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通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论北宋初期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矛盾

王 通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宋初；散文；文学理论；文学创作

宋初三朝,上承五代,下接庆历时期,是宋代文学风格形成的过渡时期,在古文运动这一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中,这一时期无疑有重要的地位。纵观北宋初年的散文创作,我们会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作家的散文理论和创作有着一定程度的矛盾。这种矛盾体现着因循与新变,并且对古文运动发展和宋型人格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宋初三朝,上承五代,下接庆历时期,是宋代文学风格形成的过渡时期,在古文运动这一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中,这一时期无疑有重要的地位。纵观北宋初年的散文创作,我们发现其散文理论与创作是相矛盾的,笔者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以求对北宋初期散文创作的发展及其影响有更细致深入的把握。

一、北宋初期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矛盾现象

翻阅宋初三朝的散(骈)文,虽然作家风格各异,有一个现象却相对统一,即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理论上重儒家思想与创作上重词采的矛盾

北宋初年文坛普遍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作家们在理论上强调儒道在文章中的核心地位,提倡文章应具有政教意义。宋太祖在建国之初就要求臣子的进策“情绝虚浮”,“不得乱引闲词”,务必做到“事关利害”“易国便民”［1］册1,94,着重强调文章的政教作用。徐铉堪称太祖、太宗两朝文学领袖,其散文主张也强烈地体现出了这一倾向,他在《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中说“然则文之贵与世也尚矣……其要在乎敷王泽,达下情,不悖圣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务,如斯而已矣”［1］册2,196。在他看来,倘达到了“敷王泽,达下情,不悖圣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务”的道德教化,文章的作用也就实现了。而在《送武进龚明府之官序》中,徐铉讨论了文道两者之间的关系,“苟泽及于民,教被于物,则百里之广,千室之富,斯可矣。与夫杨、孟之徒,坎轲闾巷,垂空文于后世者,不犹愈乎。”［1］册2,174-175他认为,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要远比文采重要,而杨雄、班固那种劝百讽一、重文轻道的文风是不可取的。张昭谈太子的教育时,也认为“雕华之玩”、“俳优”之辞、“无稽玩物之言”相对于“致理经邦之说”［1］册1,200-201是有害无益的。

然而在实际创作中,多数作家则依然主要创作骈文,将精力集中于声律、文采,于五代片面尚文的风格并无明显不同。徐铉的创作就是一例,翻检其作品,几乎全以骈文写成；题材上,多书写“琴棋诗酒”之类闲适主题,既无太多政教价值,也极少探讨儒道；语言上,十分重视声律、炼字和用典,以《剑池颂》的一段为例,“周室既衰,仁兽来臻。晋祚不融,龙剑效珍。神化无方,天命无亲。德之不建,与运俱沦……”［1］册2,251,短短数句,不但韵律和谐,透出一种庄重之气,更是融入四五个典故,呈现出了一种雅丽的文风,正如王士禛对徐铉的评价,“诗文都雅,有当代承平之风”［2］,历代的评论者都着重赞美徐铉文章的文采之美,对其文章中的儒道意义却鲜有人提及,其文章在文道之间相对重文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又如对柳开的古文大加赞扬的王祜,他的文章被徐铉评论为“音韵调畅,华采繁缛……观其丽而有气,福而体要……如四子复生矣”［1］册2,196,可见王祜实际的创作还是以声律辞采为主,总体上继承的也是南朝以来的繁缛风格。前辈的创作大都如此,稍后于徐铉、王祜等人的西昆体诸作家,更是将华丽文风发展到了极致,正如元人刘壎所言“我宋盛时,首以文章著者杨亿、刘筠,学者宗之……然其承袭晚唐五代之染习,以雕镌偶俪为工,又号曰‘西昆体’”［3］,并且这种文风成为了一时文坛竞相仿效的主流。

由此可见,在理论上,北宋初年提倡的是反对五代以来片面重文而不顾思想内容的文风,强调重视儒道,标榜文章的政教价值,反对片面的重视辞采华美,但在实际创作中却依然以是骈体文为主,主要将精力集中于文章的声律、文采上,承接的大多还是还是晚唐五代的风格,其理论和实际创作形成了鲜明矛盾。

