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萍

(1.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2.长治学院 中文系， 山西 长治 046011)

王士祯是清康熙数十年间最有影响的诗人和诗论家，继钱谦益之后，王士祯被称为诗界“开国宗臣”，执文坛牛耳达五十年之久。其诗论，以“神韵说”为核心，开启了清代诗风，促使清代诗坛完成了由遗民诗人向国朝诗人的转化。在王士祯提倡“神韵说”的同时，广泛交游，汲引后进，以至于形成了“著籍称门弟子者，不下数千人”［1］387的诗坛盛况。在众多与王士祯交往的士子中，有一位最为突出，那就是布衣诗人吴雯。吴雯，山西蒲州(今永济)人，一生贫困潦倒，布衣终身，却得到了王士祯极大的赞誉，将其视为“仙才”，吴雯存诗二千余首，在吴雯临终之时，留有遗愿，将自己的诗稿交给王士祯删定，吴雯《莲洋集》中保留了王士祯的许多评点。本文拟从评点的缘起出发，重点分析王士祯的评点内容，从而更进一步体察王士祯的“诗心”，为进一步把握王士祯晚年的诗学主张提供新的视角。

一、点评的缘起

王士祯与吴雯，二人一为当时诗坛盟主，诗界泰山北斗，一为无名布衣诗人，行踪无定，但二人的交往却传为一时佳话。康熙五年(1666)，时任礼部提督两馆主事的王士祯在荣开处读到吴雯的诗，大为赞赏，认为吴雯的诗“非今人之诗也”。后来，二人由诗而知，由知而师，亦师亦友。王士祯《分甘余话》云:“余与海内论诗五十余年，高才固不乏，然得髓者终属天章也。”［2］50吴雯博学鸿词未中，一生游历，浪迹各地，往返于家乡与各地之间，唯以作诗为自我人生价值的体现，吴雯与王士祯常常留诗赠答。康熙四十三年(1704)，吴雯去世，王士祯亲自为之撰写墓志铭。吴雯逝世前将自己的诗稿由弟弟吴霞交给王士祯删定，王士祯在删定过程中写有评语，这些评语不仅能概括吴雯诗歌的特点，也能见出王士祯当时的诗学倾向。吴雯逝世之年，王士祯71岁，王士祯删定评价《莲洋集》则在其71岁之后，从对王士祯评语的内容分析中可见其晚年诗学主张。

二、点评的内容

其一，直接以前代诗人的风格来概括吴雯的诗歌特征。如下列王士祯评语及所评之诗:

太白(《寄向书友》)

五言换韵诗亦得太白之逸。(《和别王东观》)

全学坡公，字字遒劲。(《赠杜蔚门先生》)

数篇品格在王孟陶翰卢象之间。(《宿香山寺》)

似岑。(《送里人归》)

读之欲忘世事，风格亦在三谢间。(《再宿百泉》)

放翁词。(《石帆亭》)

逼真坡公，结佳，有乐府意。(《斐然纳姬》)

绝似刘长卿。(《城曲眺望》)

形容处目杜舞剑器行脱胎，笔势雄肆，一洗万古凡马空矣。苏黄嫡派。(《莫亚夫先生赠我临帖二册，皆山阴父子书也，用笔特妙，几欲乱真，敬报长句》)

全首是杜。(《使院作》)

颇拟陶，正如沈石田之摹云林耳。(《玉溪宴集》)

其二，对于诗歌艺术特征以及妙处的直接评价。

偶作别调，亦复远俗。(《蔡州道中》)

禅(《渡香桥》)

有风趣(《还书与子文》)

有格(《赋得雁寄鲁少府》)

绝妙千古，不减“气蒸波撼”之句。(《观海》)

古(《题王秋史苹二十四泉草堂图》)

宛然画图(《春雪晓望》)

省净(《过巢溪》)

触绪皆新(《送张确山四首》)

风骨崚嶒(《将发潭州阻风》)

其三，结合自己的读诗体会及创作经验，描述阅读诗歌的感受以及自己的创作与吴雯创作的相通之处;或就诗歌的具体内容而发，或表现对曾经唱和之事的回忆，或在追忆故事之中，表现自己的感慨。

余南海有诗云:“鬓从五岭白，山入百蛮青”，与此颇相似。(《忆棲岩寺》)

颈联读之，便欲击碎唾壶。(《送诸五先生还郦城三首》)

