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浩，蒙锡正

（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略论贵州思南书院教育

李浩，蒙锡正

（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思南的书院教育起于明代，发展于清代，废改于清末民初。思南的书院教育产生发展有其难得的历史机遇，主要原因即在于思南社会各界对教育的重视和当时思南的区位优势。思南的书院教育对思南乃至贵州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思南；书院教育；原因；作用

中国古代书院是一个集教育、学术、著书、藏书为一体的特殊的教学场所。从办学者来看，出资方不是官方而是私人，尤其是文人所办；从办学目的来看，常常不以考取功名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学文化知识与传播思想为主；从学生来看，没有资格要求，各种文化层次的人都可以来这里学习。古代书院，始于唐，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废改于清末，历时千余年。书院教育对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大大促进了学术思想发展，而且扩大了教育对象，培育了大量人才。胡适曾在《书院的教育》中指出：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贵州的书院教育发展较晚，开始于宋代，发展于明代，盛行于清代，废改于清末民初。

一、思南书院教育发展概况

思南书院教育的发展始于思南府俭事周以鲁在河东万胜山创建斗坤书院（1522年，万胜山顶）。除了斗坤书院之外，还有“隆庆年间知府在真武观内创建为仁书院，还有大中书院（在思南府治，今思南县）、中和山普济寺（万历三十九年，即公元1611年，周以跃建，1733年更名为中和书院）和文明书院。”

明代，在思南先后创建了4座书院，在当时的教育机构中占优势。在这一时期，已经在思南设置了府治，地方官员也比较重视，甚至亲自创办。这样在思南就出现了“有儒学2所，书院4所，义学2所”的良好局面。

到了清代，思南的书院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书院较明代大有增加，由4所增至14所。“清代，思南境内计建有14个书院。如凤岗书院，雍正时知府史瑗捐俸修葺，乾隆时曾更名为德江书院，寻复名，光绪时又更名为‘凤仪书院’。康熙四十九年（1710），安化知府捐俸创建文思书院，嘉庆十三年（1808）移址，更名为‘安化书院’，又建果泉书院。还在乡间建有凌云书院、培风书院、许市书院等”。[1]

到了清末民初，由于新式教育的发展，书院教育受到冲击，有的被废弃，有的被改造为新式学堂。如清光绪三十年（1904）于城内汪家井禹王创办官立“高等小学堂”，1906年移入凤仪书院（今实验小学内）。1907年在大坝场凌云书院开办“大坝场初等小学”。[2]

二、思南书院教育兴盛缘由

思南书院教育能够在明清时期得到充分发展，有其难得的历史机遇，亦受当时社会的普遍重教观念的影响，更有其自身的区位优势。

（一）贵州政置的变动为贵州教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

明代的贵州，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贵州政治、军事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因军事战略问题，1413年明朝廷设立了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自此贵州在行政上不为各省分治，为政令的有效推行与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3]

明代贵州实行“改土归流”、“土流并治”的政策。一些土司为争夺土地、人口、财产而经常不守法，甚至发动战争，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给国家稳定带来威胁。为限制土司权利、巩固国家边防、安顿人民，明政府于“1413年，废思南宣慰司，改设思南府”；“废思州、思南两宣慰司后，析置镇远府”；“1474年 ，准设程番府（今贵阳市）于程番长官司，安抚司及长官司十六俱隶焉”[3]。经过这些改革与整顿后，明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加强，为各种文化、教育措施的推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二）人们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是思南书院发展的重要原因

思南教育文化的发展繁荣与当地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教育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地方政府重视教育。明朝建立后，制定了新的文化教育政策，改变元代轻视文教的政策，积极推行“崇儒兴文”政策，重视“文治”作用。由于朝廷对教育文化的推崇，贵州的地方官吏亦以“兴学教化”为己任，竭力推动当地教育文化的发展[3]。思南185任知府和136任知县、知事、县长中，除陈廉矩一人是思南公推任职外，其余全部是外地人，他们把新的思想、新的理念都带到思南，都重视教育、重视办学[2]。特别是明永乐“改土归流”之后，流官频繁更替，加之其亲戚、朋友的大量涌入，促进了思南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2]。

其次，社会贤达人士重视教育。王阳明在贵州的一些书院广收门徒、讲授心学理论，在贵州书院中营造了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思南的王学弟子在思南书院，仿效阳明先生著书立说、讲学，不遗余力地推动思南教育的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思南书院教育的兴起与发展”[2]。

再次，老百姓也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至今思南民间仍流传着“家无读书子，官从何而来”，“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反映出思南人对教育的重视[2]。