2.理论上要求符合中庸之道与创作上偏激风格的矛盾

宋北初的作家对文章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无论行文风格还是思想内容上都要符合中庸之道、纯儒之风。穆修在《答乔适书》中,批评了当时的文坛风气,“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认为当时的文章追求词句声偶流于浅俗,“使不得从乎道也”,“古道息绝”,因此提倡古文的目的在于复兴古道,而古道具体而言就是“仁义之谓也”［1］册16,19-20。可见,穆修主张古文是儒家思想的载体,其内容要符合纯儒的仁义道德。王禹偁则更进一步,提出作文不但思想上要符合儒家观念,内容表达上更要戒偏颇,求诚信。他在评论黄宗旦的《正汉臣对策》时说：“文义诚为高古,其间责晁错不言王道,而谓汉文几与王道；以史传较之,责晁错太重,褒文稍过耳”［1］册7,391,主张作文不应该立论偏激,刻意去夸大或贬低,而应该取中庸之道,做到情感的诚,内容的信,其对中庸之道的追求较之穆修可谓更加具体可行。另一方面,为了追求中庸之道,北宋初年的作家多主张温柔敦厚的雅正文风。宋初名臣兼名作家张咏认为作文须“陈布道德,施张华风……信助治之大端,岂止垂诸空言而已”［1］册6,87,在思想内容上符合纯儒,在行文风格上更是要求“参古之正辞”,若“好古以戾”,则“非文也”,若“好今似荡”,亦“非文也”［1］册6,120,追求一种非“戾”非“荡”文质彬彬的“正辞”。柳开也认为“文不可遽为也,由乎心智而出于口。君子之言也度,小人之言也玩……心正则正矣,心乱则乱矣”［1］册1,284。即写文章要做到内心平正,讲求分寸,不能流于粗率,具体而言就要追求文章的风格“简而深,淳而精”［1］册6,285,有一种中庸敦厚的美。而对于浮夸的文风柳开是极力反对的,正如他所言“肆其实,贾而售者,必以大价市取利,不大则不授矣。圣人之于人,利之无大小,不价而咸授焉。”［1］册6,283以上材料均证明了北宋初年文人散文理论上对中庸之道的追求。

但实际创作中,作家却往往呈现出一种极端偏激的风格,对于意见不同者动辄咒骂,而当有求于人之时则过分的谄媚,有悖于其理论主张。如柳开的创作多浮夸偏激之处,斥着对意见不合人失去分寸的咒骂。在《答陈朝华书》一文中,柳开将儒家经典比喻为龙,可以“沛甘泽,利下土”,却咒骂“百子”为狠毒的鸟兽,斥信奉百子之人为小人和夷狄。此外,柳开将杨雄作《剧秦美新》歌颂王莽一事曲解为杨雄对王莽的讽刺,为赞美辩护自己所建立的道统,不惜歪曲事实。在另一些篇章之中,他又毫不避讳地标榜自己是当代的圣人,这种种现象都和他雅正文风的理论追求相去甚远。穆修也是一例,《毫州魏武帝帐庙记》中,穆修热烈的歌颂了曹操在“皇纲紊乱,海内震扰”之时“乘机奋策,啸咤驰鹜乎其间”的事迹,对于曹操“挟持汉室”的行为,也全是用着羡慕地口吻去夸耀,这在儒家“君为臣纲”恪守忠义的价值观念里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其奖篡助逆,可谓大乖于名教。穆修文章所反映的这种价值判断无疑与自己对文章思想内容的要求相违背。柳开与穆修,作为北宋初年古文家的代表人物,他们行文所具有的这种偏激的风格,无疑代表了这一流派当时的一些创作共性。

3.理论上要求语言平易与创作上语言艰涩的矛盾

纵观北宋初年的散文创作,追求平易、反对艰涩是十分普遍的。柳开在《应责》一文中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长短,应变作制,同古人之形式,是谓古文也。”［1］册6,367他认为,古文写得不应该像《尚书》中篇章那样“佶屈聱牙”,而重点在于文章所表之“意”,为了把“意”表达清楚,在言辞上要尽量文从字顺,而在体制上也应该打破骈体文的束缚,长短多变,灵活自由。何亮在《答孙冲书》中批评樊宗师等人作文“隐没其旨,崎岖其词,俾人不得其句读者”,认为“其文可废也”［1］册9,383-384,对于文辞平易的追求,晦涩文风的反对也是十分鲜明的。王禹偁更是提出了“易道易晓”的主张,他在《答张扶书》中说：“如能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1］册6,396,既要求文章要通顺,又要求所表达的思想要清晰准确。

