童诗歌萌发的儿童本位意识还体现为语言浅近通俗，适合儿童诵读。儿童从识字量和对语言的理解方面都比不上成年人，因此，面向他们的作品的语言就应该和成年人不一样。遗憾的是，拥有几千年传统的中国诗歌并没有特意关注这一点，孩子们仍然在诵读成年人的诗歌。现代儿童诗要求根据儿童的生理情况和理解能力进行创作，诗歌要用“浅语”。关于浅语的要求，曾志忞早在晚清时就提出来，“请以他国小学生唱歌为标本，然后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发为文章。”①杜传坤.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71.并身体力行地创作了《游春》、《扬子江》等作品。黄遵宪亦如此。《幼稚园上学歌》音韵协调，节奏明快又朗朗上口，三五言和三七言交错使行文轻松流畅。“娘去买枣梨，待儿读书归”、“阿耶昨教儿，不要图饱暖”等句子使用小词，简单明了，与口语联系紧密，读来如日常话语。组诗《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的语言则简洁有力，直言“听听汝小生，雪汝国耻鼓汝勇”、“勉勉汝小生，汝当尽职务民义”。与《幼稚园上学歌》相比书面化，但是偏向用口语和短语，直言不讳，简单易懂，能够被当时的小学生所接受。这种浅语使儿童感到亲切，恰如生活中同伴的话语。儿童在阅读时能够快速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并流利地读下来，自然对新式儿童诗歌感到天然的亲切。同时，现代儿童诗是以儿童作为接受对象，意味着必须要将诗歌推向儿童，使儿童能够欣赏接纳。不被大众儿童欣赏的儿童诗不是儿童诗，这也是儿童诗和成人诗的重要区别。

新式儿童诗歌亲切的“浅语”也是一种口语化倾向。口语化倾向显示了书面语和口语的融合，使儿童能够联系生活语言理解诗歌，拉近了诗歌和儿童的距离。这种与变化的生活紧密联系的语言是为了更好传递现代生活的体验和适应新的儿童观的表达，预示着新的语言变革即将到来，是诗歌乃至文学通过语言的断裂(与文言的断裂，对书面语与口语长期分隔状态的打破)逐步适应新时代的内容表达和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胡适在《新文学的建设理论》谈到，“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来创作活的文学，人的文学。”这便要求语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文学的内容也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新儿童观已经萌芽并表现在晚清儿童诗歌的创作中，旧有的文言句式无法满足儿童诗中新奇事物、新学习内容以及儿童视角带来的生活化表达，如同黄遵宪所说“自谓此新体，择韵难，造声难，着色难”。语言和思想内容的矛盾导致诗歌内部的断裂，急切地呼唤新的语言和形式。黄遵宪等的新式儿童诗歌是一次对旧体式和古典语言的革新，尤其是俗语、浅语入诗，以及民歌的影响，让《幼稚园上学歌》成为一部优秀的儿童诗歌作品。但是，革新的古典语言和形式仍然无法满足新生的“世界”、“民族”等现代意识表达的需要，因而《军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仍有词不达意之感，例如，“诸王诸帝会涂山，我执牛耳先。何洲何地争触蛮，看余马首旋。万邦和战奉我权，权权权!”还会使用传统典故和词汇，增加了理解难度。同时，用昔日诸王会涂山喻当时世界各国争盛也不恰切。①二者性质不同，诸王会涂山是原始的部落推选，各个部落是独立的;各国争盛则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工业、政治、军事等方面竞争，强盛者则随意干预弱者的国家事务甚至进行殖民统治。这是现代意识和旧有的诗歌体式之间的矛盾呈现，并随着中国大工业的发展不断扩大，推动了后来适应新时代的现代儿童诗诞生。

不论是要求儿童作为明确的接受对象，或是为儿童的分级阅读，还是亲切的浅语艺术，都是对儿童生活的肯定和尊重。因此，黄遵宪等的新式儿童诗歌已经萌发肯定童年、尊重儿童的儿童本位意识，使晚清新式儿童诗歌从形式、语言和思想内容上对后来诞生的现代儿童诗产生重要的影响。

结 语

综上，以黄遵宪等为代表的晚清儿童诗歌创作彰显的“世界观念”、“民族觉醒”和“儿童本位”等现代意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表达，也是知识分子将儿童塑造为未来“新国民”的指导思想。这是古代儿童诗歌未出现过的思想意识，却是现代儿童诗歌创作的基础。适应新世界发展的现代意识在晚清时期成为一道分水岭将古代儿童诗歌和现代儿童诗歌分开，赋予了晚清儿童诗歌独特的时代特质。因此，晚清儿童诗歌无论是历史意义还是思想影响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现代儿童诗歌的研究应该追根溯源，重视晚清儿童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children's poet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y Huang Zhunxi and others

ZHANG Guo-long&JlANG Xu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This paper gives a study of the new children's poetry by Huang Zunxian and other poets，and focuses on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such poetry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ncept of the world，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hildren-oriented goal.Under the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crises，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he world collapsed and a new world outlook with a strong spatial consciousness emerged in their poetry.The national crises and the new world outlook helped arous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among these poets，and encouraged those with noble ideas to educate the children as new citizens to realize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Thus，Huang Zunxian and other poets created popular children's poetry with much concern over the children's real life and different needs.Their new children's poetry was children-oriented，and provided a broad ideological platform for the up-coming modern children's poetry as well as a solid people-based foundation.

Huang Zunxian;children's poetry;modern consciousness;children-oriented

黄龙光]

I286

A

1000-5110(2015)05-0103-08

张国龙，男，四川营山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儿童文学与中国当代散文研究。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春文学与青少年亚文化研究”(12BZW109);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青少年文化产品的生产现状与引导策略研究”子课题“青少年文学”(11AZW018);2013年北京市教学改革项目“中文学科高质量校通识课程开设的探索与实践”子课题“文学创作心理研究”(004～105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