（三）思南的区位地理优势为思南书院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思南城地理位置很好。乌江干流上千里，落差大，水流急，几乎都是在大山之间穿行，很少有一片开阔地带，思南和沿河算是例外。但是，沿河的江面狭窄，且有中堆浩横插江心，水流稍大，就会形成过往船只最怕的回水与大漩涡；再者江岸陡峭，岸边可用地少。而思南则大不同，江水出钻鱼峡就进入一个较为狭长的开阔地带，江面宽敞，水流平缓，两岸山势亦较为平缓，可用建筑地面较多。江面宽可行船趸船，江岸宽可筑城和发展农业、种植业。总之，思南水运便利、商贾云集；物产丰富、贸易发达。思南之“务川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足见当时的思南是商业经济繁荣之所。

自宣慰使司迁到这里后，思南就成为乌江中游的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为书院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济便利、政治优势。

（四）当时思南相对安稳的政治环境为思南书院教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思南历史动乱很少，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安定，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思南是一个内陆山区，地处祖国西南边陲。除了清代咸同年间白号军在思南与地方官兵以及前来镇压起义的清军打过仗之外，思南就没有过战争。这使得书院教育正常发展得以进行。

三、思南书院教育的历史作用

思南的书院教育对思南乃至贵州的人才培育、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培养了人才

明朝时期，贵州的几所书院中，思南的中和书院、为仁书院都十分著名。土家族聚居的思南由此形成了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思南“文教覃敷，民俗渐化。故士育于学，往往取科第，登仕版”，成为文化教育发达之区，人才辈出。据有关统计：明清时期思南中进士者就达32人之多，其中，文进士30人，武进士2人。文进士中有田秋、田仰、程少珊、肖重望等，均为当时社会名流，武进士有张毓松、宋应荣。中举人者达360人，其中文举人289人，武举人71人。文举人中有李渭、安康等，武举人有邹德良、易文光、潘连升等。他们或以吏治政绩，或以学术成就，或以收徒授业、开启民智，或以文章书画卓立于世，对思南、乃至贵州的政治、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贵州科举教育之父——田秋，其开科取仕的谏书得到朝廷采纳，贵州得以单独开设考场，广纳贤才，极大地促进了贵州教育的发展”；又如“李渭与孙应鳌马廷锡齐名，是王阳明的三传弟子，其倡导的躬行理学思想在贵州学界具有独特的地位。再如严寅亮，著名书法家，书法艺术及其传奇故事享誉贵州”[4]。

（二）改变了学风、民风

贵州书院文化教育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书院教育与官方教育的结合，使贵州地区认同中原文化；另一方面贵州书院教学中王学的影响改变了贵州人的思维方式。思南书院教育的作用与影响也不例外。

中原文化在王阳明及其他贤俊的积极宣扬下，通过书院教育这一形式得以传播与推广，使中原的礼仪风俗与学术文化深入人心，进而深深影响、改变了贵州的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及学术思想等，使整个贵州“教化倡行，文风丕变”。如安庄卫“自建学立师之后，返其淳朴，衣冠礼乐亦彬彬矣”。而书院教育较为发达的思南府也是“渐被华风，饮食言语，素所服习，椎髻之俗，悍劲之性，靡然变易矣”。

因为书院教育不仅能鼓舞人们向学崇教，而且能促进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书院之复兴，士习风教之所是赖，岂细故哉”，如思南文明书院建立后，“廉知贵之一省，自兹而往，教化大行，风俗丕变，人才为之倍出，人文为之宣朗。化左衽为衣冠，回边地为邹鲁，是有大功于名教也。”[5]

编者按：文中的“思南”非现在的思南县，而是历史上的思南府，即包括现思南县周边的一些县，因为它们历史上都属思南府治范围。

[1]崔道贵，安国瑞，卢太玄.思南四千年纪事[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2]政协思南县委会，编.思南“撤司建府”600年文集[Z].内部印刷，2013.

[3]方宁.明代贵州书院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文化价值[J].教育文化论坛，2013，（5）.

[4]石迪，何凯.试论贵州书院的文化传播[J].新闻知识，2013，（7）.

[5]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贵州通志·学校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On the Academy Education in Sinan of Guizhou

LI Hao，MENG Xizheng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The academy education in Sinan originated in the Ming Dynasty,developed in the Qing Dynasty. Changed and abolish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y education in Sinan has its reason and historical opportunity,which respectively is the attention paid to education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the regional advantage Sinan held.The academy education in Sinan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 of Guizhou as well as Sinan.

Sinan,academy education,reason,effect

G649.299

A

1673-9639(2015)03-0044-03

（责任编辑 黎帅）（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谢国先）

2015-04-03

李浩，男，史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贵州地方历史研究。

蒙锡正，男，贵州民族大学2014级民族历史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