但许多作家的创作跟其提出的理论是相矛盾的,其文章往往写的文脉不畅、晦涩难懂。柳开作为道统派古文家的领袖,就十分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其文章对圣人先贤的语言多有模仿甚至抄袭,造成文章文脉不畅,词句生僻古拙。可以说,柳开的创作真正走到了其理论的反面——“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见闻：“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适见有奔句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景曰：‘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5］这一见闻不但说明了穆修、张景等古文家作文的晦涩难懂,还说明了这种文风“当时已谓之工”,体现了这一时代文坛的整体风尚。诚如南宋学者叶适所言：“柳开、穆修、张景,当时号能古文……可见当时以偶丽工巧为尚,而我以断散拙鄙为高……彼怪迂钝拙,用功不深,才得其腐败粗涩而已。”［6］

由此可见,北宋初年的文坛,理论上要求语言平易与创作上语言艰涩的矛盾也是普遍存在的。

二、北宋初期散文理论与创作矛盾的形成原因

北宋初期,其散文理论与创作之间之所以会存在矛盾,究其原因,应该与北宋初年特殊的文化环境、文人心态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试论之。

1.对晚唐五代文风的因袭

由纷乱的五代入宋,文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环境自然会产生对文章新的要求,然而创作总是滞后于理论的,很多在晚唐五代早已形成惯性的文风,依然在北宋初年被因袭,这是造成北宋初年散文理论和创作矛盾的原因之一。

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文人身处末世,无心如韩愈般高举道统大旗,文人环境和心态的变化使唐代的古文运动也走向了低潮,很多晚唐文人重新将道与文割裂开来,出现了重文轻道的现象,李商隐、段成式、温庭筠词采华美善于用典的骈文成为晚唐文人学习模仿的对象,名曰“三十六体”,其中李商隐反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7］、肯定六朝文学成就的观点十分具有代表性。这种重文轻道、尚骈文的倾向,在五代时期更是变本加厉,而其科举“中场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8］就是一个例证。

虽然骈文重新占领了晚唐五代的文坛,古文创作却从未曾停止,少数好古尚道的文人仍然在坚持。然而古文运动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失去了政治、学术环境的古文创作,也走向了歧途。正如李肇所言：“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9］,出现于韩愈、发展于其弟子樊宗师、皇甫湜的尚奇、尚古的倾向,被晚唐五代的文人自觉地继承下来,并变本加厉地发展为奇奇怪怪、泥古不化的文风。所以,从文章的思想内容看,晚唐五代的古文家也往往流于空洞,多是对道口号似的呼喊。

北宋初年的散文家大多由五代入宋,他们自然对上述贯穿于晚唐五代的散文风气有着自觉不自觉地因袭。四库馆臣在评价徐铉散文创作时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徐铉)当五季之末,古文未兴,故其文沿溯燕、许,不能嗣韩、柳之音。”［4］卷152,94阮元也将北宋初年的文坛概括为：“骈俪之文,斯称极致,赵宋初造,鼎臣(徐铉)大年(杨亿),犹沿唐旧。”［10］这些都证明,以徐铉、杨亿为代表的大部分北宋作家对晚唐五代文风的因袭是十分严重的。而柳开、张景、穆修等少数坚持古文创作的散文家,他们在创作上奇奇怪怪、文辞艰涩的风格,也明显地继承了晚唐五代古文的文风。因此,无论骈文还是古文,北宋初年的作家整体上仍是因袭着晚唐五代的文风,虽然时代的变化强烈地要求文学的变革,虽然北宋初年的文人在散文理论中也反映了这种变革的要求,然而创作的惯性并未完全受到理论的约束,这也造成了其理论与创作的矛盾。