妙。余少时亦有咏杨花词，云“惆怅三生绝，可怜又化浮萍去。”(《出郭》)

辰六故是可惜人。(《感悼江解州辰六》)

昉思与天章竟先后逝，余作哀挽同时脱稿，悲夫!(《怀昉思》)

此题与西城别墅诗，皆推天章擅场。(《绣佛寺》)

余与天章说诗，正如沩仰，他人固未易知。还有酒徒欲蚍蜉撼大树，正可一笑耳。(《题阮翁壬寅诗卷五首》)

三、点评中的诗学主张与倾向

需要明确的是，吴雯的诗集曾经经过王士祯的删定，孙鄂凡例中载:“原本诗中，经阮亭先生订正者，如五古篇《痛食肉二首》……俱已删去”，故“吴雯的诗歌从‘遗诗三千首’到最后的二千余首”［3］34，既然经过王士祯的删定，可见留下来的应该是符合王士祯审美趣味的诗歌，对其评点也可见出王士祯的兴趣所在，故从评点中是可以见出王士祯的诗学主张和诗学倾向的。

(一)对多种风格的容纳与激赏

从艺术主张来看，王士祯提倡神韵，提倡王孟诗歌的清疏淡远之气，如评《宿湖口》时言:“唐人神韵，如是如是。”这是支撑王士祯诗学体系的核心概念，王士祯以此作为评判诗歌的美学标准，是不足为奇的。但王士祯的诗歌艺术主张并不局限于此，他也拈出了诸如“格”、“浑成”、“风趣”、“精锐”、“典”、“雅”、“野趣”等字来评价吴雯诗歌，可见，他并不排斥“神韵”之外的艺术作品。

王士祯没有否定与王孟清淡之风不同的气势凌然之作，他对《将发潭州阻风》置评:“风骨崚嶒”，该作品描写江风的寒冷刺骨以及大风吹过的昏暗之景:“日暮鱼龙争出没，云垂水石空生寒”写得冷峭幽暗。再如评《赠少年》(二十少年望麟阁，盘马弯弓气磅礴。眼前都尉知是谁，云中但看双雕落):“有气概”，此诗接踵盛唐气象中边塞一派，慷慨激昂;同风格的作品，还有《望华山》章，王士祯认为“‘气自满关中’五字，从来名作尽废。”

王士祯对“以议论为诗”的宋诗品格也没有予以否定，而是针对不同的诗歌主题作出了不同的评判，如其对吴雯的《书留侯世家后》点评:“此种诗何妨涉议论”。《书留侯世家后》是一首咏史诗，对于此类诗歌，王士祯脱开了“神韵”的评诗标准，而是要求有议论。对于民歌清新明快的特征，王士祯也予以点出，评《江风词四首》曰:“却近竹枝”，虽然从评语来看，王士祯并没有表现出提倡之语，但从王士祯没有删却，并且予以置评，可见其至少是不否定的。由此可见，王士祯对于诗歌艺术的核心虽然是“神韵”，但其倾向是多元化的，其诗学思想具有多样性，可见，王士祯诗学广采博收，不拘一格。

《诗友诗传续录》中载:门人刘大勤曾问:“《唐贤三昧集序》羚羊挂角云云即音流弦外之旨否?间有议论痛快，或以序事体为诗者，与此相妨否?”王士祯回答:“严仪卿所谓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盐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以禅喻诗，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粘不脱，曹洞宗所云参活句是也。熟看拙选《唐贤三昧集》自知之矣。至于议论叙事，自别是一体。故仆尝云:五七言有二体:田园丘壑，当学陶韦;铺叙感慨，当学杜子美《北征》等篇也。”［4］460无独有偶，在其《然灯记闻》中亦言:“为诗各有体格，不可泥一。如说田园之乐，自是陶韦摩诘;如说山水之胜，自是二谢;若道一种艰苦流离之状，自然老杜。不可云我学某一家，则无论哪一等题，只用此一家风味也。”［5］71可见，王士祯注意到了不同诗歌类型有不同的艺术追求，而不应该拘泥于一家门户。由此可见，其对于吴雯《莲洋集》中多样化风格的激赏是有其诗论基础的。