2.作家思想杂驳

北宋初期许多散文家的思想构成比较驳杂,除了纯粹的儒家思想之外,往往参杂了其他思想,这种思想的驳杂反应在散文理论和创作上,成为了造成理论创作矛盾的又一个成因。

北宋初年紧承五代,文人的思想上不可能不带有五代时期的印记。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如此概括五代：“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毁,三纲五常之道绝,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11］188说明乱世对儒家思想道德的破坏是十分巨大的。由于五代时权利多为武力强大、心狠手辣之人所篡夺,整个时代对于儒家思想和文化艺术都持一种轻视的态度,后汉大臣史弘肇的一句“安朝廷,定祸乱,直需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11］332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环境下,身兼儒者和文人身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追求是如何在乱世中保全自己,因此他们不再去讲求坚守名节,呈现出避祸全身、朝秦暮楚的特点,富裕的物质生活享受成了他们唯一的追求。这种思想倾向一直延续到了北宋初年,数朝宰相冯道就是例证。他“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12］而这与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北宋初年,许多作家的思想中既有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同时也掺杂着避祸全身、游戏人生的消极思想。

与此相联系的是,追求避祸全身的文人,自觉地亲近宣扬出世理想的佛道两教,因此在他们的思想构成中,除了儒教之外,佛道两家的思想也占有重要地位。道教方面,正如学者卿希泰所言：“自晚唐五代入北宋以来,道教内丹术渐次兴起,丹家辈出,如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皆为著名代表”［13］。宋初三朝统治阶层对道教所持的也是一种提倡的态度,他们屡次召见高道大德,宋太宗更是一度试图封禅。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当朝的文人大多亲近道教,不少当时的诤臣、名儒,同时又是虔诚的道教徒。以弘扬儒道为己任的宋初名臣张咏就曾经“欲学道术陈希夷抟,趋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无仕志。”［14］4且其除倾心于学道之外,也与许多当时著名的道士着密切的交往。与张咏相似的还有王禹偁,他与很多道士都有着密切的往来,在黄州闲居之时,更是披鹤氅,戴华阳巾,俨然一道士打扮。佛教的情况也与道教相类似,自隋唐以来逐渐兴盛的禅宗对北宋初年的知识分子有着深远的影响。徐铉一生亲近佛教,并为佛教寺院撰写了大量的碑铭,碑铭中每每表露出对佛教的赞叹和向往。相比于徐铉,王禹偁和晁迥则更进一步,他们致力于融合儒佛思想,打破二者的界限,王禹偁：“坐禅为政一般心”［15］“夫禅者,儒之旷达也”［1］册6,72的言词就是这一思想的表达。与此同时,晁迥更是自觉地将儒释道三者与知识分子的修齐治平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宋明理学的先驱。在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之下,文人思想的构成早已不再是纯正的儒家思想,因此他们标榜的道也多在儒道的基础上渗入了佛家与道家之道。

另一方面,许多北宋初年的作家,尤其是北方文人,继承了五代时期崇尚暴力与权势的流弊,染上了粗豪野蛮的习气。以柳开为例,当其仕途得志之时,一向以道统继承人自居的柳开却“仍五季乱习”,竟做出了“喜生脍人肝”的残忍行径。同样主张尊儒复古的张咏,也是一例,他被陈抟评价为“性度明躁”。［14］4无论是他好击剑并手刃数人的诗史,还是在蜀中吃馄饨的趣闻,都足以证明他粗豪急躁的个性。无论是柳开还是张咏,他们的行为相比于儒家“文质彬彬”的追求,可谓“谬之千里”。

总而言之,正是这种思想的杂驳,造成了散文家在提出散文主张时,理性地或者惯性地标榜纯儒精神,而到了实际创作时,却不经意地流露出其思想中的异质成分。

3.行道意识的缺乏

北宋初年的学术大致可以分为两派,即官方学术和私人学术。官方学术代表着当时学术的主流。北宋初年编修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三礼图集注》《三经注疏》《孟子音义》等书,全是注疏、正义类著作,依然以汉唐以来重视文字训诂的治学风格为主要特色,多是前人观点的总结,创新之处相对较少。以邢昺、杜镐所著《论语正义》为例,此书“依循孔颖达《五经正义》的精神,以何晏《论语集解》作为底本,删削皇侃的《论语义疏》,加上邢氏的发明”［17］而成的,且偏重于名物典志的考证,因袭色彩十分浓重,是一部典型的“汉学”著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晚唐五代学术风气的因袭之外,也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纷乱的晚唐五代造成了大量儒家经典毁于战火,整个时代对儒学的轻视和压抑也造成了读书人学术水平的低下,在这一背景之下,北宋统治者欲振兴儒学,必须先整理经典文献,做好对经典的文字训诂工作。然而延续上百年的治学之风,已然流于死板,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儒生们多囿于章句制度的考证,极少能突破注疏去追寻经典的义理,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无疑将经典与读书人的现实生活割裂开来。

私人学术方面,一些学者已经敢于突破官方学术的局限,为学术界带来了新的风气。学者们开始怀疑传注甚至经典本身的准确性,主张以己意阐发经典的义理,然而这种新的学术风气尚处在萌芽阶段。当时私人学术的代表人物,相对于宋学成熟期而言大多破大于立,往往流于片面和武断,种种问题也局限了当时文人对道的弘扬于践履。如柳开和王禹偁在对经典的解释上都存在武断的问题。《柳开形状》中记载,对于《尚书》,柳开只喜欢《尧典》《禹贡》《洪范》,并且毫无根据地认为这几篇非孔子不能作,这种不带证据的判断难免流于武断。王禹偁则在《五福先后论》中没有根据地不满《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五福”(即“富、寿、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的排列顺序,并把事先确立的尚德的观点强加在可能并无意义的“五福”的排列顺序上,体现出了他治学主观武断的一面。此外,当时的私人学者对修身、成圣的解说相比于后代的理学诸家也流于粗浅。以柳开为例,他在《达臧丙第三书》中说：“夫圣人之道,学而知之者,不得谓之为果也；生而知之者,即得谓之为果也。学而知之者,皆从于师以得之也,得之不能备耳。”［1］册6,298柳开直接否定了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进而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圣人是命中注定的,这种论断无疑间接地否定了学习修身的必要性,进而割裂了儒家经典与士人现实生活的联系,对当时知识分子行道意识的弘扬起了反作用。

保守的官方学术与尚不成熟的私人学术,都没有很好地将儒道与社会现实、个人修养联系起来,导致宋初文人一方面提倡儒道、以儒者自居,一方面则沉溺于物质享受,进而流于浅俗,或行为乖张崇尚暴力,这种种现象无不证明了当时士人行道意识的缺乏。

三、北宋初年散文理论与创作矛盾的认识价值

1.限制了北宋初年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

一方面,理论认识的局限阻碍了其实践的深入。北宋初年无论是因袭骈体文还是着意创作散体文的作者,其理论上都试图引入儒家思想去革除五代浅俗文风,然而他们对儒道认识的偏颇却限制了他们革新的步伐。以徐铉为代表的以创作骈文为主的作家,虽然也高举儒道的旗帜,但是他们将道理解为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而柳开、张景等人,则往往流于空洞的鼓噪。且无论是柳开主张圣人是天生的,非学能致,再将隐约地将自己认定为圣人的传人,还是骈文家标榜歌颂王德和儒道,都更像是争名夺利的一种手段。因此,无论从对儒道认识的深刻程度上,还是从对儒道的态度上,北宋初年的文人都有着诸多缺憾,这种不足无疑无法赋予当时浅俗的文风以深刻的思想和严肃的文学观,因此也就限制了古文运动的发展。

另一方面,实践没有成功地贯彻理论。以创作骈文为主的作家在创作上仍然延续五代风格,自然不会在创作上对古文运动做什么贡献。而主张文风改革的古文家如柳开、石介等人虽然表示过作文要文从字顺,不能文辞艰涩,然而在实际创作当中却片面重道,轻视文章的词采,造成古文家的文章往往质木无文,难以卒读,这无疑抹杀了散文作为文学艺术的艺术性。正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没有文采的散文创作自然不会取得什么成就,而且也会对后来的散文创作产生不良的影响。

总结起来,理论和实践、对文和道的理解以及二者关系的处理,种种问题,在北宋初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也是限制北宋初年诗文革新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2.为庆历时期的诗文革新运动树立了目标