(二)消弭唐宋之界的诗风主张

清代诗坛，离不开宗唐还是宗宋之争，从诗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学界根据王士祯《渔洋诗话》中载王士祯晚年对自己论诗的回顾，认为王士祯少年宗唐音，中年“越三唐而事两宋”，晚年体现了对唐音的回归。但从其评点来看，王士祯晚年并不局限于宗唐还是事宋，而是“唐”、“宋”皆举，在笔者辑录的118条评点之中，王士祯分别以魏晋、唐、宋、明代诗人来评价吴雯诗歌的传承，其中，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各二次，谢灵运、刘长卿、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李贺各一次，苏轼四次，黄庭坚、杨维桢各一次，徐渭一次。可见，在评语之中，王士祯不仅以唐诗人来高度评价吴雯，同时也以宋诗人对吴雯予以比附，由此可见，对于唐宋，王士祯并没有非此即彼，没有局限在对唐诗的偏爱上，也没有单纯地尊崇宋代，而是唐宋并举，有消弭唐宋之界限的倾向。

学界从王士祯晚年对平生论诗的回顾中概括王士祯诗学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少年初筮仕时，唯务博综，……入吾室者，专操唐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6］735即由宗唐到宗宋再回归到宗唐。为什么从对吴雯《莲洋集》的评点中却说其消弭唐宋之界呢?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深入体察王士祯“由宗唐到宗宋再回归到宗唐”的诗学思路转变，其中一个最为根本的推动因素是其潜在的对于诗歌艺术的永恒追求，不论宗唐还是宗宋，都要有诗歌内在的精神气韵，没有精神气韵的诗不是好诗，诗歌的本质源于诗歌内在的艺术精神以及对于不断创新的艺术精神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士祯的神韵主张绝非技巧范畴，而是与其艺术理想相联系的一种超越了唐诗以及宋诗范畴的一种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是一种抽象而非具体、内在而非外在、深层而非浅层的反映内在生命活力的灵动鲜活的美学特质。这种审美特质，超越了唐宋之界，是具有典范性的理论思维和批评方法。

(三)于复古中革新的诗学思想

王士祯不仅能超越唐宋之界，而且也没有否定模拟先唐之作的作品，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否定唐之前的诗歌的可取之处。他提到吴雯的《玉溪宴集》时言:“颇拟陶”。在诗歌史上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点评《留别王另》时言:“有古意”。另一方面他也提倡作品的创新，如评《送张确山四首》“触绪皆新”，评《留王孟谷游风穴》“字字鲜好，是霞外人语”。王士祯追求艺术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单纯习唐宗宋的圈子。

王士祯将自己由宗唐到宗宋转化的原因概括为:“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7］329可见，由宗唐而趋宋的转化是因为对于诗歌创新精神的追求，学写宋诗，耳目为之一新。因王士祯的提倡以及时代的风云变幻，清初形成了学习宋诗的风气，“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5］27但是，随着对宋诗的提倡，习宋诗者仅得其貌而失其神，“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寖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焉心忧。”［5］28于是，王士祯以宗唐来救习宋之弊。可见，王士祯对于宋诗的提倡也源于其创新之诗学追求，在《渔洋续集》中，门人金敬居转述了王士祯对当时学宋诗者的批评:“学宋人诗而从其支流余裔，未能追其祖之所自出。以悟其以俗为雅，以旧为新之妙理。则亦未得为宋诗之哲嗣也。”［8］875可见，王士祯对于宋诗的“哲嗣”是肯定的，因为王士祯的诗学着眼点在于宋诗以俗近雅的诗歌本质特征。王士祯的诗学主张虽然经历了由唐而宋的转变，但他是为了纠当时诗歌现状之弊，并非从根本上否定宋诗的风格。

王士祯作为清初文学巨匠，广泛交游，奖掖后进，吴雯是其与布衣结交的突出代表，从其晚年对吴雯诗歌的评点中可以看到他多样化的诗风追求，其评点也是其自述“然而境亦从兹老矣”的最好注脚，可见王渔洋诗学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在许多理论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都代表着传统诗学的基本品格，具有理论思维和批评方法的典范性和总结性。

［1］ 严迪昌.清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 (清)王士祯(撰)，张世林(点校).分甘余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清)吴雯(著)，李豫、王秋红、李雪梅、张仲伟(点校).吴雯先生莲洋集［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

［4］ 张忠刚(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G］.济南:齐鲁书社，2002.

［5］ 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 石建初.中国古代序跋史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7］ 邹然，等.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 陈伯海.历代唐诗论评选［G］.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