一方面,北宋初期的散文创作在矫正五代文风士风、重振儒学道等方面的可贵探索为庆历时期的诗文革新运动指明了方向。正如范仲淹所言：“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1］册18,392庆历文人沿着宋初前辈的道路继续前进,对北宋初年文人提出的诸多儒学命题与观点进行了更加细致精深的探索,从而使其道德践履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对于知识分子个人修养也更加具有指导意义。以孙复为例,他的著作《春秋尊王发微》以己意阐释春秋义理而不墨守春秋三传的观点,他提炼除了“尊王”、“华夷之辨”等思想作为春秋大义的核心,这无不与当时恢复皇权、抵抗异族侵略的现实要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如张载、周敦颐人更是将儒家道德于个人心性、自身修养结合起来,提出了性理之学。行道意识的自觉、儒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对散文的创作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它使散文理论中所崇尚的道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指导创作的意义,而这种探索正是以北宋初年文人开辟的方向及他们错误的教训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北宋初年文人对于文道关系的不恰当处理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也引起了庆历时期文人的反思,欧阳修对北宋初年文人“溺于道”和“溺于文”的现象都提出了批评,“溺于文”者“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溺于道者“道未足而强言……愈力愈勤而愈不至。”［1］册33,58欧阳修从经典中找到了肯定文采的依据,如“《诗》《书》《易》《乐》《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1］册33,79他崇尚一种文道并重、文质彬彬的散文风格,并且在庆历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使古文运动走向了高峰,而成就的取得与北宋初年散文家的勇敢尝试是分不开的。

3.宋型人格的初步形成

陈植锷先生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中曾将宋代知识分子与汉、唐知识分子相比较,指出宋代知识分子有“兼擅经术、文章与吏事”［16］12的特点,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与历代不同的宋型人格。而北宋初散文家骈文家的身份及其在经术、文章方面所做的追求和尝试,对稳定的宋型人格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汉代,儒生与文吏作为官僚队伍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各有分工,不相混淆,而“夫文吏之学,学治文书也,当与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于儒生哉”［17］,因此儒生成为了汉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唐代,科举重视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文章之学大盛。这种“经术、文章与吏事”相分离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北宋初年,与宋太祖赵匡胤一起发动陈桥兵变的开国元勋赵普就是例证,赵普作为宋初两朝重要官员,参与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政策,然而《宋史》对他的评价则是“少习吏事,寡学术”［18］。作为宋初知识分子的代表,赵普在经术、文章与吏事三者中,无疑只是擅长吏事,这与三者兼备的宋代典型知识分子人格有着很大的差距。

而与前代相比,北宋初年的散文家不再将儒者所弘扬的儒道与文士所追求的文采割裂视之,而是试图在散文中融合文章之学与经术之学,无论是穆修以提倡作古文来回顾古道,还是徐铉试图在崇尚词采声律的骈文中蕴含更多儒家政教意味,均是为这种融合所做的努力。同时,这些散文家又多是官员,他们也通过自己官员的身份极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提拔后进,同气相求,并将此视为其官员身份应承担的责任。以王禹偁为例,他通过自己的官员身份和文坛地位,指导和奖拔过许多后进,他自述说：“……由是今之举进士者以文相受,岁不下数百人。朝请之余,历览忘疲。”［1］册7,425并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个提倡古文与古道的群体。从北宋初期散文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人格的新变,他们努力改变着五代不顾礼义廉耻不顾百姓疾苦的官僚作风,改变着视文学为游戏和争名夺利的手段的文学观,他们试图统一儒生、文士、官员三者,追求一种文质彬彬的新人格,虽然在他们身上还存留着过渡时期的痕迹,表现出种种矛盾,但是没有这种可贵的尝试,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综上所述,北宋初年的散文呈现出一种由五代散文向宋代散文过渡的风貌,而散文理论与创作的矛盾则是这种风貌的具体体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到前代的影响,又与当时的政治学术背景息息相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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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se Theory and Writings of the Early North Song Dynasty

WANG Tong
(College of Laterature,Shenyang Normal Univercity,Shenyang,Liaoning110034)

the early years of North Song dynasty；prose；literature theory；literary creation

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bewtee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Qingli time,the early years of North Song Dynasty sa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style of the Song Dynasty,which undoubtedly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ortuous and complicated process of ancient prose movement.Throughout a general survey of prose creation during this period,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writers'prose theory and their creation.This paradox embodies conformism and the new change,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upon the classical prose movement and the personalityform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王 通,硕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l206.2

A

1009-9506(2015)12-0039-07

2015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